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九十年代纸版本走过来的先锋诗人大都知道四川普格有一个发星既写诗又编刊，但年轻的诗人大概就不太清楚你了，所以第一个问题想请你做一个自我介绍，关于你的创作历程。
1981年初中毕业我写过一首励志诗，诗的语言形式来源于当时的课本教育，后来某一天在县气象站亲戚家看见一本流沙河主编的《星星》（1980年的一期），当时像是神的招引，一口气从头到尾读了二遍，这是我第一次较全面的诗歌启蒙，读高中后写过一些打油诗，高三要毕业那年写过一篇武侠小说《尖尖山传奇》(大概有一万多字)。1984年9月考入西昌市凉山州财贸学校（中专），刚入校不久便是周伦佑兄弟的“现代诗”与“爱的哲学”讲演，在学校门口售票（记得票价是三角一张），我买了一张，按时到西昌市文化宫去。当时听讲演的人很多，过道与窗外站满了人。许多人闻风而来，没有票，就站在门口外面或门口听周伦佑兄弟口若悬河。周伦佑讲的是“现代诗”，周伦佐讲的是“爱的哲学”，二人从西昌为出发点，后去成都、重庆、武汉，掀起一股影响极大的“现代诗潮”与“新哲学潮”。80年代是一个渴望知识与求索的“理想时代”，大家都带有笔记本，只听沙沙的抄记声在桌上鸣响，这种美丽的声音，多年后时常在我耳边回荡。
周氏兄弟的口才是一流的，台下的人像被电击一般沉醉在诗的闪焰与哲学的玄思中。讲演有时安排在白天，有时在晚上。记得晚上听完后已很迟，已没有公交车，从西昌文化宫到凉山州财贸校有10多公里，是城中心到城郊，肚子有些饿了，我在路边的小货摊买一袋饼干，一边哼着小曲，连跳带跑往学校赶，到学校时已是晚上10点过，大家已熄灯睡觉，同寢室的同学们看见我回来，就问我听讲的情况，我模仿着周伦佑兄弟的手势，点亮蜡烛给同学们讲起诗歌与哲学。从此后，在学校我天天跑图书馆、阅览室，当时“朦胧诗”很流行，同学们中在很神秘的传抄北岛、江河、舒婷、顾城们的诗歌。我像一只饥饿很久的幼兽，扎进图书馆、阅览室，狂吃最新的诗歌作品与信息，并开始大量模仿写作。1985年上半年，我参加一个全国的诗歌函授，我的一首习作引起老师的鼓励并说要发表，当时在同学中传得很响，因为他们说许多人写了一辈子，稿子几麻袋，从来没有发过一首诗，而你才写几天居然能发表，这是你的幸运云云。这件事我兴奋了很久。虽然后来不了了之，但在当时作为一个初学者确实太有鼓舞力量。此时的写作一直到1996年近10年都是跟风全国流行的“现代派”，没有自己的方向与语言。由于生在大凉山，自已又是彝人，应该写自已熟悉的东西，关注自已本土的彝族文化，所以从1997年后，我转向彝族文化题材的诗歌写作，并开始大量阅读彝族文化书籍，在1998年《诗歌报》第10期“民间社团、自选诗集专号”上，我主编的打印诗刊《彝风》、《独立》上的作品入选很多，并和许多名家的作品发在一起，这给我的鼓舞是巨大的，通过这期《诗歌报》得与和张守刚、梦亦非认识。特别是梦亦非1999年8月来普格交流，他的《泛文类写作》一文对我影响很大，而我强调对地域民族文化的关注，为2001年我提出“地域诗歌写作”，并和梦亦非共举理论与文本，并团结湄子、黄漠沙、胡应鹏、鲁娟、阿索拉毅、张联等“早期地域写作朋友”，起了很重要的理论引导作用。另外就是1998年后认识的湖南诗人海上、陕西诗人孙文、东北诗人孙文涛，他们的文本与文化性、理想性对我影响也很大，所以到1999年下半年，我才开始真正找到写作的方向，并在此后几年中陆续写出《二十七个诗意彝名的散文化抒写》《十二个母题组成的山脉》《七条同一方向的河》《大西南群山中呼吸的九十九个词》（一、二、三部）《蛮族语系》等重要作品。我在1998年开始涉足文论，这是编刊与言说的需要，我的第一篇有系统的文论是登在2003年《独立》上的《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论》（这是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第一篇群体性论说的文论，此文后来引发了阿索拉毅、姚新勇等朋友对大凉山彝诗更大关注并大面积评论，为新世纪大凉山彝诗的影响作了重要铺垫），此前1998年的《对中国新诗二十年来的大扫除》只是一种言说需要，此文争议很大，它代表了我的一种思考与思想，而《后现代天空的田原情结延伸——致打工诗人群体》，则是第一篇关注打工诗歌的随笔文章。
2、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诗歌界这样的现象很多，像发星和普格、向卫国和茂名、格式和德州，都是一些小地方经由一两个优秀诗人而发出光亮”，确实的，在不认识你之前我孤陋得从未听闻普格一词，你从出生到现在都住在这里吗？请向我们介绍一下普格。
我一出生到现在都在普格，在这里长大、读书、工作、结婚、生子，并期间写作、编刊，都在这里，以后必将魂归这里。（只在西昌读书时有一年多时间不在普格）。
普格是彝语普基的汉译，普基的意思是：“山丫口下面的草甸子”。这是彝人来到这片土地时由东往西走留下的地域意象。普格小城东面是两座像女人丰乳的隆起的山林，两座山林中(即乳沟)有一条由东向西的山路(山丫口)，如果从东往西看就是“山丫口下面的草甸子”。草甸子现在是整座小城的位置，小城建在曾经的草甸上，像一个梦托着另一个梦。普格西面有名山——螺髻山连绵亘延。最高峰也俄额底4300多米，西北方为螺髻大峡谷——温泉瀑布，东北方是西南神泉——温泉游泳池，东面是西南彝区最大火把场——普基火把场。这里是彝人原典史诗《玛木特依》中“仆伙三子分母”的地方(在县城西南方3800米的山上)；又是彝族古代经典叙事长诗《妈妈的女儿》的诞生地与传承地，又是彝族“火把节”发祥地，被誉为“火把节之乡”，又是彝人神话英雄-支格阿尔神马驻足休息与奔驰的地方，还有彝人之前原住民——棘人的大石墓群、战国古墓群等等。可以说普格是整个西南彝区彝文化最厚重，而风景山水最美丽之地之一；加上这里四季如春，气候宜人，出产丰富、水草鲜美，历史上出过很多人杰，所以诗人与文人出在这里是很自然的。
3、我在福建时就读到你编辑的民刊《独立》，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还有一本出版周期比较慢的《彝风》，《独立》其实也一直在走专题的路子，我知道它有几个很重要的关注点，但也许赠送面不广吧，其他人未必清楚，说说《独立》诗刊吧。
《独立》的前生叫《温泉》(油印)，是在1987年10月由我和欧阳勇创办的，当时看见“1986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受启发，由我工作的单位普格县农机厂位于温泉西面而起名，《温泉》1989年后被有关部门定为“XXXX刊物”，被调查、取缔。《温泉》最有影响的是我在1988年创作的《吊裆男子》，曾被普格县中学的许多学生传抄，影响到州外。1990年夏天，我又创办《凉山诗歌》，9月“苏联巨变”，又被调查、取缔。此后一直有有关部门的人员暗中“保护”我，经常盘查，这种情况一直到1995年后才结束。《凉山诗歌》后，我又搞了《山中幸存者》。一直到1997年创办《彝风》，1998年又创办《独立》。《独立》到2001年前一直是打印、复印，由于经费原因，一般印数在几十册，所以传播受限。2001年后，经济宽裕些，改为速印；2003年后为正式印刷厂印。其间印数与质量的提高，随着地域诗歌写作的推进与影响而提高。《独立》以“地域诗歌写作”为根据地，向外打开，容纳个性的东西。我认为一个民间诗刊应成为同道者的精神家园，诗刊作为一个平台，大家可以在这里交心、交流，得到提升与进步，所以《独立》的编辑从早期的主发诗与理论向相关随笔、史料、文献等拓宽，出一期有一期的看点，是诗歌学习交流资料，又是可经时间历史检验的东西。近10年来，《独立》已形成几个关注点：①对个性诗人的推重：海上、孙文、孙文涛、梦亦非、郑小琼等。②对地域诗歌的推崇，由大凉山→贵州黔南→云南昭通—大西北→中国边缘民族现代诗群体。③对农民诗人的关注：张联——李龙炳——嗄足斯马(李果)——张树森(狂氓)。④对民间诗歌运动史的归结整理。⑤对80年代重要诗歌文献的整理。⑥对民间诗人中独立知识份子的关注访谈(周伦佑、周伦佐、哑默、张嘉谚、张修林、海上、吴若海)。⑦对民间漂泊诗人的关注(黄翔、海上、南北、孙文涛、安琪、西域、张守刚、游建明、蓝紫等近30人……)。(⑥⑦《独立》2010—2011年推出)。
现在《独立》能健康发展，一是用有限的经济支出办无限的诗歌事业；二是要独立(只有经济独立、思想独立，才能刊物独立、独力发展)，三是根据自身的编辑经验与交往，寻找好的选题与编辑向度。（《彝风》到目前已出10期，主要发彝族诗人作品与相关文章，它具有专题资料性。后来创办《独立》，《彝风》成为之中一个栏目，但它依然单独在办，一般印数少，传播范围小）。
还有就是从《独立》诗刊中出来的诗人们的独立个性很强，《独立》兼有包容与各树其性的宏大精神气象。来去自由，不伤其个性元气，各自独立发展，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近几年从《独立》出来或仍有交往的诗人朋友纷纷各自创办民刊，并很有声势与独立影响力。2010年，梦亦非在广州复活民刊《零点》，2010年，胡应鹏在绵阳创办民刊《70B》，2011年，阿索拉毅在峨边创办民刊《此岸》，这在中国民刊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个《独立》民刊中独立出三个民刊，这才是真正的独立品质与精神。
4、你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了非非主帅周伦佑对你诗歌之路的影响，也就是，你是听了他的某次讲座后萌生现代诗写作冲动，你的《独立》也多次推介过周伦佑先生，对这位勇敢坚决的体制外写作倡导者，你有何更深入的发现和感受可与我们分享？
是的，没有1984年秋天在西昌市文化宫听周伦佑的“现代诗讲座”，就没有今天的我。在我1987年10月创办《温泉》之前，我就去西昌市血站找过周伦佑两次，以便投奔、加入之类，两次没找着便认定无缘，于是回到山中普格一人单干，闯自己一片天空；一直到2005年春节前后，诗人孙文与女友来普格游玩后一齐到西昌，孙文约见周伦佑，我才在近21年后又见周伦佑一面，并一起用餐，其间谈起1984年秋天的西昌市文化宫的诗歌焰火，以及自己21年中的独立一人的民间诗写、办刊历程，大家诗心相惜，终是有缘得见。说起普格，周伦佑心头一热。许多外界文化人、诗人一直有一个错误认识，许多人认为周伦佑、周伦佐是一个人，其实二人是双胞胎兄弟，周伦佐是哥，长期从事哲学与文革史、中国政治史的民间研究著述。周伦佑大家都知道是《非非》主帅，1984年的西昌市文化宫讲演，先是周伦佑讲诗，然后是周伦佐讲哲学。二人从1984年秋在西昌“讲演试水”，然后奔成都，下重庆，远足武汉，掀起一轮又一轮万人空巷的“诗歌、哲学讲演文化潮”。(具体情况见我整理的“独立简朴系列小册子”之《举向青春高地的言论火炬—80年代流浪讲学纪事》（周伦佐著)。《独立》上面刊载的是周伦佐的东西，是“伟大80年代”引起巨大反响的哲学与文化文章。而和周伦佐的认识是在2005年的秋天。真怪，在这年的年头与年尾，有幸认识周氏兄弟。周伦佑1995年后大多时间在成都、重庆等地，2005年后举家迁往成都定居，所以“后非非时代”和大凉山没有多大关系。大凉山除了周氏兄弟两个“奇人”外，还出了蓝马、吉木狼格二个著名“非非诗人”。蓝马九十年代初就去了成都，现在研究佛法，已成一佛教徒。吉木狼格没在大凉山，在外漂荡。另外凉山还出了林珂、叶延滨、吉狄马加、晓音等著名诗人。
1984年秋天西昌市文化宫“现代诗讲座”，引发了听讲者写诗与办刊的狂潮，1985年至1989年间短短四年间，西昌以及普格、会东、喜德等地便冒出民刊《非非》《女子诗报》《跋涉者》《三号文学社》《山海潮》《达无主义》《000诗潮》《野风》《夏花》《苍狼》《折磨河》《温泉》等数十种以及上千名诗人，这种潮流一直暗流到90年代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几个女诗人独立办刊在中国诗界是少有的。比如晓音主办《女子诗报》，魏海灵主办《海灵诗报》，周凤鸣与谢崇明主办《二十一世纪诗刊》。九十年代后，大凉山的汉族诗人有名气的大都外走或停笔，周伦佑在成都继续办《非非》，晓音在广东茂名继续办《女子诗报》，发星在大凉山办《独立》，三者形成犄角之势，大凉山人现在创办存在的三大民刊，独立于中国诗歌江湖，这是一个奇观。目前的大凉山，汉族诗人只有张修林、王仕勇、西雅等几人的写作还有势头、个性，在群体与活力上是30年不死的“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周伦佐退休后一直在西昌隐居，2005年到2009年的五年时间中，完成整理政治、哲学、历史等文本计400余万字，成了一个“民间大者”。大凉山这块被“中国现代诗潮”深深激荡的地方，依然群山屹立，不死诗人活血。可以说，我现在主编的《独立》以及民间诗写方式，是周伦佑辈独立精神的沿承与弥漫，周伦佑在20多年前曾经说过：“大凉山笔立的山峰给他灵感”（大意），呼吸在这样个性的山脉中，只有独立才对立群山的独立，是一种地域文化活态燃烧基因。
周氏兄弟与普格的情缘说来话长，解放初，其父由于是国民党团级干部被逮捕并判无期徒刑，其母带着几个儿女，连夜从雅安徙步逃亡大凉山深处的木里躲难，从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的10多年间，其母靠中国个性女人特有的智慧与能力一直在体制外谋生，一家人几乎跑遍了大凉山十多个县，最后落脚西昌。在普格的时光，是周氏兄弟少年时代最有憧憬与梦幻的地方；在这里，周伦佐小小的年纪便开始追问爱的哲思。所以2005年秋，我俩认识后，他便赴普格流连岁月陈迹，在两兄弟读书的旧址(现为县附城小学，已变的面目全非)，他双眼不动的盯着那块曾经两个少年追梦的起始之地。谁曾想到，10多年后，周氏兄弟成为“早期中国地下诗四大源头”之——四川“西昌地下诗群落”的核心人物，再过10多年后，周伦佑的《非非》轰响中国诗界，周伦佐的《爱的哲学》《人格建构学》《美的哲学》等使成千上万80年代青年寻梦真知与真情。所以，这两个中国诗歌哲学界的“人杰”，是大凉山成就了他们，炼磨了他们山峦似的剑锋雄心，使他们在特定的时代成为“人杰”，成为推动中国现代艺术潮流向前迈进的两股黑色力量。而当他们夺目的焰火闪烁、沉隐之后，是落在大地上的巨大声响与火种，这种声响与火种使后来者继续炼磨，继续喷吐，给人世的庸俗与沉默以华贵与高昂的嘶鸣。在我身上，就有这种承传，只不过我的才力有限，没有他们厚重的历史语境与修养高筑，在大凉山，尽自己的一点力而已。
周氏兄弟是领袖型、狂飙型、全才型、百科型的“通才”，这种人杰在近代以降的时期涌现很多。解放后日渐稀少，几近绝迹。他们往往引领一种潮流，提升一种全新的艺术与哲学思想精神高度。周氏兄弟出在偏远之地的大凉山，得确是一个“艺术奇迹”，难怪80年代以来，高尔泰、周国平、林贤治等当代名家都想解开这个谜底，加上蓝马、吉木狼格、晓音、林珂、叶延滨、吉狄马加等形成的“汉族现代诗群”和“彝族现代诗群”。大凉山的传奇之彩又厚又浓，它是中国诗歌的“麦加”，应该让那些热爱者前来踏寻问踪，流连激情，蛮荡人性，享受诗意的栖居与创建，感受诗歌历史的风云烟香，砺梳时光层层神秘的彩裙面纱。
2009年在成都，当代著名人文学者徐友渔认为：“西昌是中国的西伯利亚——流放地”。周伦佐认为西昌历史上有三次文化输入，才造就了他们人格与才华形成：第一次从抗战到解放，西昌作为国民党政府的第二“陪都”，当时涌进的一批知识份子与沿海学校(比如西昌师专的前生就是上海工专)，解放战争整个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战在西昌完成(西昌战役)，有大批没有走掉的国民党官员及家属留在了西昌。第二次是“57反右”后，西昌作为“右派份子”的集中流放地之一，“右派份子”中文化人很多，他们带进了文化理念和思想。第三次是1964至1969年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西昌作为当时知青集中下乡地之一，当时涌进上万人的外地知识青年。这三次文化输入，对周氏兄弟的精神思想形成与个性都有重要影响。可以说，周氏兄弟是这些大时代变迁人物中的文化与思想历史记忆者与托举者，当遇见“伟大80代”这个文化复兴语境，他们60年代至70年代十多年间积蓄的民间思想岩浆得以爆发喷射而光艳夺目。
（我最近的一个历史发现就是“早期四川地下诗群体”之一的“成都野草群体”中的何归、徐坯、张基、九九等1965年3月后，陆续在大凉山的会东、喜德、盐源和攀枝花（原叫渡口）等地工作、插队。他们的诗歌活动在1970年前后和大凉山的“西昌地下诗群体”是同步的。可能说那些时光，都在同一个天空下写诗梦想。两大群体在一个共有区域（大凉山）的交流融合空间已经存在，但由于黑暗时代的严酷环境，为了保密与安全，两大群体没有拥抱，而如大凉山的许多山脉一样，有自已独立的朝向与行走。我猜想拥抱的意义是“野草群体”后来的走向肯定不一样。但历史是不容乱想的。历史就是历史，机缘就是机缘。）
5、我知道你是彝族也长得很彝族，在诗歌界，彝族算是少数民族中的大户，出了不少优秀诗人，其他少数民族就没这么幸运了，你认为彝族和诗歌是什么样一种关系？这个民族内在的诗意是什么？
如果只谈彝族和诗歌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其民族内的诗意显得窄了一点，应该把视野打开，打开在大西南、大西北这片巨大的地域，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奇观的文化现象，就是说这些地方几乎集中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大多数，而对于少数民族这个称谓，在汉民族眼中一直有一个误区，其实汉族也是历史上由多民族融合而成；中国目前的少数民族其实是汉民族乃至华夏民族的祖先，我们从他们身上可以看见中国的昨天。比如彝人崇尚黑色，就是夏商文化的遗留；比如藏人，是原西部姜戎部落的后裔；比如水族，他们是殷商部族的后裔等等。可以说，大西南、大西北的边缘少数民族是历朝历代的亡朝遗民，为了生存与活命与不屈服暴政与权威，他们逃向大西北，逃向大西南，逃向密林与深山，成为华夏古文明的“活化石”；在这些边缘少数民族的精神世界中，许多民族保留了远古朴素而又神性的文化精神信仰与崇拜。比如彝人民间就有神者“毕摩”和“苏尼”引领人们的精神信仰与生活，而“毕摩”与“苏尼”上知天文、历法，下知医学、文字、神技、神话、传说等，他们是彝族民间的“知识份子”，他们掌控着人们的思想与灵魂。藏族、回族、土家族、水族、东巴族等民族，民间都有如此一样的神者在游离与神诵，只是各民族间的称谓不一样，其实都诸途同归，他们的终极意义都是一样的，都是指向神之无极，就是神性文化的弥漫与沉醉。关于生死、关于疼痛、关于爱与梦幻等等，都有古老的彝经写在那里，天天都有吟诵与祈祷声在大凉山天空上流淌；而彝经本身就是诗的形式。结婚、死人、订亲、生小孩、疾病等都可请“毕摩”“苏尼”诵经、请神、作法、遍插密枝，获取神意。你想，这样浸泡在诗性神性世界中的民族不会产生诗人就怪了。可以说，“毕摩”与“苏尼”是彝人古老承传文化的“民间诗者”。这个现实与神性互混的场景在大凉山比比皆是，就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人一样。
解放后的数十年间，这些民间的神性文化保留得很好，毕竟延传了数千年，你几十年的时间不可能杀死千年的东西，大凉山是保留彝文化最原味最深厚的地区。由于北、东、南三面金沙江与大渡河像两把天剑切断与外界的陆地联系，西部又是高寒的藏地，无形中这成为一块独立的文化地域，也可能说是一个具有独立彝族文化的彝国。三千多年，彝文化在这里得以保存与延传，这是世界原族部群文化的一个奇迹。而贵州、云南的彝族就没有这么幸运，从明朝开始的“改土归流”等汉化政策，使他们在近四、五百年间，已失去真正的彝根、彝色，这对彝族原色文化来说是可悲的。我很希望，大凉山出马尔克斯一样的大作家，把彝族的神性文化在小说上再创造，这样的人还没有出现。但这里有充足的文化土壤，相信有这么一天。
6、你的《在大西南群山中呼吸的九十九个词》因为独特的语词意象和巫术气息弥漫的意境而被我全文选进《中间代诗全集》，能介绍一下这组诗的写作背景和写作过程吗？为什么地处偏远的诗人总是能够出手这些诡异的神秘的诗句，这是你有意为之还是你身处与外界疏离之地的切身体会？
关于这部作品的形成是采用的梦亦非的“泛文类形式”，即对语言与灵感之门彻底打开，不拘形式，尽量喷吐与书写，然后整理。这部作品最初的萌动是1999年秋，我去丽江看见东巴文，就被这种象形文字吸引，于是买了一本东巴文词语字典，此前阅读过彝族、藏族的文化书籍，发现各民族的神性思维是一样的；回到大凉山后，打开东巴文与汉文语义的对照就开始写诗，东巴文的象形就是诗的影子与火焰，然后加上对彝文形体的感悟，其实至今我对东巴文、彝文是不全懂的，我只看见其形就能联想写诗，这样一发不可收；有一天，从我家背面的上坡下写到山坡上，再从坡上写进密林、旷野、坟地等。当我的感觉来时，密林中的任何一件有文化信息的植物与神物(树上挂的祭祀之物)，都是诗歌，而面对族群坟墓，则可和祖辈对话、把酒言欢、超然豪放。因为我写作的上升已超越俗世的“死界”，所以面对“死”之物相——坟，我从没有恐惧，反而作为一个文化对话物，与之尊崇、敬意。现在我几乎每天中午都要到家背后密林中的祖坟上闲逛，这也成为我炼身、修心、怡情之自然一章。因为在我生存的空间中，彝族的神性文化气息与符号无处不在，只要自然的说出就是诗，这很自然，也很简单。我举一个现成的例子：我有一个川大读博的研究人类学的汉族朋友，来大凉山几次深入彝区作田野考察，即被彝人神性文化吸引，于是诗性大发，写出的东西就像彝人写的，可以乱真。她后来回到成都，就再也写不出诗来。这是一个诗态诗觉以及地域感性的问题。我想如果你来大凉山彝区作田野考察，以你的诗才感觉，一定能写出彝诗；这是原文化(未污染的人性文化)对人归位与原觉认知复活的情意自然活动。许多诗人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地域，特别是有文化根性的地域，往往就死亡写作的感觉了，就是这个道理。
7、至少有十多年了吧，你倡导着“地域写作”并身体力行着，你的地域写作观与现在许多刊物流行的依托地方而组成诗群（譬如我们经常看到的某某诗群，某某指的是一个地方）有不同吗？
“地域诗歌写作”是2001年秋天在《独立》7期上由我正式提出的，这个概念在1999年后就开始潜伏，基于我对地域民族根性文化的重心思考与导出。梦亦非呼应我，我们的理论与写作基本上来自田野与根性文化；我从大凉山彝文化出发，梦亦非在2000年下半年由我资助了几个月在水族地区作田野考察，这次田野考察后完成他的重要“地域诗歌”写作文论《地域文化写作•资源•史诗 》和作品长诗《苍凉归途》《霜冷长河》，我的作品就是《大西南群山中呼吸的九十九个词》。“地域诗歌写作”主要以我们两人为理论、文本核心，加上湄子、胡应鹏、马惹拉哈的作品，构成一个群体已经足够，这期《独立》除了“地域写作群体”登场外，还有曾蒙、陈小蘩等先锋诗人的作品，还有就是我与阿翔合作的《九十年代民刊掠影》。9年过去，回视这期《独立》，它的某种经典性还是很震憾人。由于印数与传递面的局限，“地域诗歌写作”的影响是有限的，以后《独立》又在13、14、15期上接连多期推出“地域诗歌写作专栏”。我想对中国诗界的影响是，现在许多有认知意识的诗刊，都把“地域”作为一个专栏的名称来推动一地、一省、一区的诗人群体，这就是“地域诗歌写作”的在外影响吧！还有就是长期的主流语境对边缘民族文化以及诗歌的误视、偏见，文化之“隔陌”，使“地域诗歌写作”仍然在地域(边缘)中，这是很自然的。《独立》15期“中国边缘民族现代诗大展”其实是一个大的“地域诗歌写作专辑”，我没有强调“地域”，因为不希望诗人们的思想受限，但我的文章中依然是强调“地域文化”的独立意识与现代观念。欣喜的是，这期《独立》出来后，已经有相关学院与诗歌研究机构，开始关注边缘民族现代诗，并着手收集资料作系统研究，我想只有默默有方向地去做，一切让历史与时间去说，上帝会被感动的。
“地域诗歌写作”和全国的许多流行的依托地方组成的诗群有明显质的不同：①首先是我们背靠边缘民族文化根系，这些文化有文字、有传承，现在仍在呼吸，它们是华夏文明的支系，它们几千年的传统寿命就是我们诗写的寿命，我们有理论长期跟进，并有相关的作品成果，且坚持的时间很久(已近十年)，这是全国的许多地方诗群没有的、缺乏的。②我倡导的“地域”写作是一个“大地域观”，诗人以地域文化为根，向外无限延伸；你说的地方诗群，不是地域诗群，他们的范围是小与大的区别。③我现在的想法是从大凉山出来，联结中国所有边缘民族的现代诗人，在大地域中各树自己文化个性，而又相互交流、提升，努力构建边缘民族现代诗歌(文化)的基础与方向。所以“地方”是受限的，根本无法和“大地域”比较。
8、多年前，当梦亦非、郑小琼还没有今日声名时你就大量邮寄他们的诗作给我并强调他们的诗歌价值，除了他们两个，还有其他目前尚未浮出水面的若干诗人，你的这种无私胸襟和超常眼力使我深感敬佩。我注意到郑小琼成名后经常在接受媒体访谈时谈及你对她的帮助，能谈谈你和他们是如何相识并且你是如何发现他们的潜力的吗？
和梦亦非相识是我主编的《彝风》《独立》被1998年10月出刊的《诗歌报》“民间社团、自印诗集专号”上双双隆重推出后。在和我交往过程中，他邮寄他主编的《零点》，《零点》印制很粗糙，但梦亦非的理论与文本写作才华已开始初露，后来通信了解到他为了诗歌，1997年已辞去公职，在家中专事写作，生活来源主要靠为家里做活勉强维持生计。记得1999年初他寄来《山神》(组诗)被我发在《彝风》2期上，此后是《七星下的马车》发在《独立》2期，随着交往的深入我们开始讨论写作与办刊的方向问题，他写出重要文论《泛文论诗歌写作》一文对我影响很大，我的写作开始发生变化。在1999年至2001年我陆续写出《二十七个诗意彝名的散文化抒写》《十二个母题组成的山峰》《七条同一方向的河》，他则写出《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沧桑情歌》《黔南故事《苍凉归途》《霜冷长河》》，可以说我们像兄弟般的相互点燃、相互鼓励、相互竞争着写作，这两年我俩的写作进度与质量是两峰并崎，构成了某种谐和而又激越的诗态。这种创作现象，在民间诗人的交往中有很多。另外就是我们在文本的试验之外，加强理论的学习与方向推进，其间我写出《对中国新诗20年来的大扫除》，他写出《九十年代中国诗歌梳理系列评论》，这种兄弟般的写作共燃现象，为2001年后我提出“地域诗歌写作”，以及他的积极配合作了重要基础，此时我俩主要是诗歌精神上的相互帮助，互相交流诗汛、书籍等是必须的。为一个诗歌理想而兄弟般的携手着，这种幸福感与写作快乐是世间少有。
2000年初，他和女友从独山被族人追赶在贵阳花溪落脚，我发动友人们一起筹款接济，后来陆续又有一些，我帮助的理由是他太有才，为了我们的诗歌理想，我应该挺身而出。后来女友走失，他又去三都等地搞田野调查，为我们共同的“地域诗歌写作”追根问底，在几个月的时间我都按时寄钱，他的要求不高，一月只要120元生活费足够，这种清贫与理想撑持是山外人无法理解的。2001年秋天后，孙文涛叫我去北京筹划《诗歌报》复刊事宜，我走不脱，想到梦亦非没有工作在山中，去北京很适合他，我给孙文涛说了，并同时寄路费给梦亦非叫他到北京发展，一可为《诗歌报》做实事，二可解决生活之需。我至今认为此次叫梦亦非出山是一个错误，他是一个山中的优秀“隐者”“诗者”，一但离开了他那片熟悉的土地，会慢慢发生变化的。后来乔延凤在《诗歌报》筹办过程中生气跑掉，孙文涛与梦亦非作为编辑已将《诗歌报》复刊的消息传向全国，如果《诗歌报》出不来，他们就无法在诗江湖上交待，所以我当即出资让刊物出来，并更名为《诗前沿》，封面设计是蒋浩帮弄的；孙文涛为《诗歌报》复刊已自已掏钱付出一万多的筹办费，后又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加上自己继续掏钱出了《诗前沿》2、3期。梦亦非北京不能呆了，去了南京，在南京时生活困难，我帮了一下，后来他又回到贵阳，然后又是广州、增城等，由于他不适外面的生活，没有稳定的居所、收入，我们的“地域诗歌写作”之梦大受影响，他渐渐地为了生存转向商业写作，后来很成功，而我们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2006年后，我们停止了交往。《独立》的一个特定时代结束了。现在我依然认为我们在山中交往的那几年是我们彼此一生创作的一个勃发期与收获期，是一生都不能忘记的。
郑小琼是2001年夏秋左右由打工诗人张守刚(许强)推荐给我的，我的初步印像是她的语言已有深度并已有了训练多年的基础，并有一种隐藏在语言背后大气的意境。最初她的诗歌登在由2002年老刀(曹鸿涛)主编的《独立》10期“78—80年代诗人作品专辑”上，此期《独立》由我出资，编辑、印刷由老刀负责，它是中国民刊中最早关注“80后”的，可惜当时的“70后”“中间代”的宣传以及影响巨大被“淹灭掉”。郑小琼的一首诗就是发在这期的最后，是我让老刀加进去的，因为当时编辑已进尾声。后来她寄来《玫瑰庄园》《黄桷树》等组诗，我又是一惊，这些作品发在2003年《独立》13期上，我设了一个“独立民间诗歌奖”，把“新人奖”给了她，这个奖没有钱，只是我的一个民间认定与精神鼓励。后来，我在她的一首诗中看见她迫切要得到《金斯伯格诗选》，我马上把我的唯一一本寄给了她，后来针对她的现实处境与写作方向，我除了写信鼓励外，就是根据她的写作需要，邮寄了大量书籍给她，使她一边体验生活（打工），一边写作，一边读书，这样当下性、即时性的写作学习方式对她很适合。2003年下半年，她写出的重要作品《人行天桥》《完整的黑暗》被我登在《独立》14期上，引起很大反响，（此前《人行天桥》我推荐给四川民刊《存在》发表过）。然后她的长诗《七国记》《时代广场》《挣扎》等陆续问世。（2006年《独立》13期发表她的长诗《挣扎》，2008年《独立》14期发表她的长诗《打工手记》）。2005年后，她开始接受主流的关注，特别是参加“青春诗会”以及在“《人民文学》奖”上的发言，将她推上时代的浪尖，后来的事大家都很清楚，我作为朋友，依然在山中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郑小琼的出来是幸运与必然的，幸运是时代需要她，必然是她的才华以及抒写的角度。早在2002年左右，我就有一种预感与想法：“她这种诗人中国很需要，这是时代语境的产物”。
《独立》从1998至2005年，由于有缘与梦亦非、郑小琼的认识到成长，使之被抹上了某种“传奇”，我认为这都是缘。2005年后，他(她)二人从《独立》走出，分别朝自己应走的方向去，也是必然。这种可遇不可求的缘是需要多种条件的。现在至少可以说，是一种“旷世绝唱”，是我发星此生的幸运与幸福。以后能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我保持沉默，因为有人说过“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就像大凉山出来的《非非》以及周氏兄弟的传奇一样，是特殊年代的“特殊艺术现象”。
9、我经常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无处存生，或许可以到普格找发星，也许他会为我搭一间小茅屋让我在里面读书写作。这种想法来源于传说中你经常帮助一些处于困境中的诗人，和你的文本中体现出的正义感。你理想中的诗人间的关系应该怎样？
我很想通过我的努力与影响，让那些喜欢大凉山的诗人朋友们来这里落户、安居，大凉山独特的文化资源以及四季如春的气候，是世界上少有的诗意栖居地之一，作为中国的“西伯利亚”，曾经苦难者们的“流放地”，产生了这么多人杰与传奇，累积这么多丰富的艺术人文遗产，理应有后来者来承续、亲尝与品位与追寻，使这块独特之地继续它的人文生机与灵脉。我的许多朋友来到大凉山游玩时，便被大凉山的山水深深迷住，有山水完美结合的地方是世间最诗意最人文的地方。
我认为理想的诗人间的关系是互通有无，各树其性，并有一定的距离感。就像那些大凉山的南北绵亘纵横的群山，都是虎山、蛮山，但每一座山的具体内涵与性格都是不一样的，而他们又相互连接、融合，成为群山整体，形成宏大的气势与威力。诗人们也应这样。自1997年创办《彝风》《独立》以来的十多年间，因为有民刊这个独特的平台，已经形成一个诗之友谊群体，大家时常交心、问暖，诗作为桥梁，已延伸出其它美丽的世间好东西，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因为有了诗的拥抱而心胸温暖。拙文《二十三个地名与二十三个朋友》已完成系列之一、二，下来还要写之三、之四，这种文章是随心有感而发的，许多朋友没见一面，写下我的感悟，用不同文体、角度，对我也是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很刺激并快乐；所以朋友不一定要非要见面、喝酒，就是朋友，你心中在想他(她)，写他(她)，就是最好的事，这其实就是一种诗态，好的健康的诗态，可养人情感。
10、古典主义者、浪漫主义者、现代主义者、超现实主义者、乐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你认为你是哪一种？
我认为我具有古代的隐居情怀并在隐居(隐于当今山外喧嚣，在山中做自己喜欢的事)，而又具诗人本身的浪慢性(洁身自好，独立清贵，拒绝黑暗，朝向雪白，自由洒洒、浑身情爱弥漫……)。而又生存在当下，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在一个现代社会靠一技生存，并梦幻诗歌，以求寻找现代人精神生活之新途并自娱自乐不倦不耻……)，梦幻诗歌的时候当然成了超现实主义者(诗之形而上对现实的超越，诗精神清贵之志对浊世俗庸之超越……)，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认为自己快乐就去做(写诗、办刊、帮助人)，并认定这是自己一份“命使”。我从不想悲观，也悲观不来，真正的诗人是不应该悲观的，悲观是向黑暗投降。所以，在我身上，难以看清是××主义，我是复合的多重的一个“杂种主义”。如果非要我定自己一个主义。可以定为“蛮族主义者”。
11、你的阅读史？
我的简单阅读史：
小学（1973-1978）看“小人书”(连环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小英雄雨来》《爆炸大王》《草原英雄小姐妹》《刘文学》《半夜鸡叫》《收租院》《奇袭》《难忘的战斗》《南征北战》《地雷战》等。
初中（1979-1981）读《水浒》《三国演义》《杨家将》《大红袍传》《兴唐传》《华国锋在湖南》《秋收起义》《南昌起义》等。
高中（1981-1984）读《刘伯承用兵录》《中原逐鹿》《少女之心》《南桥公墓》《三十六笑》等。
中专(1984—1986)读《朦胧诗选》《当代文艺思潮》《文学评论》《当代青年抒情诗选》《多梦时节—当代大学生诗选》《诗歌基本原理》《五角丛书》等。
工作后(1986年7月—1989年12月)读《探索诗集》《中国当代实验诗选》《诗歌报》《1986—1988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崛起的诗群》《城市诗人》《国际诗坛》《外国青年文学》《新启蒙》《四种主义在中国》《中国文学的反思》《彝族十月太阳历》《中国文明的起源》《彝族图腾层次论》等。
（1990—2000年）读《金斯伯格诗选》《聂鲁达诗选》《比萨诗章》《百年孤独》《静静的顿河》《福克纳中篇小说》《尤利西斯》《追忆逝水流年》《反价值论》《非非：从理论到作品》《东方金字塔——中国青年诗人13家》《哈扎尔辞典》《海上诗选》《沉沦的圣殿》《中国底层访谈录》等。
（2000年至今）读《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张学良口述自传》《往事并不如烟》《上学记》《非非》8—13卷，《大陆》2004—2009各期，《诗歌与人》《一行》《思想者》《走向未来丛书》(80年代老版本)《方东美选集》《梁濑溟选集》《钱穆选集》《藏族神灵论》《东巴文化》《彝族天文学史》《中间代全集》《70后全集》《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1984)《中国实验诗歌》(1985)《汉诗：1986》《汉诗：1987—1988》《非非》(1986—1989)《巴蜀现代诗群》（1988）等。
12、你的生命观？
除了俗世的衣食住行，我更看重自己的精神生活质量，而精神生活主要由诗歌构成，可以说，诗成了我形而上生命的核聚之力。老天有眼，让我20多年来，不管遇到什么险情都会逢凶化吉，一直没有停止写作、编刊并与朋友们交往，并日久天长成为一种“诗歌职业”。这里的“诗歌职业”是说，我发星就是为诗歌而生的，我的大多时光精力围绕着“它”转旋，诗是一种世间洁白如雪的“心息”之物，只有爱它痴它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心息”(心灵与精神的畅息)，似乎是诗道之运，沉载你灵体的语言符号，通过感触与品足，以及相关的行事，使你生存在一种“二空间”中(现实为“一空间”，“二空间”指精神形而上——神力之美感、气、韵、阴阳之气合流推动人健康向前行走…)，诗歌它不能直接创造经济、物质价值，但其炼磨到达的境界之极乐之感，我认为就像道佛颠峰一般，是天神登极，旷亮一切，凡尘渺渺，真觉人子凡肉晶体如雪洒洒，是俗世多少金钱根本无法换取的，或说根本就没有可换取性，这是二种不同的东西。一般说来，真正的写作者要走到这种物我两忘的境界，一是用10年练文字，二是用10年练心境，三是用10年开始体悟与享受前20年的炼磨之嫩鲜精神；并继续不放松有方向的拓进，许多写作者往往在第一个10年便走失了，所以和他们根本无从谈第二个10年乃至渡到第3个10年开始的体悟与享受。所以凡俗与神界立即界分。世界大多数人为芸芸众生，他们没有自力与潜力，或说心力、硬力到达第一个10年山顶便跌落在第一座山前，他们身上黑暗的东西太多，需要洗沐才能更生重生。我现在已迈入第三个10年，我很幸运，这是天地与上苍的安排，就让我把诗歌之梦继续做下去，我在第三个10年过后，可能更快乐更幸福。
13、迄今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最悲伤的一件事，最愤怒的一件事，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各是什么？
没有！
14、诗歌对你意味着什么？
其实我在“生命观”中已经说完。
（2010年1月8日-16日大凉山日史普基、2012年8月18日又改。）
（注：本文题目为彝族人网编辑所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