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凉山居住着近200多万彝族，他们多灾多难。
民主改革前（1956年），大小凉山因实行“奴隶制”而被外界所知。民主改革后，国家推翻了奴隶制，在大小凉山建立了一个自治州，几个自治县，劳动人民开始当家作主，昔日的奴隶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凉山彝因其地域和历史原因，形成一种相对封闭而又自成体系的价值，被人类学、民族学学者们当作“他者”而加以重视。但由这些价值导致的凉山彝族在经济、文化、权益等诸多方面的现实问题却少有人关注。如果，近日被媒体报道的东莞凉山童工问题可以成为“事件”的话，对导致这一问题的各种社会原因进行深度剖析将成为了解和认识凉山各种社会问题的一个契机。
一、童工问题的原因
东莞使用非法的凉山童工至少说明两个问题：1）有大量的企业在使用童工，2）凉山有大量可供使用的童工存在。第一个问题说明东莞部分企业劳动力紧缺，否则他们没有必要冒着风险使用童工，另外使用童工还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降低，通过使用低成本的劳动力来增加企业的利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剥削；第二个问题说明国家在凉山的九年义务制教育存在问题，要么凉山地方政府没有贯彻好国家的政策，要么国家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模式在设计上有缺陷。
在笔者看来，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与低成本的农动力有着紧密的联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同类产品如果在价格相同情况下，劳动力价值不同将会影响利润空间。在海外，中国商品因物美价廉而知名，这充分说明中国经济的增长至少从廉价的劳动力中受益，甚至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建立在剥削国内劳动力的基础上的，而国内的劳动力就是我们自己的人民。在这一背景下，技术含量不高的沿海企业对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低成本劳动力有着大量的需求，这就是导致东莞使用凉山童工的经济原因，而这一原因，是全国的问题。
对于凉山童工，笔者曾经做过一点调查。
童工是凉山农民工群体的一部分，它同近几年出现的凉山涌入沿海地区的农民工潮流联为一体，也就是说，凉山的童工问题不单纯是非法使用和贩卖农动力的问题，它是西部往东部的农动力输出的组成部分。
据笔者调查，小凉山宁蒗彝人在深圳、东莞一带打工的已经不少于一万人，占全县人口的8％左右，占青壮年农动力的40％以上，如果这一万人平均每年每人往家里汇500元钱，这笔钱就在500万元以上，这是最低的估计，我估计农民工汇往宁蒗的钱每年至少有1500万左右，相当于全县财政收入的50％。在大小凉山二十多个县份中，财政收入在3000万以上的并不多。在这些县份中宁蒗彝族自治县的教育搞得最好，因此，这个县流出的农民工至少比其他县份多。如果我们以每县2000人来估算的话，大小凉山在东部沿海地区就业的农民工不少于5万人。
在大小凉山，农业仅仅是养家的手段，人民无法从农业中得到更多的收入。脱贫的正常路子只有两条：1）通过念书成为国家公务员；2）辍学打工。相对于漫长而不知前途的教育投资来说，辍学打工就是人们最便捷而理性的选择。而沿海城市农动力的短缺恰好可以为受低教育的彝族农民工提供希望，于是，大量的年轻人涌入沿海城市，特别是深圳、东莞一带。
在贫穷的压力下，许多家庭宁愿牺牲孩子受教育权利，而早早将他们投放市场。
二、童工问题的反思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童工仅仅是凉山往东部输出的农民工的一个小部分。这些孩子去打工表面上是受别人教唆、引诱和胁迫，如果深究的话，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尽管笔者也清楚这些孩子由工头组织和安排就业，然后从他们的日工资中抽取报酬。但，工头只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却不是工头自己创造的，而是市场经济和现代性的某种结果。
从今天的状况来看，国家在凉山开展九年义务制教育是成功的，因为他造就了大量的剩余农动力。这些人无法在家乡就业，因为家乡没有任何企业可供就业，他们也无法挤入官僚体系来谋求发展，因为他们的教育层次还是不够。
就笔者的功力而言，笔者无法判断此事的利与弊。不过，可以明确的是，国家西部开放的政策似乎值得思考。西部开发的目的如果不是为西部的老百姓创造幸福的话，那它就是失败的。近些年来，凉山的大量资源开始开采，有矿的地方几乎就有外来的商人在活动，这些人几乎一夜暴富；送往东部沿海城市的输电线路就在家门口，却有人付不起昂贵的电费。而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去遥远的地方谋生，孩子也不另外。人们将自己世代生活的土地让给他人来开采，自己却远离家乡，这不得不问西部人民的权益是否受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否完善？国家、地方政府、老百姓的利益如何在区域自治中分配？
据有关媒体报道，凉山彝族自治州的GDP已经是中国民族自治州的老二，但凉山的老百姓依然十分贫穷，依然有大量的童工存在，而这样的状况比过去的奴隶制似乎好不了多少。
从1990年到现在，凉山彝人发生过涌入城市的两次高潮。
第一次始于1990年代。多数人涌入离凉山比较近的攀枝花、大理、丽江、昆明、成都等城市，由于这一代人没有基本的汉语能力，也由于他们无法在城市找到工作，这部分人为了生存卷入了毒品贩卖和吸食，今天这些后果仍然深刻影响着凉山彝人的生活，大量的彝人因贩毒而被关押，大量的彝人因感染艾滋病而死亡，致使大量的家庭丧失了农动力，加深了贫困的程度。
2005年后，随着北方汉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多数汉族农民工在家乡就可以就业，致使沿海地区许多加工企业的农动力短缺，为西部少数民族农民工进入城市留出了空缺，大量的少数民族农民工也进入城市，凉山同样因此而产生了第二代入城者。这一代人相比他们的上一代有点汉语基础，适应城市的能力也相对较强，部分人的辛勤劳动也得到回报，所以，他们的举止行为深刻影响着家乡的年轻人，吸引着多数刚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年轻人涌入城市，而这部分人多数都不满十八岁。
三、问题能解决吗？
尽管我的论证并不充分，但可以明确的是凉山童工的存在并不是简单的非法使用农动力的问题。从资本运行的规律来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资源上的优势并不导致西部的繁荣。我国的剩余资本几乎来自东部，即便这些资本进入西部以后，他们对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完全按照现代企业的模式来运作，他们需要受过职业教育的技术工人来为运作企业，这意味着利润仍然流向东部，西部开发无法让当地的老百姓受益。另外，资源的私人化意味着税收流入国库，不管是地方税收也好，国家税收也好，他们在再分配的时候很少直接用在资源地的老百姓身上，就算这些税收用在资源地的建设中，也意味着这些税收在重新分配的过程中由于支付大量的管理费用而流失，再加上各级政府的腐败，人们几乎无法受益。更严重的问题是，资源的大量开发会使本来就很脆弱的环境受到破坏，而破坏的后果却由当地人来买单和承受。
这样的后果很明显，西部农民工只有流入城市，在城市中谋生，就业，这就意味着他们与市场经济的联系越加紧密，他们受剥削的程度比受教育的人更深。当然，这也意味着这些人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放弃自己的价值和文化来适应现代化需求，从而，国家几乎很容易就消灭了文化和价值的多元，也许，这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
如果，国家不能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设计、发展一个适应他们的经济路子，如果，国家不能考虑西部开发中的当地人的利益，如果，国家不为九年义务制教育后的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凉山的童工问题不会得到根本解决。
在凉山童工事件暴发后，凉山地方政府开始到沿海地区寻找各自的人员，将他们带会老家。有意思的是十年前凉山政府曾经这么干过，当时他们带回的人是“盲流”，吸毒者和贩毒者，而今天，他们带回去的是自己的孩子。试问，当一个民族连自己的孩子都受到别人的剥削时，父母官惭愧吗？凉山的彝族官员以慷慨为荣，杀牛饮酒，酒肉连天，多数人因为酒精而失去判断力。他们讲骨头，讲尊严，讲团结，而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人则因为贫穷而贩毒，因贫穷而出卖自己幼小的灵魂，你们的心安否？
有部分有识之士在凉山开展“民族自救”，为自己的孩子融入城市提供必要的帮助，但这样的自救同样是软弱的结果，因为，我们无须自救，资源就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将继续关注“凉山童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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