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大凉山脱贫攻坚的情况，我们从2019年2月到大凉山，一直蹲到农历6月的彝族火把节。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跋山涉水，走遍大凉山11个国家级贫困县，以及部分非贫困县的贫困村寨，面对面地采访了100多位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干部群众。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记不清有多少次，我们握笔的手忍不住地颤抖，我们哽咽着无法发问，我们的泪水打湿了采访本。长篇报告文学《大凉山走向明天》就是这段心路历程的一个成果。留给我们的，则是心灵的永久震撼，灵魂的反复洗礼，以及对我们人生观的一次次拷问。
紧贴这片土地，才能听到擂鼓般的脚步声
最早向我们介绍大凉山脱贫攻坚情况的，是凉山州一位分管脱贫攻坚工作的州委副书记。2019年1月，这位副书记到省城参加省人大会议，他挤出参会的空闲时间，向我们介绍情况。谈得久了，大家都饿了，就到宾馆旁边的小巷子里吃一碗面，然后继续谈。他的讲述，令人震撼，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也扭转了我们许多固有的印象和概念。然而，真正认识大凉山，却是在来到大凉山、并且紧紧贴近这片土地之后，我们听到了擂鼓般的脚步声，那是数百万彝族群众奔向明天的脚步。
和神州大地上的所有兄弟民族一样，彝族群众对美好生活同样有着不可遏止、不可阻挡的向往，而这场脱贫攻坚伟大战役，则为他们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坦途。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些彝族群众开始自发搬迁，从环境极为艰苦的高寒山区迁往低山区，迁往富饶的安宁河两岸。这种无序的迁徙，造成了各种乱象，也给迁入地带来了种种难题。然而，当我们真正来到这些彝族群众中间，与他们深入交谈之后，我们发现，他们之所以能够鼓起勇气，告别故土，完全是因为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他们渴望改变贫穷的生活。数万彝族群众的自发搬迁，其本质与当时全国各地农民工进城并无两样，无非是想追求更好的生活，古往今来都是这个道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种迁徙与流动，带来的是经济的蓬勃发展，农村与城市的活力大增，从而带来了国力的迅速增长，国家的繁荣昌盛。而囿于认识的不足，囿于地方保护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政府部门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采用行政手段对他们进行驱赶制止，结果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收效甚微。
在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之后，我们党和政府回应民心，顺应民心，通过彝家新寨建设、通过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组织了数十万人的有序迁徙，一批批彝族群众离开苦寒山区，住进了安全舒适的住房。这个彝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迁徙，得到了彝族群众的衷心拥护！历史学家曾经用一步跨千年，形容大凉山的民主改革，而这个大迁徙，何尝不是彝族群众走向现代文明的开始呢？
最初接触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畏难情结的，觉得反映这个问题难度很大，因为牵涉的面很广，涉及的政策性问题很多，而且迄今尚无定论，表现起来也很困难。但是，采访越深入，我们越是认识到：这是大凉山整个脱贫攻坚工作的重头戏，也是大凉山脱贫攻坚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点，我们不能回避，我们也要攻坚！于是，我们走访了几十个极度贫困村，我们赶到这些贫困村的原址，又来到这些贫困村搬迁后的新村。这些极度贫困村大都在海拔2500以上，海拔高，气候异常。有时候，我们进老乡家采访的时候，还是晴空万里，走出来的时候竟然是满天雪花飞舞，地面上已经积上了厚厚一层雪。我们住过海拔2000多米村委会活动室，寒气逼人，冻得手脚麻木；我们鼓起勇气爬过悬崖村的钢梯，虽然无法爬到顶，也感受一下天梯上的眩晕；这些感受，不到实地实在是无法得到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拉近了和采访对象的距离，掌握了大批鲜活的素材，也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我们要描写的主人公们。
在《大凉山走向明天》中，我们用“这一方水土”和“人往‘低处’走”两个章节描写了这个迁徙和变化，得到了凉山州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和搬迁群众的充分肯定，我们感到十分欣慰。能够第一次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正面讲述并且记录这段历史，我们感到十分自豪。其实，更让我们难忘的是，我们结识并且描写了一批敢于碰硬、勇于担当的人物。毕竟，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最终能否成功，或者说得到认可，还是要看人物形象是否鲜明。
在采访过程中，有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就是最早向我们介绍情况的州委副书记。这个副书记在凉山任职三年多，穿着一双解放鞋，走遍了全州100多个极度贫困村，骑过马，坐过船，趟过泥石流，当然最多的时候是走路。县里、乡镇和贫困村的同志，无一例外跟我们说起这个副书记，敬佩之情溢于言表。特别打动我们的是这位州委副书记对人民群众意愿的尊重。像我们写到的悬崖村、九口村、解放沟等参加易地搬迁的村子，政府可以下达行政命令，一刀切。但是，他们没有，而是充分尊重群众，允许群众有选择的权利，有反复的自由。真正把好事办好，这也是党中央“脱贫攻坚”战略决策能够得到绝大多数群众拥戴的一个重要原因。
紧贴这片土地，才能听到荞麦拔节的声音
像这种采访式的写作，很容易形成隔岸观灯。一旦这样，就很难紧贴实际，很难听到真心话。这是我们一直想努力避免的。
在盐源县泸沽湖采访，我们坐船到湖心岛的时候，不经意地和一位划船的摩梭姑娘聊天。摩梭人以母系社会活化石闻名天下。然而，吸引我们的却是这个船娘竟然是一个大学生。她为什么选择返回家乡？为什么从事划船？她的内心到底有什么想法？我们第一次和她交谈，谈了许久，回来后想想，仍然觉得不够。第二次，又专程去了一趟，和她深谈，这次收获极大。根据这次采访，我们写成了“泸沽湖船歌”一节，尽可能真实地反映了这个姑娘的选择，也道出了她的迷惘。应该说，在大凉山年青一代里，是很有代表性的，她面临的，正是大凉山许多年青人共同面临的问题。有的时候，不给出最终的答案，可能比给出一个答案更真实。毕竟每一片绿叶都是不一样的。描绘不一样的树叶才是我们的责任。
这样的采访，让我们深入了人物的内心，让我们认识活生生的人物，从而远离公式化的对号入座。
与泸沽湖一山之隔，是凉山州面积最大的木里县，这个县有一个利家咀村，号称最后的“摩梭人部落”。我们乘车颠箥许久，在迷蒙的细雨中赶到这里。一个摩梭汉子自豪地领着我们参观他修建的民居，这是花费了五六年时间才逐步建成的，这个过程，就像燕子筑巢一样，这次叼来一坨泥，下次叼来一棵草，长年坚持不懈。在母系家族里，通常是祖母作为家长作主。这个汉子却是个例外。夕阳洒在他家的古老院落里，他时断时续地跟我们说起他的雄心壮志，说起他的酸甜苦辣，他的讲述就像一道清澈的泉水，淌入我们的心田。这晚，我们就住在他的民居里，条件虽然简陋，我们却非常满足，一砖一瓦都是情，从中看到了他的追求与用心。
在大凉山数百万群众寻找脱贫致富之路的过程中，正是无数这样的女人男人，自觉地成为主力军。历史是在不经意间创造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创造历史，他们只是专心地养羊养猪养蜜蜂，专心种粮种菜种药材，在传统产业之中挖掘宝藏；另一方面，则是开拓新的领域，利用电商、快手、网络平台向世界推广大凉山。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成为我们的微信好友。关注他们成为我们现在的每日功课。他们在朋友圈的一笑一蹙，他们发出的每一个表情，都深深地吸引了我们，打动了我们。从他（她）们身上，我们听到无数棵荞麦在拔节成长。苦荞是大凉山的特产，耐寒耐旱，产量少，营养价值却是极高，大凉山的苦荞茶现在已经风靡世界。
紧贴这片土地，才能听到凤凰涅槃的鸣叫
在雷波县，我们要采访一个永远十九岁的彝族小伙子，他外出打工时，遇到当地一母子俩落水，奋不顾身地跳下去相救，不幸牺牲。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想找他的家人聊聊。不料想，呼呼啦啦来了十几个人，有他的父母，哥哥妹妹，还有堂兄弟、表兄弟。他们是亲眼看见小伙子跳下水救人的目击者。我们和他们谈了半天时间，谈的过程中，真是忍不住泪水，一次一次地往外涌。
很多人并不了解彝族文化，即便是我们下了一番功夫也难窥其全貌，更难探究其深度。比如说这个小伙子，之所以能够见义勇为，就离不开英雄主义的熏陶。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认识数以百万的彝族同胞。
像神州大地上兄弟民族的文化一样，绵延千年的彝族文化既有先进面，也有落后面。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民族出现，成长，壮大，甚至盛极一时，却很快湮灭了。一个民族能否生存，并且跟随时代前行，有很多决定因素，其中，它是否具有自我革命能力、吐故纳新能力，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在脱贫攻坚的战役中，摒弃落后，弘扬先进，整体提高彝族群众的素质，也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战线。事实上，我们用了不少篇幅描写这个过程。
相比较物质条件的改善，彝族群众在精神上的追求，更让我们欣喜不已。在布拖县的火把节上，我们结识了一个美丽的彝族姑娘，她在火把节会场上边歌边舞，“朵洛荷”响彻云霄。陪同的同志告诉我们，她是凉山艺术团的台柱子，大型情景剧“阿惹妞”中的大部分唱段都是她唱的。采访她的时候，她很是矜持。只有当采访深入的时候，她谈及她从小到大的经历，忍不住泫然泪下，我们也忍不住眼眶发红。口弦，月琴，朵洛荷，在她和无数彝族妇女漫长而贫困的生活中，是她们生命的支撑，既给了她们安慰，也给了她们希望。她们与音乐如此密不可分，这在各民族中还是少有的。
我们在书中引用了一个广为流传的寓言：
鹰作为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也有它的烦恼：鹰到中年的时候，喙变得又长又弯，重重的，几乎碰到胸脯；爪子开始老化，无法有效地捕捉猎物；羽毛又浓又厚，翅膀变得十分沉重，飞翔十分吃力。
这时，它有两种选择：要么等死，要么经过一个极为痛苦的蜕变，从而获得重生。如果要新生，它就必须用喙不断地、重重地击打坚硬的岩石，直到其完全脱落，才能长出新喙。然后，它用新喙把爪子上老化的趾甲一根一根拔掉，把翅膀上的厚重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直到新羽长出来，这时，它就能重新起飞，飞回蓝天，轻盈地、自由地、骄傲地翱翔了。
也许，这正是彝民族蜕变的过程吧，虽然痛苦，却充满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