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节日是千百年积淀的民族文化事象。追溯民族节日的起源，可将其分为五类：祭祀性节日、男女交游性节日、集贸性节日、纪庆节日和演化复合型节日。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民族节日随着时间、自然环境、社会变迁不断从单一的祭祀或交游等活动向综合性复合型转型，成为集多种文化功能的文化载体。
彝族是火的民族，火与彝族的生产生活至今关系密切，因而对火的崇拜十分久远。古人认为火有两种：一是自然之火，一为人工之火。彝族先民由于对自然界认识的局限，始终停留在自然火的阶段。《祭火神》说：“火是雷神火，火是雷送来”。《阿细的先基》说：“天上打起雷来，有一样红彤彤的东西，人们从来没见过，……姑娘和儿子们，在旁边的树蓬里，拆了些小树枝，拿来撬老树，撬着撬着嘛，撬出火来了。”《梅葛》也说：“没有火，天上老龙想办法，三串小火镰，一打两头着，从此人间有了火，日子好过了”。彝族关于火的来源，均与天有关。《梅葛》中的天神是天地万物的创造之神，当然也包括火。既然火的起源与天神有关，那么火崇拜与彝族先民祭天必然存在内在联系，只不过在《梅葛》的传承过程中，天神湮没了，而火崇拜则逐渐衍化成为了火把节。因此，先有火崇拜，后有火把节。这是毫无疑义的。
关于马游等彝族火把节的起源，根据民国《姚安县志》的记载，与两个传说有关：
其一，阿南殉夫说。“汉时有彝妇阿南，夫为人所杀，誓不从贼，于是日赴火死，国人哀之，以此为会”。县志中还收录了一首赞阿南的诗曰：“惨说敌人杀夫死，夫死敌人犹未了，更欲师始奇红颜，夫仇不报妄心耻，抽刀出令焚夫衣，随将烈焰葬芳芷”。看来阿南夫妇并非一般的彝众，而是彝族部落的首领。在时间上，《滇系——人物》记载是汉元封年间，恰是武帝征滇之时。既然说阿南趁火把节祭夫之际跳火自焚，说明火把节在此之前就已存在。
其二，火烧松明楼之说。“南诏皮罗阁，欲并六诏为一，建松民楼请五诏王宴之而火其楼”。把“火烧松明楼”看作是火把节的起因，这于情于理都不太可能，南诏之前早已有火把节，这是有史可考的。至于为什么把火烧松明楼附会于火把节，这可能与历史上“火把节”流行地区曾是南诏、大理国统治地域，因而作为一种民间传说流传下来。梅葛文化带的多数区域地区曾是南诏文化圈，“火烧松明楼”的传说自然为文化圈内彝族所接受。
梅葛文化带的昙华山彝族有这样一则传说：头人带领彝民反抗皇帝，皇帝派官军攻打昙华山，因战争失利退守山头，被官军团团围住。头人们商议后，为迷惑官军，他们将火把绑在羊角上，赶着羊群满山跑，彝民们亦点着火把在山头上跳歌，官军不知虚实，不久便退兵了。为了纪念这个日子，便有了火把节。这个传说虚构的成分太多，且时间较晚，与火把节起源没有必然联系，但内容原始、古朴，并反映了昙华彝族游牧文化特征。
虽说梅葛文化带彝族都盛行火把节，但其起源及其传说又差异较大，可能是各地文化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所致。据有关学者研究，彝族自游牧进入定居农耕之后，火把节逐渐地由单一的火崇拜转变熔祭祀、农耕、娱乐为一炉，并与彝族古历法相联系，转而称为“星回节”。《禄劝县志》“风土”载：“六月二十四、五日为火把节，亦谓星回节，夷以此为度岁之日，犹如汉人之星回于天而除夕也”。《南安州志》“风俗志”记载：“六月二十四日束松为燎朵，草花高丈余燃之，杀性祭祖，老少围坐火，食肉饮酒。自官署以及乡间田野皆燃，谓之火把节，又谓星回节”。《牟定县志》“风俗志”载：“六月二十四星回节谓之火把节，研松为燎，高丈余，入夜炮之村落，用于照田祈年，以炬之明暗占岁之丰欠，街市儿童杨松脂末，互相烧酒为戏，比户朵牲饮酒”。《姚安县志》“风俗”亦载“六月二十四为星回节。燃火炬于街衢，通宵醵饮，照田占岁有秉，炎火之意，此风近亦渐杀”。由此可以看出，火把节就是“星回于天而除夕日”。另据彝文典籍《星回历》（彝名“拖节·路足那书”）以二十八星宿和月亮相遇之夜来记日的情况看，二十八宿以鸡窝星为准绳，因为鸡窝星为二十八宿之首，鸡窝星与月亮相遇之夜叫“拖节日”，以下二十七星与月亮相遇之夜叫“路足日”。正月初八、二月初六、三月初四是“拖节日”，唯四月有两个“拖节日”（四月二日和四月三十日），五月没有“拖节日”，直到六月二十四晚，鸡窝星才出现并与月亮平行或稍前一点。也就是说五月看不见二十八宿，直到六月二十四才又出现，所以彝族民间把它叫做“星回节”，把“拖节日”当作最吉祥的日子。由此观之，星回节与彝族古代天文历法有关。所谓“星回于天”，就是彝族先民观察了星象而定的过年日子。游牧阶段，到这一天彝族先足们燃起火把，在空旷的原野上欢歌起舞，共庆“星回”。进入农耕阶段后，除了保持古老的“祭天祈年、火把照岁”的习俗之外，还把火驱邪净化的观念和农耕节令结合在一起，融汇了杀牲祭祖、照田祈年等内容，既传承了彝族先民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的“祭天”和火崇拜，又与占岁、祈丰及占农时、烧害虫等农耕文化习俗相伴相生。
在《梅葛》的“造物”部分，彝族先民们不厌其烦地讲述着怎样盖房子，怎样狩猎和畜牧，如何安排农事，怎样制作生产工具，盐是怎么来的等等。实际上，从盖房、狩猎、畜牧、农事到盐的由来，我们可以清理出彝族先民从定居→旱作→稻作的发展过程。既然彝族先民是从游牧、旱作再到稻作发展的，其古老的火崇拜也像滚雪球式的不断融入新内容。进入稻作农耕后，与六月的水稻扬花相联系，融入了农事业祭祀、驱病除虫等等；同时，与彝族的自然崇拜微式、祖先崇拜发达相适应，纳入了祭祖习俗，最终形成了祭祖、农业祭祀、娱乐三位一体的复合型节日。这在马游彝族火把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据雍正十三年姚安军民府发给马游自、罗、骆三姓的《官发管业册籍》记载：康熙以前马游一带是“荒山陆地，林密箐深，人烟杳无”，“无人开辟”之地。宋代大理国时期，姚安府土司高泰招抚自、罗、骆三姓始祖为佃，在此“辛勤苦耕，开挖成业”。按此推论，自、罗、骆三姓在定居马游之前，可能还处于游猎阶段，或者狩牧经济在生产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即便已定居，还“刀耕火种”，保留了大量游牧经济的特征。这些文化特征在火把节中主要反映在祭羊神和祭荞神两个方面。羊是彝族的传统家畜，也是彝族家庭财富的象征。火把节期间，马游彝族在下午羊群回厩之后，要用香、纸在厩门前焚烧，用酒、鸡（或鸡蛋）祭祀供于羊厩门头上方的羊神（以一根松树为象征），同时献祭牧羊人随身携带的木箱并将它开起挂于厩门上，待生下小羊后又放回羊火塘。虽然这种祭祀是各家各户进行的，程序也较简单，但这是火把节中必不可少的祭祀内容，即便是今天的马游彝族也把它看得很神圣。揭开自然崇拜的迷雾，可以看到彝族先民游牧文化的真实内涵。马游彝族在春节正月初四后，要择一吉日出羊。届时牧羊人要携带酒、肉、香、纸等，与牧神图一起放入一篾箩中，到放牧山祭山神；同时，用一只木箱盛碗、筷、草绳等。牧羊人逐水草迁移，晚上羊群歇到谁家田地里，由谁家提供牧羊人的酒食。篾箩和木箱是牧羊人的随身物，即便晚上睡觉要是放在羊火塘旁（牧羊人歇息处）的东方。直到火把节才能将木箱升于羊厩门上，直到生第一只小羊祭羊神后才能放下。据研究，木箱在彝族先民心目中可能是羊神的象征。可见，彝族先民随畜迁徙的游牧文化特征和祭祀羊神的自然崇拜遗俗在火把节中得到传承和反映。
另一个与旱作文化有关联的是祭荞神。荞是彝族先民主要的农作物，为“五谷之王”，是彝族旱作文化的标识。马游彝族在定居后的相当长时期，一直以荞、麦等旱地作物为主。因为荞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且荞种是天神赐给的，故彝族把荞当作“神”来供祭。《梅葛》就有大量的“二月砍荞把；二月撒荞子”，“七月割苦荞”，“九月割甜荞”的记述，以及烧荞地、拣荞种、做荞粑的详细记载。６月正是荞子开花和成熟之季，为祈求荞子丰收，马游彝族始终保存着火把节祭荞神的习俗。马游彝族对火把节祭荞神十分重视，头年杀的年猪，猪头是不能随便吃掉的。猪头在撒荞日煮后祭荞神，剥下猪头骨留到火把节祭荞神。祭荞神十分神圣，主人家用竹筛端着酒、鸡、猪头骨、香等，朵觋手持法器，先在祖灵前献祭，后到荞地中杀鸡祭祀。朵觋边摇动手中法器，边用低沉的梅葛调吟诵荞的由来，荞的功用以及祈求天神保佑荞子获得丰收等内容。荞神为一松头，插于地中。祭毕，在地中央插一树杆，将猪头骨绑缚于上。虽然后来荞已退出了马游彝族的主要经济生活，但彝族仍视荞为五谷之王，并将火把节祭荞神的习俗完整地保存下来。
马游彝族开始真正意义的稻作文化的历史并不太长，但“水稻”的概念却很久远。《梅葛》中稻也被视为“五谷”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梅葛》中的“五谷”始终把“荞”放在首位，而且详述了种荞的过程，对稻则叙述于后，且较简略，说明水稻在马游彝族经济生活中不占主要地位，上世纪６０年代前，马游彝族种植的水稻指的是耐寒的晚熟小黑谷、红谷、冷水谷等。随着马游彝族从游牧到定居农耕及转向旱稻兼作之后，稻神也进入了诸神之列。开秧门之前，各户均要到田边祭稻谷神，用一树枝绑数条色纸插于地边，然后用香、酒、鸡蛋献祭。六月二十四日晚，各户在田边杀鸡，以鸡血祭谷神。祭时焚香化纸，并三叩头以谢谷神，祈请谷神保佑水稻顺利生长，获得好收成，然后在田边插上松明火把，以此烧死前来作害的虫类。但火把节的祭谷神，当地彝族称之为祭田公地母。据说地母指的“王母娘娘”，田公则指谷神。彝族有古老的雌雄观念，把世间万物均分为雌雄，雌为大，雄为小。由此推之，地为大田为小，祭田公地母反映了马游彝族以旱作为主，旱稻兼作的现实。
火把节是一个岁时年节，祭祖是少不了的。马游彝族视祭祖为家庭的重要事情，年节及家庭重要活动都要祭祖。火把节之日，各户要把外嫁的女儿或分立门户的弟兄请回家中吃饭，一则表示合家团圆，二则家庭共祭祖先。祭时将煮熟的肉、饭、清酒等食物供于祖先灵前，焚香化纸，叩头三拜，户主呼喊三代老祖的名字，请他们回家同子孙共享年节的酒肉与快乐，以示对祖先的缅怀与尊敬。据彝老言，死去祖人的灵魂经山神允准后，年节可回家与子孙同欢共乐，但食后要送归其所，勿让其与活人相缠。因此，火把节之夜青年们娱乐活动之前，要用三柱香喊着祖先的名字，将他们送至大门外。山神是祖神的主宰，反映了彝族原始信仰从自然神向祖先神的转变，同时也是自然神与人文神在文化上的整合。据说，过去马游彝族火把节时要先祭山神，然后祭祖神及羊神、荞神等，乃山神是地方性神灵，必先请之允准，而后才能祭其它神灵。虽然现在已不存在祭祖前先祭山神的习俗，但也可以看出山神在原始信仰中的地位和影响。
火把节也是娱乐交游节日。夜晚，青年男女相约田间地角，燃起篝火，吹起芦笙，欢歌起舞。多情的小伙子，哼着梅葛，寻找各种机会与中意的姑娘对唱；已定情的青年男女，或躲到小树林，或回到姑娘房，互相对唱梅葛，表达自己的爱恋。老人则围坐在火塘边，边饮酒边听歌手吟唱古老的梅葛调。这种把神圣的梅葛与世俗的梅葛熔为一炉的文化现象，在火把节期间显得特别突出。在彝族先民看来，火把节正是水稻扬花、荞子成熟之季，犹如人类的“生殖喜剧”，是最为关键的时期，因而他们以自身的生殖交游以促大地母亲的孕育能力和农作物的生殖能力。这在进入稻作农耕的民族中是一种随处可见的文化现象。当然，马游彝族火把节的娱乐交游，既有以交游促农作物生长、成熟的内涵，也有与祖先同欢共乐之意。
由此可见，马游彝族火把节，以梅葛为纽带，包容了彝族原始信仰和农耕文化的各个方面，即既有从自然神向祖先神过渡转变的痕迹，又有游牧到旱作再到旱稻兼作文化的内容。虽然由于长期的文化变迁、传播，火把节神话的原型湮没、转型，一些原始节日、民俗失落了，但经过长期的融合、沉淀，火把节逐渐形成为彝族民俗文化传承的载体和集合体，亦体现了火把节从起源到变迁的趋向和发展规律。
《梅葛》与彝族火把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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