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2011年《毕节试验区》杂志）今年2月16日，我在贵州民族研究所拜访了80高龄的贵州民族研究所原所长余宏模老先生。他是毕节大屯土司庄园余达父（若瑔）的侄孙，他父亲与伯父早年参加同盟会，伯父余健光（祥辉）系辛亥革命时湘西靖国军前敌总指挥；父亲余祥炘（景炎）系孙中山大元帅府军事委员。长辈的进步思想一直影响着他的一生。
余健光青少年时，家庭突生剧变。1904年至1905年赵尔丰出任永宁道尹，率兵镇压古蔺苗沟等地百姓，调其父余若煌为襄办员，若煌知赵为人残暴，不愿共事，以母病辞委。于是被赵尔丰寻隙指人诬告陷害，将余若煌逮捕下狱，判处永远监禁，抄没家庭财产。叔父余达父为避株连之祸，便携余健光、余祥炘二侄及其子余祥同于1906年离家外出，从海路远赴日本求学，当时余健光年仅15岁。先是进入成城中学，后进入山口高商学校。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余健光、余祥炘兄弟二人俱加入了同盟会。当时余健光就读的山口高商学校规定禁止中国三年级学生偕日本学生一同去满洲旅行，顾虑和防范中国学生窥知其欲占满洲的秘密。余健光对此十分愤慨地说：“日人乃敢禁我往吾国也”。主张以罢学抗议，得到全体中国学生的支持，遂集体退学，于1911年改入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此时正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重大历史时刻，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反清活动中去，和陈其美（英士）、胡汉民往来密切，1911年7月去上海参加陈其美、宋教仁等召开的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大会。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余健光在广东率领国民军队伍编入北伐军率队开至浦口待命行动。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许多革命党人对孙中山让位十分不满，但也谅解孙中山被迫的苦衷，余健光也是同样心情。袁世凯登上宝座后，余健光提出解甲归学，离开军界，重返日本继续求学，转为国民党党员。
1914年6月21日，在东京由孙中山召集召开中华革命党筹建成立的第一次党员会议，孙中山被选为总理。余健光此时也在东京追随孙中山革命，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并出席成立大会，孙中山正式委任余健光为总务部第一局局长，协助部长陈其美工作。根据日本警视厅以保护为名而日夜监视跟踪孙中山的档案记录资料记载，孙中山在日本期间接见余健光谈话次数多达48次，且每次时间都很长。
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反对帝制，讨伐袁世凯，标志着护国战争的爆发。袁世凯下令张宗昌募人于1916年5月18日刺杀陈其美于上海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其时，余健光、吴忠信等俱在外室，听到枪声立即出来狙击枪手，协助巡捕于翌日将凶手许国霖、宿振芳诸人缉捕归案。不久，6月6日复辟称帝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病死。9月1日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北伐中，余健光被孙中山委任为湘西靖国军前敌总指挥，亲临前线指挥，与北洋劲旅战于合口，历7 昼夜，大雨如注，昼不得食，夜不得寝，因病咯血不愈，于1919年5月逝世，时年29岁。此时其弟余祥炘已于1917年被孙中山委任为大元帅府军事委员，正在成都从事护法运动，赶到上海奔丧；余健光在日本留学时结婚的日籍妻子携子余振华亦从日本赶到上海，上海曾隆重举行了悼念会。1920年5月7日孙中山亲自为胡汉民撰写的《余健光传》爰书数语为序：“健光之死也，民党知与不知者，皆为叹伤，以谓使天假之年，获竟其志，其所造当十百倍于今日也。惟健光则固以奋斗而死，自有志于革命以来，真所谓一息尚存，未尝少懈者。其生平自揆，亦曾无成败利钝之见，故不问健光所己建树于国家者奚若，而即此奋斗进取之精神，已足以移传于多数后起之青年而不朽。我知健光无复遗憾矣！健光与同志助英士数年，英士多病，健光独强健年少。顾英士不死于病而死于敌，健光不死于敌而死于病，均出常人预测之外。然努力于其所职志，终以生命为之牺牲，则其死一也。因览汉民所为健光传，爰书数语，以示吾党。”（见《孙中山全集》第五卷）
胡汉民在《余健光传》中说：“君平居至和易，无疾言厉色，而见义则勇，虽挫败不少挠。病殆不起，同志往视之，犹以湘中军事为念。天夺君年，使君所贡献于国家社会者仅此，非徒君之不幸也。民国六年春，君父殁，讣音至，君大哀毁，涕泣于室，若孺子不饮不食者累日，遂拟返籍奔丧，已而以督军团起不果，盖自十五岁东游，未尝一度宁家，父丧未终，而君亦赍志以殁矣，悲夫。”
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平刚在《余健光传》中说：“余健光，原名祥辉，字健光，毕节水潦人，其先土司，有奢崇明者，开府古蔺，被明兵所伐灭，逃入毕节，改意姓佘，隐移水潦，复改形姓余，遂世有其地，能以诗书传家……”
余祥炘也一直追随孙中山，做大元帅府军事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过龙云主政的云南省政府政治部主任，旧民主主义时期反袁世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周西成，抗日战争兴起后，又主张坚决抗日，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直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后因双目失明退隐故乡，1945年病逝。有趣的是，1948年，国民党政府还寄来一张委任状，委任余祥炘为西康省主席。谈起此事，余宏模先生淡然一笑。
余祥炘从小就教育余宏模要做正直的人，诚实的人，对国家要忠，对父母要孝，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在他家大门上刻着这样一副对联：“忠孝传家，永守嘉言垂百世；信义接物，长留正气著三边”。可以说余祥炘老人是一位典型的传统的爱国主义者。
1949年贵州解放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短暂的混乱日子，余宏模暂时休学在家自学。1950年春，他重新回到毕节高中复学，准备读完高中。一天他在街上碰到一位他称为二伯的族长杨伯尧，杨伯尧看见这个好久不见、已经长成的小伙子，问起他现在的情况，余宏模一一作了回答。杨伯尧听后，不由分说：“好了，书暂时不要读了，你赶快回家告别一下，准备参加工作，现在国家正是用人的时候。”于是高中尚未毕业的余宏模便参加了工作。
原来杨伯尧不但是他们扯勒家族的长辈，还是彝族上层进步人士，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新中国成立后，杨伯尧被任命为贵州省政府委员、省民委副主任、毕节专署民委主任等职，颇有威望。杨伯尧很快带他去会晤了当时毕节专署和军分区领导孟子明、郑统一、侯国祥等。当时毕节专区土匪暴乱，形势严峻，杨伯尧就写了若干亲笔信，交由余宏模亲自去“鸡鸣三省”的边隅地区，争取说服彝族上层人士跟共产党合作，不要和人民政府作对。年轻的余宏模接受任务后，独自一人跋涉崎岖山路，往返数百里，分别登门送信传达杨伯尧的意见，利用土司家庭和土司后代的优势，闯过和避开了土匪势力的干扰，争取了其堂叔余祥恒、杨维宇、余祥云等到毕节专署会晤，受到好评和赞扬。
余宏模先生说，他们家三代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一直都在追求进步，他到美国哈佛大学考察时，美国华人联谊会会长龙纯德（龙云的儿子）带他参观了美国的图书馆，里边还收藏着余达父、余祥辉、余祥炘等的资料。他在日本讲学时，托友人多方打访余健光后代的下落，可惜一直杳无音信，非常遗憾。当他问到毕节大屯土司庄园的保护情况时，我说这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当然保护得很好。他连连点了几下头，流露出慈祥的微笑。（作者单位：毕节市第五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