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年前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让凉山彝族人民“一步跨千年”，直接从奴隶社会直接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今天的凉山，又再次经历着一个快速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通过两次社会大变革，凉山彝族社会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凉山彝族人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经济意识不断增强。同时，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商品拜物教使人们重利益而轻道德，一些优秀的传统伦理道德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出现弱化、滑坡等现象，因此而滋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严重阻碍着凉山彝族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根据目前彝族地区道德滑坡的实际情况，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委、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写了特色鲜明的彝族传统文化读本《彝族传统道德教育读本》(试用本)，并于2007年9月开始作为一门课程进入全县中、小学课堂。《彝族传统道德教育读本》分为禁毒、禁盗、禁酒、劝戒、育幼、劝学、劝勤、礼仪、修养、诚实、行善、交友、亲情、敬老、爱母、言语、团结、和谐、环保、节俭、致富、自律、自强、廉洁、谋事、英雄、荣誉等篇章。主要取材于彝族传统德育经典《玛木特依》以及彝族“尔比尔吉”(谚语、格言)和有关彝文典籍，类似于汉族传统社会中的“三字经”。因字数少、篇幅短，读起来琅琅上口，为人们所喜爱(该读本即将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据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昭觉县委书记白云介绍，这一举措的目的在于因地制宜，以原有的彝族伦理道德为依托，对彝族传统德育材料进行改造和加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彝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在中小学生中进行德育教育，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重建与调适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一次新的尝试，当地党委和政府能有这样的认识和举措确实难能可贵。凉山彝族社会从1956年民主改革后，原有的社会秩序彻底被废除，在适应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产生新观念的过程中，呈现出了许多新的问题。特别是进入新千年后，中国社会愈加开发，经济活动更加频繁，外出打工谋生成了绝大多数彝族青年的首选。置身眼花缭乱的都市，回望日渐贫穷的故土，面对被边缘化的弱势地位，他们感受到了诸多的失落和伤感。对于没有特殊技能，甚至还有语言障碍的他们，面对外面世界的诱惑，只能出卖体力，甚至挺而走险，宁愿合伙偷盗、贩卖毒品，也不愿意回到家乡过“向牛要粮吃，向羊要衣穿”的传统彝人农牧兼营的生活。凉山彝族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因为文化上的障碍和社会歧视，无法在城市谋求正当职业与合法收入。许多人靠在成昆铁路沿线的城市中从事盗窃、抢劫、贩毒、拐卖人口等犯罪活动为生。由于人数众多，他们己经在成都、昆明、攀枝花等地的城市街角和郊区形成聚落。与当地居民发生持续不断的冲突。据统计，1991一1996年，成都市共受理凉山彝族盲流人员的犯罪案件6774件。并先后对盲流聚集地进行340次突击清查和整治，拘捕各类嫌疑人6000余名。遣返5050人。99年至2000年4月，成都市又遣返1800人。19%年以来，凉山州公安局共组织遣返“三无”外流人员151批8727人。然而，遣返和驱赶并没有能够制止住凉山彝族人口外流的趋势(侯远高:《川滇大小凉山彝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中的民族关系》，2004年《凉山民族研究)))。近年来，凉山彝族流动人口已扩展到东北、北京及北方各省、区和南方沿海省、区，他们大多遵纪守法，靠打工自食其力，但与他们有关的犯罪案件也有逐年增多之势。这种特殊情况给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的问题，也引起了当地政府官员和有关人士的关注。
我们当前的学校教育，一是知识的教育，再一个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这样一种教育结构，有着一定的缺陷。对意识形态文化和彝族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不当理解，抑制了传播和发展传统文化所需要的社会资源。彝族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彝族当代文化的活水源头，是彝族人的文化之根。意识形态文化有其作用的范围和限度，既不应当用意识形态文化取代一切传统文化，也不应当把意识形态文化凌驾在其它文化之上。在我们的教育体制内传统文化教育竟长期处于要么缺失要么不合法的地位。其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矛盾，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中的要求结合起来，应是一个民族实现现代化的最好选择。阅读彝族传统文化经典，不仅可以起到彝族语言文字教育的作用，而且对传承彝族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对于价值混乱、伦理失范所造成的严重社会恶果，会有明显的积极作用。
在彝族乡村社会，传统道德一般只适用于民族共同体内部，较少推及与其他共同体的关系，更少推及与政府的关系。俄国社会历史学家米罗诺夫这样描述俄国村社的道德状况:“农民认为，蒙骗邻居或家长是不道德的，但为了农民的利益而蒙骗政府官员或地主是应该受到奖励的有道德的行为。偷窃邻居的东西，破坏邻里之间划分份地的田界，未经允许而在村社的树林中砍柴等，均是不道德的;但在地主田园中采摘水果，在地主的树林中砍柴，或多耕了地主的土地则不是不道德的行为，不应受到指责”。米罗诺夫认为农民对待外人使用了另一种道德标准，其实，这种情形不能说明传统农民有双重的道德标准，只说明他们没有认同共同体以外的社会;他们与外部社会的联系是偶然的、不确定的，道德损害对他们眼前或长远的利益没有足够的影响。道德损害对于集体行动是没有制约力的，因为在集体的共同行动中，羞耻感的惩罚作用已不复存在。
米罗诺夫描述的情形在中国今天的彝族社会也存在。由于族群和社会认同等的因素，铁路沿线的彝族农民可以集体抢掠铁路财物，偏僻乡村的彝族农民以到外面汉族地区偷盗为乐。
在现代社会，彝族传统社会的瓦解伴随着血亲共同体和亲属网络的变迁，社会的不确定性程度随之增大。因为人们可以较容易地通过“逃亡”的办法来避开羞愧的惩罚，道德自律的作用必然降低。这种过程的反复，也削弱了羞愧在经济共同体内部的作用，甚至修改了道德的标准。社会的不确定性程度越高，人们的道德自律性就越低，道德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就越弱。在社会转变时期，特别是由自给自足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传统道德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会显得力不从心。血亲共同体功能衰退，人口流动性增大，羞耻心在社会控制方面的功能大大减弱，人们违反道德后受惩罚的可能性降低，全社会人们的行为规则便会发生紊乱。社会对新的行为规则的需要与新的行为规则的建立通常有一个时间差。这是因为新规则的建立不仅要付出直接成本，人们适应新的规则还是一个长时间的学习过程。这种学习主要不光靠政府灌输，而且要靠社会交易过程所产生利益的反复得失给人们以记忆的刺激。
彝族传统的礼仪社会结构，拥有许多优秀的道德规范。在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当代，在我们国家极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因为在生态资源、社会公正以及文化传承方面的具体问题，彝族地区呈现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和需求，人们对自己主人翁的地位和各种利益要求有了各种请求和行动。昭觉县委县政府能够敏锐地发现这一切，并大胆地将彝族传统道德文化教育引入中、小学，力求净化人们的内心世界，达到标本兼治。为促进彝族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际和谐，也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升道德水准、文明形象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