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镇是宁蒗彝族自治县首府，一座美丽的小凉山新城，位于境中部狭长形的河谷台地。海拔2200余米，人口二万余人。这里依山傍水，城东有白角河，城西有羊窝子山，气候温和，风景秀丽。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光辉照耀下，小凉山旧貌换新颜，小凉山新城一大兴镇，也越来越雄丽多姿。
大兴镇所在地域，唐初，蒗渠为靡州磨豫县地，属姚州都督府。南诏时，地名罗共赕，又名罗共川，或称小婆城；先后属铁桥节度和创川节度管辖。清代道光秘年，官府于白角坝大村设市贸易，俗名大村街。民国六年设置宁蒗县佐，驻大八村（即大村街），属永北县。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撤销县佐，设宁蒗设治局，直属云南省，治所设在蒗蕖大村街。解放前夕，又改为“兴化乡”。大兴镇是解放后定的名称，意为兴旺发达之地。可是，解放前的大兴街是一派凋蔽破败的荒凉景象。这里名叫白角坝，因白角山（开发白银厂）而得名。河东有蒗蕖土司的一院“收租院”，又叫庄房，有两个摩梭村，一名“板米窝”，摩梭语意为“野鸭成群”的地方，汉族又称“腊烛窝”，又名“哑卡窝”，意为“艾枝茂盛”的地方。这里原来是一片杂草丛生，虫鸟栖息，野狼出没的荒芜之地。约在清初，邰，卢、潘、张四姓汉族迁来宁蒗，开始在大村街、荔枝河摆摊设店。自道光年间，铜、银、铁矿厂的兴盛，铜厂河铜厂、白牛厂银矿，金子沟铁厂的开发，又从四川、贵州、云南内地的汉人逐渐面开发矿厂，一方面兴商作贾。从此，大村街成为以汉族商贩为主的小街。但，名为大村街，方圆不到半公里，俗称：“点燃一根火柴可以从街头走到街尾”。居民寥寥无几，清末明初仅有居民行商座贾二十多户，从业人员三十多人。1949年前也只有从事小商小贩或农业居民：冯德昌、张崇礼、钱苍宗、冷熙堂、孟元清、龚子龙、潘文明等三十三户，一百多号人。
公话和平
昔日不到半公里的大村街，街西住有：潘文明、朱花脸、李松板、罗刚正、李熙成、吴发九、甘老妈，马世昌等十六户；街东住有：石光宗、龚子龙、冯德昌、张崇龙等十七户。
设治局驻地在路西（现邮电局、县委大楼位置），建有瓦屋面土木结构四所瓦房。设治局驻地在路西（现邮电局、县委大楼位置），建有瓦屋面土木结构四所瓦房。俟路边（街面）三间土木结构平房，中间是大门过道，两边是关人的卡房（即牢房）。平房四面是三间土木结构楼房，楼上是设治局长的办公室、卧室、接待室，楼下左边一间是收发室，中间是申案大堂，右间是民政科。楼房左侧还建有三间土木结构楼房，楼上设教育科、田粮科、楼下住政警队长和勤杂人员。
大村街风雨桥
街北（现粮食局白鹤宾馆位置）建有一所财神庙，庙内塑有财神、观音等菩萨，民国时期的小学就办在庙内。大村街周围的居民也不多，二馆村（现花园旅社位置）住有卢瑛等五、六户，简毛村（现妇幼保健站位置）住有简学俊、潘保华等五户，新村住有田维成四、五户。居民住房，除宁蒗设治局是瓦屋面外，三十三户中，仅有一户有一间瓦房。其它均是低矮、潮湿、歪斜破烂不堪的土墙木板房。真所谓：“经过屋檐下，谁敢不低头”？不然被撞的头破血流。街面上牛粪、马尿臭味熏天，枯枝败叶满街飘零，来赶集的各族人民蓬头赤足、衣衫褴褛，乞讨者比比皆是。街南的刘家大沟桥（现邮电局至县政府的钢筋混泥大桥位置），原来是用二块木板塔成的简易桥。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宁蒗设治局最后一任局长周维嵩，发动白角坝绅士集资募捐，建筑了“建宁桥”高三米、宽二米，长五米，此桥仅供人马通行。过桥时要上下坡，而且坡度大，雨季连人也难于行走，稍有不慎，会滑下深沟。
解放前，宁蒗各民族聚居地的自然条件有所不同，政治经济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但从总体来看，无论凉山或坝区，仍处于生产技术原始，社会分工不明显，社会生产力低下，商品经济不发达的自然经济状况。加之，交通闭塞，与世隔绝，所以，昔日的大村街，除大烟生意兴隆外，其它商品紧缺，生意十分萧条。小街上的商品仅是一些针、线、盐、茶、土布、连小菜也少见。国民党的纸币在这里也不通行，买卖商品使用银元、半开，多数是以物易物，用大米和茶叶交换。由于商品奇缺，各族人民受尽了奸商的盘剥。如一斤盐换一只羊，一筒茶换一个熊胆或麝香，一斤虫草仅换一斤盐。整个大村街也无什么手工业。仅有王树林、唐家福二家铁匠，有小食管徐继先一家，有开酒坊的李熙成一家。
那时，全县的非农业人口还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据1947年，宁蒗设治局编制的《人口统计报表》（五）记载：从事工业的有71人，商业48人，公务人员（注：即国民政府军政人员）295人，自由职业者5人，其它11人，共430人。当时包括：宁江（现永宁、拉伯）、八翠（现红桥、翠依）、兴元（现红旗、新营盘）、卫宁（现宁利、舍棉）等四个区，三十一保。由于当时社会秩序混乱，交通闭塞，生意萧条、手工业者和商贾人员维持生计也是很艰难的。据宁蒗设治局档案材料《民事案件三卷》中禁烟指导员李师邺呈文载：“查大村街乃蒗渠坝文化中心，即筹备将来设县之所，为该属首善之区。然所谓大村，其实户不到三十。以每二、五、八日为街期，而连行商座贾数不满百，且衣不蔽体，仍有过半，至于生意买卖，无非柴米盐茶，以及针线小零碎，别无何货物，加以食料之简单，小至青白菜亦属罕有，对于营业入出则其最大生意，亦不到新币伍元、统计全街，经济入出量不超过百元新币之概”。这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军民探匪情
昔日大村街，除居民的住房，街道破烂不堪，生意萧条之外，尤其突出的几个问题是：
一、生活贫困，民不聊生
蒗渠坝土地，均属阿土司家，大村街汉族耕种的田地是向阿土司家租种，每年不仅要按数交租给阿土司家，还有土司家办婚丧喜事还要送礼，国民党设治局的苛捐杂税也多，因没有实行田赋制、公粮派多派少没有标准，全由设治局决定。群众中流传着:“土司衙门酒肉臭，穷人锅里无米炊”。本来连维持基本生活的粮食、经济都不够，一年苦到头所剩无几，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加之，大多数家庭吹大烟，老的吹，年轻的吹，妇女也吹，有的家庭一家四五口人，有二、三只烟枪，一些人无论白天或黑夜都在吹大烟，晚间每走进一家，微弱的油灯，像萤火虫一样在晃动，烟民们都在“吞云吐雾”,吸烟的溪悉声犹如蟋蟀在鸣。有的无钱买大烟，用大米换、无大米，家具衣物也换大烟，有的男人甚至连老婆的衣裤也拿去换大烟吹。因此，不少居民即缺粮，又缺穿，衣不蔽体，食不裹腹，有的十二、三岁青少年还裸着身体，无片布遮身。宁蒗设治局档案材料《禁烟一卷》第85页有如下记述：“民众不堪其苦，乃至本年大春又遭雨旱，无有收成，致全属民众谋生无术，人人俱系食不充饥，衣不蔽身，由此可观之，边民之惨状”。又据宁蒗永胜禁烟指导员李师邺据情转呈云南省民政厅厅长呈的附件材料记载：“该属气候严寒，风冷透骨，而过往行人村庄男妇，蓬头赤足，衣不蔽体者，多至过半，至于男女孩儿裸着身体者更居多数，足见生活之艰难，度日不易，穷苦之状，已达极点、非笔可以能形容。”据县统计局的推算，解放前，民国时期，灾难沉重的宁蒗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33元，1949年农民人均购买力只有7元。可见，且分配之不平均，农民之赤贫，度日之艰难，难以言表。
二、社会动乱，民不安宁
解放前小凉山由于处于奴隶社会制度，不仅奴隶主常到汉族地区掠劫汉人为奴隶，而常发生枪战，民族之间和民族地区内部也经常发生冤家械斗，大村街常遭劫难。为防盗劫，街南（现粮食局位置）修了一所一层楼碉堡，街北俟设治局右侧也修筑了一所碉堡，街东有一米深的护村壕沟，为了安宁，尽管每晚都实行男人轮流巡夜，但出于孤岛似的大村街仍免不了遭劫难，有的户小孩被掠，有的户牲口被劫。在那社会动荡不安的年月，大村街处于：“砍柴不敢上山，耕田不敢出门，晚间不得安宁”。比较大的两次动乱是：一次是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公元1947年）因国民党设治局长窦家麟与阿洪均土司有矛盾，窦家麟寻机报复，正巧阿洪均派荔枝河普米族何天喜家一名土司兵，另想要一匹骑骡，但，遭到何天喜家的反对和控告，提出：‘我家已有一个儿子在设治局当兵，一家不能出二役”的呈文告到设治局。这就激怒了阿洪均，他说：“世上哪有百姓告土司的，百姓不合持势妄控土司，这是犯上作乱”。于是，阿洪均率领一班人抄了何天喜的家， 把何家抄劫一空，并将何天喜夫妇拉到新云盘土司衙门扣押。何天喜的儿子何德福、何德禄、何德寿听到被抄和父母被扣押的消息后，向窦家求援，窦及同意派守备队一个班支持何家兄弟到庄房（阿洪钓家收租装房），将阿洪均儿子阿崇光抓到设治局扣押，作为人质，但双方发生了枪战，阿崇光和自队队长阿扎史被打死阿洪均听到嗣子阿崇光和阿扎史被打死的消息后，立即将何天喜夫妇杀害。同时组织了200多人到大村街围攻设治局，大有踏平大村街之势，六、七天时间将整个白角坝，尤其是大村街人心惶惶，秩序混乱不堪，一时交通断绝，有的到山上躲避，有的关门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直到丽江专员公署派来部队解围之后，才恢复了社会秩序。一次是，1948年，宁蒗设治局守备队队长张万清等人因将朱落河荞地坪的补余总管阿依娘子关押起来，激起凉山彝族同胞的公愤，聚众由刘尼哈等人领头，对白角坝进行一场扫荡，两三百人街西已打到三棵树、院口坝，不少民房被烧毁，南面已经打到湾塘李家村（现纤维板厂附近），房子被烧，人被打死，战争已危急到大村街，大村街村民十分紧张，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有的将财务藏入地洞，家家关门闭户，人心惶惶，不得安宁。最后经设治局和其它民族上层人士出面进行调解说合，才避免了一场大的灾难。
光天化日抢奴隶
那时，不仅住地要请保人，出门也要请保人。干河子一带是由马井子黑彝张阿各家担保，每年要交保头费（一是大烟、二是大米、三是银元）。白角坝农民为生产生活的需要，将金子沟的生铁背到永胜交易，往返需要8-10天，不仅翻山越岭，经过许多艰辛，沿途从大村街出门至永胜要请保人，除了出保头费外，在倮倮关、哨坪等哨卡，还要交哨钱，不然，到不了半路就被抢劫一空，甚至连生命也没有保障，沿途常被抢劫或杀害。据宁蒗设治局档案材料《禁烟一卷》第85页有如下记述：“山峰恩施格外准予展种以维荒岁而救民命事。窃查宁蒗一邑，地处极边毗连川藏，土瘠枯寒，年止（只）一季，兼夷多汉少，民贫财枯。民国十六年之后，佚遭罗胡张等叛变之勒派蹂躏，暨四盘夷之烧杀捆搂，所有汉民逃亡几尽，今所存者，不帝若晨星”。
三、教育不兴，民不识丁
解放前的大村街，处在一个封闭式的，与外地隔绝的天地里。农民群众在地主，土司制度下，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难以保障，更谈不上什么读书识字，文化生活的享受。那时，宁蒗全县没有一个大学生，白角坝仅有邰建业、钟学良两个初中生。只有设治局的部分公务人员和少数有钱人有一定的文化。乾隆18年开始在蒗蕖难过一所义学，学生只有20多人。后来在大村街断断续续办过私塾，冯德昌、马世昌、冷熙堂等都是当时的私塾老师。读私塾的也只有少数人，每学期每个学生交三斗米。民国九年办过一所国民小学，校址就是原来的财神庙，配备教员1人，学生27人。读得起的多数是富家子弟、穷人的子女进不了学堂，广大群众则目不识丁，文盲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
四、医缺少药，民不健康
卫生及人民健康状况是人民生活的重要方面，它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和精神状态。解放前，宁蒗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地方，大村街也不例外，群众中存在的多种疾病，如常见的伤寒、流感、胃病等不能及时治疗，不少人常常死于各种疾病。民国期间，据1949年统计资料，全县人口81957人，但，中西医不到十人。大村街，直到民国三十六年，宁蒗设治局最后一任局长周维嵩办了一个第一所卫生院，名曰：卫生院，仅有西医一人，此人又不正业，整天吸大烟、赌钱，嫖娼无所不为。看病的药费高得惊人，如给性病患者打一针“九一四”，竟索要20元，相当于一匹马的价钱。另有一家中医。由于缺医少药或无钱看病，广大群众生了病只能是找些草草药吃，或者求神送鬼保佑，听其病魔的摆布，等待的是死亡。据1949年宁蒗设治局人口统计资料记载，年死亡率为千分之二十六点一三。
军民情深
1950年宁蒗和平解放，同年4月在永宁成立了政务委员会，53年迁到大村街。1956年9月凉山办事处、宁蒗县政府合并成立宁蒗彝族自治县，大村街定为自治县首府，并改名为大兴镇。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大兴镇整日新月异地改变着，昔日满目疮痍的大村街获得了新生。宽敞平坦的柏油地面街道取代了原来零星矮小的破房。白天村车辆如梭，人流不断，夜晚明亮的灯光照亮了县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城区的机关、学校、工业企业、商店、文化娱乐场所迅速增多。现全镇4 6 4 3户，人口20988人，其中，非农业人口9 8 8 1人。农业户数2 3 4 3户、人口1 1 0 9 7人。所辖面积171.9平方公里，城区范围约2公里。县城的总建筑面积19.73万平方米。连人马也难于通行的“建宁桥”，早已被钢筋混泥土大桥所代替。新城街道的商店、杂货店、饮食店等排列成行，国营大小百货商店门市2 0多个，商品琳琅满目，经营品种达5 0 0 0多种。据1990年底县商业统计、县城商业服务职工3 1 6人，纯销售额达792.6万元。个体经营者5 0 0多户。 8 8年开辟的农贸市场，每夭赶集的农民、工人、职工、外来行商熙来攘往，肉类、蛋禽、蔬菜、水果、饮食摊点，零星杂物应有尽有，每天营业额达万元以上。小型企业、民族轻手工也在不断发展，不仅填补了我县工业的空白，还为宁蒗资源的开发、展商品经济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宁蒗县成立大会会场
如今的县城办有宁蒗一中、民族中学、宁海中学、职业中学，还有师训学校。据1 9 9 0年底统计，共有中学教职员工270人，在校学生2 5 5 6人。城关一小、二小、附小三所小学教职员工8 0人，在校学生1 62 1人。卫生，办有宁蒗县医院，林业局职工医院，中医院，还有县防疫站，保健站等、医务人员2 2 5人，病床1 5 0张。还有个体医疗室2 3个。
四十年过去了，一座初具规模的小凉山新城，在昔日野狼出没，野鸭栖息，贫瘠的小凉山地平线上升起。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一个更加美好，更加繁荣的新城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展现出更加绚丽的多姿风貌。抚今思昔，追本溯源，乃是社会主义制度党的民族政策给各民族带来的安宁和幸福！
中央慰问团在宁蒗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