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木呷简介：阿尔木呷，又名王海民，四川省越西县王家屯人。出身贫寒，父亲是“苏尼”，养育不了子女，阿尔木呷16岁便外出当长工。1934年3月，越西彝汉人民在王义芳等人领导下举行反抗国民党军阀的武装起义，阿尔木呷积极参加并被推为义军排长。起义军围困越西县城3天，但终因力量悬殊，起义失败。1935年5月，红军长征路过越西，阿尔木呷报名参军，并使用汉名王海民。1936年2月，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进入红军大学学习，在党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八路军总部警卫队排长，后又进延安民族学院学习。抗战胜利后，曾在内蒙古任骑兵团团长。1950年3月，任南下随军干部团参谋长，并回到凉山开辟工作。1952年9月，当选为凉山彝族自治区(后改为自治州)副主席。1954年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1955年6月，凉山彝族地区开始民主改革，他兼任彝民团团长，领导和指挥平息奴隶主叛乱。1955年以后，曾先后担任中共凉山州委副书记、凉山州副州长、四川省民委副主任、凉山州革委会副主任、州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
阿尔木呷（王海民）照片
导言：
阿尔木呷曾是中央警卫团战士，担任过周恩来的警卫工作。本文是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写的回忆（原文过长，有删减），记述了自己参加红军的经过。本文和下文并非同一战场，但二者却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除了武器，战争的“人和”因素究竟有多重要。当然，这个“人和”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战争的正义性。
红军来了
1934年3月，我们越西县的彝民和汉族穷苦老百姓，实在受不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国民党第24军的残酷统治、剥削，联合了4000多人，在海棠、王家塘、保安三个区同时举行暴动，消灭了第24军3个连，并围城3天。不料，在刚攻破县城的时候，敌人从西昌派来了增援部队，把我们打败了。我们剩下的一部分人，被迫藏在城外的东山森林里，过了一年野人般的生活。
到了1935年5月，记得正是白蜡树下虫子的时候（把一种虫子放在白蜡树上，经过一定的时候取下虫子制成白蜡），传出了“红军要来了”的消息。有人说，红军是专整国民党和财主们，为天下穷人办好事的；也有人说，红军是杀人放火的……难道世上真有专整国民党、替受苦人出气的队伍吗？我们决定派人下山去打探。
打听消息的人回来说，国民党部队逃了，财主们搬家了，红军要来是真的。另外，他们还看见伪保甲长们在强迫群众搬家，说：“红军来了要共产，共产党不分什么人的东西通通分个精光。”并禁止人们打听红军的底细。有的群众也跟着糊里糊涂地搬走了。到底红军是个什么样队伍呢？大家瞎想了一阵，觉得红军打国民党是可以肯定的，要不，那些个家伙怎么逃跑得那么慌忙？说到共产，我们有什么东西怕分掉呢？而且，一年来的野人生活也过够了，倒不如去帮着红军打打国民党，出出这口气。这样，我们下山回到城里。
越西城里一片凄凉景象：城里参加过暴动的人家全被毁了。“黄狗兵”们临走前还抢劫了一次，许多房屋被打坏，门敞开着。侥幸没受灾的人家怕遭横祸，关门闭户，街上很难碰着行人。满地是碎瓦片、破木板、谷草……
早晨，我们正在一家铺子里询问红军的消息，忽然，远处传来嗒嗒嗒的马蹄声，大家探头一看，来了5匹马，马上坐着5位雄赳赳的小伙子，穿着黑布制服，戴着有遮檐的帽子，上缀一颗红五星，脚上穿草鞋，肩上挎着步枪，子弹袋横缠腰间，别有一种英武气概。他们一见我们，老远就下了马，笑着过来打招呼：“老乡，你们受惊了！”
我们起初都愣了一下，后来见人家怪亲热的，也就迎了上去。“老乡们，不要怕，我们就是红军，是专为各族人民办事、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的……我们听说这里的老乡们，尤其是彝胞（呵，我们第一次听到对彝家这样亲切的称呼），受反动派的压迫很深。敌人还造了我们一些谣言，让老乡们担惊受怕了。大家该做啥还做啥，我们队伍就在这里待几天，保证你们不受任何损失。”说完，这几个红军和我们握了手，又到其他人家拜访去了。
下午，随着一阵嘹亮的军歌声，红军队伍入城了。老百姓站在大街上，有的拍手欢迎，有的以神秘新奇的目光看着红军。红军中还有穿着老百姓衣服的，但是个个都精神焕发，边走边向群众微笑着招手致意。街上空着许多民房，可他们都不进去，一直来到鼓楼口才停下休息。好奇的群众立刻拥上去把他们围起来。许多战士坐在地上就和我们攀谈开来，有的还抱起小孩子亲热地逗着玩。
当年随红军到达陕北的部分彝族红军战士
旧政权的监狱
大家纷纷议论着他说的这些新鲜的名词：参加红军、打反动派、打日本帝国主义……当听说红军是打国民党的，我心里想了一下，想报名参加，但又犹豫了：忙什么，还是看看再做决定才好。
“快去看呀，红军开监了！”忽然有人这么大喊了一声。接着，许多人都向县衙门跑去。我也跟着跑了过去。嘿！县衙门里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在大堂上和监狱门前的院子里，烧着几堆熊熊大火，战士们把反动派的许多公文大捆大捆地往火里投。天快黑了，火光映着他们红红的脸。我们看着真高兴，“红军瓦瓦苦”（红军万岁）的欢呼声响个不断。几个魁伟的红军战士抬起一根大木杠，吃力地走到坚固、高大、阴森可怕的监狱铁门前，叉开腿摆好架势，喊了声“预备－－放！”猛力往前一撞，只听咔嚓一声巨响后，铁门应声倒地。
“红军瓦瓦苦！红军瓦瓦苦！”一片感激的欢呼声，在半空中回荡。我激动得不知哪来的一股劲，一下子挤到了监狱门前。顺着火把往里一看，呀！黑洞洞的屋子里传来一片叮叮当当的金属声，跟着又扑来一股浓烈的令人发呕的腥臭味。可红军的战士们并不怕这些，他们举着火把，提着钉锤往里走，边走边喊：“老乡们，你们受苦啦，我们红军来救大家来了！”我跟着进去仔细一看，呵，这里面的人哪里还像人呀！他们一个个躺在烂泥、屎尿、污水里头：头发都有尺把长，蓬散在脸上：有的赤裸着身子，有的只用一块破布遮住下体：拳头粗的铁链、脚镣、手铐，沉重地箍在他们瘦得像枯藤一样的身上。红军战士们细心地给他们锤开锁链，逐个把他们背到外面来。我和许多群众也进去往外背，一共背出200多人。他们都是我们的彝族兄弟，其中有普雄峨勒、阿候、沽基等家支的大小头人。有的在这监狱里坐了六七年，有的坐了十几年。而在坐监中被木棒打死、烙铁烫死、竹竿插死的，就没法计算了。他们是什么“罪”呢？有的是没有执行“以夷制夷”（国民党唆使彝族人民互相残杀）的政策，不忍心残杀其他家支；有的是没有按“章”给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军队送青年妇女；有的是交不起花样翻新的苛捐杂税……为了“杀一儆百”，反动政府兴了个“换班坐牢制”：要是哪一家支一个头违犯了一点反动政府的规定，从他开始，这个家支所有的头人和他的儿孙，都要长期轮换着坐牢。说是轮，实际上是有去无回，不死在里面，留着一口气回来也同样是死。因此，有的家支一代一代的，逐渐被这样折磨绝了。
“红军瓦瓦苦！”
有的群众发现了自己的亲人，看着亲人被折磨的可怜相，心痛地流泪了……我心里一阵伤心，一阵悲愤，情不自禁喊了声：“我要参加你们的队伍，打国民党去！”沉重的空气被我这突如其来的呼喊声打破了，大家都沉默了一下后，也跟着喊起来：“对，我也参加，打国民党去！”……战士们把新衣服给每个受害者穿上，又送上饭菜，对有伤的分别给上了药，并给了每人一匹布、十几锭银子。
“红军卡沙沙（谢谢红军）！红军瓦瓦苦！”又是一阵激动的高呼。
……后来才知道，刚才讲话的那位红军是指导员刘志春。讲完话，他们把我们领到连里，叫来了一位中等个头的同志，指着我们说：“这三位同志就拨在你们班里。他们是彝族同志，要好好照顾他们。”又对我们说：“不要怕，就像在你们家里一样。”他又指着那位同志介绍说：“他就是你们的班长何向荣同志。”说着便领着其余的新同志到别的班去了。
“同志们，快来欢迎新同志呀！”何班长站在门口向院里喊了一声，一下子跑进来七八个小伙子，端水的端水，倒茶的倒茶，问冷问热，十分亲切。接着，又进来一位抱着东西的红军，发给我们每人一个长衫（为了行军打仗方便，我们是把它剪短穿的），一双用布条编的鞋子。我心里暗说：“这下子我是个红军战士了，该我狠狠地揍国民党强盗啦。”
部队在越西驻了3天就出发了。老乡们都纷纷赶来送行，他们抬着猪头、羊、牛肉、酒，一定要送给红军。送东西的越来越多，同志们不收，群众就不答应。许多老百姓手里捧着酒，一边流泪舍不得我们离开，一边说：“红军在这里才几天，就给我们办了这么多好事，连一口酒也不肯喝，无论如何也不行啊！”后来，实在没法，领导上命令大家每人喝一口酒，才算罢休。这时候，又有数不清的群众拿着刀枪棍棒来要求参军，要同我们一道打国民党去，队伍收下了400多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队伍往海棠走的时候，都还有许多群众跟在队伍后边不肯离开。
走了两天，快到海棠了，彝胞报告：群众把从越西逃跑的国民党县长，和县党部的几个头子及保安团的两个连牢牢地包围在海棠镇子里，正待我们消灭呢。提起要打仗，我才想起没给我发枪。问班长，他说上级为了照顾新同志，怕刚来就带上武装走不动，等锻炼几天再说。我再三要求，才在路上领了支汉阳夹板（汉阳造夹板枪）和三发子弹。三发子弹中还有一发瞎火的……
我是红军战士呵
当我们赶到海棠时，只见到处是彝胞，手执各种武器，向我们扬起察尔瓦（彝族服饰，羊毛织的披毡）表示欢迎。听着激烈的枪声，我再也按捺不住了。这时候，敌人正盘踞在围墙内的碉堡进行顽抗，班长正在推子弹，我发现一个敌人依托土墙已瞄准了他。我真急了眼，端起枪“啪”一下，敌人的脑袋立刻耷拉在墙头上了。班长听到身后响枪吓了一跳，回头看了我一眼，立刻明白了，他向我笑了笑，接着便紧跟着友邻部队一起冲了进去。越西县长和国民党越西县部的四个头子，全被活捉了。保安团的两个连拼死冲出了城，但刚好碰着彝胞赶来。彝胞们红着眼睛，四面八方围了上来，斧头、刀叉乱砍乱杀。挨了迎头痛击的敌人，被迫又想退回海棠，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占了海棠的红军也杀出城来，前后夹击，不一会敌人就被全歼了。
海棠的老百姓全被敌人赶走了，几乎家家房门都敞开着，遍地是破烂家具什物。在一家门前的一堆破烂里，我无意踢着一个什么，“当”的一响，原来是一只小巧玲珑的酒杯。我把它装入荷包准备喝酒用。这时候班长找到了我，我俩一道路过一家酒店。店里酒坛被打坏，流得满地是酒，有的酒坛敞着未盖，一股芳香直冲鼻子，馋得人怪难受。我顺手拿起柜台上的破碗舀了一些酒想喝，酒碗还没触到嘴唇，班长伸手把住碗说：“阿尔木呷同志，你是红军战士呵，怎么能随便吃老乡的东西呀？”……
第二天天不明，我们就向大树堡出发了。像从越西到海棠一样，沿途都有跟上来的老人、妇女、小孩。到大树堡以后，部队要过大渡河，他们也要跟过去。最后，决定挑选十多个精干的彝胞带路，其余的人经过反复解释，大家才答应送走红军就回去。
这里的船只早被敌人破坏了。群众连夜支援木料扎成数十只木筏。黎明，浓雾里部队开始渡河了。第一批部队登上木筏。数不清的彝胞不分男女老幼，都站在岸上，流着泪目送着浓雾中逐渐看不清的战士们，一边招手一边高喊：“你们要回来呵！”我们即将离岸的同志们，和群众亲密地站在一起，抱着孩子吻着，老人和妇女们急切地问我们：“你们究竟要什么时候才回来呀？”
我们最后一批已登上木筏。有的老乡竟嚎啕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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