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过昭通的第一个欧洲人并不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基督教传教士，而是世界史上甚有声誉的十三世纪大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polo 1254——1324）。
公元1254年，马可·波罗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城邦一个巨商的家庭。十七岁那年，（1271年）马可·波罗从中国回来不久的父亲和叔叔，便带着他一同再来中国。四年之后（1275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二十一岁的马可·波罗一家到达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宫廷。此后在中国居留长达十七年之久。据说他们，尤其是青年马可·波罗聪明而又有才智，深被元世祖忽必烈器重。常命他外出一些地区办事，在他回国前不久，还命他来到云南和缅甸办事。在云南，他曾到过昭通市和昭通地区北部一些地方。而昭通地区正式归属云南省，也正是从元朝起定下的，《元史·世祖本纪》“五月乙未（按：此指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即公元1278年），以乌蒙路（按：即昭通地区）隶云南行省。”在元朝以前，昭通地区都是属于四川——汉、晋的益州，唐代剑南道的管辖范围。
马可·波罗一家虽甚蒙忽必烈的宠眷，然而一者是久久客居异国，总不免思乡心切；二者则是未尝不考虑到一旦忽必烈大汗驾崩，他们的地位乃至生命会随之遭遇不测的可能性。因此，他们曾多次请求大汗准许回国，但是都未得允准。终于，来了一次难逢的机会，伊儿汗国（元朝宗室四大汗国之一，其地即今伊朗 阿鲁浑大王遣三位使者来请求忽必烈赐婚一位公主，元世祖乃赐嫁阔阔真公主到伊儿汗国，据说并应三位使者之请，允准马可·波罗一家随使护送公主取海道往伊儿汗国。于是马可·波罗一家三人乃同伊儿汗国使团一行在至元二十七年底，即公元1291年初从福建泉州港开船出发驶向伊朗。此时马可·波罗已经三十七岁了。四年之后（1295年），他们一家三人终于抵达威尼斯家宅。
这便是第一个来昭通的欧洲人在中国的始末。说来有趣的是：我们之所以知道历史上有这么一回事，完全是因为后来他那本通称《马可·波罗游记》的名著。而令人遗憾的却是在中国元代的官、私著述中，都找不到马可·波罗其人、其事的记载，然而，至今人们仍然认为这并不足以妨碍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的结论，因为《马可·波罗游记》里所提到的许多事情大都可以在元代的官、私文献中得到印证，证明若不是曾经亲身经历过，是决不可能说得如此确切的。例如南开大学杨志玖教授在1941年从《永乐大典·站字》韵中发现引录元朝《经世大典·站赤》中的一篇政府公文，其中提到伊儿汗国阿鲁浑大王的三位使臣的名字和马可·波罗书中所记的完全一致，并明确记载他们离开泉州的时间是至元二十七年底即公元1291年初。这就证明马可·波罗所说离开中国的经过确是事实了。
也正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所以我们说马可·波罗确实是来过昭通和昭通地区大部分地方的。
马可·波罗讲他从云南返回成都再往京师（大都——北京）复命的路线是自滇南阿木州东北行至秃落蛮、叙州至成都，阿木州，据方国瑜、林超民两家意见，是今滇南元江县或滇中通海县，叙州即今宜宾市本无须考，秃落蛮州，方国瑜先生认为是四川筠连县，林超民则认为是云南大关县。
《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五年）五月乙未，以乌蒙路隶云南行省”。
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土僚蛮，叙州南，乌蒙北皆是。”
按：土僚蛮、秃落蛮（或秃老、秃刺）皆同音异字，已为学者公认，而其族既在乌蒙（昭通）北，叙州（宜宾）南，那当然就是在今天昭通地区境内即昭通、大关、豆沙关、盐津及水富毫无疑问了。但是，若说包括筠连县，则恐怕不对，因为马可·波罗曾明确地说：“自秃落蛮地发足，沿一河骑行十二日，沿途见有环墙之城、村甚众，然无他事足供特别记录。沿河行此十二日毕，抵一城……。（按：即指叙州）”此河非它，就是关河（横江）。筠连不临关河，而且由筠连至宜宾也绝不须骑行十二日之久的。
元代的驿传道路，当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由昭通到昆明或从宜宾到昭通，所通行的路线当只能是沿袭唐代的石门道无疑。而元代初年确实也修复了这条古道，《元史·世祖本纪》：“五月乙未，以乌蒙路隶云南行省，仍诏谕乌蒙路总管阿牟，置立站驿，修治道路，其一应事物，并听行省平章赛典赤节制”。又《永乐大典》引元《经世大典·站赤》：“（至元十五年五月）中庆路（按：即今昆明市）至乌蒙赛典赤所管之地立讫九站。”赛典赤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到逝于云南是至元十一年（1274）到至元十六年（1279）间的事，即马可·波罗到云南来以前约十年之久的事。所以马可·波罗此次办完事离云南到四川宜宾，既是经过滇东北，那么他走的道路当然只能是这条有名的石门古道。这条石门道往北、往南都必然经过昭通是无可置疑的事，即便有人认为马可·波罗是从滇南通海经曲靖、宣威、贵州威宁（元代的乌撒路）再折至昭通才往北至大关、叙州的（如林超民同志即如此主张），但也还是肯定非经过昭通不可。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马可·波罗确实是历史上到过昭通，到昭通地区的第一个欧洲人——外国人了。
马可·波罗的书中记载他所看到的昭通地区风物：民族及社会经济状况，颇为具体、确切。
例如关于彝族先民，他说道：“……居民是偶像教徒，自有一种语言，……其人形色虽褐色而不白皙，然甚美，善战之士也。人死焚尸，用小匣盛其余骸携之至高山山腹大洞中悬之，俾人兽不能侵犯。”
彝族先民的鬼巫教信仰、火葬习俗，有自己的民族语文乃至形体肤色等，这些叙述部分仍与现今相符。
关于昭通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他说道：“……有环墙之城、村甚众，……此地有金甚饶，然使用海贝，……其地商人甚富，而为大宗贸易。居民以肉、乳、米为粮，用米及最好香料酿酒饮之。”
这其中，我们既看到了有关社会经济发达的记载，同时又发现产沙金的金沙江流域地区仍然也同云南省其他地区一样是以海贝作货币。这种情况是否即元世祖将昭通地区从四川划归云南的原因呢？一般说来，对于昭通、昭通地区的历史，人们似乎只比较集中于对唐朝以前，尤其是对两汉时期，以及对明、清以来的情况注意较多。而对于宋、元时期，尤其元初的历史则是注意得很不够的，直率地说乃是一片空白。但是，宋、元时期恰恰是昭通历史承先启后的一个转折关键阶段，最是应该认真研究的。
所以，马可·波罗的记载，不仅是他亲自到过昭通地区的最有力证明；而且还是元朝初期昭通地区历史的珍贵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