插甸，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北部，曾经作为一道雄关挺立在崇山峻岭之中，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成为扼守滇川古道的一把巨锁。由昆而来的马帮从太平桥、惠民桥、镇武桥、兴文桥一路走来，便到了此地——小甸关（今插甸境内，明永乐五年建，关楼三座，清康熙年以前即废），由此再穿过龙街关、石门关到望城关后入川。可以想象当时这个马铃作响、商贾云集的关隘之盛况。
在西南山间“甸”这种小盆地最为常见，较大的有“中甸”“寻甸”和“鲁甸”等，较小的及至镇名、村名。吴光范在《云南地名探源》一书中统计：“元、明、清三代历史文献上记载的（甸）即达六十九个，而现在还在使用的至少有一百一十七个，约有百分之四十四分布在滇西”。从彝族语言和文化的角度来看，“插甸”一称的传统释义系彝语“气德”（tʃidê）的汉文音译，其中“气”（tʃi）为水稻，而“德”（即“甸”的转音dê）则有低矮之意。但是，这里的“德”和常见的彝族地名中的“甸”有别，其不是指地形下凹山间小盆地，而是指此地主要农作物水稻长得低矮。因此，“插甸”这一名称可理解为“水稻低矮的地方”，此称的由来和气候有着莫大的关系，因插甸在地理位置上处于长冲高地的下风口，故而干冷异常，所以被人们唤作“冷插甸”。而水稻作为喜热作物在这样的气候环境下长势自然也不会很好，在旧时来往赶集的人们常会在谈笑打趣时幽默的说道：“插甸的稻田里秧鸡躲进去都还看得见尾巴。”据《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下）》调查记载：“（插甸）耕地犁得很浅，又不施肥，土质薄，收获因此很少。产量每亩2斗到8斗。据说因天寒，缺水不种小春。有1/5的田种稗子，夏至种，冬月中旬收。”所以，传统的地名解释将“插甸”译为“出产水稻的坝子”是不贴切的，此中的“甸”不能简单的译为“坝子”，而“水稻低矮的地方”要更加符合实际。
就此，从词源考证的角度看，“地名在词汇中具有较大的稳定性，有的民族从一个地方迁徙了，或是在当地与其他民族发生了融合而改变了民族成分，但这个地方的地名却被后来迁入的民族所沿用。”所以，虽然插甸（以明代中期至清代的区域为视角，非现行政划分，约为今插甸坝子范围）并不是以彝族为主体，在此区域范围内仅有依纳格和上下乐美三个彝族村落，其中依纳格和上乐美为彝族密岔人聚居，而下乐美则是以彝族明朗人居多，因此其属比较典型的汉族聚居区，汉族人口和占地都是最多的，其中包括较大的汉族村落荣丰村（解放前称汉人村）。但是，“插甸”（tʃidê）一词为彝语通音，从现存史料来看，它的出现在元代或之前，这时水稻种植已经成了这里重要的农业生产项目，此地名称也由此得来，从而也可以得知其在此之前是彝族聚居之地。
依纳格村民国二十三年耕地清丈图
和云南很多地区一样，插甸汉族的大量涌入是在明代中前期，今荣丰村何氏家谱残页亦记载了其原籍江西并于明初经商贸易入滇。这和明王朝在西南地区实行的卫所制度相关。从明初朱元璋时起，为了开发西南边疆并进一步控制这里的少数民族，所以大规模的从内地移民至此。《明史·食货志》说：“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曰商屯。其制：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三载“以云南既平 ，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所以，明王朝就以军屯、民屯和商屯的形式从内地迁来大批汉族，亦在武定设立了武定守御千户所（隆庆三年建，直隶云南都指挥使司。军官职田七百七十亩；士兵屯田一万六千八百六十亩。）除了军屯外，还有民屯和商屯。民屯包括应募招而来的内地农民和“徙罪者”。《滇粹·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传附后嗣略》中说：“（沐）英还镇（公元1398年），携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入滇，给予籽种、资金，区别地亩……”此外，还有商屯。《明史·食货志》载：“视时缓急，米值高下，中纳者利否，道远地险则减而轻之，编置勘合底薄，发各布政司及都司卫所，商纳粮毕，书所纳粮及应支盐引数，赍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转运诸司亦有底薄，比照勘合相符，则如数给与。”也就是说为了补充卫所的军粮，政府又从内地招募了一些商人垦荒种田，并将收获的粮食交给当地卫所军队食用，然后由当地的都司等机构发给相关凭据，商人们可以拿着凭据去领取食盐，之后可以贩卖牟利。很多商人因此获利后，又招募了一些佃户帮他们屯田，如此又有汉族不断的从内地进入。今插甸境荣丰村何氏汉族碑茔载：“先祖原籍江西临江县庐江氏，启祖何卓留滇移至武定插甸创业......”当然迁入插甸的这些汉族中除了受卫所屯田制度的影响外，还可能包括一些自由贸易者。
插甸境明万历元年水缸
“甸”的内涵非常宽泛，有范围、面积、田猎和赋税等。明代随着中央王朝统治势力不断深入，加之改土归流的推进，其在沿承过程中突破了单纯地域名称的属性，而是与中央王朝的区域建制与赋税制度相结合，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赋税征收区域，这和康熙《武定府志》中记载的其它“甸”是一样的，如他（汤）郎、大小环州等都是在彝称地名上加上赋税区域单位。此时的“插甸”一称不能单纯的停留在彝族语言和文化物产层面进行解释，其还应该结合当时中央王朝的区域建制和赋税制度进行分析。“甸”较早出现在《左传·襄二十一年》中的：“罪重於郊甸，无所伏窜。”和“规方千里之内谓之甸服，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以及《书·多士》：“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在古代制度系统里“甸”是离王城五百里的地方，后来经过不断发展引申成为了郊区的特指或核心城市以外的地方。所以，从地理位置来看，“插甸”的确属于武定府城之郊区。但是更为确切的说，“甸”实际上还是古代的一种区域单位，“甸”属于多音字，可以念（shèng同乘）是作为古代征收赋税划分田里区域的一种单位。在武定境内最早还以“马”作为区域部落划分单位，《彝族史稿》说：“其聚落三十余处，相沿为后来武定土官所辖四十七马头。”根据《武定府志》这“四十七马”分别是元谋十马、禄劝二十七马、武定十马，而“武定十马”到了元、明、清三代称为“十甸”，“插甸”亦是其中之一，正所谓“夷人称甸，称马”。“插甸”作为历史上众蛮割据之地，最早在汉文史籍文献上出现是在康熙《武定府志》“疆域图”和“田赋”中。《武定府志·卷二·田赋》一节将和曲州（武定县域）的田赋区划为三乡、三里和十甸。“三乡”为和曲乡（今九厂一带）、寄庄乡（今禄今一带，含富民小甸）、旧管驿乡（今白路镇旧管驿村一带）；“三里”分别为南甸里（今县城一带）、太平里（今元谋姜驿，明代中叶武定环州李氏土司与四川会理自氏土司联姻，作为脂粉田划归云南）、新增里（今高桥镇一带）。“十甸”则包括“勒品甸、他（汤）郎甸、大环州甸、小环州甸、缺章甸、撒争甸、者昌甸、奴末甸、插甸和锁折甸”。所以，“插甸”在清代康熙时是作为农田赋税区域，“甸”属于其单位。
插甸境遗存古道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武定府降制为武定直隶州。《新纂云南通志》中载:“乾降三十五年裁武定府改为武定直隶州，属云南行省，改和曲州为武定州治。”武定直隶州包括元谋和禄劝两县，下辖六境三乡。六境:为近城境、九厂境、插甸境、鸡街境(今富民小甸)、汤郎境、高桥境。三乡为环州乡、暮连乡、勒品乡(三乡为土司统治区域）。此时插甸已经成了暮连土司和环州土司两条驿道的交汇点，也是过往商客们的必经之地，因此再度繁荣。但是，从武定直隶州建制辖“三乡六境”始，插甸虽然是武定两大土司（暮连、环州土司）出入的必经之地，但二者对其并没有控制权，离其最近的慕连土司在初封之时疆域为“东至十大角村、知利，与禄劝相连，西到水田大河与环州土司辖境相接，南到插甸，北到金沙江边。”当时慕连土司与插甸境的分界为窪摩沟和那多河（哪吐河）。所以，插甸实际上属于流官直隶和土官管辖的交界缝隙中。正因为如此，插甸成为了清末云南杜文秀、李文学起义（当地人称：长毛造反）在滇中北的重要据点，现境内仍有驻军遗址。
李文学、杜文秀起义插甸据点遗址
到了民国元年(1912年)武定直隶州改为武定州，仍领禄劝、元谋两县，民国四年六月改武定州为武定县。民国七年(1918年)武定推行自治，县以下设区、区以下设乡。分为六区:第一区近城（今狮山镇）、九厂，第二区鸡街、插甸，第三区高桥，第四区汤郎、勒品，第五区暮连、田心，第六区环州、江边。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废区而改设十九乡镇，分为近城镇、九厂镇、插甸镇、高桥镇、枳旧镇、汤郎镇、环江镇、江北镇、启明乡、凌云乡、西华乡、树已乡、隆庆乡、勒品乡、草溪乡、永兴乡、暮连乡、四一乡和莲溪乡。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出清中叶到民国末年武定建制和辖地划分虽然频繁变化，但插甸一直居于重要地位，名称亦无改变。
和曲州疆域图局部
较为特殊的是插甸从清中叶开始便处于流、土权力的交接地带，虽然二者辖区有划分之界，但治理权责依然没有明确，加之其还是当时非常繁荣的民间贸易集镇和古道要冲，所以匪患极为严重，常有来自禄丰五台山、雕岭山一带的土匪劫掠过往商贩，甚至入村绑架索赎，以致于依纳格等村落将村中伙头田变卖后向匪首纳贡。到了民国中后期，武定县政府在此建保商分队来治匪帮，但亦未能有效的保境安民。直至1949年6月23日，滇、桂、黔边纵三支队二十五团从禄劝茂山进入插甸镇，解放了插甸，并于6月27日，在插甸召开群众大会，选举成立了插甸镇解放委员会，这一方水土才得以恢复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