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大众电影》读者和电影观众们：
你们好!
《大众电影》编辑部派了同志来看望我，并转达了广大观众对我的关心和慰问，太谢谢大家了。
目前，我正在上海治疗、休养，由于受到各方面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的病有了显著的好转，现在，我巳恢复了记忆，也能正常思维，心情十分愉快。
更使我激动的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四曰下午，上海市委领导和上海电影局负责同志在百忙之中接见了我，并和我一同观看了《五朵金花》和《阿诗玛》两部影片，组织上的亲切关怀使我非常感动。
“四人邦”横行时，我受尽了他们在云南的邦派骨干对我的摧残和折磨。他们把我关进阴暗潮湿的舞台底下，晚上让我睡在一条木凳上。我处在无边的黑暗中，没有希望，见不到亲人，痛苦极了。就在这几乎绝望的时刻，我想起了敬爱的周总理，我决定给妹妹写信，叫她去找总理，我相信总理会救我的。但是，这封信妹妹没有收到，却落进了我的“专案袋”里，成了我的一个“反革命罪证”。从此，他们更加紧了对我的迫害；大会批斗，小会审讯，专案审查等等，直到把我逼疯了。
我精神失常后，团里正直的同志和我的家属三番两次要求先给我治病，但都横遭拒绝。就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刻，敬爱的周总理知道了我的情况，及时打电话给云南省革委会，对我的治疗作了指示，当时主持歌舞团工作的他们不得不派了两人陪我去看病，但是名义上是“陪”，实际上却是去医院给我搞个假鉴定，证明我没有病，以便带回团里继续批斗。结果还是医生坚持了正义，将我留医了。我虽然逃过了一些批斗，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受迫害的命运，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粉碎“四人邦”后，我才得到真正的解放。云南省委和省文化局十分重视我的问题的彻底解决。安平生同志到云南后，亲自关心我的问题，多次作了重要批示。这个月初，省委还派了专人来沪，给我宣读政治上的平反决定。这一切使我深深体会到，只有在粉碎“四人邦”后，拨乱反正，抓纲治国的今天，我才能重见天日，才能得到第二次解放。我要和疾病作斗争，积极治疗，争取早日重返战斗岗位，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祝大家
工作愉快！
杨丽坤
（本文原载《大众电影》1979年 香港图书馆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