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这批“旧社会”出身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过世或者老去,中国少数民族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
2004年2月27日,四川省西昌市,凉山彝族自治州政协“主席楼”宿舍区,68岁的全国政协委员安学发手舞足蹈地比划着,用“哑语”热情地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
安学发是解放前凉山彝族的四大土司之一,去年10月,他被查出身患喉癌,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做了手术,至今不能开口说话。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他无法口述自己的提案。
1998年,他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2003年获得连任,成为凉山彝族自治州惟一的全国政协委员。他也是至今健在的为数不多的几位彝族土司之一。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专业博士生导师金炳镐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几十年来长期作为我党的统战对象,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特殊贡献。”
读了17年大学的土司
安学发的先祖清初被封为沙马宣抚司,取汉姓安,官衔从四品,管辖瓦岗县(今雷波县)及金阳县的一部分。193 6年,安学发出生时,沙马土司家道中落,但在彝区仍然颇有威望。
1950年凉山解放时,只有14岁的安学发被送到西康省(1940年设置,辖区为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解放后撤销)西昌民族干部训练班学习,1951年,中央慰问团前来凉山慰问,选送了11名凉山青少年到刚刚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读书,其中就包括安学发等8名彝族上层的土司和黑彝儿女。
由于汉语底子差,安学发在大学里从小学读起,一直读到1968年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整整读了17年。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副馆长尔补什哈说:“这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历史上肯定是空前绝后的。”
在中央民族学院读书期间,安学发异常活跃,他身高1.8米,是学校篮球队、排球队、射击队和游泳队队员,同时是校乐队演员,会拉二胡,交际舞也跳得很好。
1968年毕业后,由于受“左”的政策影响,安学发被分到远离家乡的藏族地区工作,先后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做工人和教师。“文革”结束后,才调回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中学工作。
1981年,随着政策进一步转暖,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安学发土司升任县文教局副局长,回到仕途。1984年,安学发任昭觉县副县长,后转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并被推选为四川省人大常委。1998年当选凉山州政协副主席,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九届委员。
推选安学发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中共凉山州委统战部干部科科长罗根源说:“我们凉山州委统战部推荐全国政协委员候选人的标准有两条,首先,看你是不是彝族上层人士;其二,看你是不是具备参政议政的能力。两条标准安学发都具备,所以他顺利通过了州上、省上的把关,最后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根据政协委员产生的程序规定,党外的政协委员是由统战部提名推荐的。
由于安学发口不能说,《瞭望东方周刊》未能听到他的政治见解。不过,在1999年,安学发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在与江泽民和李瑞环座谈时,曾经向中央提议:“加大贯彻中央有关促进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政策力度,更好地支持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特别要帮助贫困地区解决发展教育遇到的实际困难。”
罗根源科长评价说:“老人家参政议政的能力比较强。”
终结“汉人不能交朋友”
“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交朋友。”这句凉山彝族谚语反映的是漫长的历史中存在的民族隔阂和互不信任。在安学发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背后,是一个彝族土司家族辉煌而灾难的历史。
安学发的岳父岭邦正是解放前凉山最大的土司斯兹土司,使用“岭”字作为汉姓。岭邦正的先祖岭乔松也是在康熙年间被封为长官司,正六品。
岭邦正的祖辈岭承恩曾经率领所属彝兵参与围剿从凉山经过的石达开的太平军受到清政府嘉奖,被升为土游击宣抚司,从三品。随后,岭承恩又因利利土司家绝嗣,而继承了利利土司的家业。斯兹土司由此成为凉山最大的土司。
利利土司是元初时封的著名的罗罗斯宣慰司,从三品,是元朝分封的最高级别的土官,鼎盛时期辖区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覆盖了今天凉山彝族地区10多个县的地盘,其他所有土司和黑彝贵族都在他的管辖之下,每年得向他“进贡”,表示隶属关系。利利土司历经元、明、清3代走向衰落。
斯兹土司传至岭邦正的父亲岭镇荣时代进一步衰退。岭镇荣彝名乌果,是个宋徽宗式的土司。对彝族土司很有研究的尔补什哈副馆长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岭镇荣土司娶了7个妻子,彝族的传统乐器月琴、马布等他样样精通,还喜欢唱川剧,熟读彝文、汉文,还跟传教士学了法文,成为土司中少见的艺术家和学兼中西的学者,他还开办私塾,请汉族老师为彝族孩子上课。
岭镇荣审定了凉山彝族的教育经典《马木特衣》,并送到汉区去木刻。在“按语”中他这样教育自己的子民和同胞:“"洋人有洋书,汉人有汉书,我们彝族有彝书。彝人有书我们为什么不读呢?就是因为彝人不读书,所以我们才落后。”
尔补什哈介绍,更有价值的是,岭镇荣还在这本千年不变的教育经典的最后部分加上了他从传教士那里学来的最新的科学知识:“地球分成七大洲,海洋分成四大洋,全球人种分五种,地球围绕太阳转……”
岭镇荣此举对于被封建王朝封锁禁锢了数百年的凉山彝族,无疑具有启蒙意义。岭镇荣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个意义,他非常想留名青史,于是在这段新知识前面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以下是我斯兹兹莫乌果写的。”
岭镇荣土司埋头艺术和学问,不理政事,加速了家族的衰败。民国7年(1918年),岭被四川军阀李梓材迫害致死。
岭镇荣死后,岭邦正嫂嫂饼尔嫫吉吉当家掌权,家事一再走向顺道,不久家中再遭不测,嫂嫂被杀,刚刚成人的岭邦正继承了土司之位。
由于岭邦正土司在凉山彝族中的影响甚大,1932年,20岁的岭邦正被国民党24军委任为“夷(彝)务大队长 ”,1939年又被西康省委任为少将彝务总指挥、保安司令等职。1943年,岭邦正加入国民党,又任地方袍哥的总舵把子。
1949年底到1950年初,败退到西昌的胡宗南纠集地方势力反共,委任岭邦正为“西昌警备区第八分区司令官”和“反共游击军第二路军司令”。1950年3月,岭邦正从老家启程前往西昌赴任,途中即遭遇了进军西昌的人民解放军。他知道国民党完了,第二天就抄小道赶回老家。
由于对共产党、人民政府和解放军的各项政策不了解,更不信任,岭邦正带上财物、枪支和50多名贴身奴隶和亲信,躲进了甘洛县的觉木沟老林,这一躲就是整整5年。其间,他连续多次拒绝了西康省委统战部长黄觉奄、凉山工委秘书长何显龙和甘洛县里民族工作团团长严友圣等多名官员的谈判请求。
岭邦正表态说:“土地、奴隶我愿意交给政府处理,但我恶习缠身,不便外出,请给我一个安全生活的地方,我不会反政府。”
1955年3月,凉山临时军政委员会成立,岭邦正被缺席安排为副主席。主席由著名抗日将领、云南省副省长张冲将军兼任,张冲将军出身云南彝族上层。
4月中旬,张冲将军亲自到深山里的小村落摸摸洛见岭邦正。文件记载说,一见面,张冲就严厉地批评了岭邦正的错误思想,详细地讲解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一些具体事项,岭邦正才“愉快地接受了凉山临时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职务”,随即出山。
当年5月3日,岭邦正与另外25名彝族土司、黑彝,随同张冲将军往西康省省会雅安和四川省省会成都参观,前后受到西康省省长廖志高、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和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的接见和宴请。这次出访对岭邦正感触很深。1955年8月,岭邦正作为团长,率领有30多名彝族上层爱国人士组成的观光团,坐汽车、火车至重庆,游长江,看三峡,到武汉,进杭州,逛上海,9月底到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并宴请了参观团。
1956年,岭邦正被选为凉山彝族自治州副州长。他积极地参加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以自己的声望影响其他彝族奴隶主,拥护共产党的解放奴隶等一切民主改革措施。在此期间,他力戒恶习,不再吸食鸦片。岭邦正后来被调到成都,任四川省政协常委、省民委副主任等职务。
尔补什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1966年“文革”开始后,岭邦正受到冲击,被红卫兵从成都押回甘洛批斗,劳动改造。1973年岭邦正瘫痪后,被甘洛县政协送回成都治疗,1977年,凉山最大的斯兹土司岭邦正在成都病逝。
“黄埔之秀彝山之魂”
2004年2月28日夜,《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尔补什哈家看到了他父亲岭光电土司的影集,其中最感人的是他父亲的葬礼和唁电。
1989年2月15日,末代斯补土司岭光电先生逝世。在数百年来群龙无首、相互攻杀的大小凉山,岭光电罕见地赢得了全体彝族同胞的尊重。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尔补什哈保存的父亲的遗物中看到,新中国时代彝族代表人物、原国家民委副主任伍精华、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冯元蔚等发来唁电,四川省政协及川、滇、黔的广大彝区的政府组织派员参加了葬礼,可谓极具哀荣。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汉族学者冯小周上校的唁电赞扬岭光电先生为:“黄埔之秀,彝山之魂。”
岭光电土司彝名斯补•牛牛慕理。康熙年间,清兵进入凉山,斯补土司被封为土千户(相当于千户侯),正六品。辖区在今凉山甘洛县境内。1912年,岭光电出生时土司制度已经日暮途穷,他童年丧父。1926年秋天,四川地方军阀刘济南杀害岭母,废除了斯补土司的权力,并在其领地上开展了名为“改土归流”,实为“改土归流”的残酷剥削和杀戮。
13岁的岭光电逃往相邻的汉源县,投靠川边各军总司令羊仁安。羊仁安念及与其父辈的交情,收其为义子,并把他送到西昌上学。1933年,岭光电考入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其前身为黄埔军校)十期步兵科学习,并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
1936年,岭光电毕业后被分派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办公厅工作。适逢行营组织“边民调查团” 前往凉山调查彝民状况,岭光电被任命为调查团少尉翻译。1937年初,被羊仁安委任为“彝务大队长”。
岭光电先生在后来的回忆录《忆往昔》中写道:“我回到甘洛田坝老家时,饱经民族歧视和;‘改土归流’之苦的彝民如获救星,一致要求我回来当土司,以解除他们的倒悬之苦。官府也因为无法收拢彝族人心,想借用我这个彝族土司出身的官来统治彝人,越西县长唐秋三便给我一纸‘委任状’,恢复了我的土司职务。于是我成了一个身兼双重身份,既属国民党行政官员,又是彝族土司的人物。”
岭光电再任土司后,在家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在辖地设立医院,为彝汉民众看病,针对彝民当时对医药没有认识,有病只请巫师念经念咒的特点,发明了“神药两解法”。他利用土司的权威召集巫师,传授给几种特效药的使用方法,规定他们在为病人念经念咒时,必须先给病人服药,方可再念经念咒。他鼓励农耕,奖励匠人并颁发奖章。
针对当时彝族地区吸食鸦片和酗酒风气盛行的状况,他禁止辖区内彝汉民众吸食鸦片,禁止酗酒。在辖区内树立了良好的生活风气。
在岭光电的所有改革措施中,尤以办教育著名,对彝族贡献最大。岭光电认为,彝族的落后就在于教育的落后。
岭利用恢复的田产,在辖区内大办教育。把自己的私宅用来开办斯补边民小学,强征彝民子弟入学,学习汉文和彝文知识。入学者不仅免交学杂费,还供应书籍及部分清贫学生的伙食。学生毕业后又以直接补助或间接贷粮取息补助的方式,送入公费升学。
从1937年到1950年凉山解放,13年间,斯补小学培养出了小学、中学、专科生近200名,这些毕业生在当时文化极其落后,连汉语都无法通行的凉山,显得弥足珍贵。解放后,这些有文化的彝族同胞都受到了政府的重用。
岭光电广涉彝务。1935年红军长征过凉山时,黑彝果基支首领约达(汉语先前翻译为“小叶丹”)与刘伯承将军在冕宁县彝海歃血为盟,结为兄弟。红军授予果基约达“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旗帜,红军在果基家的护送下,得以顺利通过彝族集聚区,抢得了渡过大渡河北进的时间,避免了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命运。
同时,果基家趁乱杀死了此前设计杀害7名果基族人的国民党团长李德吾。
但红军过后,军阀邓秀廷伺机攻打果基家,企图赶走果基,抢占其住牧区。死在邓秀廷手上的彝人成千上万,岭光电开始与邓进行艰难周旋。岭光电通过他的前上司羊仁安,以及他在国民党军统等的关系努力保护果基约达。
1938年秋天,邓秀廷指使手下招集罗洪支和倮伍支黑彝配合部队攻打果基家,途中被岭光电以民族感情说服罗洪和倮伍两支撤退。
1939年5月,刘文辉就任西康省主席后,“南巡”西昌,岭光电被他委任为省政府中校参议,使果基支得到了刘文辉的保护,局势一度安定。
1943年,邓秀廷指使罗洪支袭击果基支,果基约达(小叶丹)战死。但“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在岭光电“秘密保存”的指点下,被果基家一直保存到解放后,成为中国革命的珍贵文物,也是民族团结的象征。
解放后,果基约达的弟弟等人作为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受到党和政府重用。上世纪90年代,刘伯承元帅和聂荣臻元帅的子女与果基家重认亲戚,果基约达的几名近亲后裔再次受到政府关怀,被送往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重点大学深造。
岭光电在调解彝族内部家支械斗、调解彝族与驻军及汉族的矛盾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深得彝民拥戴并得政府欢心,1947年当选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
1950年元旦,胡宗南委任岭光电为国民党27军少将副军长,并以帮助岭光电统一凉山为诱饵,要岭光电为垂死挣扎的国民党政府卖命。但岭光电深知“借助外力统一凉山并非彝人所愿,弄不好,倒会引狼入室,既增加彝民痛苦,自己也会任人摆布,大权旁落”。
岭光电一向认定“谁对彝人好,我就跟着谁”的观念。1950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他在昭觉县率领27军军部起义。
解放后,人民政府给了岭光电一家较好的政治待遇。1951年,他在西昌专署民族干部学校教书,后调任四川省民委参事室任参事,他潜心为学,整理出彝文古籍170余卷,翻译出7部彝文古籍,并为中央民族大学开设彝文古籍专业积极奔走。1985年,岭光电先生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
岭光电的妻子曲哈嫫1979年当选为四川省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主席团成员,连任至1989年。
他的另一个妻子是雷波县阿卓土司杨代蒂。1948年两人结婚,1964年离婚。1955年,杨代蒂被选为凉山临时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随后当选为凉山彝族自治州副州长。1984年,杨代蒂被增选为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并当选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1997年退休,依然健在。
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彝族研究员刘尧汉先生的话说:“岭光电先生不是凉山的大土司,其名望却超过了大土司。”
尔补什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岭光电的墓碑上,并排刻着两行彝汉文字,汉文为:“岭光电先生之墓”,彝文的意思是:“斯兹君长慕理之墓”。
共产党挽救了“末代贵族”
“一些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事支持了民族地区的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但换一个角度讲,也正是共产党挽救了这批末代贵族被彻底颠覆的命运。”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秦和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会理县者保土司禄安佑,1934年被国民党24军师长刘元璋勒索,后刘又逼使其姻亲阿都土司都定成的部下将其出卖。禄安佑被抓去严刑拷打,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官兵先将禄安佑3个月大的儿子抛刺刀给他们夫妇看,随后又把禄妻剁死给禄安佑看,最后将禄安佑用剐刑,一刀一刀地凌迟处死!者保土司从此绝嗣。
同样的命运很快落在了都定成身上。1937年2月,已被编为陆军104师的川军李家钰部进剿彝族,与阿都土司发生矛盾。
时李部已经接到出川抗战的命令,但李部对出川抗战不满,出川前将都定成杀害。阿都土司从此绝嗣。阿都土司领地秩序大乱,直到1940年沙马土司安树德来承袭。至此,凉山的四大土司只剩下沙马和斯兹两支。
吉土司家是凉山接受汉文化最早和最深的彝族土司,但受祸也最惨。吉土司家在1918年被川军宿靖部诬陷抓捕,长子吉承勋,次子吉承烈被杀害。其70岁的老母喊冤时也被士兵活活刺死。1932年,国民党24军刘元璋师又将吉家三子吉成榜枪杀。1946年,吉家四子吉绍虞被西昌驻军136师关押。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土司普遍受压,边缘地带的土司大多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解放后,土司的地位变迁是比较平缓的,很多土司被共产党启用,重新走上了政坛。”秦和平说。
这个看法,也得到了岭光电土司的儿子尔补什哈的认可。
少数民族政治进入新时代
91岁的凉山州首任州长瓦扎木基是个黑彝贵族出身的老革命,解放前就参加了地下党工作。1951年11月1日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三次会议的闭幕宴会时,曾作为惟一的少数民族代表被安排与毛泽东主席同坐第一席。
1956年7月22日晚,他又与藏族干部天宝一道,被中央安排向毛主席专题汇报四川彝族地区和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平息判乱情况。老人曾是第一、二、三届和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第五、第六届常委。1983年离休,享受副省级待遇。
瓦扎木基老人用一个红色塑套记事本记录了凉山州参加历届全国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会的代表、委员名单。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向老人逐一核实名单得知: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凉山州共有9名代表,其中6人为彝族上层人士;1959年的第二届全国人代会上,凉山州共有8名代表,其中5人为彝族上层人士;1964年的第三届全国人代会上,凉山州共有12名代表,彝族上层人士占4名;1978年的第四届全国人代会上,凉山州有9名人大代表,只有1名彝族上层人士;在此后的连续几届全国人代会上,彝族上层人士或其后代只有1名代表,甚至没有。但在全国政协会上,凉山州的历届全国政协委员基本都是彝族上层人士,每届1-3人。
对于上层人士数量的减少,金炳镐教授评价这一现象说:“这是自然规律。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今后为各民族代言的少数民族中的一批新人,因为本身就来自于人民中的不同阶层,所以他们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意义。”
事实上,新一代彝族政治人物已经成长起来,不少人走上了领导岗位。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杨成学就是他们中的一位。
在不久前结束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他提出,希望更多的人能关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的民族地区扶贫问题,除了资金和项目的扶贫外,还应该强化“三大扶贫”力度:文化扶贫、科技扶贫和移民扶贫。
阿芝是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电力公司调试所的副所长。她已经当了7年的人大代表,“我总在想,怎样才能反映好我们彝族地区的问题。”
“彝族都要有自己的宽敞明亮的住房,有车,能开车上班而不是骑车,工资待遇要比现在好得多,这样就可能是小康了。”她说。
尔补什哈估计,凉山的彝族土司男性后裔,现在只有几家了。他正在读高中的儿子喜欢阅读历史,但他希望儿子将来学自然科学,“不过,我不会干涉他选择的自由,只要健康就好”。
彝族土司制度流变
彝族人口658万,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北部,其中四川西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彝族人口180多万,是彝族最大的聚居区。
彝语称他们的王或者君长为“兹莫”,“兹莫”被封为少数民族地方官员“土司”始于元朝。当时的中央政府先后在凉山封了大大小小多位土司,其中,利利土司、沙马土司、斯兹土司和阿都土司并称为“凉山四大土司”。沙马、斯兹等前缀为土司家族的彝族姓氏。
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史专家秦和平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元朝为了强化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任命了各少数民族世袭贵族担任朝廷命官。明袭元制,继续让土司们统治少数民族地区。但在一些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地方,已经开始“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明清两代在少数民族地区废除世袭土司,而采取任命政府可以统一调动的流动官员统治的一种政治措施。到了清朝“康雍乾盛世”,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大,大量世袭土司被中央委派的流动官员替代。但在一些边远地区,土司制度由于种种原因残留了下来。
在凉山彝族的腹心地带,清政府未及“改土归流”,就开始遭遇内忧外患。而且,从明朝后期,彝族内部势力发生变化,武士集团出身的黑彝阶层全面崛起。
黑彝历史上是土司下属的武士集团,他们掌握着军事权力。面对数十个实力比土司更强大的黑彝家支,朝廷已经不敢轻举妄动,致使凉山腹地从道光年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的100多年间一直处于中央权力真空,被外界称为“独立倮倮(彝族)”。
1956年“民主改革”前的凉山彝族地区,实行严格的种姓制度,用血缘划分的五个等级异常森严。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的资料显示,只占彝族人口5.1%的土司和黑彝奴隶主阶级占有总人口70%的奴隶娃子。奴隶们毫无人身自由,世世代代为奴隶主所有,由奴隶主任意奴役、配婚、抵押、买卖,甚至残杀。直到1956年后,彝族被统治阶级才获得了彻底翻身。
中国其他少数民族贵族大多在明清两代已经完成“改土归流”,其余也在辛亥革命后历次运动中多数被消灭,而凉山彝族的土司制度则到解放时还留有残余。
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司和黑彝贵族中的部分被作为“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特殊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