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当我第一次在家支的火葬场上静静地守望着一位长者那火的化形与灵魂的超荐时，第一次听到了祭司毕摩（原始义项为歌咏法言之长老）为导引亡者之魂回归北方的祖地故土而唱诵的《指路经》：‘人死有三魂，一魂守焚场，一魂附灵牌，一魂归祖地。’在山地那黎明昧爽的血色灵光之中，不曾懂得死亡意味的我，藏在父亲黑色的瓦拉（形如斗蓬）下悄悄地露出自己的双眼，仰望白色的天父，凝视黑色的地母，深深地问着自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又将到哪里去？”
这是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巴莫曲布嫫在她的一篇论文《倾听一种声音――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的文化语境》中的一段话。巴莫老师写道：正是在这一连串问号中，我领承了一种文化的恩宠，一种禀性的赋予，一种神圣的暗示，同时也领承了我毕生的历史使命与人生道路。
巴莫老师自幼喜欢文学，上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作品，16岁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大三开始在《民族文学》等刊物发表诗歌，作品被辑入当代中国女诗人第一部诗歌选集《她们的抒情诗》，那时她才17岁，是年龄最小的作者。巴莫老师的汉语创作以现代诗歌为主，但她的诗思与灵感大都来自母族文化。后来，巴莫老师大学时写的诗歌结集出版，这就是《图案的原始》，在新近出版的《当代中国民族文学史论》一书中有较高的评价。
巴莫老师说，从文学创作走上学术道路，读研究生是很关键的一步。考研的原因主要是在当时的编辑工作中渐渐发现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还很肤浅，只是停留在感性的认识层面。而从理性思考产生学术自觉，则得益于她的硕士导师、我国著名的民族语言学家马学良先生。19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在我国刚刚被提出，很多人认为少数民族没有书面文学，只有口头文学，但彝族是一个有自源文字体系的民族，而且历史悠久。马学良教授对彝族古籍文献素有专攻，他为巴莫老师设定的研究方向就是论证彝族自古就有本民族的书面文学。巴莫老师说，现在想来，这些年的研究如果说还有些成果，主要得益于当时方向明确和十几年来始终如一地朝着这个方向进行研究和积累，而导师的具体指点和不断鞭策对自己走上问学之路有莫大的帮助。《彝文经籍中的祭祀诗研究》是巴莫老师的硕士毕业论文，在此基础上，她于2000年出版了58万字的个人专著《鹰灵与诗魂――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研究》，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马学良先生在该书的《序》中说，“作者从本民族的文化背景和传统哲学出发，从思维方式和批评模式的深层结构中，对彝族古代诗学范畴和命题进行了独到、全新的论述和分析，突破了已往彝族文论研究中‘汉族诗学眼光’的局限，从总体上演绎出了彝族诗学潜存着的一种初具规模、自成体系的思维方式和批评模式。对研究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的范畴来源、命题要义、理论建构，梳理彝民族诗歌审美意识发展和演进的大致脉络，以及探索彝族诗歌美学传统的研究新路，拓展民族文论的研究领域，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重大的理论意义。”
1991年冬天，在父亲的提议下，巴莫姊妹彝学小组在家乡成立。巴莫老师姊妹三人，大姐巴莫阿依是我国第一位彝族硕士生、博士生，现任国家民委国际司副司长、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教授；三妹巴莫乌萨嫫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专业，现任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记者、凉山记者站站长。巴莫姊妹彝学小组以繁荣祖国民族文化，振奋彝民族精神，弘扬彝族传统文化，研究彝族妇女问题为宗旨，通过长期的田野实地调查，在广泛搜集第一手彝族文化素材的基础上，对彝学领域中的文化传承进行归纳、整理，进而从理论上进行多角度、多侧面的分析和研究。小组在专业范围内组织和实施了数次时间较长的田野调查，积累了系统的田野作业经验，完成了一系列的小组或个人的研究计划和课题，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先后做了大量报道。通过十几年来的学术实践和专业研究，巴莫姐妹三人已形成了各自的学术特长，大姐主要研究彝族本土宗教文化，巴莫老师主要研究彝族文学和口头传统，三妹主要研究彝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尽管她们的工作都很忙，但仍然抽出闲暇时间做了大量工作，传播本民族文化传统。
1998年，巴莫老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我国著名学者、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钟敬文先生。她说，硕士和博士学习期间的两位导师对自己的治学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先生强调建立语言学的深厚功底，文献阐释与田野调查要交互参证，所谓“以俗释经”、“古礼新证”，这也构成了巴莫老师硕士论文的工作方向；两位导师都要求做个案，但马先生要求专攻深进，深掘深挖；钟先生则要求以小见大，以一见十，限定时间和空间范围，进的去也要出的来。巴莫老师说，从个案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一些宏大的主题，得到一些规律性、学理性的总结。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史诗传统的田野研究：以诺苏彝族史诗“勒俄”为个案》，“勒”是倾听，“俄”是诉说，“勒俄”就是口耳相承的意思。当时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整个彝族文学的支系性和地方性太强，个人的努力不可能覆盖整个的彝族文学研究，因此必须从个案做起，再扩大和累积个案，从而在个案与个案之间找出内在的联系和肌理。同时，她在凉山十多年的田野定点调查中发现很多汉译本的彝族文学“作品”与民间传承和民俗生活的实际并不相符，但却没有人提出过质疑。比如，既然有史诗，那么歌手在哪里，是什么样的人在唱，在什么环境下唱，又如何唱？这些问题在1950年代和1980年代两次民间文学收搜集整理“运动”中根本没有解决。巴莫老师选择了诺苏彝族这一支系的史诗传统作为研究对象，专题田野研究就做了3个月，整篇论文前后做了近5年时间，因为中间巴莫老师到华盛顿大学和哈佛大学访学近两年。巴莫老师的论文得到了评审委员会的高度评价。作为一篇主要从民俗学角度研究史诗演述传统的论文，田野研究方法贯彻文章始终，从实际材料中生发理论，是论文的基本工作方向。“活鱼是要在水中看的”，巴莫老师总结道，“论文的努力，与其说是倡导一种工作方法，毋宁说是在田野研究的过程中通过体认与实践，经过曲折与矫正，渐次形成了一种较有系统的、具体的、能够更加接近史诗传统本真的田野研究路线。正是沿着这种工作方向，我们进入史诗田野，从鲜活的史诗演述中去探寻古老的民族叙事传统，而跟踪史诗演述人的田野过程，正是我们走近传统、发现传统，并揭示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及其口头本质和生命力的工作流程。”
巴莫老师现在的研究领域为经籍文学与民俗文化，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正在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口头论辩与史诗演述：彝族民间叙事传统研究》。她认为要在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之间的关联点上找切入口。彝族经籍文学文献非常丰富，在贵州彝区流存有很多论辩体诗歌，但目前尚不清楚云南、贵州的彝族支系是否还有活形态的论辩传统。做研究有规律可循，必须要扩大个案，现在准备从诺苏支系扩大开来，旁及到其他支系去，然后再旁及到其他民族去进行比较研究，因为彝族有主客关系的论辩，其他民族如维吾尔族、藏族、哈萨克族也有自成一格的论辩；而苗族的“轮唱”古歌和许多南方少数民族的“盘歌”也当属口头论辩的研究范围。为什么史诗和论辩会发生关系？民间论辩传统跟现代社会论辩有什么关系？巴莫老师认为，做学问应该扩大个案，提炼并解释人类共有的文化现象，口头传统研究的普遍意义在于探寻人类的表达文化之根。论辩与史诗的关系在世界文学史范围内也有典型案例，比如，美国学者沃德?帕克斯从荷马史诗中援引了大量的口头论辩场景（flyting scenes）来分析史诗叙事中的“论辩范型”（contest paradigm），在《伊利亚特》中主要是战争中的武士舌战，如阿基里斯与阿伽门农，阿基里斯与赫克托尔；在《奥德赛》中则是主─客双方（on the guest-host relationship）的口头论辩。由此出发，他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贝奥武甫》、《摩呵婆罗多》、《罗兰之歌》、《高文爵士》（亚瑟王圆桌骑士之一）、《绿衣骑士》等作品中的口头论辩进行研究，并与当代美国黑人社区青年人的口头论辩，乃至政界的论战和学术界的辩论交相联系，揭示出口头论辩既是人类言说的普遍现象，也因各自的文化传统而具有特殊性。因此，彝族口头论辩的比较研究如能展开，当能为国际学界提供生动鲜活的当代案例。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研究起步较晚，而在西方则已经有100多年的学术史，在哈佛大学就有5代学者投身其间。巴莫老师说口头传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科，而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口述史、古典学、中世纪文学等很多不同学科的人都在研究它。但我国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仍然具有自己的特点，国外学者的研究大多属于研究“他者”文化，毕竟是以研究“异文化”起家，我们国家不管是上一代学者还是现在这批中青年学者，一直立足于各民族本土文化和文学传统的学术实践，为少数民族文学这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而努力，现在已经有不少学者不约而同地转移到口头传统的学理性研究上来了。巴莫老师认为，我们做学问，不能孤立地去做，要把眼光放到学术共同体建设这个高度来看，只有这样，才能以研究群体的协同合力和多重视野更好地促进这个学科的发展。
经籍文学这个概念是巴莫老师在书面文学的基础上提出的，后来彝族毕摩文学、纳西族东巴文学、傣族贝叶文学都纳入到了国家“九?五重点图书”《中华文学通史》的编写工作中。她认为，经籍文学概念的提出兼顾了文献特征，少数民族的书面文学绝大部分通过宗教文献也就是“经”得以世代传承，叫书面文学呈现不出这个特点；如果叫宗教文学，也有失偏颇。虽然少数民族文字掌握在宗教阶层手里，如彝族祭司毕摩，纳西族祭司东巴等，但这些书写文化并非都是宗教的，大多一定要通过仪式性的口头演述来传播和传承，从而成为全民族的文化共器。
此外，巴莫老师把田野作业提高到了田野研究的高度。少数民族文化大部分流落在民间，大部分靠口传身授，田野作业是从业者的一门基础课，也是看家本领。但过去的田野作业往往只是资料搜集整理工作的同义语。这种认识和操作在很大程度上只注重资料的收集，满足于文本的得到，而忽略了史诗、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口头文类及其存在的语境，一旦这些口承文化脱离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我们得到的只是干枯的资料，没有多少科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因此，巴莫老师提出，田野作业不仅是资料的搜集整理，更应该是一个研究的过程，应该带着问题下去，在特定的文化时空中做理性的思考，在现场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口头传统的文化活力。这也是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多样性讨论中的一个研究主题。
巴莫老师说，我的治学一直贯穿着文本阐释与田野参证相结合的主导思想，并始终把田野调查放在学术研究的首位，从1991年底到去年的初冬，我在凉山美姑县的田野定点追踪调查已经是第13个年头了（除去国外访学的2年）。长期的田野实践为研究工作的推进开掘了丰富的学术资源，我在当地也建立了良好的田野关系。如果说，在彝族文学领域我能取得一定的实绩，首先是因为我的身后有丰富和独特的文学资源，同时也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学人有责无旁贷的使命来说明、阐释和传达本民族的文学传统。这样，个人的学术努力也就有了坚实的支撑，这是治学之本，也是学术伦理。因而，在课题设计中，研究问题的专门化，研究方法的实证化，田野作业与文献研究的互动与并重，都体现在我的学术表述中，并转化为长期坚持实地调查的工作动力。比如说，为了考察尔口村一个毕摩祭司家支的文学传统，我走了三天的山路。乡亲们见到我非常吃惊，说除了一个计生干部外，连乡长都没去过他们村子。但此行换来的学术收获与文化体验却是不可量化的。
对彝族深厚的感情和让别人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加之父母双亲的殷切期望和姊妹间的相互鼓励都成为巴莫老师学术研究活动源源不断的动力。这些年巴莫老师曾前后三次到国外访学，汲取了国际相关平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开阔了学术视野，提高了英文表述能力，还撰写了多篇英文论文，在四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此外，她在国外开设了12次学术讲座，主持了1次国际彝学工作会（哈佛），举办了2次彝族文化展览（哈佛、华大）。为了解国际学术前沿的相关成果，购置、复印了大量的学术书籍和文献资料，下载了近10G的电子学术资料。2004年巴莫老师发表在美国《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学刊上的英文论文Traditional Nuosu Origin Narratives: A Case Study of Ritualized Epos in Bimo Incantation
巴莫老师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说，“我想，在我学术研究的理论背景中，一方面是我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社会学领域的大量著述和前人的研究给了我深刻的启发，比如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他早年二度论及‘文字下乡’对民间口头传承与普及书写的深刻把握，对‘面对面社群’所秉持的文化传统与民众思想的理解，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仍大有裨益。另一方面，国际相关领域晚近的学说也在我研究方向、技术路线、田野工作模型、操作规程、学术表述和民族志的写作方式等方面也留下印痕，尤其是口头传统研究、民族志诗学和表演理论，以及一些文化哲学的研究，如口头性与书面性(orality and literacy)、文化写作、民族志访谈，以及传播理论等等。它们共同地构成了我田野研究的新起点，并带给我诸多极富警示意义的提示。没有前在的知识‘互文’，我所追寻的学理性阐发和田野工作模型的提炼则是不可能的。”
当谈到对学生的期望时，巴莫老师说，学生不但要多读书，还要善于读书。大家远离父母出来“上学”就是为了“读书”。关于这个话题，巴莫老师回忆起与导师钟敬文先生谈读书的一段对话，钟老要求首先要处理好博览与专精的关系，避免博而不精、精而不博的两种取向； 其次，读书至少在两方面非常重要，一是增加知识，积累学养，就要读学术的书；二是培养品格，陶冶性情，就要读修养的书。这里选择很重要，否则歧路亡羊，事倍功半。钟老年轻时爱读的理论著作是格罗赛的《艺术的起源》，“太爱惜之”的原因有三：观点明晰；一线贯通；方法严谨。而他认为塑造人格和灵魂的书可以到传记中去寻找，比如他一生最喜爱的传记作家是茨威格，而对他影响最大的传记是《罗曼罗兰传》，并把罗曼罗兰、托尔斯泰、泰戈尔等作家当作“我灵魂的一部分”。最后，钟老谈到“读书的技术”有三：一是做笔记，方法主要有1)“抄录”，将重要的语句辑录下来，加强记忆，也便于查对；2)概括，将一本书或其中一章的大意记录下来，帮助记忆，要用自己的话提纲挈领地进行概括；3)思考，针对一本书或其中的一部分进行消化，就自己的参与性思考写下心得，也就是见解的见解，要有自己的眼光。二是写批注，联系自己的知识经验，且读且思考，达到主客交错，即思辨，并(在自己的)书上用有颜色的笔进行圈点；三是谈论，在整理自己所读的知识同时达成交流，比如与朋友谈论，彼此相互促进，深化认识；在此基础上要更广泛地参加讨论，比如组织专题讨论或读书小组，达成思想的碰撞，增加知识总量，丰富阅读经验。巴莫老师强调硕士期间的读书要有专题针对性，沿着自己的研究方向去找书看，围绕问题去找书读，尤其要关注学术史著述，不仅关注自己学科的学术史，也要关注其他平行学科。读专题类书籍对扩大学科的具体知识，判断相关理论和方法论及其评价体系都非常有效。读书也是一种“对话”，不仅要细读，还要亲自去梳理，看多了，参与性思考多了，就会产生问题意识，形成自己的思辨能力与学术话语。此外，在读书问题上要给自己适当的压力，巴莫老师说她在哈佛大学访学时，一周平均下来一门课要读七本书。现在的学生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读书太少。
最后，巴莫老师说她愿意以两位恩师的座右铭“求实、求真、求新”(马学良)和“正直、勤奋、淡泊”(钟敬文)与大家共勉。
思絮
越过感觉沉沉的滞重
在雪山苍然的茫茫中
倾听一种声音
长夜 如歌之行板
这是巴莫老师于1992年从美姑三河村调查归来后，有感而作的诗《倾听一种声音》中的一节。因为研究工作的需要，巴莫老师经常下去做田野，而且在最艰苦的地方一呆就是几个月，她如此写道，“也许我只是在自己的田野记忆中找寻一种天籁般的原声，从风拂过荞花盛开的山地影像中，解读自己是怎样真正走进田野，进入民间的一段心路历程”。倾听一种声音，一种来自民间的声音，正是巴莫老师对本民族“生活真型”(杨成志先生语)和“民俗表情”(钟敬文先生语)的探求，也是巴莫老师学术品格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