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玺，彝族，1942年10月生于云南省云县。1966年9月参加工作。197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10月起先后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法案处干事、副处长。1985年9月起先后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办公厅副主任、主任。1992年2月任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1993年9月任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97年3月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2001年2月至2003年12月任求是杂志社总编辑。
我是从云南省委宣传部杨正权副部长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求是》杂志社原总编王天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4月2日早在天津逝世，深感悲痛！
一、无量山深处走出的著名理论家
1992年2月，我因受托进行楚雄市经济开发区一个研究项目，曾去拜访当时任楚雄州委书记的天玺同志，他代表州委对于我们课题组表示感谢，体现出平易近人的本色。2000年，我因主持全球环境基金资助中国的第一个中型项目“中国云南省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试验示范项目”，两个项目村中的一个恰在天玺同志的老家临沧市云县后箐彝族乡王家村，村边还有个李家村，坐落在无量山脉中段的半山腰，村寨往上是原始森林，往下是层层梯田，坡度约为30度左右，直到沟底流入澜沧江的一条小箐沟。全村几乎没有像样大一点的平地，典型的山村。村里现有小学，是近些年才开班的。天玺同志小时候读书要翻越一座大山、用时4个多小时到后箐彝族乡政府所在地。高中要到据后箐彝族乡政府所在地90公里的云县县城。据村民讲，王家在村里算中等户，天玺同志小时候学习非常刻苦，从小学一路到中学、大学，又到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天玺同志1966年9月参加工作，197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至1996年先后任国家民委委员、办公厅主任，曾参与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后调中共楚雄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委副书记，《求是》杂志总编辑。第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代表和十七大主席团成员，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还曾任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间题中心研究员，云南省对外交流协会会长，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副理事长。
作为理论家，王天玺同志治学严谨，一生勤奋，著述颇丰。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王天玺学术文选》，系由他精心挑选，代表了他一生主要的学术成就。我由于是个经济学者，只研读了他有关经济学方面的著作，感觉受益匪浅；而对予他的非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多数尚没有读过，真是惭愧。
现将我收集到的天玺同志的著述列目如下（肯定有遗漏）：
有关彝族研究：论哀牢山彝族起义，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彝汉字典（主编），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宇宙源流论---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先民的智慧——彝族古代哲学（与李国文合著）,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中国彝族通史（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彝韵千秋 中国彝族通史编纂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
有关党建研究：西藏今昔（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解放思想 加快发展 云南省解放思想大讨论文集（主编），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变革时代的行与思，人民出版社1998；当代中国理论问题是非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东方之光—— “三个代表”与理论创新，红旗出版社2002；省委书记论小康（主编），红旗出版社200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与实践，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党的先进性建设手册（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研究与执政方略（与方建文、邹川宁联合主编），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构建和谐社会实践与探索（主编，全3册），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理论与实务探讨，经济日报出版社2009；领导干部谈科学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治国理政在郡县——市县委书记谈新发展理念（主编），红旗出版社2017。
有关法学研究：民族法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行政执法监察手册（主编），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7；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手册，人民出版社2005；职务犯罪预防与党风廉政建设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11。
有关经济发展研究：西部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主编），云南教育出版社2005；“十二五”规划与区域社会经济科学发展（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中国模式论，红旗出版社2012；东方多瑙河---阑沧江--湄公河流域开发探究(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中国经济增长密码，五洲传播出版社2016；文化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
有关文明建设研究：中国文化人类学，山茶杂志社1995；民族 社会 国家，民族出版社1998；创新----时代的主题词，红旗出版社2002；社会主义文明的曙光——汶川抗震启示录，云南美术出版社2009。
有关国际关系研究：金融海啸与世界大格局，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中美关系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飞龙在天 ——中国超越美国，红旗出版社2016。
二、始终坚持党的正确的思想宣传战线方针
天玺同志作为我党思想理论战线的高级负责人之一，始终牢记党的宗旨，一贯坚持正确的方针政策，既反左又反右。我听到云南思想理论界对他主持工作期间的作法持一致好评。现引用他曾为我主编的《剪刀差新论——云南省工农业品交换剪刀差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版）写的序言为例说明。为避免歧义，以下引用均是原文。
一是他要求思想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天玺同志写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繁荣文艺、繁荣学术的一贯方针。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为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域，为我们的实际工作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可以看出，我们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功，都是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针，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善于总结的结果，其中就包括了理论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敢于破除旧的和‘左’的理论禁锢、敢于进行理论创新的贡献。那种不调查研究、脱离实际的人，是不会有新的理论发现的；那种‘唯书、唯上’，就是不唯实的人，是不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地实际相结合，有创造性工作的。”“希望理论界依据党的‘双百’方针，展开同志式的互相争论，辨其真理，去之谬误，繁荣理论。”
二是他要求对待历史问题采用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天玺同志写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政策等，都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分析，决不能人为地剪裁历史、割断历史，也不能用后人的标准来苛求历史。那种在‘古为今用’的幌子下，借死人整活人、借古讽今等，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文风和态度。
对于我国建国以来实际存在的工农业产品交换剪刀差的利弊得失问题，理论界一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全盘肯定，另一种是全盘否定。照全盘肯定的意见看来，利用剪刀差的方法，将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剪刀差资金，用作工业建设资金，是一种方法简便、避免社会动荡的最佳选择。照全盘否定的意见看来，剪刀差是一种剥夺农业和农民、用低价农副产品原料维持工业运转的最坏选择。
显然，对剪刀差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不符合历史唯物论的原理。照云南省剪刀差研究课题组看来，分析全省剪刀差的利弊得失，应区分时间上的两段、体制上的两种和机制上的两类，进行具体的分析。”
三、对决策研究机构（智囊）的期望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重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重视社会科学特别是决策咨询研究。天玺同志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特别是对策研究机构，被称为智囊团，又称头脑企业、思想库和智库、智囊机构、顾问班子，主要是指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它将各学科的专家学者聚集起来，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才能，为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发展提供满意方案或优化方案，是现代领导管理体制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一是提供咨询，为决策者献计献策、判断运筹，提出各种设计；二是反馈信息，对实施方案追踪调查研究，把运行结果反馈到决策者那里，便于纠偏；三是进行诊断，根据现状研究产生问题的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症结；四是预测未来，从不同的角度运用各种方法，提出各种预测方案供决策者选用。
决策咨询研究属于应用研究的范畴，既有别于纯理论学术研究，又有别于职能部门的工作研究。它要求有科学的理论依据、翔实的事实支持，周密的论证分析，可行的操作方案。根据这些要求，全省的科研人员、高等院校的有关教师和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紧紧围绕全省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紧迫问题，为省委、省政府的决策，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引自《剪刀差新论》序言）
天玺同志高度肯定云南省的决策咨询研究工作，指出“中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决策咨询研究工作，从机构建立、人员调动、经费拨付、课题立项、成果验收、建议采纳等方面给予了关心和支持。1991年，成立了省政府决策咨询研究课题管理小组，负责省政府批准下达的研究课题的管理工作；省科委软科学课题研究项目，从立项到经费拨付逐年增多；省社会科学院始终把决策咨询研究放在全院科研工作的重要地位，组织精兵强将承担研究任务；省级其他科研部门、高等院校、党政机关的有关人员，各级政策研究室等，也承担了大量决策咨询研究项目。可以说，云南省的决策咨询研究工作，目前出现了组织健全、经费充足、队伍壮大的大好局面。
检阅改革开放以来全省决策咨询研究课题成果，也是令人鼓舞的。从宏观的全省经济社会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部门和区域发展研究、流域和山系资源开发与治理研究、改革与开放研究等，到微观的企业发展研究、重大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等，仅省级的不下300多项，地（州、市）县的就更多了。这些研究成果绝大部分都进入了党委和政府的决策，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和两个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
当前，我国我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进入了关键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为决策咨询研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用高标准衡量，全省的决策咨询研究工作尚不能适应形势与任务的要求。为此，各级党委、政府、人大一定要高度重视决策咨询研究工作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中的重要地位、作用，做到凡是决策均需经过咨询研究，没有咨询研究的不决策，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减少失误。与此同时，要给予决策咨询研究机构、人员及其他科研工作者以更多的关心、支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在决策咨询研究中出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研究成果。”（引自《剪刀差新论》序言）
长期来，社会科学界有个通常做法，即不太重视成果宣传普及，而是专家组评审通过后完事，有的出版后进入图书馆完事，俗称“自己唱卡拉OK”。天玺同志批评道：“智库的研究成果属于知识范畴，也有知识产权，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除非需要保密，很注意通过各种媒体宣传扩散，意图影响更多的群体和社会大众，而且成果的宣传与扩散也有利于别的学者借鉴，避免从头开始研究的时间、人力和物力的投入。过去那种借口保密，成果出来后锁进图书馆完事的通用做法，是不足取的。” （引自《剪刀差新论》序言）
四、百忙之中联系基层研究学者
天玺同志长期担任领导职务，自己科研任务很重，但他百忙之中还亲自联系一批工作在科研教学一线的教授、研究员，和他们交朋友，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从而更直接、更准确地了解基层情况。
他在我们单位一次会议上，曾公开了和我是老朋友的事实。令我感动的是，他曾先后4次为我这个云南省经济研究领域里的老学者完成的成果作序。
1994年，天玺同志高度评价我主持完成的《剪刀差新论》，指出“云南省剪刀差研究课题组的研究人员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我国我省实际相结合，提出比例剪刀差的理论与方法，尽管这一理论与方法尚需时间检验，仍是值得庆贺的。我希望全省的理论工作者都能像云南剪刀差课题组的研究人员那样，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促进全省两个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总结群众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新。”
1995年，天玺同志在为我的专著《县域发展战略学（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北京版）》写的序言指出：《县域发展战略学》的问世“不仅仅是填补了县域发展战略学的空白，而且对各县域研究、制定本县域发展战略，提供了一本比较完整、系统的教科书。”“在构筑理论框架体系的同时，总结县域发展战略研究与制定的经验，筛选出简便可行的方法，作到了理论与方法的有机统一，是本书的又一个显著特色。”。
1998年，天玺同志为我主编《小额信贷：扶贫攻坚成功之路》（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作序，高度评价本书及编写者的研究：“对实践经验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概括和总结，使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更强的操作性.。”
2014年10月23日，天玺同志欣然参加由我主持的云南省政府与中国社科院合作重大项目《云南省推进城镇化面临的难题与破解研究》成果专家评审会，并被推荐为专家组组长；他的发言后作为成果出版时的序言。他认为我们课题成果“弄清了新型城镇化提出与演进的来龙去脉”；“比较全面地归纳新型城镇化之‘新’的10个方面”；“对云南省城镇化做了比较全面深入研究，有不少新发现：一是补全了云南省建国后的城镇化率。二是首次计算了云南省农民进城的成本。三是发现并分析了云南省农民落户小城镇存在的不积极现象。四是在昆明市打零工的农民工绝大部份没有享受到省委省政府制定的优惠政策。”
安息吧！天玺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