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遍布于中国的每一片山野。它以水恒的材质，书写着毕夏故国的山河旧样，记录下赤县神州的沧海桑田。被称为长春之国的云南，西倚凉雪之山，南临沧浪之水，除奇异的山姿水态和风土人情外，这里还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千载以下，生活在这里的众多少数民族创造出了灿烂的古代文明，留下了浩瀚的文化遗产，各种历史文献充箱盈柜。其中，尤以东巴经书、贝叶遗文、摩崖石刻和历代断碣残碑蔚为大观。爨碑便是其中的一枝奇花。
历史上，由于地理的原因，历代学者习惯把我国碑刻中的魏碑称为北碑，把东晋和南北朝的碑刻称为南碑，其中以爨碑为典型代表，南碑少而贴多，北碑多而帖少，因而，爨碑在历代碑刻中是绝无仅有的稀世奇珍。"爨"是魏晋时期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统称。东晋初年，爨琛雄踞南中，至唐朝天宝七年为南诏所灭，统治南中四百余年。爨碑以春秋词笔，完整地记录下这段历史，是研究爨文化极其珍贵的资料。目前云南仅存两块，即《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史称“两爨”，立于十五个世纪以前的南北朝时期，是汉文化在西南地区传播的重要史料佐证。其碑文兼涉山川地理、天文历法、风俗民情，重点突出了爨氏的渊源、入滇的经过以及爨龙颜在滇的文治武功，是当时云南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俗的综合反映。爨氏本是中原南迁汉民，三国时跻身大姓之列，世袭晋宁、建宁二州刺史，实际是一个军政合一的封建领主割据政权。爨龙颜受封为“龙骧将军”，子孙三代世袭宁州大长，对云南历史影响深远。在其统治时期，云南的本土文化正与中原的楚文化、巴蜀文化不断融合，之后，逐渐形成了独具地方民族色彩的"爨文化"，是云南古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西汉，汉武帝北控大漠，南收五岭，命张骞出使西域，令名将飞渡关山，不断开疆展土，同时，也有力地加强了中原文化向边疆的传播力度，西南地区正是当时汉文化传播的边缘地带。随着爨氏的迁入，为蛮荒的"彩云之南"带来了中原文奇葩 明，爨碑即属于这一时期中原汉文化南传的产物，对研究西南地区古代史具有极高的学术参考价值。爨碑的文字，平正通达、骈散结合，既透出西南文学独有的粗野劲直之气，又带有魏晋文章的流风余韵，碑文中所引用的大量典故，皆出自于子、史、庄、骚，极富艺术表现力。作为南朝在云南最重要的碑刻，爨碑同时也是研究汉字书法演变的重要资料，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碑品》中称之为“隶楷正则”、“古今正书第一”。公元四世纪，中原一带干戈纵横、风云迭起，经济和文化遭受严重破坏，但汉文化仍以顽强的生命力向南传播，作为汉文化缩影的汉字书法。此时正逐渐由隶书向楷书转变。恰此时，爨碑记录下这一演变的水迹流痕，在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长河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爨碑中遗用了不少古体字、异体字和俗体字，从中可以看出汉字发展的渊源。尤其是那一派苍劲古朴的书风，最为历代书法家推崇。爨碑的书法，长枪大戟，韵如铁铸，笔触中分明还夹杂着刀刻斧痕，线条里似乎流动着竹林的清风，记录下东晋山林的一派清幽。由爨碑文字的特点，可以窥见汉人夷化前汉文化的南中汉族大姓中的保存和传播，足见汉字发展既同源也同流。
千载以来，爨碑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鲜为人知。直至近代，一直被视为正宗的“二王”法帖，逐渐变成缺乏生气的馆阁体，“帖学”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取而代上的是当时的“碑学”， 爨碑始登上大雅之堂。后经康有为、梁启超、李根源等志士仁人的进一步弘扬，才身价陡增，饮誉寰中。历代学者对于碑文的题跋，不可胜计，纵观云南历代碑碣，还没有哪一块碑石能像爨碑一样赢得如此众多学者和艺术家的青睐，正由于其具有深厚和独特的文化艺术价值，才使爨碑在中国碑刻艺术的百花园中，像盛开的九秋之花，像不死的三春之草，生机永驻，代代传名……
南碑之花：爨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