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受关注的舞蹈家杨丽萍新作《云南映象》，提出了一个新词：原生态。杨丽萍说，她一直有个理想：把那些濒临消失的民间艺术挖掘出来，抢救下来，给观众、给后人留下一个活着的民俗文化博物馆。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能真实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和情感的作品太少了。就像自然环境需要保护一样，西部的人文环境安全更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更需要保护。
脆弱的西部人文生态
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25个少数民族世居于此，“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音”，民间文化形式丰富多样并流传至今，被视为人类文化遗产的“活化石”。有资料记载，云南收录在册的民歌就有20000多首，舞蹈7000余套，戏剧2000多个，器乐200多种。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民族民间文化正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消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在西部地区，尤其是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能吟唱本民族史诗或掌握其他文化艺术技能的民间艺人已为数不多。在云南省玉溪市，一位彝族人保存有几百册彝文古籍。他去世后，家人就把全部彝文古籍堆放在屋檐下，风吹日晒损坏丢光。一些专家估计，颇有特色的云南基诺族服饰可能在20年中消失，他们居住的传统竹楼在10年内将被现代砖瓦建筑全部取代。在《云南映象》中有一段“鼓舞”，就来自于边远山区一种只有几位老人还会跳的民间舞蹈。
由于西部经济落后，在宁夏、新疆等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穿自己民族的服饰，不愿说本民族的语言，而更向往牛仔裤、KTV等现代生活方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亚南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之下，西方文明、强势文化正严重威胁着中国西部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安全。
“快餐式”演出给西部人文生态抹黑
“现在很多作品一味追求轻松华丽，缺少耐人寻味的厚重感。艺术工作者缺乏深入生活的体验，缺乏沉下去的耐心。”从事少数民族题材创作的艺术家叶永青说。
还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现象则是任凭民间丰厚的文化资源随雨打风吹去，而舞台上奉献给观众的却仍只是几十年前的同一首老歌。
在商业利益的巨大刺激下，浮光掠影，甚至猎奇式的快餐文化产品正在悄悄蔓延。一些旅游景区以“感受民族婚礼”的“抢亲游戏”之类活动招揽游客，不仅对当地原住民极不尊重，还损害了西部民族文化的品位和形象。
“真正的艺术加工，应该是把我们民族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艺术观念，从最深远的地方挖掘出来，用本民族的语汇加以表达。这些才是人类文化遗产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各民族人民对人类精神领域做出的贡献。”在杨丽萍的眼里，来自民间的服饰、道具、演员，最终都是为了着力表现西部人真实的生存状态。
上个世纪末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习馆的创立者田丰曾提出“原汁原味，求真禁变”的观念，为探索民族文化传承之路呕心沥血。《云南映象》则是通过商业运作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接受民族文化。
靠艺术家的责任感发掘“原生态”文化
电影《五朵金花》的作者赵季康回忆起上世纪50年代在云南采风，至今难忘。“那时候为了能听一段原汁原味的小调，常常得走上十几里山路到寨子里，和老乡喝上几大碗米酒，才能让人家开口把祖上传下来的歌儿唱出来。”他向记者坦言，能在两天两夜创作出《五朵金花》，得益于多年在红土高原上辛勤的积累。
正是因为有了赵季康等一批作家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才有了《小河淌水》《山间铃响马帮来》《五朵金花》《阿诗玛》等优秀作品享誉全国。时隔数十年，一部《云南映象》，再次体现了艺术工作者对本土文化的感悟。30年的舞蹈生涯积淀，3年多的辛苦采风，杨丽萍走过滇、川、藏地区民族村寨的山山水水，15个月的倾力打造，寻找到拍手舞激动人心的盛大庆典，凝炼出高原女人动人的呓语，向世人传达了一份厚重文化所具有的震撼力，赢得了观众的青睐，赢得了艺术界的赞誉。
杨丽萍在接受采访时说，《云南映象》中她最喜欢的一部分，是有关高原女人的那一幕。在云南山区，总能看见四五十度的大山坡上有女人在弓着腰，一锄一锄挖地，这些场景就是她创作的原型。“还原生活的真实，往往很沉重，包括欢乐、包括爱情。这需要用艺术家的责任感来实现。”
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需要时间和耐心去挖掘，去打磨。“面对外界的繁杂和诱惑，我总是能随时调整自己，自信清醒地看待问题。”她说：“希望人们能从舞台上闻到云南人的气息，产生一些印象，更希望人们能通过这台原生态歌舞和我们一起寻找艺术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