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族共和”开始，少数民族进入了“国家政权”的眼线，但是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国民政府都没有正视边疆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的地位问题。抗日战争作为一个转折，使西南后方的凉山彝族同胞成为国民政府重视的抗战力量之一，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动员和宣传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但这不仅是国家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间互动的过程，更是凉山彝族人民国家意识构建的重要时期。
国民政府在凉山彝区的动员
动员彝工参加后方基地建设 为建设后方基地，国民政府动员凉山汉族、彝族从1939年到1941年间，先后修建了西昌小庙机场，打通自乐山到西昌的乐西公路和西昌到云南祥云的西祥公路，组成了川滇西路，这是当时物资运输的重要陆上线路和四川通往缅甸国际公路的一个最直捷的通道。虽然这两条公路在抗战中并未起到预期的作用，但是为了建设后方，各族人民流下了辛勤的汗水，一些人献出生命。他们的努力和牺牲，是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之魂。
1931年，刘文辉在担任四川省主席期间，为了在川内与其它军阀的争霸中占得优势地位，企图筹建空军，一面筹款购买飞机，一面修建西昌小庙机场。该机场位于西昌县城西北的小庙村，1932年初建时，不过是足球场大小的一块泥坝子。1935年曾扩建过一次，随着全面抗战开始，西南作为抗战大后方地位日显重要，十八区行政专员公署奉大本营令，再次扩建小庙机场。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建工程，参加施工的西昌、盐源、冕宁、宁东的汉、彝、回族民工有一万多名。那时，没有任何施工机械，也缺少爆破材料，民工们凭着原始工具，靠肩挑背磨，挖掉了四周七八个山丘，填平了十几处洼地，既艰苦又紧张，他们的牺牲精神，使前来慰问的西昌各界人士感动落泪。1939年，扩建工程由西昌行辕继续督导进行，至1940年春完成，占地面积增至1.65平方公里，在当时仅次于四川川东的梁平机场。跑道改为东西向，长950米、宽50米，巨石垫底，泥结碎石铺面。扩建后，西昌小庙机场作为后方的最大机场，成为美军开辟的驼峰航线从昆明入川的唯一中途站，1942年进驻美国空军。这条自兰姆迦至昆明经西昌最终抵达重庆的空运线，是抗战后期中国对外交通的生命线。
1939-1941年，连系川滇、接通国际通道的重要交通线乐西公路和西祥公路修建通车，全长1000多公里，由彝、汉等族人民共同修建。“其中邓秀廷任司令的‘乐西公路边民筑路队南段督修司令部’征调彝民人分成四个支队，曲木出任其中一个支队的支队长；羊仁安任司令的‘乐西公路边民筑路队北段督修司令部’则动员多彝胞参加筑路，岭光电则担任‘边民筑路队北段支队’的支队长。”乐西公路修建过程中，先后牺牲一万民工，才艰难筑就了这条抗战交通线。
开办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和“边民训练所”培养优秀干部 为了在西南地区培养和储备军事人才，1935年，国民党中央在成都开办了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先后在凉山招了不少的彝族学员，他们在抗战时期调节彝汉矛盾，宣传汉彝一家，组织抗日军队。
1939年前后，中央军校成都分校毕业的雷波彝族学员芦占鳌、李仕安等，向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请准成立了国民党大小凉山筹备委员会，简称凉山党部，隶属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最先在西宁办公，芦占鳌任筹委会主任委员。1947年，迁雷波县办公，直至解放。芦占鳌，本是雷波坐质黑彝，后被毛筠如从大监里救出，送进中央军校成都分校。毕业后，他除了在雷波县的彝民中间宣传民族大义，发展国民党员，动员当地人参加抗日外，还组织“屏山彝族抗日军”，得到贺国光的赞助和黄季陆的支持，并以“国民党大小凉山党务筹委会主任”的身份，去凉山发动彝族参军。
李仕安于1935年11月进入中央军校成都分校，1936年冬毕业，也是军校第一期学生。由于是雷波县本地彝族人，他对凉山彝区情况特别熟悉，就学期间被公认为“凉山通”。1942年刘文辉指派他为川康边防总指挥部上校参谋，辅佐刘元暄办理彝务，同时任《新康报》负责人。后又历任忠良区区长、“宁西特区”（今普格县）区长等职，多次成功地调解彝族的冤家械斗和彝汉矛盾，还担任“边民训练所”教育长，培养了一批民族干部。
1940年，为了对黑彝及其子弟进行短期训练，宁属屯委会于西昌设“边民训练所”。李仕安、岭光电都曾担任宁属边民训练所教育长。训练所教育大纲总则规定：“本所为在宁属推进边政，开发资源，增加生产，提高边民文化，启发边民知能，俾知服从政府，以完成抗战建国之任务，特调选倮族头目及其子弟通晓汉语文之倮族青年，现任政治指导区之堆保主任，及保甲长暨前土司土目及其亲属入所受训，教以现代军事政治垦牧各科之常识，与简单技能，俾其有国家观念，民族意识，而知为国家民族服务，成为优秀边民”，其训练方针为：一则“使学员明了国家民族与自身之关系”；二则“使学员了解中倭战争之意义在求国家民族之永久生存与独立自由”；三则“使各学员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信念”；四则“使各学员了解民族平等之真义，汉倮一家有精诚团结之必要”；五则“使各学员备具现代军事政治垦牧必需之常识与简单技能方可出而指导广大倮族民众”；六则“使各学员知道尽忠国家，服从政府命令为国民应尽天职”。通过训练让彝族上层真正理解彝汉团结和抗战的意义之所在，培养了许多彝族干部，“到42年共训练彝族学员651名，成为各县彝族区保甲骨干。”
国民政府在凉山彝区的宣传
抗战军兴以来，边疆诸省便成为大后方的重镇，彝族同胞也成为举国重视且极需开化与教育的对象，西康省政府以各种形式在彝族地区宣传抗日。1942年，刘文辉组建“西康省战时工作团”，下设戏剧、美术、音乐等队，赴会理、盐边、盐源作抗日宣传，该团持续11个月，后因战事稳定，西康紧张状态缓和而撤销。报纸是政府向国民传达意识的喉舌，西昌行辕和宁属屯垦委员会在西昌分别创办《宁远报》和《新康报》，报导西昌等地政治、经济及社会等方面的消息，刊载西康省府的重要训令、相关政策；西康三民主义青年团于1939年创办《西康青年》，宣传“三民主义”，呼吁青年人参加抗战建设。其中《宁远报》是唯一的日报，曾昭抡在1941年考察大凉山，路过西昌时称其是“宁属唯一的日报，站在街上看一看，免至对最近亚欧战局发展情形脱节。”可见报刊在西昌这个抗战重镇的作用，国民通过报刊得知抗战进展状况，政府以此来动员宣传，调动国民关心国事、战事。
政府认识到身处大山深处、由于交通不便而造成的信息闭塞，置彝族同胞于民族抗战大业事外的事实。加之彝族同胞由于彝汉隔阂、交通闭塞等原因，处于原始状态的奴隶制度下，不知道“民族”“国家”为何物，其内部还经常发生家支间的械斗，称“打冤家”，“因此在夷族中，完全没有民族统一的思想”。内部尚且如此，更何况与其他民族呢。介于此种情况，政府、机构多次组织考察团深入凉山彝区宣教，向彝民传播“国家”观念，培养其民族意识。1939年，梁瓯第入凉山考察时，路过昭觉，一个彝人对他说：“你们汉人打冤家，打日本人不过，现在日本人已经打进西昌，日本飞机也来了，我们跟日本人是亲家，你们不得了。”凉山深处的“生彝”不知国难当头，反而带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考察凉山彝区过程中，梁瓯第与彝人辩驳、打赌、说教，用各种方法让彝人知晓“汉彝一家、共同抗日”，他将随身带的宣传画翻译讲给彝人听，“他们始知道有政府，有领袖”，用彝人的古老传说来解释汉彝是一家人：“天生有三种人，一种是黑夷，一种是娃子，一种是汉人，以及孔子。右手造汉字，左手造倮文，证明汉夷是一家。”1941年，曾昭抡考察凉山时，途遇昭觉县被征到西昌修机场的壮丁百名，昭觉县长向其反映说，起初他们不肯去，还有谣传说要将他们送去打箭炉，经县长召集大家解释这是为抗日而劳动服务，劝他们踊跃参加，他们才同意了。路途中曾昭抡还结识一位曾为抗日捐过“飞机钱”的黑夷首领，县政府答应奖此黑夷一枚国旗。在凉山所经之处，彝人对“委员长”都很崇敬，提及“委员长”，敌意渐消。从不知有“民族”“国家”到对同一领袖的认同，说明彝族同胞逐渐有了对“中国”的认同，逐渐产生了“护国”意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边疆教育的重要性空前提高，政府和一些先进人士都意识到了边疆少数民族民族意识薄弱这一问题，开始着力投入“边民教育”。而凉山彝族成为极需开化的教育对象。1939年，教育部所订训育纲要，提出办理边疆学校及边疆教育应该注意的问题：1.以内地固有之语文文化渐次陶冶边疆青年及儿童，力求语文与意志之统一；2.开发国族精神，泯除其地域观念与狭义的民族观念所生的隔阂；3.注意讲解民族融合史及边疆与内地地理经济等之密切关系，以阐明国内整个民族意志与力量集中之必要；4.维持其宗教信仰，并随时利用科学常识，以破除其有碍于智育体育进展之迷信习惯；5.由国际时事之讲解，与团体生活之训练，以养成其爱国家、爱民族之精神；6.引证内地及边疆礼俗，说明其利弊，使其知对于社会国家及国际间应有之态度。六条中有四条涉及“民族”“国家”，可见培养国民意识在“边民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应“边民教育”之需求，1943年和1945年，国民政府西康省教育厅在西昌先后办起了西昌边民实验学校及西康省第二边疆师范学校，学校开设课程中就有消除汉彝隔阂，培养“爱国主义”的内容。其初小语文课本中有这样的课文：“黄牛是黄牛，水牛是水牛。但是，黄牛、水牛都是牛。汉人是汉人，夷人是夷人。但是，汉人、夷人都是中国人。”
政府先后开办的边民学院，康属、宁属加起来有80多所，但是在“生彝”所在地区，由于长时间不见效果，加上边民学校对彝族学生学费全免、食宿全包导致资金略微不足，并且彝族学生十分稀少，所以很多边民学校办了一段时间后就撤销了。雷波县乌角就曾在1938年建有一所边民小学，后于1941年撤销。校长王雨庵说：“此座小学，成绩殊佳。黑夷来此读书后，学得汉人礼貌。对汉人情感亦变好。”1940年，他曾亲自入凉山招收黑彝学生，每到一处，由学生护送并盛情款待，招到学生40人，但不出半年，学校就停办了，不免令人遗憾痛惜。但从中也可看出只要彝汉之间真心相待，其中必有真情在。而且必须肯定的是，边民小学对于彝族的基础教育、爱国教育培养、缓和彝汉关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对凉山彝族同胞的动员和宣传活动及其为抗战、训化彝族而制定的政策方针，体现了国民政府对凉山彝民的态度的转变，使凉山彝族融入到民族国家中，
这是凉山彝族人民步入文明之开端，是整个民族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