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作为地名始于西汉，指今天云南省祥云县一带，元朝赛典赤时代开始泛指今天云南境内及周边部分地区。而“滇”冠于今天的云南，则始于明朝。
有着云南汉语文学“破晓之声”“发轫之作”之荣耀的《滇池赋》，使王昇蜚声元朝文坛。从此，王昇及《滇池赋》，成为了云南文化人的骄傲。《滇池赋》述及了滇池的位置、自然风光、赛氏治理云南的时政，向人们铺展的是一幅元代昆明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文中的“滇”即指滇池四周，没有突破古滇国的治下。
（古滇国贮贝器）
追本溯源，汉文化在云南的传播、普及，其政府行为始于元朝。
元时，云南首次出现了历史上政府行为、大规模源源不断的多民族移民入滇潮。1254年，忽必烈北返，留下了守将兀良合台及数万将士，以及云南王、梁王及其他诸王的家眷随从，触犯刑律流放云南的仕宦。1274年，赛典赤·瞻思丁入滇，蒙古人、色目人、北方汉人等大量随其涌入。朝廷委派的县以上的官宦、家眷、随从。元初，朝廷接通了云南与四川、湖广等省的驿道，云南省内驿道以中庆（昆明）为中心，辐射各州县，方便了人们的往来，密切了省内各地、省内与省外各地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如此众多的外来民族与云南土著民族之间或聚居，或往来。对此，元朝廷选择了汉语作为云南行省的通用语言，儒家思想作为统治云南行省的主导思想。
至元六年（1269），元朝廷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学校教育制度，中央设国子学，地方设路学、府学、州学、县学；中央和地方分别设国子监及儒学提举司，负责宣传以儒学为主要宗旨的文化教育事业。1276年，元朝在云南建立了行省，使云南自辟地以来首次成为了中央直接管理下的省一级区划行政区，改变了之前云南只是王朝名义下的疆土的窘境。省府下置路、府、州、县。地方行政机构达到了与内地相同的水平，政令畅通，人民安居乐业。
赛典赤主政云南后，着力贯彻中央的治滇方略，与官员张立道等，遍访民间，调查云南的文化教育状况，从实际出发“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元史·赛典赤传》）文教大兴。至元十九年（1282），元政府下令在云南各路建立学校，“以蜀士充教官。”（《元史·选举志》）皇庆改元年（1312），元朝在宋代的基础上，创新科举制度。1313年，元政府批准云南文人学士参加科举考试，首开云南与中原意义相同的招贤纳才。
上述举措，搭建了云南人学习汉语的平台，方便了云南文人与内地文人的学习交流。汉语的运用，由上层人士来到了民间，加速了云南汉语化的进程，云南文人从中发现了云南文化与内地文化的差距。这种差距，促成了大范围云南人的文化自觉。到了元朝中后期，云南许多文人学士已能娴熟运用汉语进行诗文创作。王昇和父亲王惠就是其中的代表。
王惠，祖籍云南省晋宁县（今晋宁区），僰人，祖辈世袭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晋宁，古滇国都邑，云南青铜文化中心，益州郡治所，滇池县治。西汉时期，汉文化、儒家思想开始影响这里。东汉明帝时期，益州太守王益在郡治“兴起学校，渐迁习俗”。云南古老的乡土文化与中原汉文化在这里交锋交汇，逐渐融合，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王惠从小就受汉文化影响，儒家思想熏陶。元军进攻云南时，父亲率部降元，随后迁居昆明。元朝以汉语为云南的通用语，以儒家思想教化云南，给青年王惠的成长插上了翅膀。王惠先后出任昆明、宜良、寻甸等地县尹，是云南元时几位能娴熟地驾驭汉文化，为官为事、颇有名气的诗人之一。以至今天的人们在介绍云南的历史文化时，免不了把他与王昇连在一块儿。
王昇（1284—1353）字彦高，号止庵。其出生时，昆明已经成为了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年轻时寡言慎行，聪明好学，就学于多位来自中原汉文化的饱学之士，而后脱颖而出，出任仁德府（今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仁德镇）儒学教授，后来升任云南诸路儒学提举，主管云南儒学教育，在云南各地推广汉文化，“有文稿若干册，贻厥子孙，录行于世。”（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这些文稿被后人编为《王彦高文集》。其中，《滇池赋》名震朝野，响彻文坛。云南文化人无不因他而自豪。
元廷的大政方针，为云南士子广开了向学上进的道路，敞开了云南文风之门。到了元明之际，云南人士中流行的文化，已基本上与内地文化相同了。这个“相同”，是云南文学这座大厦在明代崛起的基石。
对历代朝史颇有研究的朱元璋，他不仅要平定云南，还要经略云南。在明军进入云南时，就给傅友德、蓝玉、沐英、韩钥敕、储杰等军政官员五下敕谕，这些敕谕涵盖了云南的军事体制、行政建置、科举文化、社会结构、官员德才等诸多方面，使云南较快地融进了元朝大一统的格局，为云南士绅阶层的兴起、形成及文学的繁荣提供了沃土。谢肇淛在其编纂的《滇略》中说：明朝晚期云南人的“衣冠、礼法、言语、习尚，大率类建业（南京）。二百年来，熏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翻检史册，披阅文献，我看到了明代的云南聚居了大量的宦滇、谪滇文臣武官，是一块外来文化精英的萃聚之地。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1511）中状元，明代文学家。世宗时谪戍云南永昌（今云南保山），长期寓居昆明西山山麓“碧峣精舍”。《滇海曲》是他留给云南人民众多的文化遗产中的千古绝唱，为历代咏滇的压卷之作。
《滇海曲》是今天的人们能找到的，首次将云南的历史、地理、人文，以纵横交错的笔法，融写景抒情、历史沧桑、个人身世之感于一体，大气磅礴而又沉郁飘逸地展现出来的杰出作品。作品风格对云南的后世文学影响颇深。诗中的“滇”，以滇池为中心，兼及了大理，突围了古滇国的统治范畴。细加探究，《滇海曲》让我看到了明代云南的文学状况，也看到了明代云南的社会现实。
云南文学，大明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成就可圈可点。但是，它们始终未能汇入中国文学的主流。明朝的云南文学，以汉语为载体，以传统的诗文为主要创作形式，在保持着自身地域特色的同时，实现了与中国文学的融合。这是历史性的突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云南文学崛起的标志。
横看中原，大明文学早已流向了长篇章回小说、白话短篇小说和传奇戏曲创作。晚明时期，长篇章回小说、白话短篇小说和传奇戏曲创作成就斐然。促成了晚明文学的小说、戏曲、诗文的三足鼎立；作家群体中，诞生了作家流派或作家群。此时，云南文学虽说传统诗文已异峰突起，成就不可小觑，可小说和戏曲尚处蹒跚学步阶段，作家间无有特色的流派和作家群。这两大特征，说明明代的云南文学还未走到成熟和繁荣的地步，仅为崛起时期。但是，活跃在明代滇云文坛上的杨慎、李元阳、杨一清、郭文、唐尧官、高应雷、文祖尧、王雪衮（gǔn）、担当、苍雪、兰茂、张含……使得云南文坛群星璀璨。云南文学的崛起，为盛世修志提供了前提条件。
云南地方志成书时间早，最早可追溯至西汉陆贾纂的《南中行》，紧随其后为李膺纂的《益州记》、杨终纂的《哀牢传》……到明杨慎的《滇载记》出世时，根据明代著名学者李元阳万历年间纂修的《云南通志》统计，已达二十一种之多。但是，将它们与明代志书种类比照，顿觉失衡。明代官修志书达九种，个人纂志五种。这些志书中，用“滇”冠于云南的，源起于杨慎的《滇载记》。
修纂《滇载记》，实属杨慎个人所为。书从南诏种族源头开始著述，详述了“六诏”在洱海一带的生息繁衍情况，指明“夷语谓诏为王”；南诏亲唐，唐助南诏完成了“六诏”统一，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滇池地区西爨动乱平息后，南诏势力由滇西发展到了滇中和滇东；天宝七年，阁罗凤袭云南王位，天宝战争爆发。战争结束时，南诏的疆域扩至东接贵州，西抵伊洛瓦底江，南达西双版纳，北接大渡河。宋代，大理国沿袭了南诏的疆域，设八府、四郡（镇）、三十七部给予管理，为元朝在云南设立行省和路、府、州、县奠定了基础。《滇载记》还详述了南诏王和十一代大理总管与宋元之间的关系，至明平大理止。
《滇载记》是杨慎历三十年的生命之作，首开了用“滇”代替云南、概述云南历史和地理沿革的志书，成为明朝之后的志书纂修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滇略》，谢肇淛万历年间在云南为官时所纂，天启年间刻于大理，计十卷，后收录于《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为：“是书引据有证，叙述有法，较诸家地志，体例特为雅洁。”序作者薛承教称：“上以搜杨忠、常璩之所未及，下以补辛显怡、李京、杨慎、田汝成诸记载漏遗。”薛承教，明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滇略》成书时任云南大理知府。杭世骏书跋：“其详远略近，博观而约取，苍山、洱水之墟，称善史焉。”
《滇略》是以“滇”冠于云南的第二种概述云南的方志。书中提及的云南物产、人文史料尤为丰富，是研究云南明代及明代以前的历史、地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价值颇高。
《滇志》，云南昆明人刘文征于天启五年（1625）修成，是明代最后一部云南通志。全书共三十三卷，一百一十万字。记载了春秋战国至天启五年，计一千八百年间云南乃至川、滇两省部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等方面的史实。明代史料较为详细，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明以前的史料，源于《史记》和《元史》等正史。明代史料，源自《云南通草志》《滇略》和《云南通志》。《滇志》卷轶浩繁，资料全面完整，成书影响大。后人谓之“云南诸志中的最善本”。
这三种志书的诞生和流传，尤其是作为云南行政长官的谢肇淛亲书《滇略》，证明了“滇”作为云南的别称已经得到了帝王、政府官员、高人韵士、村夫野老的认可。“滇”冠于云南，人们唤云南为“滇”，始于明代。
周时期滇池沿岸的奴隶制部落（或奴隶制城市国家），是抚仙湖水底遗址文明和思想的延续。它全盛于战国末期至西汉中期。一些有趣的史实，让我对此深信不疑。
云南产铜、锡的史料，最早见于东汉。《汉书·地理志》说：“贲古（今蒙自）北采山出锡，西羊山出银、铅。”北采山，即今天个旧矿山。《汉书·地理志》载录了东川产铜的情况。《清代云南铜矿政考》，详实地追记了易门铜矿汉代至清代的生产。《续汉书·郡国志》，除了叙述东川、个旧产铜、锡外，还记载了澄江、江川、弥勒和哀牢夷等地产铜、锡、铁。
东汉，一个“五尺道”到达滇池有三百多年历史的时代。可云南的铜、锡、铅在西汉时已蜚声中原。这样说来，云南产铜、锡、铅的历史远不止西汉或大秦时代。
1976年，河南安阳发掘“妇好”墓葬。妇好是商朝第二十三代君主武丁的夫人，也是商代一位杰出的女将军，深得武丁的信任与宠爱。专家在考证墓葬中的青铜器时发现：矿料中的铜、锡，不是产于中原，而是来自云南。据此便知，云南产铜、锡的历史应在3200多年前。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目前已知的文化层有16个，经C一14测定，距今约为4800年。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多，形器之独特，造型之精美，震惊世界。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测定，青铜器中的铜、锡、铅等矿料来自云南。有趣的是，时至今日，四川、中原各省都未曾发现锡矿。江西、四川等省有铜矿，但储量都不多，开采年代也较晚。云南产铜、锡、铅的地方较多。矿型最大，产量最丰富，开采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当数有着铜都和锡都美称的东川和个旧。“三星堆”遗址的研究成果，证明了云南产铜、锡、铅的历史，距今应在5000年之上。
一个地区，青铜器的发掘情况，在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眼睛里，是评判这个地区的社会是否已处于奴隶制部落（或奴隶制城市国家）时代的首要条件。
从1979年岁末到1980年初，在滇池东岸呈贡小古城天子庙发掘了44冢古墓葬，出土了3000余件青铜器和不少玉石、玛瑙及陶尊。这些文物经科学测定，存在于距今约2800年。然而，让我心生好奇的，不是那些造型独特、精美无与伦比的青铜器，而是那些镌刻在青铜器物上栩栩如生的图案。透过图案，我看到了生存在滇池沿岸的先民，他们已经有了天文历算的知识，掌握了代数、几何学的初步原理，懂得了圆周率。
20世纪中期，中国考古学界在云南省晋宁县（今晋宁区）石寨山发掘了古滇王墓。至20世纪末，这里出土了青铜器5000余件（套），占云南已出土青铜器的一半。国际上把它与安阳殷墟、陕西秦俑并称为我国三大出土奇迹。这些青铜器，从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地域、语言等方面，全面、客观地诠释了古滇国全盛时期的社会状况。
滇国青铜器相比中原青铜器，更富有开放性和创造性。中原青铜器只限于兵器、礼乐器。滇国青铜器囊括了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乐器、装饰品等。青铜器上的饰物，多为大自然中的动、植物图像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劳动、祭祀、纳贡、战争等场景，写实性强，鲜有艺术夸张和神秘色彩。
“储贝器”滇国独有，少数器物内置“五铢钱”，多数内置“环纹货币”。“环纹货币”实际上是一枚枚环纹海贝，产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为云南各民族的重要货币，在云南流通到清朝初期。“储贝器”里的秘密，说明了古代的云南人民不仅与中原人民有交往，还与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的国家或地区的人民有交往。
滇人的图腾崇拜物是蛇。滇人认为蛇是农耕之神，自己是蛇的子孙。1993年3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云南李家山青铜器》一书，书中收录了李家山出土的青铜精品140件，蛇动物艺术造型34件，占四分之一。在这34件蛇形青铜器中，兵器4件，生产工具4件，生活用具3件，祭祀2件，扣饰21件。内容涉及战争、生产和日常生活用品。青铜器上记载的真实故事，贯穿了一个共同点：蛇的超然神力在滇人的世界里无处不在。
最具说服力的是“滇王之印”。这颗蛇首，昂扬向右上方，象征着至高无上、能代表统治阶层最高权力的“蟠蛇钮”。史料记载，“滇王之印”，为西汉朝廷铸造，证明了以蛇为图腾崇拜物的文化特征，既是滇国历代统治阶级的信仰，也是普通大众的信仰。这种信仰文化，已经得到了中原人民和西汉王朝的尊重认可。
其实，汉文化与滇文化早在汉使入滇之前就开始交流融合了，只是这种交流与融合搭乘的不是直通车，而是把岭南作为了换乘的驿站。在堆积如山的考古材料中，我找到了秦汉时期岭南和云贵高原交通畅通，文化交流频繁的证据。岭南，在秦灭六国后，虽说中途出现了南越国，但总体上却是在中原治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汉文化。史籍中，有岭南越人迁徙云贵高原的记录，也有在青铜时代，滇国青铜文化对岭南影响明显的记载。人口迁徙，不论是自发的，还是由于政治等因素迫迁的，都会带来文化的传播和扩散。这种传播与扩散，促使异地文化与滇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最终逐步影响和改变了滇人的思想、言谈举止、生产和生活方式。为后来的“滇人”“滇文化”融进中原，融入中华民族文化夯实了社会基础。
铜鼓是滇国的国之重器，其地位如同中原的鼎。在滇人的宗教信仰中，存在阴、阳两个世界。先祖在阴界，后人在阳界。阴、阳两界是不能直接沟通的，鼓声是沟通阴阳两界的桥梁。它犹如一条凡人看不见的彩虹，一头系着阳间，另一头系着阴间，鼓声通过这座桥梁，把后人的愿望传递给先祖。后人认为，先祖会根据所听到的鼓声的疏密与快慢，急促与舒缓，判断并给予后人，或人丁兴旺、家庭和睦，或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或战胜敌方。
正是这种思想的左右，滇人的祭祀活动、婚丧喜庆、歌舞娱乐，都是在鼓声中开始的，并因鼓声的疏密与快慢，急促与舒缓而跌宕起伏，最终随着鼓声的消退而结束。遇有战事，鼓声即为传信召唤，鼓舞士气，提振精神，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利器。铜鼓既是纳贡的重器，亦是赏赐的重器，为贵族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拥有铜鼓，就拥有权力。
看着滇国铜鼓，陡然间，眼前掠过一幅当代人打电话的景象。现代人发明的电话，电话线的一头是总机，另一头是无数个分机；当代人使用手机，无需电话线，声音在空中飞来飞去。这与滇国人通过铜鼓传递阴阳两界信息的思想何其相似！难道它们之间不会有一点联系吗？
思考之余，我发现鼓声与电话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然而，就是在为寻求彻底弄清楚这两件事之间的关系过程中，我深刻认识到：文明和思想是两朵促使人类不断进步的并蒂莲花。
读过一些学者的文章后，我摸到了古滇文化的脉息。
20世纪90年代，人们发现了抚仙湖水下的那片岩石群。21世纪初，中央电视台对其进行了两次探秘展播，发现岩石群在抚仙湖水下东北角一带，是一片占地2.4平方公里的石质建筑群。央视的展播，引发了对抚仙湖水下系列文化的热议。
近年来，国内的科研院所、国内外的著名大学纷纷加入到保护和研究抚仙湖水下遗址的队伍中来。明晰了在这片2.4平方公里的遗址上，有8个功能区，疑似古建筑群30处。目前，探索清理了2处。其中，一处被判断为是用于祭祀活动的祭祀塔，在塔体上发现了一批用金属器物雕琢的文字符号和图案。塔高19米，塔尖距水面4米，塔由五层台阶构成，第一层台阶（即最低一层）长90米，宽63米，第二层台阶宽48米；第三层、第四层，由于坍塌等原因，目前，相关情况有待考证；第五层宽27米。另一处位于遗址的西南角，是一座呈人字形屋脊状、横截面为三角形，长83米、宽14至21米、高3.7米的建筑物。建筑物有一部分已坍塌，顶部距水面12米。在建筑物的石质构建上，有多处疑似人工雕琢的人体五官形状。周边，有多个石柱洞和残缺木桩。水下考古工作者用线将它们依次连接，呈现出一个方框形状，专家们确认它是干栏式建筑的残迹。
看着材料上的这些凸显于石质构建，用金属器物凹凿、凸雕的图案和符号，不禁想起鼎盛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甲骨文是商王室在占卜后，将占卜的日期，占卜者的姓名，占卜的吉凶，以及应验的结果刻写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占卜是一门玄学，最初是由数字组成的易卦，在文献里最早见于《易经》。我国学者从宋代起开始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中科院历史所学者张政良先生破译。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国古代数字，一向被学界划归在玄学的范畴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数字，是我国先民贡献给世界人民的一份特殊文化遗产，其作用绝不仅是简单的计数。在易学中，这些数字玄之又玄，至今连顶尖级的学者都感慨知之甚少。我不知道是先有易学，还是先有数字，但是，易学离不开数字，这是不争的事实。“0”这个数字，一直被误传为是印度人发明和创造的。可是，当人们在抚仙湖水下遗址的石质构件上，看到了真真切切的“0”时，都哑然了。专家、学者在将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上的图案和符号与刻在龟甲、兽骨上的中国古代书写体数字进行对比研究时，发现刻在石质构建上的图案和符号，就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书写体数字的萌芽，它们与中华民族古老的易学有着一脉相传的关系，是一把打开中华文明起源的金钥匙。
读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抚仙湖水下遗址怎么会到水下去了呢？
研究结果表明，抚仙湖水下遗址所在位置，距今20000年前是一块湖滨盆地，距湖面30至40米。自晚第三纪以来，盆地中心一直在下沉，下沉速度为每千年6至7米。这样算来，遗址在水下已存在8000年了。
8000年来，没有日晒风吹，没有人惊吓打扰，抚仙湖四周群山环抱，地质稳定，湖内风平浪静，免受了人为或自然的破坏，为当今世界上唯一一座保存最好，可以解密人类文明起源的史前文明遗址。
两河流域是学界公认的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标志物是苏美尔人遗址，距今约为12000年。遗址上，发掘了不少器物，器物上绘制的符号和图案，与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建上的符号和图案如出一辙。
12000年与20000年相比，遥距8000年。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建造的乌尔城占地面积0.64平方公里，只是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四分之一。然而，烙印在两地文物上的图案和符号竟是如此相似。对此，我没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说明：两河流域的文明，是抚仙湖水下遗址文明的滥觞。然而，上面的两组数字，却让我有足够的勇气向世人阐明：抚仙湖水下遗址文明，就是世界文明的兄长。这样的信念植入内心深处，一幅兄长领着弟妹，长子如父的人间亲情图会时常出现在眼前。每每此时，抚仙湖水下遗址文明的形象，就会高出喜马拉雅山许多。
在中国，迄今为止，被称为“滇”的省份，只有云南一个，而且是来自遥远的古代。“滇国的出现，至迟不晚于战国初期”（张增祺语）。滇国的主体民族是古老的百越民族，其后裔为元朝及之前的僰人，包括今天的彝族、壮族、傣族和布依族。追根溯源，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学和语音学，就是研究滇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史记》载：滇“靡莫之属”。“靡莫”在壮语、花腰傣语中，是“女巫”“母巫”的意思。“滇”在壮语里，是指用于祭祀的“干栏式建筑”，在傣语里，是指放佛像的地方。走进傣家寨子，名为“滇”的佛像随处可见，祭祀“滇”的活动世代相袭。在壮族、布依族山寨里，“滇”这种专供祭祀活动的干栏式建筑鹤立其中。在壮族和花腰傣村子里，叫做“靡莫”或“娅莫”的女巫随处可见。走进中国博物馆，在一件石寨山出土的占卜青铜器上，“滇”揽尽了似是为神，似是为祭祀干栏式建筑的神秘色彩。
其实，这种神秘，人们在抚仙湖水下遗址文明里找到了答案——高达19米的祭祀塔，依附于塔上的干栏式建筑残迹，近万平方米的祭祀空间，2.4平方公里的城建遗址。那氛围，那场景，就是“滇”的载体，人神共居的家园。如此，“滇”的表象清楚明了：“滇”就是先民从事祭祀活动的干栏式建筑、灵魂中的神，居住在2.4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人群。顺着这个表象想下去，我得到了一些深层次的认知：“滇”是一个族群的生存空间，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族群组织，一种族群里的共同意识和神圣不容侵犯的信仰；“滇”是远古的云南。苏美尔人不是天外来客，因为人类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他们在远古时期的云南。
2013年8月，在开远泸江公园看到的腊玛古猿雕像，其生活在800万年前的人类早期成员的身份和打开人类起源的金钥匙的身价，激起了我探寻滇文化的兴趣。之后，便义无反顾地跋涉在寻找滇文化的路上。
在禄丰，我踏访了石灰坝腊玛古猿化石发掘地。在元谋，我研究了“元谋直立人”。在“腊玛古猿化石”身上，除了与“元谋直立人”的一脉相承关系外，没能看出其余的东西。在“元谋直立人”身上，我看到了滇文化的走向。
“元谋直立人”，生活在今天的云南元谋县一带，他们已经是能制造石制工具、捕猎野兽、使用火的原始人类了。在后来的演化进程中，一部分越过了金沙江，到了今天的甘肃、青海一带，成为古羌戎人。古羌戎人一部分穿越东北，越过白令海峡，成为印第安人的祖先。留下的元谋直立人，不断地向南扩展生存空间。旧石器时代到了滇中，繁衍了昆明西面的巂、昆明族，东面的劳浸、靡莫族。二者历经数千年的摩擦、碰撞和交融，成为了史书上载录的滇僰（或滇濮）。
滇僰（或滇濮）不断地向南、向东扩展生存空间。向南的一支入滇中，出滇南。向东的一支长期东进，最后入住中原。滇僰（或滇濮）就是世居云南，东进中原，以及在东进中原中留居岭南的“闽越”和“南越”等少数民族的祖先。我在戈隆阿弘的《彝族古代史研究》中找到了证据：伏羲是古夷人东进的一支，因为伏羲造了“书契”（文字），所以中原汉人把伏羲当做中国文明的创始人。
“书契”，是西南古夷人初创时期的文字。在甘肃大地湾、西安半坡、河南贾湖出土的距今六七千年的陶符；在山东大汉口、丁公村出土的距今五千年的陶符，陶符上附着的秘密，都是用古夷（彝）文破译的。纵观中华文明史，中原出土的陶符，最远的距今不过七八千年，这与伏羲部族从西南夷东迁中原的时间吻合。而西南古夷（彝）文字，彝文古籍和地下出土的陶符都证明，“西南古夷人初创时期的文字”，距今已经万余年了。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一万年），古夷人学会了畜牧和农业，滇池周边出现了初始的农村和城邑。战国时期，滇中进入了奴隶制部落（或奴隶制城市国家）的黄金时代，古滇文化有了明确的影响范围：以滇池为中心，晋城为都邑，东到陆良，东北到曲靖，南至元江，西讫楚雄。古夷（彝）语是滇族或滇部落人民的通用语言。
古彝语中的“dian”（甸），与汉文中的“滇”属同音异写。“dian”（甸）即大坝子的意思。居住在大坝子里的人，称为“甸人”，后来演化为“滇人”。大坝子中的湖泊，称为“甸池”，后来演化为“滇池”。但是，如果我们的知识和视野仅局限于此，是不足以解释“滇”的丰富含义的，因为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民族，往近处讲，除了衍生彝族外，还有壮族、景颇族、傣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往远处说，有古羌戎人和比古羌戎人更早的族群。滇文化的老底子，是滇人的初民文化。究竟多悠远的滇民文化，才是初民文化呢？这个问题玄远深奥，不见底。
（作者单位：昆明市晋宁区政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