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作为新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庄孔韶先生坚持对现实的价值介入，他提出的“虎日”模式，成为亚洲地区目前最成功的戒毒实践之一。
采访手记
庄孔韶出生于北京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四合院，庄氏家族祖父辈三兄弟中有的是中国首批采矿工程师，有的是日本明治大学、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清代第一批中国（法律系）留学生，还有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学博士庄泽宣。庄孔韶的父亲一生致力于生物教学和研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率先建立中国电化教育和北京植物园的奠基人，曾指导用显微胶片拍摄了解放后最早的生物教学影片《细胞》和《草履虫》等。
拥有这样的家族背景，庄孔韶成为知识分子的几率当然很高。他师从中国著名的人类学社会学泰斗林耀华先生，1988年在林耀华教授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中国第一部教育人类学专著《教育人类学》，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此后十几年的修为，更使他在人类学研究领域硕果累累，声名卓著。
也许是从小喜欢踢足球的缘故，也许还有多年海外生活的经历，戴着一条银手链的庄孔韶与一般高居象牙塔里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他特别具有行动力，讲究的是学以致用。最典型的案例是把人类学研究应用于戒毒，那就是著名的“虎日”模式。它来源于云南小凉山彝族社区，是一种基于强大的家支和家族组织、认同、信仰、尊严、伦理和习惯法的仪式，经庄孔韶发现研究后证明，传统文化的综合力量在相应条件下能够战胜人类的生物成瘾性。
在任何一个学术会议上，只要庄孔韶报出这两个统计数字，台下的中外学者都会悚然一动：1999年，参加“虎日”仪式盟誓的吸毒者戒毒成功率为64%；2002年，另一组人员的戒毒成功率为87%。而在世界各地，复吸率徘徊在80%-90%之间；中国更高，约为99%，也就是说，戒毒成功率仅为1%。“虎日”模式的有效性显而易见，现在，国家卫生部、地方政府还有一些国际组织，已经和庄孔韶积极联手，在类似地区推广该模式。
一个人类学家进入到公共卫生领域，在旁人看来似乎非术业专攻，但庄孔韶做得坦荡自如。他认为，人类所有的问题都由生物性和文化性构成，要想了解和解决问题，必须从整体主义出发。而且作为一个倾向于价值介入的知识分子，庄孔韶也乐于看到自己的研究能够对他人带来帮助。比如农民工问题，虽然庄孔韶并不赞成拿来做一个研究课题，因为从出学术成果来判断，那是一个太复杂和庞大而无法给出结论的课题，可如果做有些研究可以得到国际项目经费的支持，他也支持学生去做，“就当做慈善了，总能够给研究对象带来些好处吧。”
这让我感慨。其实，庄孔韶讲的那些人类学理论有的地方我听不懂，但他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我是完全理解了。
A 科学之外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是咱们新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由于这门学科的历史不过100多年，估计不少人还不怎么了解它，很需要你科普一下呢。
庄孔韶（以下简称“庄”）：人类总想认识清楚自己。假定人类社会有个绝对的终观，但这终观实际上是永远达不到的，所以人类在认识自己这一点上，永远是在路上。在这个路程当中，出现了各种理论，它们不过都是在建立不同的认识角度，就像瞎子摸象一样，互相影响，又被时代所局限。在人类学看来，人类有生物性，但生物性中又携带着文化性，二者是一个整体，咬合在一起，你想找一个分裂，很难。那么，生物性和文化性所构成的研究人类整体性理论，就是一个人类学的基石。
记：人类学的出现是不是意味着在科学技术之外，我们要注意到文化的作用？
庄：是这样。工业革命以后，科学在人类社会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它使人类向前走了，生活也改变了。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得如此快，好像已经止不住了，发展以后人性的问题解决了吗？没有，相反，人类的困难更多地显示出来了。比如戒毒，人类就得解决这个难题。先是由戒毒所强制戒毒，可成功率很低。这样，医生开始动脑筋，试图用做手术的方法解决，但这又涉及到医学伦理、道德等问题――不管伦理不伦理，这总归是一种科学的手段，是试图从某一个东西的功能上去想主意，以解决人类生物性方面的成瘾性。还有一种科学的方法，是用另外一种认为毒性少的东西来替代海洛因，虽然我们承认这在一定的条件下不错，但肯定不是最佳的选择。
记：你从人类学角度推出的“虎日”戒毒模式，从戒毒成功率为64%和87%这两组数据来看，似乎挺不错的。
庄：“虎日”模式是目前亚洲地区最成功的戒毒实践之一，这种人类学方法通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接，将习惯、道德、信仰、尊严、伦理等文化要素集结起来，使得吸毒者有足够的力量去战胜人类在吸毒中的生物成瘾性。但反对的声音也有，最主要的说法是，这种东西无法量化，也没有一个科学的逻辑过程。虎日模式是一种文化的手段，是难于测量的。譬如对毅力的分析，很难量化。视死如归的激情可以准确测量吗？这再次让我们提到整体。生物性产生的科学方法是可逆的，是一定能够重复的，但是人类的事就很难了。诗歌可逆吗？人类情感可逆吗？所以这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事，既然你那个角度可以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我这个角度为什么不可以呢？人类学给出的是一个文化的诠释，其诠释的意义在于，在科学以外，还有一种可以如愿以偿的、成功的文化力量可以运用。
B 发现“虎日”
记：你是怎么发现“虎日”的呢？
庄：我有一个学生，他是小凉山彝族一个年轻的头人。有次闲聊，他给我讲当地头人们对毒品的侵害非常震怒，因为毒贩子利用了彝族家支的网络及其忠诚度，使得毒品泛滥。1999年1月，嘉日家族首次择“虎日”举行戒毒盟誓仪式，同时采取有关措施以隔绝毒品。彝族历法中的“虎日”，本是举行战争或集体军事行动的日子，这天要举行仪式起誓勇敢战斗。我一听学生讲这个，学术的敏感性立即呈现。
记：哪一点触动了你人类学研究的神经？
庄：它用仪式来戒毒，和我们脑子里知道的科学方法差别多大呀！就一闪念，我知道，这事大了。首先，我想的是研究它文化自救的程序、效果，到后期戒毒成功率那么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总结人类学中什么知识能够贡献给社会。想来想去，还是回到了整体性这一块。当然，我也马上联想到我住在西雅图的时候，去看过两次戒酒协会的活动，十余名戒酒成员每周二晚上聚会。聚会时他们总要站立，围成一圈，手挽手，在全体诚信和认同的气氛中以精神相互鼓励。他们谈论：“这星期你喝没喝酒，毅力怎么样？”结果发现，这种星期二制度容易在戒酒者中产生一定自律的反射：如果反悔了，在星期二的聚会上会颜面全无。长此以往，戒酒就有了效果。那我就想，提升一个人的毅力有多少种精神上的办法？
记：显然信仰是其中一种。
庄：所以我们当然要分析小型社会的习惯法和信仰的威力，另外是他们家支组织的严密性和有效性，还有他们的尊严。比如，过去有一个人偷了一头牛，被人发现了，没有人逼他，他就自动走到一棵大树前吊死了。
记：由于“虎日”模式的基础是家支，所以在城市里根本不能复制，是不是没有太大的推广价值呢？
庄：它的意义在于，当科学手段面对生物成瘾性一筹莫展之际，它提供了另一种角度。一位美国学者告诉我，虽然虎日模式对美国的吸毒者没有直接的作用，但他们学到一种思想，可以到地方去转换，寻找本土的文化力量。据我所知，后来也有一些其他的运用地方性文化的戒毒尝试。
C 人类学家
记：从人类学研究进入到公共卫生领域，这一步跨得真的很大。你怎么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
庄：人类学研究有两种态度，一种叫做价值中立，一种叫价值介入。中国文人不是有一个经世致用的传统么，应用人类学的一个原则就是，当一个学者研究的课题是有关国计民生的时候，价值中立是不采纳的，如果你看到真是能够对人们有帮助，使他们发展得更好，那无形中就介入了。当然，最开始我们不会介入，而是客观地进行研究，以更好地理解一个文化的特点。但是理解了以后，我们会发现有必要用一些现代教育的观点去感染他们。这个社会本身不就是文化变迁吗？至于是自发性的变迁还是指导性的变迁，那就涉及到你想怎么做了。有一个国外影视人类学家，她在南美做水库移民的研究。她本来可以采取一个价值中立的态度，做一个很好的论文，但是后来她发现，在水库移民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工程技术人员都忽略了移民的利益，因此她决定介入，穿梭在政府、工程技术人员和移民之间。最后，她的作品里反映了移民的疾苦，帮助政府和工程技术人员改善他们的态度，也为移民谋到了利益。就这个问题来讲，我本人也赞成价值介入的态度，这样才能实现人类学研究的责任，用北京话来说，比较来劲。
记：难怪你会说这么一句话，“学者不应该是高居象牙塔中自命不凡的教授、专家，而应该是积极入世，推动社会发展的独立学人。”现在的问题是，学者入世很多，可“独立”的似乎不多。
庄：是啊，有很多因素影响。中国的学术和政治紧密相关，现在也更多地显现受商业制约的现象，例如，对某些不适宜开设旅游点的地方进行违心的学术论证。论证半天，就是为了赚钱，想的根本不是文化的延续。
记：你会怎么办呢？
庄：学者也无力。我最近在美国买了最新的应用人类学书，它就强调，什么叫应用人类学？不是你仅仅影响一下国家的政策就够了，真正的应用人类学，是脱离大学、脱离学术机构的，学到了知识的学者，就站在他的位置上，直接用他的知识来决定政策，这才是真正的人类学。欧洲的文化遗产保护，在200年的过程中有一点是值得学习的，就是说，除了市政委员会以外，有个权威的古建专家学者组织的委员会，任何相关事情，它如果否决了，就不能实施。
D 主动生存
记：在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的时候，我们也越来越担心人类的命运，一些科幻片也展示了人类未来可怕的结果。你会如何看待人类的发展呢？
庄：什么是人类好的发展模式？现在普遍认为，在文化肌理上适应性地发展会是比较好的。比如北极圈的拉谱人，他们坐雪橇、住冰屋，生活习惯完全没有变，但雪橇是马达的，冰屋里有电灯了。可我们发现，这些技术改善之后，他们的习俗还是保持着。所以一个区域性的发展，它的良性循环应该是在保持主体性，在它的文化天性的基础上现代化地发展，才是有希望的。但是人类的文化有替代性，现在的超级市场就是一个例子。美国的超级市场老是那4种苹果，2种柑橘，苹果的果皮都很坚硬，这是为了便于运输，结果超级市场的普及导致的是生物多样性减少。同样，如果你不谨慎，没有一个文化战略的规划，文化多样性减少，最后你的命运是一个文化替代，那就可怜了。所谓全球化，其实就是一个文化。法国都急呢，它试图在国际的商业贸易坚持用法文，最后不行，还得是英语。
记：看来我们得非常重视保护自己民族的文化才行。
庄：我强调的是文化怎么样很好地生存下去，而不是强调保护。保护是被动的，生存才是主动，它的基础就是，要照顾到地方人民文化的主体性。生存的意思是，小民族文化受到外力的侵害，这个时候不能只说保护，你要从主体性的角度去考虑。你外边的人要和主体者来讨论这些问题，而不是说，就是你的一个商业原则，赚钱就行。比如一条街，你在保护之前，不能只在意那个壳，而应该用电影来记录他们的生活，这是配套的。当然，现在商业的操作常常是把主体性去掉了。
记：做人类学研究这么多年，在你眼中，究竟有没有先进的人类文化呢？
庄：我们一般不这么说。任何文化发展到今天，一定有它的道理。比如说幸福，什么叫幸福？鄂伦春人原来住在山上，清代时政府就想把他们迁到山下生活，可最终他们生活不习惯，又跑回到山上去了。可行政官员不学习，1949年又决定让他们下山，结果他们又跑了。很简单，你认为不幸福的，他认为是幸福。人类学正是持有这样一个原则：不要以外来者的价值观评价所接触到的异文化，这就是文化的相对主义。我们在研究、拍摄的同时，当然要关注地方人民的权益和发展，更重要的是，持一种平等的态度。研究者到一个民族地区去，如果是猎奇的态度，本身就是居高临下，就是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