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鸡血洒向刻着誓言的大石头，老乡长嘉日万格的决心已下。几天后，他的独生子毒瘾发作，骑着摩托车前往邻村去找毒品，嘉日万格在儿子必经的山口上架起一支猎枪。“看见我儿子远远过来，他把我的一对孙子、孙女放在前后座上作保护，要闯过去。”嘉日万格不为所动，对着摩托车的油箱，儿子终于退缩。2002年，金谷忍所家族用最高规格的仪式将3000多族人聚集在山洼里，杀掉了一头牛向祖先“金谷”起誓，“谁要再吸毒、贩毒，家规处置”。
“这道山梁之下，就是金谷家族的领地，256平方公里。”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的跑马坪乡，人均年收入600元左右，在上世纪90年代成为国际毒品通道的要冲处。金三角的毒品通过瑞丽、德宏，就到达跑马坪。汽车行驶6小时后，进入最重要的两条贩毒通道――滇系进入集散地大理，川系进入西昌。小凉山地区人口最多的彝族大姓“金谷”就聚居在这里，有男丁1269人，1999年查出20人吸毒，2002年增长到32人，更多人参与小规模毒品交易。金谷家刚用6年时间修订了15代人的族谱，负责此事的是头人嘉日姆几，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云南大学人类学教师。他说:“300年前黑彝贵族和白彝女子私通，生下了我们的祖先金谷，繁衍成小凉山最强大、宗法制最严格的家族。现在，这个家族正用自己的方式，避免被毒品毁掉。”
鸦片经济与奴隶社会
“我们彝族人对毒品并不陌生。”金谷忍所家族最德高望重的老人金谷五斤，是解放前参加共产党的大头人，后来曾担任宁蒗县副县长。他说，“解放前，这里漫山遍野都是白色、紫色的罂粟花。我傍晚去将罂粟果割开一个小口子，第二天早上，去采集流下来的汁液。制成拳头大小的球，黄白色为最佳”。小凉山彝族在解放前只是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府，真正的统治者是五大黑彝家族，奴隶社会等级森严。鸦片战争后，云南、四川、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大面积种植鸦片，贸易改变了社会等级。黑彝贵族只收税和吸食鸦片，对于奴隶和田地的管理，都是交由白彝负责。金谷家作为仅次于黑彝的第二等级，和其他强大的白彝一道，实际上逐渐掌握了经济命脉。“我父亲就是小凉山的鸦片商人，他将鸦片运到内地，换回粮食、布匹、盐巴。但最重要的是枪支，最好的价格是，5斤鸦片换一支美国造的大花牌步枪，值300两银子。”
小凉山同样发展起来的白彝家族有十来个。“一切以自己家族利益为重，就是我们最大的法律。因为白彝各家族夺取地盘、扩张势力，战争时有发生。在彝族的宗法制中，最严格的是婚姻制度，不同等级间不容许通婚，保障了血缘的纯净。我们只认自己的父系亲属，家族之间的矛盾靠战争解决，家族内部问题靠家规解决。”金谷五斤的父亲已经敢于反抗黑彝贵族，家里还有一个奴隶种植鸦片有术，甚至过上了富裕生活，每天吃肉，“但是我们这里的生产力很低下，互相劫掠妻子和奴隶，然后复仇。绝大部分人不依靠家族力量无法生存。清政府和民国时期的军阀，离我们太远，根本管不着。黑彝也不问我们的死活，我们的法制就是家族制度”。
金谷家的宗法制
1956年，宁蒗解放，建立彝族自治县，鸦片被禁。除了废除奴隶社会的等级身份和规划土地，彝族人按照父权关系处理家族事务的习惯依然保留下来。“这里的人，识汉文的不多，懂法律的更是几乎没有。我们只知道，姑娘被抢、耕牛被偷要告诉家族。”现任跑马坪乡长也是金谷家的头人吉伙体子说，自己上任5年，用民族习惯法处理过的人命案有6条。《刑法》在老乡长嘉日万格眼中并非解决命案的最佳方式。派出所的一位姓陈的民警说:“我们这里的派出所去年才建立，之前只有县上有公安局，下面的彝族乡村虽然也有司法人员，但可以说是按照民族习惯法在管理。比如杀了人，公安却抓不到，整个四川、云南的凉山地区，遍布他的家族势力，他要隐藏起来太容易了。”但是彝族家族宗法的基础是道德，吉伙体子说所有金谷族人都明白这一点，“彝族有自己的《道德经》，一代代口传下来，4岁的孩子就会背了。和汉人写的完全不同。无论何种罪行，祖先早已立下规矩。过去，不同等级之间，或者同一家族的通奸要烧死，偷窃自己的族人要判处死刑，可以自缢，不自缢的则让他吞吃鸦片。远走他乡的人永远开除出籍，也不再追究。但很少有人选择逃脱，因为对于彝族人来说，尊严比性命重要，被判离开自己的姓氏家族，是最大的屈辱”。
在这样的逻辑下，有的案例按照现代人的观点看来匪夷所思。老乡长嘉日万格说:“有人被怀疑偷了族人的一头牛，我们就让他吊死，丢牛的这家再赔给死人的这家一头牛和500块钱。”怎么算两边都亏的这笔账，在嘉日万格看来，“道德上就要这么做”。金谷、嘉日、吉伙是金谷忍所家族内的三个小家支，是并列的兄弟关系。嘉日万格是被三个家支推举出来的“德古”，也就是彝语中“办事公道、善于辞令”的人，是公认的大头人，在跑马坪做了10年乡长。“我们处理内部的问题要两方面都点头，全族人来做证。谁不服，后果就是遭到全族排挤。每个人从小都会背6代家谱，知道自己的言行关乎父辈的名誉，所以没有打击报复，没有后患。”即使在“文革”期间，家族依旧牢不可破。过去的奴隶阶级起来批斗金谷等大家族和黑彝，但同等家族之间绝无斗争。人口众多的家族，一如往常担负着保护族人利益的职责。
靠山吃山，海拔2600米以上的小凉山遍布着冷杉和松木，是彝族人放弃鸦片种植后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山地种土豆、苦荞，有时连自己吃都成问题。”嘉日阿伙是个高大的彝族汉子。1997年洪灾以后，国家禁止林木砍伐，大小凉山范围内林业局、造纸厂、木材公司和大量做木材加工的当地人失去了饭碗，嘉日阿伙就是其中一个。缅甸、老挝的海洛因大量入境。跑马坪有层叠的大山做屏障，又是一个岔路口，自然成了毒品交易场。“那几年，凉山彝族又恢复了赤贫状态，很多原本做木材生意的个体户，开始盯上了毒品。在我们看来，毒品没什么可神秘的，我们彝族人没有药，都信巫术，鸦片曾经是祖上传下来的感冒、止痛药。” 90年代末，巨额利润改变了当地的经济模式。“一个人去金三角背一趟毒品回来，不走公路，翻山越岭只用23天时间，能得到运输费4万元。”当地人介绍。尽管只出产土豆和苦荞，跑马坪的畸形繁荣却日益增长。在乡里最繁华的一条不足500米长的街道上，每一个卖烤土豆或者粑粑的彝族老大妈的口袋里，都有高纯度的海洛因。“你可以买200块钱拇指盖那么大的一克，也可以买10块钱的掺着头疼粉的一点点。”于是，到处是成群吸毒的年轻人，乡长吉伙体子的儿子、嘉日万格的儿子也加入了瘾君子行列。“没有买不到的，没有卖不掉的。”嘉日阿伙说，很多人一开始都是小规模参与家族联网式毒品贸易，“比如有老板出20万元去金三角买毒品，就有人加几千块的本钱，回来能翻几番。很多人希望挣些钱就搬到海拔略低的华坪县去，那边土地更适合耕种”，但是能得利的是极个别。到2005年5月，宁蒗县共有在册吸毒者917人，其中820人是农民，804人为彝族。云南大学的嘉日姆几在1999年曾经走访过昆明的一个女子戒毒所，“一共300来人，有100多人是我们凉山籍的彝族女人。戒毒所里挂满了她们精美的手绣，那些原本属于她们的男人的东西。身为金谷家的头人，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海洛因让金谷家的青壮年迅速堕落。“每天我要吸三次毒，家里的门板被我拆掉换了毒品，老婆孩子都没有鞋穿。”嘉日阿伙和嘉日家支二十几个瘾君子一起，每天传递消息，寻找吸毒机会。家族宗法制本来是保护家族利益的制度，但是已沦为族人贩毒、吸毒的工具，族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吸毒是不道德的，父权关系变成毒品网络。嘉日万格的儿子也在吸毒，他多次要求警察带走儿子，好容易带走了，戒毒所待3个月后放出来毒瘾更大了，还认识了更多的毒贩子。“第二次进去，我就要求把他劳教5年，他们却只同意3年。不到3年时他生了病，劳教所又给扔回来了，我说我出钱让他继续劳教都不行。”国家法律权威在偏远的彝族山区被不断弱化，金谷家族于是决定让传统宗族制度发挥更强大的作用。 家族戒毒实践 1999年11月30日，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做博士的嘉日姆几号召嘉日家支二十几个“德古”，第一次以家族名义向毒品宣战。嘉日阿伙记得:“德古们对我说，我是个金谷家的男人，全家族的人都在看着我，如果我不戒毒，我的父亲将没有脸面活下去。”这一次戒毒的20个人，有10人复吸，10人戒断。嘉日阿伙复吸了。2002年5月22日是彝族的“虎日”，是发动战争的日子。金谷忍所家族全部成员来到集会的山洼里，举行规模更大的戒毒仪式。 “杀牛是彝族家族最郑重的仪式。打仗之前，我们杀牛，吃牛肉，喝血酒，从牛皮下钻过去，就定下了打仗的一切细节。对于我们，这个仪式和宪法一样不可违反。上一次动用这个仪式，还是在小凉山解放前、共产党人来和彝族头人们议事结盟的时候。”金谷五斤决定支持嘉日家支的提议，用最传统的家族宗法，来挽救家族里32个吸毒人员，净化跑马坪的社会环境，“那天一大早，金谷家的500户族人陆续站满了山坡地四面。牛、猪、鸡被我们杀掉，取出胆和血，做成血酒给族人喝。请‘必摩’念咒，刻在神山的大石头上。咒语意思就是，吸毒的人，家族不再把他当人看待，他的命不再重要，除非他重新寻回做金谷家人的尊严”。嘉日阿伙的父亲、哥哥和堂弟被指定监督他的行为。如果阿伙吸毒，他的至亲会用最严厉的手段对待他，和嘉日万格用枪对准儿子一样，“他们会看着我像一只狗那样死掉”。同样，戒毒的责任也被全族的人共同承担，“只要我愿意戒毒，会有十几个人拉着手站在我身旁，给我鼓励”。 封闭，是宗族制度戒毒最强有力的措施。吸毒者的待遇是被关进条件恶劣的小黑屋，有人干脆用木条给封锁起来，每天有人送饭。为了保证宗族法度的权威，吸毒人员本人和家属签下了担保书:“安排三个以上人监管;一年内不得出远门;任何人有权随时和他思想交流;如果不改，送公安机关，家族可以按照家规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不履行承诺者一切后果自己承担。” 戒毒期间有两人毒瘾发作，自己在屋内上吊而亡。嘉日姆几和吉伙体子组织了9个族人的“民间禁毒协会”。吉伙体子拿出类似公安联防自制的袖标，充满了自豪感。他说，“有一个吸毒者逃跑，我们在县城里的大街上找了4天4夜。卖毒品给金谷家的，金谷家将对他采取措施。原来我们是要抄他的家，烧他的房子。后来有个贩毒的人，我们一车50多人到他家一看穷得可怜，也就没有抄，只把他送去派出所了。今年年底他就劳教期满了”。 发现有人在跑马坪卖毒品给金谷家，报案者奖励500元。而吉伙体子自己一年的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宁蒗全县年收入1000万元，支出2.5亿元，是国家级贫困县，没有余力用于民间戒毒。吉伙体子的力量来自大家族的支持，“一开始每家2元钱，凑了1000多元给我们做经费”。禁毒协会的人有权力追踪每一个吸毒者，在200多平方公里的山区内，他们步行去每家走访和进行帮助，“大多数吸毒者在辈分上是我的叔叔或者爷爷，但是他们都很尊敬我。在他们戒毒期间，他们的小家庭完全靠金谷族人凑钱来供养”。金谷家族宗法体制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承担了社会保障的任务。在婚丧嫁娶等各种家族事务中，个体家庭要承担经济责任，彝族人称为“尔扑”。“我们祖有古训，有丧事，谁买牛，谁买布都是在歌谣里唱的。今年8月有个孩子考上了云南大学，一个下午金谷家就凑了1.6万块钱。”金谷五斤和在县城上班的儿子每年承担的家族经济支出在1万元以上。更多聚居在山里的族人，共同分担着每一家的大事。他说，“这样任何一家出了事都不会遇到太大困难”。 结果，嘉日阿伙遵守诺言，不仅戒断了毒瘾，4年里只去过县城2次，“金谷族人是真心为我好，戒毒的前两年，只有他们来我才有肉吃”。戒掉毒瘾的嘉日阿伙加入了禁毒协会。跑马坪乡今年被评为“无毒社区”，共有一个男性祖先“金谷”的家族里，2002年戒毒的32个人，有27个人至今没有复吸，另外几人则脱离了金谷家族，远走他乡。用封闭的方式禁绝毒品已见成效。然而，家族戒毒引出的另一个问题是，“那道山的后面，就是金谷姓氏的势力范围以外，现在还是毒品交易的地点”。
海洛因归来
(感谢人民大学人类学教授庄孔韶的资料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