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田野考察与研究，除了大量汉族学者以“他者”的身份介入外，还活跃着以“主位”方式参与的少数民族学者的身影。这些学者从小接受母文化的滋养，又在汉族地区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特殊的成长经验，使他们在与以汉字为传播载体的现代知识体系的接触过程中，既愿意按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考察和研究母文化、强化自身民族认同感，又容易在文化比较过程中，产生对母文化的反思；同时，在国难当头的时代，他们亦能与汉族同胞一道，张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性。他们成为近代西南少数民族中较早的自我文化诠释者。彝族军官曲木藏尧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曲木藏尧，原名王治国，1905年出生于四川省越西县，后考入贵州大学，毕业后进入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学习。1931年，曲木藏尧以彝族党务宣传员的身份，被派往四川、云南、西康(现分属四川、西藏等省区)等省兴办学校等。后又到广西、贵州、云南彝族地区考察彝族，在两年考察的基础上，于1933年12月出版了5万多字的《西南夷族考察记》。这本书以彝族人的视野，考察本民族的族源、居住环境、人口分布、社会生活、经济状况、人生礼俗、岁时节庆、宗教仪式、语言文字、学校教育、天文历法、民间文学、物产、交通等，内容丰富齐全，展现了上世纪30年代的彝族全貌。
在近代中国，彝族人还处于被歧视的处境。作为一位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民族工作者和民族文化研究者，曲木藏尧的研究首先体现了民族身份所带来的困惑。他在《从西北问题之严重谈到西南国防》一文中写道：“就以我去岁到滇考察，因我说自己是夷人关系，所以本来我的目的是到云南，研究边地民族的生活情形……可是在云南省党部及省政府方面的一般同志，背地总是说：可惜曲木同志他自认夷人，所以我们在省府方面，都不便帮助他了。”身份的困惑让他由此生发出强烈的民族情感和自尊心，他在《倮夷民族之由来》一文中说：“猓夷民族之由来‘猓猡’二字，本音六苏，非原为猓猡的，我们现在所谓猓猡的称呼，实不是他的原名，而是汉人对六苏译音的名称，并带有轻视的意味。大意不外说他与动物相似，还不脱犬羊的形状，未具人的资格。我们看他罗果上加‘豸’旁，就可了然。如中国古时称西戎、北狄、南蛮名称一样，猓猡二字，就是由他的本音‘六苏’脱变而来，在他的背上多加一张狗皮。”
俄国人顾彼得在其著作《彝人首领》中描述了第一次见到曲木藏尧时的情景：“当曲木藏尧走进来时，他的外貌使我十分吃惊……他穿了一套式样很新潮的西服，另外还配有昂贵的衬衫和领带。他热情地用很棒的英语问候我，然后我们开始用法语交谈，时不时又用另一种语言交谈。”顾彼得的描述显示这位彝族年轻人除了熟悉本民族文化，在汉族地区的游学经历还让他受到当时相当前沿的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
彝、汉及西方兼通，使曲木藏尧擅长于文化的比较研究。在考察中，他留意汉彝两种文化的差异性，并作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比较，比如在生育习俗方面：“夷族妇女，对于生育儿女，决不像内地汉人的妇女，一有了孕，就以为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在夷妇，不但没有此所述的安适的生活，而要想拿一天来不作苦工、安静一下，都是万难办到的。看到婴儿都要落地，往往在山中牧羊或割草把，不觉中就生了小儿，随将所披毛毯包裹，置之怀中。若是恰巧遇着母羊也生下羔儿，也是置之怀中，一左一右，抱回家中。”尽管承认汉彝文化的差异性，但他坚信：“夷汉的关系，非相生不能存在，非互助不能发展。”
曲木藏尧并不避讳检讨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彝族文化落后的一面。他坦言：“夷(彝)人因自身生活的简陋，地理环境的限制，以至思想落后，保守成性，无发展的希望。宁愿受那巨风、苦雨、烈日的生涯，不肯从事于职业的发展。”“说到父兄对于子女的教训，简直丝毫没有。小儿也没有什么可学习的。所教所习的，都不外一些山歌土谣，恋爱的淫辞，故夷人可以说，只有养而没有教，这也是猓夷民族不能进步的一种原因哩。”他还认为当时彝族人“无卫生之可言。不但不洗脸，不洗澡，男子连穿的衣服，都置之不理。迷信鬼神，以牛羊猪做和尚，以求病愈”。
当然，曲木藏尧不忘展示彝族文化丰富多彩的一面，比如娱乐：“除了这种单纯的娱乐外，又注重公共团体的娱乐。在工作时间，团体娱乐是特别有趣的。当在田中工作休息时，大家高唱山歌，互相赛跑斗石狂舞……其次家庭娱乐，到晚饭后，男女老少围炉而坐，说故事、讲笑话、纺毛线、吹笛、弹口琴，至于十二点钟左右，才各分身回家就寝。”此外，曲木藏尧在考察报告中还流露出对彝族人团结性的自豪感：“只要你是彝人，哪怕你荷包里没有一个钱，就走遍了夷地，也不会饿饭的；另在夷人社会组织上，最可嘉者，就是几个部落相互争斗、残杀到各已危险的状态，汉人即乘此用兵剿办。但各部落，亦立即停战争(不打冤家)，一致同盟御外。”以此表达对自身民族文化的情感。
1940年10月，曲木藏尧在泸沽遇害身亡。尽管其民族服务和民族研究工作在35岁时即戛然而止，但是，作为“第一个彝族写彝族的人”，他和他的《西南夷族考察记》一书将永远铭刻于彝族学术史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