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舞台上的“芭兰花”
1942年4月27日，杨丽坤出生在云南省普洱县磨黑镇的一户彝族家庭。家中兄弟姐妹11人，她排行第9，所以家里人都亲切地称呼她“小九”。
杨丽坤四五岁时，积劳成疾的母亲离开了人世，这让原本就不宽裕的家庭变得更加穷困。她的大姐杨琴曾说：“小九自小沉默寡言，但爱动脑子，个性很强，脾气犟得像死牛。碰上不高兴的事就独自坐着生闷气，有时竟憋得鼻子里流出血来。10岁的时候，二妹黄晓夫妇把她接到了昆明，留在身边生活、学习。黄晓的丈夫是当时的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部长，这给小九的成长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来到昆明后，杨丽坤被二姐送到靖国新村小学继续念书。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年幼的杨丽坤一心想着长大后要做一名工程师，为建设祖国添砖加瓦，因此学习十分用功。她非常喜欢读书，常常待在家中的书房里，抱着厚厚的《死魂灵》《堂吉诃德》看得入神。二姐夫见她爱看书，就时常买一些像《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丹娘》等比较适合她读的书送给她。
杨丽坤12岁那年，有一次二姐带她一起去云南省歌舞团看演出。演出结束后，她在回家的路上兴致勃勃地学着演员们的舞蹈动作，恰好被歌舞团的团长胡宗林看见了。“这样省歌舞团便知道了小九，觉得她身材极好，五官端正，想让她进歌舞团当学员。团长问她时，她除了自己的名字什么也不肯说。事后，我问她到底喜不喜欢舞蹈，她说喜欢的，但学习怎么办？我能不能一边学习，一边跳舞？”多年后，二姐黄晓在电视节目《电影传奇》中这样说道。
就这样，杨丽坤走进云南省歌舞团，成为一名舞蹈学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她不但品学兼优，而且舞蹈水平也进步神速，先后参加了《十大姐》《白鹇鸟》《万盏红灯》《采茶》《小卜少》《赶摆》等集体舞的表演。
1956年，在经过两年的系统训练后，杨丽坤逐渐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独舞演员，在家乡的文艺舞台上崭露头角。她从藏族舞蹈《弦子舞》翩然起步，继而担任了歌舞团中许多大型舞蹈演出中的领舞。
一次，杨丽坤在古典舞蹈《春江花月夜》中为大家表演了独舞。在舞台上耀眼的聚光灯下，她以灵巧的肢体语言控制着整个舞台，用优美舒展的舞姿、稳健含蓄的表演，细腻地描绘出了春、江、花、月、夜的意境，诠释了舞蹈深邃的内涵。表演结束后，人们纷纷称赞她“好像一枝冰清玉洁、素心芳菲的芭兰”。从此，杨丽坤声名鹊起。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杨丽坤的二姐和二姐夫被划为“右派分子”，发送到偏远的矿山劳动改造，她因此受到牵连，领舞机会变得越来越少。那时，先前对杨丽坤“特别关心”的人也都突然对她板起了脸，这对年仅15岁的她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世态炎凉使我更加不爱说话了。从此以后，我就拼命地练舞蹈，因为这就是我唯一的乐趣了。”
二、用演技征服银幕
1959年年初，中宣部和文化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创作工作会议”，决定拍一批优秀影片向国庆10周年献礼。于是，当年4月，导演王家乙来到云南省歌舞团，为即将开拍的电影《五朵金花》挑选演员。
《五朵金花》拍摄时杨丽坤听导演指导
《五朵金花》是一部以大理为背景，反映少数民族热情奔放、载歌载舞的轻喜剧电影。经过几天的挑选，影片中的其他四朵“金花”——炼钢厂金花、拖拉机手金花、畜牧场金花、积肥模范金花都定了下来，唯独女主角——副社长金花还没有理想人选。于是，王家乙准备离开云南省歌舞团，到地方歌舞团去寻找“金花”。
离开昆明那天，王家乙与摄影师王春泉默默走在从歌舞团去公路车站的小道上。路过团里的排练厅时，王春泉突然发现，一个姑娘正侧身坐在窗台上擦着玻璃，那优美的体态、灵巧的动作令他眼前一亮，他碰了碰身旁正低头冥思苦想的王家乙，于是王家乙便抬头望了过去。陪同人员轻轻唤了一声，姑娘顺声回头，露出了纯真质朴的笑容，在她那如泉水般清澈的双眸中，王家乙找到了他需要的美丽。这个姑娘就是杨丽坤。
虽然找到了理想人选，可她的表演功底如何还不得而知。于是，王家乙让杨丽坤和其他被挑选出来的演员一起接受了一次即兴表演考试。
首先，道具师拿来了一个脸盆、一条毛巾，王家乙说道：“你们经过一整天的紧张劳动后回到了宿舍，可这时团里又突然临时通知，要你们简单收拾一下，再去参加青年突击队的慰问演出。这时你们应该怎样反应？”话音落下，演员们思索片刻，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进行表演。她们有的面露极为不满的情绪，有的唉声叹气，有的则干脆开口骂了一句。
这时，只见杨丽坤静静走到场地正中央，麻利地用毛巾擦了擦稚嫩的脸庞，脸上自然流露出一种在紧张劳动后感到异常疲倦，并渴望马上休息的神情。接着，晚上要参加慰问演出的消息传来，她听后没有立即做出夸张的动作，也没有说话，只是在一刹那间很自然地撇了一下嘴，以表示自己不满的心情。
看了杨丽坤微妙、真实而富有层次的表演，王家乙十分欣喜。紧接着，他又单独给杨丽坤出了一个更难的考题。他坐在沙发上，不动声色地递给杨丽坤一封信。杨丽坤一看是妈妈来的信，喜形于色的表情顿时写在了脸上。这时，王家乙问道：“是谁的来信啊，看你这么高兴的样子？”只见杨丽坤一边拆信，一边撒娇地说：“我不告诉你。”等她把信拆开一看，却大吃一惊，两颊顿时抽搐了一下，嘴唇轻轻地一撇，一行清泪顺着眼帘流了下来。看到这里，王家乙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就是她！”
考试结束后，王家乙好奇地问杨丽坤：“你快对大伙说一说，刚才为什么转喜为泣呀？”杨丽坤答道：“我想象是妈妈的来信说，她给我介绍的对象吹了……”一句话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就这样，杨丽坤脱颖而出，登上了新中国的红色银幕。
三、绚烂开放的“金花”
1959年10月，电影《五朵金花》作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18部献礼片的压轴之作，在全国公映。周恩来总理高兴地说：“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造了一种能反映伟大时代的新风格——一种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新风格。”
杨丽坤在《五朵金花》中的剧照
在《五朵金花》中，杨丽坤的出色演技赢得了大家的交口称赞。参演该片的演员曾谈起过片中的一个桥段：“杨丽坤扮演的公社副社长参加完婚礼，喝了点酒后一个人照着镜子、摸着自己的脸，心里想着心上人，头却摇了摇。事业女强人含情羞怯又无可奈何的心思让她演绎得非常到位，别忘了她那会儿才17岁。”
同年11月，杨丽坤作为少数民族代表和《五朵金花》的主演，应邀参加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国宴。在招待会上，周总理亲切地询问了许多有关杨丽坤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杨丽坤十分紧张，说起话来语无伦次。总理就笑她：“你说话怎么还是奶声奶气的，像个孩子。”当了解到她演的“金花”是由别人配音时，周总理说：“作为少数民族的电影演员，你要努力学好、学会普通话。以后再演新戏的时候，不要再要别人配音，我会去看你的新戏。”
后来，《五朵金花》被输出到46个国家放映，创下当时我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最高纪录。1960年2月，在埃及开罗举办的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五朵金花》获得“最佳导演银鹰奖”和“最佳女主角银鹰奖”，埃及总统纳赛尔点名邀请杨丽坤前往开罗领奖。
随着电影在国内外的播放，以及影片插曲“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好梳妆”的传唱，大理成了人们向往的人间天堂，杨丽坤这朵“金花”也迎来了人生中最绚烂夺目的时期。
1960年冬天，云南省歌舞团在中南海怀仁堂汇报演出，杨丽坤上台表演了《白鹇鸟》和《铃鼓舞》。演出结束后，毛主席走上舞台与演员们一一握手，等来到杨丽坤的身边时，周总理大声告诉毛主席：“她就是演《五朵金花》的杨丽坤，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少数民族电影演员。”
虽然凭借着电影中的出色表现一举成名，可杨丽坤依旧质朴无华，不演出的时候就穿着粗布衣干活、看书、教小姐妹们唱歌跳舞。她甚至都没有告诉家人自己演了电影，直到后来有人给她的二姐送来《五朵金花》的电影票，二姐才知道这居然是她演的。杨丽坤的同事称赞说：“电影是成功了，但她做人还是很谦虚，不张扬。”
之后，杨丽坤又跟随陈毅副总理率领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了缅甸等国。她的二姐回忆说：“她第一次出国去缅甸演出时，团里发了30元的补助。她回来买了三样东西，一样是给我的孩子买了大桶蓝铁盒的雀巢奶粉，一样是给一直有胃病的我买了一只很大的暖水袋，一样是给她的五哥买了一块床单。问她给自己买了什么时，她说‘我不要。’”
四、遭遇重创，悲情谢幕
1963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准备将云南地区广为流传的一首叙事长诗《阿诗玛》改编摄制成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舞蹈片。在确定主演时，导演刘琼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杨丽坤。
电影《阿诗玛》讲述的是一个悲情的故事：善良美丽的阿诗玛与勇敢憨厚的牧羊人阿黑相爱，富家子弟阿支趁阿黑不在将阿诗玛关进地牢逼婚。阿黑赶来相救，不料妒火燃烧的阿支却放洪水吞噬了这对恋人。最后，洪水中的阿诗玛变成了一座美丽的石像，永驻石林。
杨丽坤《阿诗玛》剧照
在一年多的拍摄过程中，杨丽坤的表演十分出色，塑造的银幕形象近乎完美。伴随着赋有民族特色的美妙歌声，她翩翩起舞，使这部影片未映先红、先声夺人。
之前，杨丽坤曾经向周总理保证一定会把普通话说好，如今，她在这部影片中兑现了自己的诺言。片中有一幕讲述的是阿诗玛被关进热布巴拉家地牢时的情形，在地牢中，阿诗玛忧虑道：“我什么都不怕，只担心年迈的老妈妈。”这句话就是杨丽坤的原声。而那句在音乐声中阿诗玛独自对着水中的山茶花说出的韵白“水呀！你为什么不往高处流呀”，也是她自己的声音。
1965年秋，《阿诗玛》的拍摄和后期制作全部完成。然而，就在剧组人员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准备公映影片时，文化部下发了一份文件：电影《阿诗玛》停止发行，拷贝封存。被禁止放映的理由是“不歌颂社会主义的大好局面，为死人做传”，“宣扬爱情至上，充满资产阶级情调”。同时，《五朵金花》也遭到了禁播。
此后，杨丽坤不可避免地卷进了“文革”的漩涡。正如电影中唱得那样，“太阳不愿照，玉鸟绕路飞，热布巴拉家阴森森，阿诗玛正在受苦罪”！
1970年，在多方的帮助下，周总理终于得知了杨丽坤的消息，杨丽坤这才被允许送到医院治疗。后来，为了让杨丽坤远离受刺激的环境，家人又把她送去了湖南郴州医院。
五、雨过天晴，抱憾离世
1971年，杨丽坤的病情有所好转，经人介绍认识了唐凤楼。1973年，两人举行了婚礼，并在一年后生下了双胞胎儿子唐琰和唐韬。
“文革”结束后，大多数当年遭禁的影片都重返银幕，可《阿诗玛》却迟迟未能与大家见面。于是，1978年，作家陈荒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阿诗玛，你在哪里》的文章。随后，汪习麟和《解放日报》的记者张曙又共同发表了《阿诗玛就在我们身边》一文，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不久后，封存了十几年的电影《阿诗玛》终于在全国公映。紧接着，杨丽坤也得到平反，落实了政策，和丈夫一起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并转入上海市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
1982年，在西班牙桑坦德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电影节上，《阿诗玛》荣获“最佳舞蹈片奖”。此时，观众们希望杨丽坤回归表演事业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在“文革”期间饱受摧残的杨丽坤，无论接受怎样的治疗，都始终无法走出那段阴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的身心难以恢复健全，总是时好时坏，因此，重回舞台和银幕就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病中的杨丽坤
1997年，杨丽坤突患脑溢血，经及时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出院后，丈夫唐凤楼将办公用具搬回家中，在她的病榻前工作。从此，杨丽坤最爱做的事就是坐在一旁深情地注视着丈夫，对她来说，看着丈夫工作就是最大的满足。有时，她还会满怀遗憾地说：“唐凤楼，要是我没病，应该好好照顾你。”
2000年7月21日清晨，杨丽坤照例在卫生间门口看着丈夫洗脸刷牙，还伸出手轻轻划过这个和自己相濡以沫近30年的男人的脸颊。这天晚上，保姆喂杨丽坤喝汤时，她的脸突然涨得通红，随后面呈蜡色、气若游丝。19时15分左右，杨丽坤停止呼吸，结束了自己脆弱的生命，随后赶来的医生给出的诊断是“突发性脑溢血和脑梗死”。这一年，杨丽坤才58岁。
2000年8月5日下午3点，杨丽坤的追悼会在龙华殡仪馆隆重举行，闻讯赶来的人们把殡仪馆围得水泄不通。2001年1月15日，杨丽坤的一半骨灰落葬云南金宝山艺术园林；3月16日，她的另一半骨灰落葬上海九天陵园。云南的红土与上海的黄土，就这样永远融合在了一起。
杨丽坤一生虽然只演过《五朵金花》和《阿诗玛》两部电影，却在亿万观众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如今，即使过去了几十年，人们也依然怀念着杨丽坤，怀念着永远的“金花”和“阿诗玛”。
原载：金星华主编，乔继堂、乔盖乔编著《共和国少数民族艺术家传》，贵州民族出版社2015年09月01日出版。文图来源：云村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