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彝族青年的“自救”之路
作者
孙静
2015-09-16
原出处:北京青年报
许多彝族的孩子和吉子吉色一样,希望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 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
尽管吉子吉色很努力,拼尽全力去学习,但高考成绩仍不足以让他考上理想的大学供图/黄红斌
“最悲伤的作文”事件的持续发酵,将大凉山再次置于公众显微镜下。对其贫困根源的探讨,在网上掀起观点混战,同情、谩骂、质疑者皆有。
一些貌似理性的声音认为,懒惰、毒品成为大凉山绕不开的两个致贫标签,由此也产生了“不值得同情”的观点。在当地从事公益服务的志愿者看来,大凉山真实的发展状况绝不是几个概念、标签或“惨不忍睹”的照片所能诠释。
彝族学者侯远高教授10年前暂别大学讲台,回到凉山尝试用教育和专业社会组织的帮扶,修补那些官方暂无力顾及到的社会裂痕;21岁彝族青年吉子吉色则希望通过读书,像30余年前侯远高那样走出去。
北京青年报记者走进大凉山,试图通过侯远高和吉子吉色各自为“进凉山”和“出凉山”所作的努力,展现一个不一定全面、但尽量真实的大凉山。
或许,“撕开”封闭的途径越多元,改变凉山的“内动力”才会越深厚。
能够走进高考考场,21岁吉子吉色已经成了一名突围者。尽管照外界标准看,结果似乎不够漂亮。
在凉山腹地,许多孩子一出生即被设定好生活路径——种地或打工。彝族少年吉子却倔强地选了读书。凉山乡村教育基础薄弱,读书其实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有一所县级中学,连续10多年没考出过一名本科生。
12年来,走出凉山的求学路,比回家的山路还要崎岖。家,其实早就回不去了。父母及兄长的命运先后被疾病、毒品等烙下悲剧印记,那所黑黢黢、趴在山坳上的土坯房也正在坍塌。
今年9月,吉子成为成都一所专科院校的大学生。他说,以后能挣钱了,一定要让更多家乡孩子读书。
在凉山,教育早就被奉为“阻断贫困代际传播的重要途径”。作为个体,吉子要践行的路很长;作为政府,该为追求教育公平而铺的路,也很长。
妈妈因贩毒被判刑收监
大学报到之前,吉子去了一趟成都女子监狱。
妈妈服刑快五年了,因为没钱,吉子一直没有机会探视。高二时,他曾写过一封信寄到监狱,里面夹着照片。照片中的吉子吉色,瘦高个儿、皮肤黝黑,有一双深邃的黑眼睛。至今,他不确信妈妈是否收到信,而即便收到,她不识字,回信似乎也是个障碍。
布拖县是老凉山毒品重灾区之一。2010年妈妈贩毒被抓时,吉子吉色正在布拖县城读初二上学期。当地交通闭塞,又没电话,他是放假回家后方才听说了消息。
那天,房内空荡荡的,哥哥只是呜呜哭,话都说不清楚。他只隐约感知情况不妙。前来劝慰的邻居说漏嘴:你妈是帮人运毒被抓的,判了无期徒刑。
在布拖、昭觉、美姑等国家级贫困县,毒品侵蚀乡村的案例并不罕见。凉山恰位于“金三角”毒品由云南进入内地的重要通道上,上世纪90年代毒品便在成昆铁路沿线渗透。海洛因最早在乡村渗透时,乡民并未意识到危害,还当成是招待客人的好东西。也有不知法的乡民,将贩毒、帮毒贩子背毒作为致富的快速途径。
吉子至今对妈妈铤而走险的细节一无所知。他倾向认同邻居们的推断,因为家里太穷了。
吉子两岁时父亲去世。土坯房内家徒四壁,就靠妈妈和哥哥种几分地的玉米及少量水稻等维生。在海拔2000多米高的山地,庄稼一年只能种一季。通常,墙角一堆土豆便是全家人的主食。
西南民族大学罗庆春教授常去成都女子监狱用彝语给犯人授课。他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成都女子监狱一半犯人是彝族女性,且大部分是贩毒者。很多妇女在丈夫死去后,靠种地没有活路,只好跟人去贩毒,一次有几千上万元收入。
如吉子这种因父母贩毒、吸毒及患艾滋病而失去依靠的孩子,在凉山地区数量庞大。据民政部门数据,至2013年凉山孤儿约有6000多名,特殊困难儿童(即失去父母依靠儿童)近2万名。
“如果(吉子)自己喜欢读书,就让他好好读。”大哥曾告诉吉子,妈妈被警察带走前这样叮嘱他。她还说,自己一辈子没读过书,现在后悔了。
哥哥等到他回来才咽气
吉子吉色9岁才读一年级,比正常入学年龄晚两年。当城里家长恨不得适龄孩子“抢跑”时,吉子先在原点退了两大步。教育不受重视的乡村,入学有时如放牧一般随意。
吉子说,家里穷,负担不起每学期上百元的学杂费、书本费,而且妈妈觉得上学没用。比吉子大10岁的哥哥,小学便辍学回家务农。公开资料显示,凉山地区到2009年才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甫一接触书本,吉子便表现出超乎当地同龄人的学习热情。从家到学校,要走两个小时山路,天不亮便要起床,有时还会迟到。三年级开始,他开始在布拖县地洛乡中心校寄宿,晚上30多个孩子挤在宿舍的大通铺上,条件极差。天天吃酸菜汤泡饭,没有菜。
吉子每学期考试都是第一名,一路考进了县城最好的中学。读书,某种程度上赋予吉子自信。他说,自己家是村里最穷的一户,但村民们每次见面都夸他有出息,要好好念书。
在索玛基金会2012年的家访照片中,吉子家墙上的奖状一张挨一张,成为小黑屋里最明快的色彩。
但厄运似乎总在追逐贫穷,并选中羸弱的以作牺牲。初二下学期,吉子失去第二位亲人,哥哥。一位远房叔叔到中学来找吉子:赶紧回去吧,你哥哥只剩下一口气了。数月前,为供吉子读书,哥哥只身去成都打工。那是小学都没读完的哥哥26年来第一次走出凉山。
吉子跟叔叔从布拖县城坐1个小时汽车先到区里,又乘摩托车到地洛乡,再徒步进村,走了大概两个小时。多半天时间耗在崎岖的山路上。来到床边时,哥哥已经不能说话,只有手在抖动。
“只过了5分钟就死了。邻居说哥哥可能就是在等我。” 吉子在家里发现几包没吃完的中草药。他翻看病历,得知哥哥在外感染了“急性肝病”,回家一个月了。他推想,哥哥准是因为没钱住院才回家养病。
一位“有文化”的邻居不无惋惜地告诉吉子,如果及时去医院检查治疗,这个病是有可能治疗的,甚至比这更严重的都能治好,“但是你家没钱就没有办法了。”吉子舅舅吉比依黑特别肯定地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外甥患的其实是肝癌。
为了读书进行的“自救”
悲伤来不及展开,便被现实压碎揉进生活。处理完丧事,吉子将几分土地承包给别人,拿着换来的600元读初三。
2012年中考,他考了全县第三名。没有家人庆祝,还有可能失学。高中不在义务教育范畴。
18岁的吉子暑期尝试一场“自救”:他跟同学揣着100多元钱,坐七八个小时火车,偷偷去成都打工。两名彝族少年在成都转悠了一天也没找到雇主,口袋里的钱所剩无几,垂头丧气回乡。
几乎与此同时,舅舅吉比依黑也在为吉子寻找出路:他居住的西昌市四合乡永定村,至今不通水电,手机没电了就只能关机,待到市区办事时充一次电。但近日媒体报道要被拆除的索玛爱心小学,就位于吉比依黑家附近。
吉比依黑说,他把吉子的情况告诉该公益组织。没想到,该公益组织真的在网上给外甥找到资助者,来自北京的 “刘姐”。
有个插曲让志愿者深受触动。当初因为吉子汉语基础很差,大家曾建议他读个职业高中,学门技术将来好找工作。但他们眼前这个极度内向的孩子并不点头。因为之前一位到他们学校打篮球的高中生曾向吉子提过,中专的东西太简单,高中能学习到更多知识,吉子说,“我想多学一点知识”。
吉子读高中了,每月还有了500元的生活费。但索玛基金会理事长黄红斌发现,吉子经常不吃早饭。吉子解释,有时得知同学的父母去世或重病,班上会自发捐款,自己对同学的不幸感同身受,每次捐款都不会落下。
生活费不够了,他就缩紧餐费,一顿早饭能省四五元钱。他从不开口跟“刘姐”多要一分钱,“有书读已经很知足了。”他的汉语听起来有点磕绊。
不在同一起跑线的追赶
2015年6月7日,高考第一场,吉子感觉握笔的右手一直在哆嗦。15分钟过去了,卷子还是空白。
“把高考看得太重了。”这名彝族男孩事后有点沮丧。那时他同全国942万报名考生展开竞争,即便大家并不在同一起跑线。
在昭觉高中的三年,吉子几乎把睡觉以外的所有时间都用来读书、学汉语。为了晚上能安心复习,他在校外租房。但与高考语文试卷中的文言文相遇时,仍如同普通人见了甲骨文一般两眼茫然。初二时处理哥哥丧事,新增的化学课落下太多,回校后根本听不懂。所以到了高中分科时,他只能选读文科。
“基础不好,我们那边都学得好差。”吉子低头抠指甲。尽管考了布拖县第三名,但刚到昭觉高中时,学习仍倍感吃力。他自嘲:“初中毕业了连汉语都不会说。”上课时,学生只能心里照着老师教的去读,但嘴上根本不说出来。在彝族地区,孩子从小说彝语。由于当地学前教育几乎空白,他们在小学开始才接触汉语,语言基础直接影响学习成绩。
曾在越西县某乡中心校当班主任的支教老师晓燕记得,刚接管四年级时搞数学测验,好几个孩子考了零分,稍好的只考10多分,学习基础之差超出她的想象。由于看不到上学带来的改变,一些家长也不愿再让孩子读书,形成恶性循环。为了让孩子能读懂数学题,晓燕老师只能从拼音字母开始教起。
昭觉县教育局2014年的总结中提到一组数据:2012年,该县一年级数学平均成绩为18.2分,2014年平均成绩提高到47分。
高考成绩公布之前,吉子一直计划报考一所师范类院校。当老师,这是很多凉山孩子会写进作文的志向。吉子想将来可以“回老家教村里的孩子”。
他的小学同学里,能坚持读完初中的并不多。“我们彝族人有的13岁就出去打工,没有文化,只能干体力活……”提起乡民的生存状态,大男孩吉子摇摇头,打工少年中当然也包括他的同学。也有留家务农的,十六七岁便已经为人父母。
还有两个小学同学,因为吸毒已经死了,“因为他们没有读书,就不知道毒品的危害。”吉子笃定读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如果没有读书,什么都不能接触,连电脑都不会,怎么改变观念呢?”
教育才是凉山真正所需
249分。高考成绩出来那天,吉子吉色的教师梦一下碎掉了。这个成绩比他模拟考试的成绩少了近100分。加上少数民族加分,299分。
在凉山很多村小、乡中心校,墙上都会刷着“走出大山”等类似励志口号。但山里娃想“考”出大山,往往要付出比城里孩子多几倍的努力,即便如此,结果也可能并不尽如人意。
比如在昭觉县,2014年全县二模本科硬上线26人,其中一本2人,上线率仅为6.3%(注:二模是把彝语作为一门主科,其余各门学科均用汉语文教学的模式)。另一地处贫困片区的美姑县,1956年才创立第一所小学,2013年以前的12年,该县没考出过一个本科生。
资助人、志愿者分别为吉子挑选北京、成都的两所专科学校供其参考,其中资助人“刘姐”已经跟北京的学校联系好,校方甚至表示可以为吉子提供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每月补助千余元。
从沮丧中抽离,吉子将志愿第一栏填报了北京的学校,“我想去北京,想接触更多的人和事,长见识。”他已经开始在脑子里规划到北京的生活,却在8月12日得知,其档案被省内院校先调取了,而且按照程序似乎还没问题,“有点懵,一宿没睡着”。
有人建议他可跟学校沟通看是否有调档可能,吉子紧抿嘴巴:算了,不想再麻烦别人。
对他而言,突破群山对外界的隔阻,已经是个不错的回报。暑假在索玛基金会当志愿者时,吉子在木里藏族自治县、美姑县见到很多贫困学生,有的条件比他还差。基金会通过家访核实情况,然后会帮找“一对一资助”对象,就像三年前“刘姐”“认领”他那样。
吉子对家访感触颇深:“木里那边都很支持孩子读书,我们那边不一样,不要孩子读书,不管有没有钱。有的孩子父母都健在,但乡里有些地方没有中学,去县里读书比较贵,就不要孩子读了……”他说,如果自己以后有钱,一定会帮助家乡更穷的人,让他们读书。因为,“读书是一件很宝贵的事情”。
读书,在政府、社会组织看来,还是阻断贫困代际传播的最重要途径。“教育才是凉山真正需要的。”彝族学者侯远高教授总结。正因为如此,凉山大部分公益机构的注意力,基本都集中在教育助学、儿童救助等领域。
凉山州教育局办公室主任蒲涛坦言,凉山教育发展不够均衡,受经济发展水平及语言环境等多重制约。目前全州仅中小学教师缺口仍达五六千名,算上学前教育,缺口至少有两万人。凉山州越西县副县长陈玉蓉受访时曾表示,受财政资金等制约,“县里有教师编制,却配不齐老师”。
公开资料显示,昭觉县到2014年还有52所村社小学存在4560平方米危房校舍,美姑县全县中小学共8900多个寄宿名额,但实际需求超过2万个。
数据背后,还有边远高山学校萎缩、缺老师、师资水平差、学校设施投入不足等问题有待时间解决。最新消息是,2016年春季开始,凉山州将实行15年免费教育,涵盖高中。而去年推行的“9+3”(九年义务教育+三年职业学校)政策,则支持没考上高中的学生去读职业学校,国家每年补贴2000块。
“再苦也要笑一笑”
8月29日,吉子吉色终于走出大凉山。装着500元志愿者生活补助,他先到成都女子监狱看望妈妈。58岁的吉比么此各还有9年刑期。母子二人见面都哭了。
吉子说,妈妈看起来像70多岁的老人,头发全白了。入狱前长年在地里干活,她比实际年龄衰老太多。妈妈叮嘱他要好好做人,不要交“坏朋友”。他却担心妈妈还能否熬到出狱,他把身上的钱全留给了妈妈。
经历一系列变故,吉子早已孑然一身。5年来,从布拖到昭觉再到成都,他像顺水势漂动的浮萍,离家越来越远。读高中时,在昭觉县城大街上偶遇同学跟父母一起逛街,有说有笑,他会联想起自己的家庭,心里不舒服。
吉子已记不清爸爸的模样了。小时候有邻居逗他:你爸爸死了会难过吗?你想不想爸爸?他还天真地说:不难过,我的爸爸还会回来的。
“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人死了就不会回来了。”吉子补了一句,随后陷入短暂沉默。21年来,没有人跟他提过父亲的具体死因。舅舅吉比依黑描述,吉子爸爸从外面打工回来就染上了病,没多久就死掉了。
家庭成员的每一个悲剧,似乎都刻着随贫困而衍生的印记。唯有教育,帮吉子扩展了自救的空间。
他课外很喜欢读韩寒、钱钟书的作品,尤其后者的《围城》。偶尔也读“工具书”,比如床铺上那本《再苦也要笑一笑》。
一个心灵鸡汤式的书名。书是在西昌买的,吉子说,读完受用。
(本版文/本报记者 孙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