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童工在东莞市的遭遇一经媒体揭露,便引发了网民的强烈反应,也惊动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彻查。于是,作为中国特色之一,各级干部立时都忙开了。东莞市那边是忙着检查各个工厂,凉山这边是忙着接童工回来。虽是各忙各的,但目的却只有一个,给上级一个交代。坦率地讲,作为身处凉山州的一名基层领导,我也不好闲着。五一假没有了,因为一方面要开展对辍学儿童的调查,一方面又要对各村外出务工的儿童作清查。不管怎么说,凉山童工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是令人震惊的,在社会日趋文明的今天,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这样的事件,不应该被轻易饶恕和容忍!靠应景式的检查和简单地接回原住地都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消除“童工门”,就必须找到出现“童工门”的根本原因。
首先,童工门事件暴露了政府社会管理职责的缺失。东莞市也好,石排镇也罢,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发生了如此悲惨的童工门事件,能说你的监管责任尽到了?一座城市的发展如果是踩踏在童工稚嫩的肩膀上,那么,我要说,这是一座无耻透顶的城市!
其次,童工门事件证实了经济的发展进步并不总是与思想道德水准的提升成正比。一些企业主唯利是图,主动放弃社会责任,甚至践踏道德底线。这些从记者报道的童工们每天工作十三小时,每小时工资只有三元左右人民币,以及强奸女童工等细节中可见一斑。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也不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社会的力量。在我看来,被资本严重扭曲的人性绝对是整个社会的疮疤,是中华民族的群体耻辱!
其三,童工门事件也折射出凉山民族地区的贫穷落后。虽然免除了学杂费,但是,家庭的贫困使这些孩子过早地担负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的实际情况也极大地动摇了家长和学生对读书成才的信心。凉山地区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特别是对于高山地区的彝族农民,他们的一年四季以洋芋和荞面等粗粮为主食。所以出现记者所描述的:童工的父母听到孩子在东莞三两天能吃上一碗大米饭时转悲为喜的事情,也就不足为怪了!我大学的诗友冉云飞在其博上深刻指出:“不管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这都是一个国家的耻辱,民众的灾难。你可以是贫困造成这一切灾难的根源,可什么又是贫困的根源呢?”伟人邓小平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大凉山的社会主义啊,还依然贫穷!
第四点,童工门事件传递出民族文化差异带来的弱势族群现实处境的真实信息。由于语言的不同,许多彝族儿童上学听课难,外出打工交流难。文化的边沿性决定了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必然将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生存处境的改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整体良知的苏醒、主流文化的自觉自省、政府政策层面的倾斜。
第五点,童工门事件也反映了现有政绩考核体系的弊端。更多的时候,我们都被各级政府修起的一座座高楼大厦所迷惑,被城市亮丽的广场所陶醉。那些被挤压在城市灯光之外的拾荒者,那些被遗忘在高山沟壑的贫瘠者无形中已被排除在政绩考核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