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曾经生活在大小凉山的彝族；
他们同样来到北京，在北京奋斗，在北京成长；
他们在异乡的城市中感受着生活的酸甜苦辣；
让我们共同关注――
“漂在北京”之――彝人闯天下
【曲比木铁：汉语名白雪冰，1978年生，瑞典MALA地球科学公司北京代表处技术工程师，2004年8月来京。他说，曲比是姓，木铁是黎明的意思。自己有1/2的彝族血统，爱人有1/4的锡伯族血统。从家里出来后，民族认同感就强了，常常问父亲以前的家乡什么样，并邀请记者去他的家乡采访。他说吃饭时忌讳吃狗肉，“因为我是彝族”。】
我的家乡在四川凉山金阳县，父亲是彝族，母亲是汉族，爷爷是毕摩。老家的彝族孩子，应该每人都会背自己的家谱，我已经不会了。父亲因此让家乡的长者背诵，他用录音机录下来给我留着。其实小时候对民族的感情没有现在深，自从16岁离家外出读书，我发现自己对家乡的历史、文化越来越感兴趣，对彝族的感情越来越深。
在成都理工大学读了4年的工程地质勘查，毕业后分配到位于天津的中铁十八局科研设计院，当时是想离分到北京的女朋友近些。2004年8月，我辞去公职来到北京的一家外企，2005年初又跳到现在的公司。
去年12月，我和女朋友回大凉山举行了婚礼。按照我们的风俗，婚礼前后一共进行了3天，摆了166桌酒席，1000多人参加。这在老家还不算人数多的，一般酒席要摆二三百桌。我们一直在北京看房，很后悔去年底没有买，最近房价涨得太离谱。
要说到北京来有什么期待和梦想，我想将来有机会的话，能够创办自己的实体。刚毕业时想法很多，看到旅游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我就想在大凉山成立一个旅游公司，赚到钱以后回馈家乡。但能力有限吧，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彝族人网，为凉山失学的孩子们捐款。从2003年开始，我每年都参加这样的活动。
户外运动是我现在最大的业余爱好。其实我小时候身体并不好，妈妈对我要求严格，从五六年级开始，每天天不亮就让我在海拔1500米的山路上跑到天亮，每年过年都让我一个人去爬山。此后初中、高中、大学，我都坚持运动，这不仅锻炼了我的意志，而且强壮了我的体魄。大学时曾经做过我们学院的体育部长。工作后，和户外运动圈子的朋友征服过四川阿坝的雪隆包和四姑娘山的二峰。
来北京后有一件事让我非常气愤。那是在我们彝族人开的饭馆里，一个在演艺圈工作的彝族人看我肤色白，有书生气，对我有些歧视，说我是假彝族。当时，从不抽烟的我摔爆了一个打火机，双方差点动起手来。我的身体里同样流着彝族的血液，他不应该这样说我。
由于工作的关系，中国的很多地方我都去过，但是家乡的很多地方却没有去。最想念家乡的父母、同胞以及山山水水，我的笔记本电脑里存了许多当年搜集的家乡的照片。以前拥有时不在意，现在听到彝语，会感觉很亲切。彝语我能听，但发音不准。如果说父辈当年是走出去的想法，我现在则是回归的想法，希望我的下一代能够回归凉山，让父亲带回农村。汉语不好没关系，彝语要好。如果大家都是走出去的想法，那将来我们这个民族可能就只能来自书本了，只在户口本、身份证上有所显示，彝族的语言、服饰、思维方式全没有，这才是真正的悲哀。自己民族的东西一定要保留。如果我的孩子将来在北京接受教育，我会找民大的老师教她彝语；如果她将来能够研究彝族文化，我会非常赞同。我喜欢女儿，名字都起好了，叫曲比美吉。
【呐贞阿火：汉语名刘学强，1983年生，北京茶马驿站茶餐吧厨师长，2004年10月来京。熟悉他的人都叫他阿火，他说“阿火”有吉祥的意思。在北京，小凉山的彝族不多，阿火就是其中一个，这些天，他和妻子阿芝正筹划着7月份在“茶马驿站”举办一个彝族火把节聚会，有酒喝、有肉吃、有舞跳，还有演出。“到时一起过来玩吧”，阿火会这样告诉每一个他认识的朋友。】
我的老家在云南丽江的泸沽湖，小时候我放过猪、牛和羊，不穿鞋到处乱跑。2004年10月我从几百名毕业生中被挑选出来，带着自信和无比的兴奋来到大理驻京办，才发现在云南财贸学院学的饭店管理的知识，多半是纸上谈兵。我在大理驻京办工作了9个月，洗了3个月的碗。那时我们餐厅在北京的云南风味餐厅中排名第二，生意很好，每天早晨上班，都会看见一堆堆的碗。当时心里酸酸的，一边洗一边想，以后有的是机会，又不是一辈子洗碗，老家的兄弟们还不是要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动。
后来为了学粤菜去过广州，再次回京后，又在昆明驻京办和“埃蒙小镇”（佤族人开的餐茶吧）工作过，今年4月来到“茶马驿站”。最难的时候，我曾经在胡同里坐过一晚上，捡矿泉水瓶子卖了1块2。其实刚来的时候就不想回去了，北京很大，我骑着车到处跑。同样一碗米线，老家卖1块5，北京卖20块，你说应该在哪儿挣钱？但茶餐吧和饭馆不同。以前在学校学不下去，现在才觉得需要看书。我已经自创了不少新菜。我们小凉山的彝族漂在北京的太少了，以后我做好了，就把家乡人带过来，把自己的手艺传给他们。
刚来北京时最大的苦恼就是听不懂普通话，受人讥笑。后来我就跟着广播训练听力，慢慢才适应。到了北京后，才体会到要找彝族。阿芝是大凉山甘洛的彝族，今年春节，我和她回老家结婚。老家的婚礼总是很热闹，杀了好多猪，请了很多亲友。我们彝族很重亲情的，我最怕的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接到家里的电话，告诉我家人不好的消息，北京人可能体会不到这点。每个月我都会给爷爷、奶奶、弟弟寄钱，只留下1000块钱以防万一。我们的家离北京太远了，我每个星期都会打电话回去，也经常想家，想奶奶。我奶奶很疼我的，家里吃鸡她会给我留着鸡腿，臭了也留着。想奶奶的时候，我曾经流过泪。
工作之余，我喜欢打篮球、放风筝，也喜欢唱歌。曾经有一次，我帮一个老大爷把挂在树上的风筝拿下来，后来他一定要把风筝送给我，说是不愿欠人情。彝族人走到哪儿唱到哪儿，我白天炒菜，晚上就喝酒、唱歌、跳舞。我们有个小组合叫“A音阿雾”,想出一张唱片，先录6首，有彝语歌，也有汉语歌。“茶马驿站”有很多回头客，其中的一个老人说，和我们在一起，第一次活得这么开心。
去年火把节的时候，我还在“埃蒙小镇”上班。我们组织了近300人的聚会，有彝族，有汉族，还有老外，那天是我来北京后最快乐的一天。今年，我们想办一个更大规模的，已经策划得差不多了，到时候一起过来玩吧。
【约阿黑做采访，没想到一下来了4个小伙子：1986年出生的阿黑，1980年出生的陈云，1984年出生的阿且，1978年出生的左炜。原来，他们是一个音乐组合，叫“太阳部落”。除了左炜是汉族，其余3个都是彝族。2006年5月12日晚，“太阳部落”组合的小伙子们在当天的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中获得了99.46的高分，唱的是阿黑的哥哥阿格创作的新歌《嘿，妹妹》，他们的无伴奏和声非常有穿透力：嘿，妹妹/请藏在我的心中飞翔/嘿，妹妹/会不会随风摇摇晃晃/嘿，妹妹/一上路就在我的路上/嘿，妹妹/我为你保留许多幻想……】
阿黑：我们3个都是来自大凉山的彝族，我和阿且是堂兄弟。因为哥哥阿格在北京做音乐，所以我从小就跟朋友们说，将来我要去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玩，当时他们还嘲笑我。除了阿且，其余的人是到北京后才认识的，是音乐让我们聚在一起。我们3个彝族是全总文工团的合同制演员，每月有800元的基本工资，团里解决住宿和一顿午饭，这样，生活还是没问题的。平时我们会参加一些演出（但不会去酒吧表演），团里也会安排一些。上一届的青年歌手大奖赛，我们3个和哥哥阿格组成“阿格乐团”，得了第三名。这次我们想打新的品牌“太阳部落”，所以两个多月前开始排练。参加比赛对我们来讲是机会，是新的开始。
陈云：2002年和2003年，我两次来北京，第一次带了500块钱，第二次是买站票来的。小时候在课本上看到北京天安门，想都不敢想有一天会真的来到北京。我们还算顺的，前年拿了第三名后，就不用再住地下室了。以前在电视上看别人得奖，就想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得奖，后来还真的得奖了。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我觉得出来还是对的，好男儿志在四方。如果我们的组合做好了，可以带其他人出来，还可以回家乡帮着做点事。家乡的人最快乐了，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有点不上不下，而且不能回去。回去了，别人能干活，我们干得了吗？
阿且：“太阳部落”这个名字是我起的，年轻人嘛，就像八九点钟的太阳。组合的成员相互间感情很好，我们的定位是阳光男孩、健康男孩，是积极向上的。《嘿，妹妹》的作词作曲是我堂哥阿格，所以这首歌自然而然有彝族的风格。但我们不仅仅是面向彝族，而是要面向全国。这次比赛，我们都是自己排练，没有老师辅导。进入半决赛的组合就有40个，我们没能得团体奖，但个人成绩不错。5月12号那天，我们发挥得不是最好，但现场效果还可以，得了99.46分。那天晚上，我们都喝醉了。
左炜：虽然我是汉族，但和他们3个在一起时间长了，感觉他们很不简单，而且凉山也成为我很向往的地方。他们从山里出来，能吃苦，对物质的要求不是很高。现在住的地方条件很艰苦，冬天没有暖气，气温有时会在零度以下。我们都是为了圆梦来到北京，以前每年都回家，希望今年不回去――参加“春晚”啊，开个玩笑。4个人肯定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我们总是商量着办，少数服从多数。“太阳部落”是彝族组合中唯一一个接受汉族人加入的。4月28日通知我们复赛成绩第一名的时候是最高兴的，但高兴只持续了5分钟，我们也没庆祝。因为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不能把快乐停留在这一刻。如果最终没能得奖，“太阳部落”这个组合也不会丢，没有人会随随便便出人头地。他们3个在外面是最受欢迎的，很多人想和他们交朋友。总和他们在一起，有人说我也越来越像少数民族了。
【罗伟：1978年生，动画导演，1998年来京。母亲和父亲分别在他7岁和16岁时辞世，之后他就独自出门闯世界。所以记者面前的罗伟外表坚强、内心敏感，看得出，他社会经验十分丰富。其实罗伟的彝族名字叫狄惹巫萨，他说，只有家人和爱人才可以叫他的彝族名字，“这是他们的专利”。】
我是大凉山甘洛县人。小时候，妈妈没奶，我是吃醪糟加糖长大的，那时天天醉（笑）,我想现在的酒量就是那时候锻炼出来的吧。我没见过外公、外婆和奶奶，幸好奶奶有张照片。我是家族中最小的孩子，非常受宠。爷爷每天给我两毛钱，在当时就是一大款，那时候糖可是一分钱两三个。初一在西昌读书时住舅舅家，调皮得很，不是不肯洗澡就是逃课。有一次爸爸来看我，看到舅舅家门口草地上一个脏得不成样子的孩子，满脸是灰，在烧土豆吃，进屋就和舅舅讲，谁家的孩子这么可怜。舅舅说，那是你的儿子！他出来一把抱住我哭了起来。在这之前，我只在爷爷火葬时见父亲哭过，可能是他觉得失职吧，其实我也觉得挺内疚的。
1998年来北京，主要是想看建国50周年的阅兵式。明知道看不见，但能离得近点，感受一下气氛也行。后来学习动漫，没钱就分期付款。当初来北京，没有人看好我。2003年我一年没有工作，也没饿死，都是靠朋友帮忙，我还怕什么？可以说，我最不缺的是朋友。
很少有不开心的时候，不开心也往往自己一个人独处。没有女朋友以前，我是有多少钱花多少钱。去年3月实在没钱了，就把一张银行卡开户时的10元钱取了出来，还有7毛2的利息。那个银行职员直安慰我：非常时期嘛，可以理解。
我们家这些年来不太顺，所以2000年姐姐的孩子出生时，我哭了，买了比给自己一辈子买的还多的东西寄回去；2003年，亲眼看到哥哥的孩子被抱出产房，幸福得要死――这两件事，是我迄今为止最幸福的事了。每次过年回家，都会和哥哥打架，但我心里知道，我们彼此还是挺在乎对方的。男人之间有许多话说不出，这就叫“大爱无言”吧。
我比较在乎吃，不在乎住。住天桥和住五星级宾馆对我来讲是一样的，睡着了都一样。没准你住五星级宾馆做噩梦，我住天桥做美梦呢。以前喝醉了经常会打架，会醉卧街头。我常常想，能活下来本身就是奇迹。
只要存够5000块钱，我就敢结婚了，一个从来不存钱的人能存这么多，也算巨款了吧。我非常喜欢小孩，名字都取好了，但在我没能力让他（她）过上幸福生活之前，不会考虑。其实我的孩子会很幸福的，因为他（她）完全没有压力，学历只要超过他爸爸就行。他爸爸初中没毕业，他（她）只要初中毕业就行（笑）。
发展彝族的动漫事业是我的一个愿望，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想通过动漫弘扬彝族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彝族，提高彝族的知名度，就像以前人们通过《草原英雄小姐妹》了解了蒙古族一样。如果有这样的机会让我做，我想我会做得很好。来北京换过几个工作，都和动漫有关。几个老板也都是一见如故，我会将心比心，与他们同甘共苦。我希望一份能给我发挥空间的工作。
碰到的许许多多难事，肯定会在性格上留下阴影，但我的阴暗面谁也不会知道，别人看到的也是我阳光的一面。其实没有那些痛苦，就没有我的现在。我对现在的生活状态非常满意：事业还不错，有爱人，家人平安。
其实一个人没有选择民族的权利，我是彝族，我会热爱这个民族；如果我是汉族，也一样。我对家的概念很模糊，所以我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我想我不属于北京，还是属于老家大凉山。我有个愿望，就是死后把我埋在老家父亲的坟旁，依偎在他身边，落叶归根嘛。
每个人都有名字，所有的语言和文化都在其中有某种区别自己与别人、我们与他们的方式……对自我的知识――总是被“建构”的，虽然有时看来很像是被“发现”的――永远无法与他人独特的、用来了解我们的说法分开。
――[美]社会学家卡洪
回归与疏离――漂泊的叙事
祁进玉
中国传统社会惯常强调安土重迁的乡土情怀，故乡――就被自古至今的历代文人骚客反复抒写，异域的孤独与游子的感伤竟然一再成为屡试很爽的煽情话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元代剧作家马致远的这首词竟然将古代文人的离愁别绪抒写得那么极致，仿佛游子漂泊异域感受的尽是孤寂、落寞以及对故乡断肠般的无尽思念。其实，上述话题在不经意间已经涉及有关现代认同的命题之一――地域认同意识。
《彝人闯天下》一文，以个案访谈的手法，让被访者叙述了他们各自从遥远的故乡――大凉山、小凉山，中国彝族聚居社区来到陌生的异域――国际化的大都市北京，他们各自谋生的经历与人生感悟。正如文中被访者之一的动漫导演罗伟所说：“其实一个人没有选择民族的权利，我是彝族，我会热爱这个民族；如果我是汉族，也一样。我对家的概念很模糊，所以我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我想我不属于北京，还是属于老家大凉山。我有个愿望，就是死后把我埋在老家父亲的坟旁，依偎在他的身边，落叶归根嘛。”从他的言谈可以觉察出一种无奈，对民族身份的不可选择性的无奈与失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一经出生，很多身份，譬如家族、世系、族属、籍贯等都是无法选择或更改的。个体或群体的身份与其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一种选择性认同。认同是人们经验与意义的来源。叙事学家T?托多罗夫认为：“成长是外在性和社会性的学徒。”从前述的另外几个彝族访谈个案，如“太阳部落”的阿黑等人、阿火、曲比木铁的叙事中，发现少数民族由于文化背景、语言、价值观等的诸多差异，因而显示出很强的地缘意识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意识。地域意识、民族属性和文化认同只有在面临或遭遇“非我族类”的“他者”的时候才会凸现出差异和不同。文中彝人闯天下的经典个案同样适用于其他少数民族群体或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在城市环境中的生存遭遇有某些共性的东西，那便是随时随地他们都面临生存的艰辛。所以透视少数群体在都市的生存，他们往往会选择下述应对策略：地域认同――老乡会；民族认同――正如阿火等人策划的彝族火把节，就是民族聚会的场所；阿黑等人的“太阳部落”音乐组合在歌手大赛获奖作品《嘿，妹妹》反映出的浓厚的彝族文化认同。
地域意识的觉醒与人类现实生存是不可分割的，从某种意义而言，地缘性认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意识。自然界包括动物、植物和微生物都有严格的疆界、领土和生存的边界，那些动物世界中许多激烈的竞争、打斗、伤害与被伤害，究其因都是因为生存、觅食与求偶的需要，一旦对方逾越或侵犯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会发生残酷而激越的战争。地缘意识的复苏，也是以他人的存在为前提，而地域政治、地域认同意识的复苏则与一种全球化的努力不无关系。费孝通先生认为：“在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个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可是，在远离宁静的故乡的异域都市，地域的概念被赋予新的意义――籍贯与出生地对漂泊的个人有着异乎寻常的作用，即对个人而言，是一种归属与被接纳；对族群或群体而言，则是凝聚、整合群体的有效方式。从个人生存的境界而言，地域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是人们精神回归的必需。大都市往往会让人们彼此产生相互拒斥、疏离，唯有借助老乡会、民族联谊会以及花样繁多的民族节日才能互相熟悉，回归精神的“家园”。
窃以为，地域意识的缘起，在于时空错落的格局中人们对差异的感悟与体验。地缘认同首先是对一个具体可感的地理空间的群体体验，如家与族属的概念，族源地与徙居地等；其次，地缘认同应是群体性社会文化想像的产物。我们对系出同源或共同地域空间的“我们”的体悟，更多出自一种共同享有的世系、风俗、彼此相仿的文化与语言等为载体并加以参照，所以地域认同的特点是以共同性多而差异性较少为追求。地域认同与民族身份或国家认同一样，其实也是一种归属感，以文化为载体附着在空间的一种意义认知。
彝人闯天下
作者
俞灵
2006-05-31
原出处：《中国民族报》2006-5-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