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连接西康、云南以及四川藏区,历史上人口流动频繁,社会文化变迁快速。清朝道光中期,盐源土司为稳固其统治根基,从昭觉、冕宁、西昌等地招来大批彝佃开垦高山之地,开启了彝人大规模迁入盐源的序幕。此后,彝族各大家支陆续自主迁徙前往,并在当地获得长足发展。彝人迁入致使盐源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土司制度逐渐被瓦解,多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加剧,但也促成了多元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解放后彝人“由客变主”成为真正的“当地人”,盐源县各民族在“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保障下实现了自由、平等、深入互动,在饮食、建筑、语言与乐舞等方面展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特点。
关键词:凉山盐源;人口流动;民族走廊;“当家作主”;中华民族共同体
目录
一、进入盐源:政治引导与自主迁徙
二、冲突时代:彝民反抗土司统治
三、“当家作主”:从高山走向平坝
四、“多元一体”:饮食、建筑、语言与乐舞文化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五、结语
四川盐源鸟瞰图
凉山彝族先民被认为是汉晋时期迁入大、小凉山的彝人祖先杜宇(笃慕)的6个儿子成年后分居各地,向西南迁徙发展,进入凉山的为糯、恒两个支系(凉山彝族称这两支系为曲涅、古侯)。彝人进入凉山后在当地各区域的流动和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很少受到关注,学界习惯将现有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迁移状况作为整体历史进行讨论,实际上不同彝族家支在凉山内部经历了较长的流动历程,直到解放后才定居下来。近些年关于凉山彝族流动人口的研究者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的“打工潮”,主要有刘绍华、韩波、刘东旭、季涛、罗木散、吉吉衣石等人。本文从彝人迁入盐源这段历史出发,结合当前盐源县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展现彝人进入盐源后的民族互动和融合过程,从而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典型案例。笔者于2021年5月至2022年7月在盐源县进行田野调查,所收集材料为本课题研究奠定了基础。
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在先秦时称为“笮”,但称“笮”的地域很辽阔,盐源仅是“笮”的一小部分。汉置定笮县,唐称昆明县(中唐称香城郡),宋称贺头甸,元称柏兴府,明称盐井卫,清雍正起称盐源县,其境域面积仅是汉定笮县的一部分,现在的盐源县也仅相当于1950年时的三分之一。元朝时期,中央政府设立“盐井管民千户所”,后来设置柏兴府,将当地的“摩沙”酋长定为统治者,从而成为一方“土司”,盐源县进入土司统治时期。到清雍正时期,盐源形成“九所土司天下”的地方政治格局,管辖地域包括现在的盐源、木里、盐边三县,以及西昌、德昌、米易和云南华坪、永胜、宁蒗的一部分地方,面积远超过今天盐源县的管辖区域。作为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盐源曾以盐铁之利、金矿之财而繁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即便在民国时期也经历了边防军、滇军以及四川地方军阀的反复争夺。近代以来,当地民众的生产生计、文化生活、社会变迁都与金矿、盐业以及“丝绸之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盐铁和金矿曾让盐源在政治上备受历代中央政权关注,经济上为地方统治者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同时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流入盐源,造就出汉族、藏族、彝族、蒙古族、纳西族等多民族在这里共生共存的“民族走廊”。今天,盐源有14个常住民族,人口约39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24.15万,占全县总人口的61.9%,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
一、进入盐源:政治引导与自主迁徙
土司制度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和得到巩固后,“老凉山”彝族社会逐渐产生了新的等级结构。原来的“兹”“莫”“毕”“耿”“卓”五个人群划分,演变为“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呷西”五个等级。在学术界对彝族社会的常见表述中,前两者被称为“黑彝”,后三者被称为“白彝”。“兹莫”被封为土司后成为凉山彝区的实际统治者,并得到中央政权的支持。从明朝开始,黑彝中的“诺合”群体崛起,形成与中央政权委任的地方土司分庭抗礼之势,几百年间双方不断发生战争和冲突,由于势弱不敌,大大小小的土司从凉山中心地区败退到边缘地区,原土司领地大都被参加反抗战争的黑彝所瓜分。此后,凉山彝族社会出现土司和“诺合”共同统治的局面,但这两股势力以及“诺合”内部常年争斗不休。
随着黑彝各家支侵占土司领地成为凉山彝族社会的主要统治力量,其内部为争夺地盘(或者其他各类原因)而冲突不断,“打冤家”成为常态,战败后丢失领地的家支只得全体迁徙去寻求新的生存之地。林耀华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入彝区时,就深刻体会到“打冤家”对地方政治秩序的破坏力。他认为冤家的大小视敌对团体的大小而定,有家族与家族间的冤家,有氏族村落间的冤家,也有氏族支系间的冤家;在枪支进入凉山社会之后,兵器主要以枪支为主,而拥有男丁和枪支的多少是赢得“打冤家”这场“战争”最为关键的筹码。“打冤家”通常无法在同代人之间结束,会形成家支之间的“世仇”并且无法轻易和解,这就导致那些衰败的家支不得不离开故土,从而躲避自己的世仇。就人口流动的“推力”来看,黑彝相争是大量彝人最初进入盐源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拉力”则是盐源土司为打压汉民崛起和获得新的土地收益而将彝民引入盐源。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盐源的彝族家支越来越多,他们大都为躲避原生地某类社会危机或寻找新的土地以谋求发展,这不过是凉山彝人千百年来迁徙史的一小部分。从凉山彝人的迁徙历史和轨迹来看,盐源可以算是彝人最后一批大规模流入并成为主要聚居民族的地方。当然,改革开放以后,彝人的流动性更强。
由盐源土司引导是彝人进入盐源的首要路径。彝人进入盐源的历史并不长,清朝道光中期(公元1843年)起,盐源县的土司为应对汉族佃农日益增长的势力以及试图通过开辟新的土地增加经济来源,从昭觉、冕宁、西昌等地招来大批彝佃授以高山荒地供开垦。彝族最先入境的家支是尔恩土目(尼若撒拉八)、罗木池普查尔支(阿几撒你)、补约支(黄加伟底)三个黑彝支系,从昭觉烂坝乡迁入;后来从喜德迁入盐源白乌的彝族,系三胡沙租支阿痴吐胡家等支系。这些黑彝家支带领依附于自己的白彝,并不断吸引更多的彝人进入盐源。他们迁入盐源的原因各异,有些是家支分家后需要新的领地,有些是因为失去领地而不得不流向新的地方。彝人进入盐源后所占据高山地区的农作物产量无法和坝区相比,经常广种薄收,主要依靠高山畜牧业维持生计。这让土司的土地租金收入大打折扣,只能让彝人交羊子来抵消租金,每百只交一只。同时,黑彝向来不服土司管治,等到彝人数量增多、军事实力增强后,开始寻求自立门户并拒绝向土司交地租和押金。因此,土司将彝人引入盐源后,并未改变其统治困境,反而加剧了政治危机——这是土司没有预料到的后果。
除了清朝中期盐源土司基于政治因素的引导,后来大量的彝人是自主迁徙,带有一定的“社会逃逸”性质。当越来越多的彝人定居盐源后,另有一些家支因各类原因开始自主迁徙到盐源。有些黑彝家支或为躲避战争、家支争斗而选择逃离故土迁徙至盐源,依附于这些家支的白彝不得不跟随。独立进入盐源的白彝家支有的是为脱离黑彝的管辖,试图构建自己的领地,有的则是因为在地方社会遭遇了一定的危机而不得不离开。从清末到民国这段时间,由于彝人势力直接威胁到了土司政权,被限制进入盐源。然而,此时的土司已无力扼守所有进入盐源的通道,彝人从金河、盐边、米易、宁蒗等多个方向蜂拥而入。到民国时期,据记载彝族居民数量已经达到约2万人(此数据被认为不准确);1952年人口统计时彝族有6万余人。依靠黑彝领导的家支制度,彝人在盐源土司领地成为一股颇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外来力量,逐渐成为土司政权最大的威胁和挑战。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第一处收录的关于盐源县的资料中,对彝族的农事、工艺、商业、职业兴革、物产等方面做过较为详细描述:
(彝人)多以耕田牧猎为职,工商则非所长。大都啸聚山岗,专以抢劫为生;不务正业者约十之九……惟近年夷人多不安于农事,以抢劫获利之厚,不啻百千倍于农事也。故欲改良夷人农事,非使其对抢劫有彻底之觉悟而安心归农不可……夷人多以牛、羊、猪、马为交易物。输入以烧酒、食盐、布匹为大宗;尤不惜购买枪弹(因汉奸渔利运售),夷势所以日盛强。每年输出牛、马、猪各千余头,羊万余头,及芋薯十余万斤,披毡数百件,柴薪、元根为数亦多,约计价六七万元。但输入盐、烧酒、布匹价值亦不下七八万元。夷人入市交易者虽多,但无专习商业。
从这段历史资料的字里行间里,不难感受民国政府对于盐源彝人桀骜不驯、难以管束以及势力日益扩张的担忧。此时的盐源彝人经过多年经营,已经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并且依靠购买枪弹积蓄起一定的军事实力。在民国的地方治理体系中,彝人成为引发社会冲突的主要群体,这一时期的冲突主要表现为黑彝与土司之间的领地争夺。
出征去打冤家的彝兵队
二、冲突时代:彝民反抗土司统治
自明朝开始,“老凉山”彝区的黑彝便开始与土司争夺地方社会的实际统治权,进入盐源的彝人也不例外。稍有不同的是,盐源彝人作为佃农进入蒙古族、藏族等土司领地,在当地与土司的冲突最初是为抵制地租和政治压迫而不得不做出的反抗行为,并非为争权夺利,然而随着彝人势力的不断增强、土司势力的日益衰败,他们开始寻求在地方的统治权,造成了新的族群矛盾。即便如此,由于盐源的特殊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地方军阀占据了主要平坝地区,掌控着政治、经济大权,彝人始终是“匪”而无法成为盐源真正的“主人”。
彝人自清朝进入盐源后,占据当地的荒山森林,开垦新的土地,耕牧结合,逐渐在当地立足下来。彝族末代土司岭光电曾在1943年发行的《倮情述论》中对盐源彝人有过较为详细的论述:
两盐本为地广人稀之区,荒山森林,彝民前往,大肆开垦,其开荒辟草,烧山施肥,轮种收谷,丰收之情,随处可见。又用荒地牧畜,改良马种(凉山马、西康马杂交)、牛种(黄牛牦牛杂交生犏牛)、羊种、猪种,使牲畜优良而多;暇时行猎,收取森林中之鹿、獐、麂、虎、豹等物,以售于外,贩运康境;或入城市物以事贸易(凉山尚少专门行贸易人);致两盐保民财产丰富,有羊达五千头、牛千头者。此在凉山中不仅目前未见,即在传说中亦所未闻,足征其经营财富力之强也。
一般彝人,固勇敢,却未必善战,两盐彝则为在新环境中,求人尊崇,不仅人勇猛,且习康人步骑战法,形成彝人中的一新战术,突袭而不攻坚,寻据点而不横进,留预备队以事迁固包围,每与人战多能以少取胜。妇女在战时,常结队运输粮秣,或鼓励丁壮,甚或短时代男子作战,平时亦任巨重工作,使男子多负防卫任务而无后虑。养育子女、扶护疾病时,多仿康人习惯。洗浴加衣,采山药以事治疗。用屋筑房,均含军事意味,随时可以应用,其平战时生活颇一致也。
岭光电写下的这两段文字原是为论述盐源彝人的发展状况,以及该地彝人不同于其他彝区的“开化”程度,但从中不难看到彝人不仅在盐源解决了生计问题,还依靠农业、畜牧业、野生动物贸易等方式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财富。同时,在新的环境之中为获得“尊崇”和生存之地,彝人将自身的勇猛与新战术相结合,男女均在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将日常生产生活与军事相结合,大有全民皆兵之势。在盐源经过近百年的艰难经营后,彝人成为推翻土司统治的主要力量。
从清末到民国这段时间,彝人与土司的冲突日渐频繁,原因在于争夺土地所有权以及彝人寻求独立而土司试图维护自己的政权。清末民初这段时间,彝人虽时有反抗,但土司仍占据着优势,特别是民国初期土司得到四川地方军阀的军事力量(例如资助枪支)支持,实力有所增强,对彝人欺压日盛。彝人作为外来者,长期以来除骚扰和试探外,并未有直接攻击土司衙门的行动。但这一僵持局面在1922年被打破,新任瓜别土司公开在土司衙门雕刻彝人跪拜石像,以示歧视和威胁,并且在收租过程中与彝人发生冲突,试图以势来逼迫彝人就范。黑彝胡安富和马六斤认为土司凶恶,不讲理,开始联合发动暴乱以反抗土司。同年,胡、马召集部众偷袭瓜别土司衙门,杀死土司,并烧毁衙门;后其他八所土司联合攻击马、胡,又被打败。此战过后,彝人的势力逐渐坐大,并试图联合云南、雷波等黑彝侵占盐源,虽未能成功但表明彝人在盐源已经有替代土司之势,至少在黑彝管辖区彝人已经不再受到土司管束。
此前彝人只烧毁摩沙各大村落,抢其人口牲畜削除土司种族后裔,后波及汉人及瓜别境外的六马禄槽、糯米沟、巴折等地,昔日繁荣之地,成了一片荒墟。此后,马、胡又联系云南黑彝张、胡、马家,共汇集云南、四川万余人,势力伸向盐源坝区,声势非常浩大,造成盐源历史上有名的“倮倮乱”。波及云南、四川两省边境,直接危及盐源县政权。县政府的县长傅执中,他面对此局势无能为力,被及时调离。新上任的县长周印光,带了两个营的兵来,才稳定了局面。可是瓜别土司从此覆灭,从而动摇了盐源其他土司的统治。
在长达数年的暴乱中,九所土司均遭到沉重创伤,其中瓜别、中所、右所土司因此而彻底崩溃,仅靠出卖领地或抵押维持残局。暴乱虽动摇了土司的统治,但殃及其他民族和底层民众,给地方社会造成深重灾难。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曾给予土司以支持,试图借助土司来重建盐源地区的政治秩序,特别是应对日益壮大的彝族势力。土司为巩固自身地位,一直依靠诸如羊仁安、蒋如珍等地方军阀来镇压反抗者。然而,此时的土司在人口、土地和经济等方面都已经全面凋敝,彝族民众的反抗意识不断增强,土司制度终究无法抵挡衰败的历史洪流。民国时期土司的衰败导致地方政治秩序陷入混乱,社会治理机制几乎失效,各民族矛盾日益被激化。
彝人虽战胜了土司,但未能获得中央政权的承认,在地方社会因其好勇斗狠而身负污名,始终被看作是外来者,并且大多数彝人主要占据在高山或偏远地区,中心城镇对彝人仍旧不友好。在地方政府的表述中彝人依然是不服管教的“夷民”或“倮倮”。同时,由于盐铁之利、金矿之财,地方军阀严格控制着盐源县的政治经济命脉,并且云南和四川的军阀多次相争,官匪一家,民众生活苦不堪言,族群冲突日益加剧。更为严峻的是,黑彝和白彝之间的等级关系以及黑彝家支之间的权力之争,让底层彝民无法获得安稳自由的社会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盐源县解放、民主改革等一系列政治变革,将盐源各民族引入到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中,彝人得以从高山走向平坝,并砸断多重社会枷锁,在盐源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地位。
昭觉县长与彝人
三、“当家作主”:从高山走向平坝
综观近代以来的盐源历史,彝人与土司的冲突和战争,最终还是从受压迫者的反抗运动演变为“诺合”抢夺土司领地的地方势力之争。清末以来,随着彝族人口的增加,盐源当地也和其他凉山彝区一样出现“诺合”林立的状态,他们互不统率,认为“黑彝脑壳一样大”,但在面临外部危机时,他们又总能迅速结成联盟。各大“诺合”家支都在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大多数社会财富被用于购买枪弹,民国时期《四川宁属各县军事调查报告》的统计显示各类武装已达70余支,并且掌握着大量的枪支。
依靠这些武装力量,黑彝赢得了与土司的战争,致使土司制度在盐源走向分崩离析,但白彝作为人口占多数的底层民众,其生命、财产权始终受制于黑彝,传统等级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对于凉山彝人而言,盐源可以算作是一块“新地”,一部分白彝为摆脱黑彝的统治而逃离至此,但因土司的重赋和约束而不得不继续依附黑彝以谋求生存。还有很大一部分彝人原本就是跟随黑彝迁入盐源,他们在黑彝的领导下生产、生活并应对外来危机,很难轻易脱离原有的社会结构。盐源也出现过一些不受黑彝管束的“独立白彝”,他们通过重造更大的家支体系或与其他家支结盟来增强自己的力量,希望依靠自身的团结来赢得对土司的战争。然而在面对外部危机时,黑彝最终成为主要的领导者,白彝各家支中很少能出现令所有人信服的领袖,因此只能让黑彝来调节多方矛盾——黑彝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身份象征。1914年冕宁和越西曾爆发数万人参与的“拉库起义”,参与者主要有“独立白彝”、白彝、阿加奴隶和锅庄奴隶四个等级,波及盐源地区。但是这次起义最终未能获得成功,黑彝的统治地位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盐源大多数白彝家支只有依附于黑彝才能在当地各方势力中夹缝求生。
土司制度的瓦解并不意味着彝人在盐源的外部危机解除,地方军阀以及其他民族与彝人的矛盾因长年累月的冲突而不断加深,大多数彝人被限制在高山之上,底层民众面临多重社会压力。底层彝人随时要面对土司的报复以及其他各民族的攻击,当然彝人也在攻击他们。即便是后来有些平坝被彝人占领,但是仍有大量彝人只愿意深居山林。就生计发展条件而言,从高山走向平坝是尤为合理且不该犹豫的行为,但是彝人迈出这一步实际上需要勇气,需要一个稳定的可被接受的社会秩序和环境吸引他们下山。尽管彝人与刚到盐源时相比掌握一定的主动权,但只要黑彝之间械斗不停,黑彝与地方军阀、土司的冲突不息,彝人始终忌惮平坝,只得隐藏山林。
盐源解放后,彝人并未直接下山来到平坝地区,他们对新政权的信任和认同经历了一定时期的试探和磨合。解放初期,盐源县政权还未稳定,黑彝在彝区有着绝对的话语权。随着汉区土地改革完成,新政权的政治基础巩固,盐源县适时开展民主改革。由于民主改革将矛头直指黑彝,遭到激烈反抗,一部分原本被吸收参与到地方政治治理体系中的黑彝,裹挟白彝重新上山当土匪,凉山各大彝区出现不同程度的黑彝叛乱。他们攻击地方政府和工作队,严重扰乱地方秩序,县政府由此展开了平叛运动,许多白彝得以解放,被安排搬迁至平坝中。例如泸沽湖镇前所坝子上(原前所乡)的彝人几乎全是平叛后迁入的,现在已发展出3000余人,超过了原本世居的摩梭人。这一策略原是政治性考量——为了削弱黑彝的力量,但拉开了彝人大规模迁入平坝的序幕。改革开放后,彝人更加重视平坝的经济发展条件,从高山源源不断地迁居到平坝中,成为棉桠、梅雨、白乌等地区的主要聚居民族。例如,白乌镇如今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镇,盐源县城周边新修建的小楼住户以彝人为主。走向“坝子”意味着彝人开启新的生活,他们在现代国家体系中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真正成为这片土地上被承认的“主人”,获得了安身立命之地。
美国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Stevan Harrell)曾在盐源县白乌镇进行过一段时间的田野调查,在他看来,彝人将国家认同当作一种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在这里认同成为特定情境中的工具性选择。从彝人在盐源的历史境遇和解放后的政治地位、现实生活来看,彝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包含着他们对历史遭遇、生活苦难的反思,对政治权力、人身自由和安定生活的渴求,也有长期与国家政权互动中产生的情感认同。
凉山彝族火把节
四、“多元一体”:饮食、建筑、语言与乐舞文化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岭光电在民国时期对盐源的社会调查报告中,认为当地民族复杂,各类文化相互影响,彝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了进步的思想,远胜于其他彝区。
两盐土著民族非常复杂,如苗、番(藏族)、僰、利苏(傈僳)、摩苏、古宗(藏族支系)、民家人(白族支系)等,无所不有,且中有数种原有文化,如佛理、语言、文字、习俗,各有其美。彝民前往,势不能不适应模仿,见闻益新感触益多,致两盐彝思想之进步远非他地彝所及,不论黑白男女,多能知一二种语言,甚有知七八种者,能舞蹈歌唱,且多习佛理,善应对,知机善处,亦超过他彝也。
岭光电的这段调查资料描述了盐源县各民族在佛理、语言、文字、歌舞等方面“各有其美”的文化现象。尽管全球化潮流席卷地方社会,使得文化同质化问题开始凸显,但当前多元文化的交流在盐源县仍十分活跃,这与长期以来多民族的互动不无关系,特别是当地各族民众在“当家作主”中获得了平等交往交流的机会。
首先从饮食文化上来看,盐源彝人既保留了传统的吃“坨坨肉”、做荞麦饼、喝酒等习惯,同时日常生活中也离不开藏茶和酥油茶,从而造就了各民族在“感官”上的文化认同。不同于其他彝区的“待客先用酒”,盐源彝人会在客人来访时先泡上一杯热茶,并在火塘里烤几个土豆以供客人享用,然后才开始杀牲、添酒待客。他们十分注重早饭,每日9点钟左右烧起火塘,或烤土豆,或烤过夜的冷肉,有时二者皆有,配上火塘边煮出的清茶或酥油茶,十分可口。这样的饮食习惯是多民族在长期互动中相互影响而成的,无论是摩梭人还是藏族民众大抵都如此。在田野调查中,笔者明显能感受到摩梭人和藏族民众热衷于彝人的烤乳猪、“坨坨肉”等,而茶叶也成了彝人的日常必需品——这在其他彝区很少见。仅从饮食文化已经很难区分出盐源各民族的族群特征。
其次,彝人效仿摩梭人修建以原木通过榫头相互叠加垒置而成的“木摞子”房,有了空间上的文化认同。传统摩梭人的“木摞子”通常分正房(祖母屋)、经堂、花楼(女儿房)、草楼(畜厩)四部分。除正房外,经堂、花楼、草楼都分为上下两层。“木摞子”可以说是当地人合理利用森林资源的结果,适应当地气候温差较大的生态环境,形成独特的建筑景观和居住文化。凉山彝族传统房屋原本是以土木结构相结合的方式建成,外围以土墙构筑,屋顶多用石头、木板或茅草来封盖,有石板房、瓦板房、茅草房等。毛筠如在1947年发行的《大小凉山之夷族》调查报告中,对当时的彝族房屋(主要是雷波、马边、峨边等地)有这样的描述:
“倮夷建筑房屋,形式极为简单,大概为一列三间,正中一间,于左侧设灶,系以三石埋地,谓之锅庄,石上置锅,以为治餐之用,寒天烤火取暖,亦在此处,屋之上方,只铺以茅草,是为客住,凡有客来,坐卧均在此处……屋壁则多用土墙围之,屋上并不用瓦……”
在盐源地区,彝人既有传统彝族建筑,也学习摩梭人修建了大量的“木摞子”——“精准扶贫”前“木摞子”是盐源彝人主要住屋。彝人的“木摞子”较为简易,内部装饰结合彝人的木式结构和风格。与彝人土木建筑相比,“木摞子”完全以实木为主,在森林资源丰富的山区尤为适合,无需特别厚实的地基,能够就地取材、快速建成,有较好的防潮防水效果。当地彝人认为“木摞子”是更为舒适的住房,只是如今由于木材不易获得(特别是当前“护林防火”政策下,村民进山都已受到限制),修建“木摞子”成本增加,当地人普遍倾向修建砖瓦房,只有那些对传统住屋存有眷念且经济条件较好者才会考虑“木摞子”。即便修建了砖瓦房,彝人往往会将厨房独立出来,并且学习摩梭人在火塘上方垒起长方形坐台,既可躺卧,也可当座椅。
再次,盐源县各民族语言的融合程度较高,出现其他民族兼用彝语、汉语以及汉族兼用少数民族语言的现象。语言学研究认为盐源各族群众的语言兼用,不是来自法律法规的要求,而是来自生活的需要,属于“自然兼用型”,对当地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保证和促进作用;民族杂居共处是形成多语兼用现象的具体条件,实际需要是语言兼用的动因。令笔者记忆深刻的是,初次到盐源县档案馆查阅文献资料时,一名中年男子和一名年轻女子为笔者提供了方便,查阅过程中我们均用彝语交流,笔者以为他们是彝族,熟悉后才知道他们是藏族,但是通晓彝语,两人之间交流时也用彝语而非藏语。该男子表示,在盐源许多村落,由于彝藏杂居,许多孩子和年轻人能够流利地说汉语和彝语,但不擅长藏语,如今还能熟练掌握藏语的只有他们这代人。此后在田野过程中笔者经常听到藏族人、蒙古族人、汉族人说彝语,彝族人也能说汉语、蒙语、藏语,盐源各民族能够使用多种语言,表明他们乐于融入到不同的民族文化生活中,从而丰富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
最后,各民族音乐和舞蹈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相互借鉴、实现文化再生产,造就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现象。盐源县乐舞文化十分丰富,既有彝族的口弦之音,也有蒙古族的笛子之声;既有藏族的“锅庄舞”,也有摩梭人的“甲措舞”,如今还盛行彝族的“达体舞”。同时,这些乐舞文化相互融合,呈现出多元一体的地方文化现象,当地颇有名气的“阿夏组合”是多元民族文化结合的典型代表。阿夏组合于2002年3月成立,由两名彝族歌手和一名蒙古族歌手组成,是当地政府为宣传泸沽湖“阿夏文化”而引导成立的音乐团体。2006年阿夏组合的第一张专辑《阿夏恋曲》发布,一时间风靡凉山各地,据组合成员哲子聪(彝族)所述,专辑在三个月内卖出了40余万张。这张专辑中的歌曲大都由哲子聪作词作曲,既有摩梭人特色歌谣,也有彝族母语曲调,结合彝族音乐的低沉忧伤与摩梭音乐的开阔悠远。组合三人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背景,但都生活于彝族人和摩梭人杂居的村落,对于两个民族的文化生活十分了解——例如组合成员喇友抓(摩梭人)能说一口流利的彝语,能够共同以汉语、彝语和摩梭语等不同方式演绎出他们对大凉山的故土情怀和对彝族文化、阿夏文化的主体性表达。
1988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特纳讲座”中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认为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在历史上流动、融合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并且在近百年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成为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一理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多民族区域的民族互动和多元文化现象。从上述材料现象来看,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进入盐源后虽有过一段时间的冲突,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在当下的盐源县十分明显,特别是在饮食、建筑、语言和乐舞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小凉山彝人“泼水迎亲”
五、结语
目前彝族人口遍及凉山彝族自治州内各县市,这一人口分布格局是长期以来流动和迁移的结果,彝人进入“老凉山”后并未停下脚步。自明朝以来“老凉山”黑彝各大家支与土司征战不断,同时其内部社会秩序在时常发生的“打冤家”中陷入混乱,成为推动彝人不断向新区域(例如冕宁、西昌、盐源、盐边等地)流动求存的原因之一。从盐源彝人的迁移案例来看,彝族佃农一方面由土司引导流入盐源,另一方面则是自主迁移,两种方式都存在为谋求生计而不得不流动的社会逃逸现象,并且有利于盐源高山地区的开垦和生产。这些外来彝人依靠生产、生活、军事、政治集于一体的家支系统,苦心经营多年,最终成为对抗和瓦解盐源土司制度的重要力量。同时,随着彝人迁入、土司衰败,加之国民政府对盐源未能形成有效治理机制,导致近代以来盐源各民族之间的纷争日益严重。当地人在谈论盐源历史时都认为倘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赋予的新身份和地位,各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会愈演愈烈,从而逼迫弱势群体逃离本地。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的新中国创造性地解决了西南各民族之间以及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长期存在的矛盾,实现了国家和地方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友好交往,促成了地方社会文化的包容性发展,更增强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经济、情感以及发展道路的认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盐源县在农业经济、学校教育和文化生活方面呈现出独特的发展特色和竞争力,已经从解放前充斥着民族冲突、军阀争权的“土司领地”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治理体系下多民族和谐共存、携手共进的“魅力祚都”。
注释:
①今天“祚”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和文化表述,深刻影响着盐源的社会生活,例如盐源自称“祚都”,县内有“祚都酒店”“定祚大桥”等。
②摩沙,也称摩挲、麽些、摩梭等,被认为是汉文献中对“纳系族群”的统称,是一个涵盖各族群成员的总概念,不仅仅专指泸沽湖一侧的纳人,还包括现今滇川藏交角区域分别归属纳西族、蒙古族、藏族的“纳系族群”,他们共享的认同核心标记为“纳(Na)”。参见木仕华:《谁是MOSO(摩沙)?——论古摩沙的分化与“纳系族群”的认同及识别问题》,《思想战线》,2010年第3期:96-102页;方国瑜、和志武:《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33-41页。
③“九所土司”实际上是“五所四司”,“五所”是指左所土千户、中所土千户、右所土千户,前所、后所为土百户,“四司”是木里宣慰司、瓜别安抚司、古柏树巡城兵马司、马喇长官司。
④“老凉山”是当地人对雷波、金阳、昭觉、美姑、布拖等彝族迁入历史较长之地的说法。
⑤易谋元认为彝族先民在家庭公社时期的家族最高首领是“兹”,与“兹”同时出现的还有“莫”“毕”。“莫”是调解纠纷的,“毕”是祭祀祖先的。“兹”“莫”“毕”都是家庭公社的管理人员,在他们的管理下还有“卓”。“卓”是从事牧畜的人,他们是家庭公社的广大劳动牧民。参见易谋远:《彝族史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22-623页。
⑥那些因为“打冤家”出人命的家支,会世代相互讨要人命,冲突不断意味着死亡更多、仇恨更巨,子子孙孙无穷尽。直到现在,那些历史上有仇恨的家族即便不会有暴力冲突发生,仍旧会相互排斥和敌对。
⑦《盐源史志资料,丁卯年三期》:《盐源县概况资料辑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第一处编纂,1940年,第39页。
⑧岭光电是彝族著名的末代土司,也是民国政府军官,对凉山解放和彝族社会发展贡献颇多,其事迹可参见自传《忆往昔:一个彝族土司的自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⑨所谓“独立白彝”是指这部分白彝(曲诺),他们不受凉山传统社会中的最高等级土司(兹莫)或黑彝(诺合)的管辖,一般居住在凉山边缘地区,自成一个区域,其社会地位与发展程度均与土司或黑彝统治下的白彝(曲诺)有异。详见李绍明:《论凉山传统社会中“独立白彝”的社会地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34-36页。
⑩一般而言,凉山彝族社会中的茶多数时候是祭祀之物,而非日常生活必需品,并且常见于毕摩口头念诵的经文中——有《祭祖献茶经》,而很少在日常生活中被饮用。关于《祭祖献茶经》,可参见《中国彝文典籍译丛(第6辑)》,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4年,第2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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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罗木散(1993—),男,彝族,四川西昌人,博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彝族社会文化。
原载:《西部学刊》2023年第13期;文图来源:微信公众号-学刊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