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这样一位作家——
以她的真诚去寻求暗淡生活中的亮光,青年时代就从云南毅然投奔延安,成了革命战士,她又以革命者的真诚在东北写下了第一个短篇《煤》,从此登上了文坛，成了作家。
是幸运,也是成功。《煤》问世,老作家叶圣陶和端木燕良就撰文推荐,并被译成外文,在美国、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刊物上登载。
但是,她不是喧嚣的溪流,而是澄澈明净的一涨清水。她不声不响地走自己的路,虽然“走得很吃力,很缓慢。”。她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但她创作的每篇作品都有自己的追求。她把自己的艺术眼光集中到普通人的身,“寻找人们心灵的珍珠”。②因此,她奉献给读者的是珍珠连缀成的闪光的项链。
但是,她并不为评论界特别注目,甚而至于在那些当代文学的宏观论著里还没有“李纳”这两个字。我们决不要责怪评论界偏心,在那个评价体系的坐标图上,“李纳”原是个连不成线的点。
在这里在我这张坐标图上李纳是一颗璀灿的明星,是一条无限延长的射线的端点：李纳,彝族当代的第一位女作家。
她的短篇小说是用真诚连缀起来的一串串珍珠,真可谓流光谧彩而最为鲜艳夺目的是表现民族生活的篇章。
有评论家认为,最能代表李纳文学成就的是她的短篇小说。但是,如果孤立地来看这些短篇,如果仅仅把这些短篇放到一个评价体系的理论格局中去衡量,也许会被认为主题太浅薄,人物刻画也不够丰满。如果整体来看,如果进行多向性审视,我们确实可以认定李纳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是相当高。
首先,我们应该找到作家的艺术视角。
李纳是位真诚的作家,她说“创作不应该是用笔写,而应该是用心写。”“作家应该有广阔的视野,丰富的知识,明澈的洞察力,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一颗真诚的心。” ③李纳正是以她那颗赤子之心去感受生活,去寻找人们心灵的珍珠,用心血创造出作品,所以我认为李纳的短篇小说是用真诚连缀起来的一串串珍珠。细心的读者会发觉,李纳的每篇作品都渗透了真诚,是用真诚感应生活中的美和向上的东西的。任何作品都不能脱离时代,李纳的也不例外。但是李纳的创作思想却是一贯的,并不因为三十多年来政治的风风雨雨,和理论界的变幻莫测所动描。描写普通人的生活,揭示他们的精神美,就是她在创作上的美学追求忠于人民,为成千上万的人而创作,就是她的“艺术良心”。她总是朝着这个方向走,从未离开这曾经努力走过的路。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民族的气质决定了她的真诚,民族的精神造就了她挚着的追求。虽然她的作品并不都是写的民族生活但她的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精神不能不渗透到作品当中。
按照作品的题材,我们可以将李纳的短篇小说划分为四个系列进行分析研究。因为这些处于同一历史时期或同一生活题材的不同篇章,正是从不同层面,多角度的描述,互见互补,使作品具有深厚的历史感的。这样利于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对作品进行评价,不但可以找到关于作品的总的判断,而且既可以确定作品的外在联系审美关系能意义和价值,也可以确定作品的内在联系结构的意义和价值。
第一系列 厂矿生活作品系列
这是一组反映生活变革的优秀短篇,我们深切地感到是作家以真情实感编织的艺术图画,如生活本身一样率真,有着深刻的现实认识价值,让人感到鼓舞,感到生活的信心和前进的力量。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抗战胜利后几夭,李纳就响应党的号召“到新区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开辟工作”,随着一个干部大队从延安到了东北。一九四八年,她深入矿山,发表了以矿山为主人公的第一篇小说《煤》。这篇小说是李纳的成名作,也是这组小说中的代表作。小说写的是哈尔滨一个有名的小偷在工会主席和工友们的帮助下获得新生的故事。老作家叶圣陶说“据说这位李纳还是初写小说的,他一开头就走准了路子,教人看了他的小说自然而然领会他的题旨,不但领会而且亲切有味,这一点特别值得称赞。” ④叶老的评价是很高的。但是,各个时期有不同的接受心理。就当时来说,我仍也许会认为《煤》与《白毛女》揭示的是同一主题：“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虽然作为短篇小说不如《白毛女》容量大,但作家是从精神世界去揭示这一主题的,所以其认识价值和社会影响是不小的。作为一个从动荡时代的暗淡生活中投奔革命的彝族青年,对新生活的感受是质朴而深沉的《煤》作为对新社会的讴歌也是诚挚而深沉的。但是在八十年代,接受心理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优秀作品其丰富的艺术内涵,也会产生新的对位效应。评论家刘梦溪说：“日社会把许多人抛出生活的正常轨道,使他们丧失人格的尊严,新社会一项重要任务则是把人的尊严重新加以唤醒,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关心人、信任人、理解人、尊重人,即把人当作人,才能唤起人的尊严。《煤》这篇小说,揭示的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李纳同志的立意是很深刻的。” ⑤由于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文学是人学”的命题的深化,评论界重视了人的价值观念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那么,从人的尊严的回归这一意义上来说,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李纳的《煤》在一九四八年就已达到何士光的《乡场上》的思想高度。这里绝没有降低和贬损何士光同志的作品的含义,因为时代不同其社会认识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都不同。李纳的《煤》是鞭挞旧社会,讴歌新时代,何士光的《乡场上》是控诉“四人帮”,歌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李纳偏重于人的灵魂的重铸,何士光则是写人的内心的觉醒。
这里值得提出来的还有写于一九五一年的《爱》,这是写新社会使好人再生。这又是从另一侧面赞颂新社会。由于生活所迫曾经卖过妻子的老实农民,在党团组织的热心帮助下,重新与结发妻子团聚,重新获得了夫妻之爱,母子之爱。作品的内涵是丰富的、深沉的。
这一作品系列除了收集在《煤》这个集子中的全部短篇,还应包括写于五十年代后期的《女婿》、《杨小梅》等以女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全国解放后,李纳来到北京,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当驻会作家。一九五三年到纱厂探入生活,担任车间党支部副书记。以女工为题材的作品是这段生活的反映。《女婿》写出了人的价值观念的变化。离过婚并有一个孩子的女儿,还能找到志同道合称心如意的女婿,这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纪大娘所惊异的。社会的变革带来观念的变化是何等重要和深刻。《杨小梅》写了工人阶级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怎样在一个年青工人心中萌发。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导致心灵内精神火花的碰撞而形成思想境界的升华。
在这一组以厂矿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作家以敏锐的眼光透视变革时期的生活,把笔触伸向人的心灵,着眼于人的灵魂的重铸,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建,所以是成功的。李纳以真诚来感应新生活的巨大变革带来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正因为如此,在当时一大批礼赞翻身解放,讴歌新社会的作品中,她的小说才显得格外深沉而丰满。如果我们从追求作品的思想认识内容占压倒优势的评价体系中走出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一小说系列,我们就会发现李纳一个了不起的成功。那就是不以作品中的人去表现变革时期的生活,而是通过变革时期的生活表现人。她不追求人的精神世界的外化,而是力图揭示人物邃的灵魂搏斗。所以李纳的作品才不仅仅在当时感到“亲切有味”,在今天也还有艺术感染力。
第二系列 安徽农村生活作品系列
一九五八年中国作协驻会作家下放各省市,李纳到了安徽,在宣城双桥农业合作社落户,并担任党支部书记。这是一个狂热和灾难先后降临的历史时期,产生于这个时期的作品往往是虚假的,而那些虚假的作品虽然名噪一时,却都经不起历史的淘汰。李纳这个时期的作品却留下来了,虽然算不得珍品,却也不失其真。李纳实现了这个特定历史时欺的最佳选择。她当时目睹了农村发生的种种令人不安和痛心的念事。她说“看着这些,真叫人心痛得落相,但农民的勇敢、勤劳、善良等高贵品质,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却深深感动了我。这时期,我写了歌颂人民和大自然斗争的小说,描写了他们的善良和牺牲精神。” ⑥李纳以对人民赤子般的真诚,写下了《过客》、《新粮仓》、《两个社主任》、《明净的水》、《儿子》等作品,都收入了短篇小说集《明净的水》中。我们应当否定当时“左”的错误路线下狂热而愚蠢的行为,我们应当鞭挞那给人民制造灾难的错误做法,但我们不能否定人民群众中质朴而崇高的精神火花,我们不能不看到人民群众中善良而美好的品质情操。因此,我们认定这一组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我应当钦佩作家的最佳选择和作品的成功表现。
在当时,李纳这些作品显然是不够狂热的,所以不会引起多大反响,然而在今天却又被认为有所遗憾和不足。评论家刘梦溪认为这些作品“对生活的概括比较肤浅,故事情节的偶然因素很大,人物有的流于浮面化,还多少带有当时‘左’的风潮的痕迹,因而这些作品的艺术生命力显得单薄了。作家是不能超越养育他的时代环境的,任何作家的作品都是人民群众情绪的记录,即使象李纳这样的一度被指为与‘右’的事物划不清界限的作家,在特定时期也难免受一些‘左’的影响,这并不足怪,不这样才是不可理解的呢。” ⑦我们赞同评论家历史地看问题的眼光,但却不能同意给作品强加“左”的印记。这些作品虽显得单薄,却不乏真诚。我们应当看到这些作品是作家为人民群众热忱所感化的真诚之作。《过客》中的于立,也许正是作家的化身,也可以说是作家的一种寄寓,她不正是为人民群众抵抗洪水灾害的精神感化而自觉投身到抗洪第一线吗？失去对人民的热忱,失去对人民的真诚,作家的作品也会失去光辉的。对人民群众崇高精神品质跳讴歌和对“左”区路线涂脂抹粉是有本质区别的。
在这组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明净的水》。女主人公竹青单纯、温柔、善良,她爱她的丈夫,丈夫却一心扑在工作上为抗旱找水废寝忘食。李纳非常细腻地刻划了作为贤妻良母的竹青怎样被千部群众劈山引水的热情所感化而投入抗旱斗争。当竹青默默地望着那明净的水,“她的心快乐地跳动着,浑身热血奔流,新精神在她身上诞生。水,洗净她心上的灰尘,她的心变得明净了！”作家完全从生活出发,揭示人物的心灵美。李纳笔下的人物不但不是图解政策的工具,而且也不是用以表现外部事件的外化物,而是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人。竹青坚定地走进抗旱大队的行列,丈夫赞赏的眼光,表现了这对夫妻的相互理解,多么真切而又质朴的感情。这篇小说中的人物有血有肉,并不单薄更不浮面化。就是今天读起来我们仍然可以感到人物的神情、气韵、姿态和内心情感的微妙变化,体味到这个短篇小说作为艺术品的朴实、优美、激情洋溢。
在《新粮仓》中写了个农业社的李主任,在那个为了政治任务可以任意损坏林木的年代,他宁愿自己住草屋献出自己造屋用的杉木建粮仓,也要保住金顶山上的青松。不但有舍己为公的品质,还有远见卓识,在当时是可贵的,在今天同样是难得的。李纳作为作家的洞察力是十分敏锐的。如果也要认为“难免受一些‘左’的影响”,确实是不可理解的了。
这组作品中比较深刻的应当是《儿子》。木匠赵师傅从江南到江北寻找失散多年的儿子,而请他去修水车的李大爷的养子正好是他失散的儿子。作家细腻地描写了这场心理冲突,两个父亲的亲子之爱,都是充满人性的,而劳动人民淳朴、善良、推己及人,互相关切的崇高美德,更是感人。一方愿自己承受着内心的极大痛苦愉愉离开,“人不能光顾自己”,一方却认为“咱不能丧良心”将对方追回。我们的作家是有胆识的,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敢于在作品中以诚挚的深情描写人性,张扬人性,赞颂劳动人民的美德,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系列 滇南民族生活作品系列
艺术应该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卓有魅力的艺术品是以自己富于美感的艺术形象,提供给读者认识价值,给读者以崇高、美的道德情操熏陶。李纳描写滇南民族生活的这些小说,正是这样的卓有魅力的艺术品。《姑母》、《撤尼大爹》、《婚礼》、《月琴》等作品不但充满了滇南的乡土韵味和色彩,还具有十分鲜明的民族特征。鲁迅先生曾经强调“艺术上也必须有地方色彩”,才能使自已民族的文学与“环境各异”的世界各国文学“不至于千篇一律。” ⑧他还认为“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⑨这说明在世界性的审美范畴中,愈有地方色彩的独创的民族文学,才愈能激起其他民族的新颖感。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李纳这组作品不但是她在艺术上最成熟的,而且是她所有短篇小说中最有艺术光彩的部分,是作为一个彝族女作家文学创作的核心部分。
这几个短篇中《姑母》和《婚礼》中的主要人物都未标明民族成分,其余则是直接写撤尼人的。撒尼,是彝族的一个支系。旧社会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少数杂居于城镇及近郊的彝族同胞往往隐瞒了自己的民族成分,他们一方面更多一些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又顽强地保持住自己的民族气质和性特特征。《姑母》一篇有明显的纪实性,“我”和“姑母”当是这一种情况,《女婿》中的小藤母女以及老董李大爹都或多或少流露出杂居彝胞的民族素质。李纳在写这些小说时 是带着强烈的民族感情色彩的,虽然发表这些作品时人们也还不知道作家本人也是一位彝族。情感力量的强度与对生活开掘的深度是成正比的,所以这些小说才是成功的。作者自己也是喜爱这些作品的,因为其中有她的理想寄托,字里行间倾往了对本民族人民的挚爱。作品的成功是与作家自知、自信、自尊、自强的民族意识紧紧相联的。我们认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是少数民族优秀作家的基本品格。李纳是具有这种基本品格的作家,所以在她的作品中表现出对本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命运的关切,产生一种悲壮、沉重的历史感。在《撒尼大爹》结尾处,作家写道“我最爱的高大爹被押走了,被亮晃晃的刺刀押走了！我捧着他送给我的烟盒,对着那个背弓箭的人呆呆地看着,我觉得,从他的眼睛里也滴下了两颗泪水。”这木质的英雄雕象的泪水,是作家深刻的忧患意识的表现。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作家胸中流淌着本民族的血质。
文学理论界曾经热烈地讨论文学的客观再现和主观表现。如果说在第一、二两个系列的小说中李纳偏重于对现实的敏锐感应和对生活的真实反映,那么在这个系列的作品中更多地是侧重于表现人的真情实感和时代精神,体现出主观表现文学的倾向。正因为如此,这几篇小说才以表意抒情见长,充分展示了撩人情思,余味无穷的艺术特征和强烈的个性色彩,浓浓的情和淡淡的白描手法结合得妙极了。
民族的自我认同感、自我意识是与民族共同存在的,是一个民族的最终标志。作为文学作品的民族性也主要表现在精神文化和民族自我意识的形式上。我们彝民族是粗犷、强悍的,因此反映在其他民族作家的笔下,往往就成了穿着彝族服装的张飞、李逵，这是由于他们缺乏民族自我意识所以对人物个性特征的认识是肤浅的,浮泛的。在李纳笔下的撒尼人是有血有肉的,不论是《撒尼大爹》中的高大爹,还是《月琴》中的昂大爹,不但有侠肠义骨,还有一颗易感的心。姑母这个艺术形象更为鲜明,她善良、单纯、是非分明,具有一种柔弱中见刚强,淡泊中呈高洁的品质。作家通过具体事件的描绘,展示她在生活的撞击中发光的心灵。正由于作家强烈的民族意识,她笔下的人物才具有性格的丰富性、深邃性。
李纳的成功,不仅仅在于渗透在作品中的民族意识,而主要是民族性与时代精神在深层意义上的结合。姑母性格闪光之处,是她敢于反抗强暴的斗争精神,这正是处于民族压迫、阶级压迫下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如果说姑母和高大爹身上具备的是一种质朴的自发的反抗精神,那么在昂大爹在老董身上更多地体现了自觉的革命精神。这种民族性与时代精神在深层意义上的结合,来自作家对本民族独特文化心理的深刻理解和对时代精神的把握。李纳就是这样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才能对这一切有深刻的认识,才能在作品中充分发展和表现自己的艺术个性。
这一组作品中作家对风俗民情的描写可以说得心应手,真切生动,写出了那种古朴、纯真、奇异的美。这样作品不但有认识价值、审美价值,还有民俗学价值和文化人类学价值。
列宁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 ⑩李纳那一颗诚挚的心是与滇南乡土、彝族同胞紧紧相连的,这是她“最深厚的根基”,所以这一束用心血浇灌的艺术花朵才分外娇艳。
第四系列 知识分子生活作品系列
李纳写于“文革”以后的大部分作品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作家对现实人的思考更为深刻。这组小说中凝聚着作家人性恶的优虑和对人性美的赞颂。作家其质朴的真诚对待生活,而生活却给了她严峻的考验,十年浩劫李纳成了安徽省文界的重点“罪犯”,长期关牛棚,这必须使她更进一步思索现实人生。她在新时期作品有了新的深度,更清楚地看到了生活在的曲折多艰的矛盾状态,重视了文学对活的批判性。
写于六十年代的《广阔的蓝天》是这作品的前奏或序曲。这篇小说中的女主人林筝,还是单纯和善良的,她满怀一颗真的心去看望在山区小学任教的未婚夫张明可爱的山村,质朴的农民,燃起了她的情,可是张明对农村的冷漠,对工作的失职,在事业上的退却,使她感到羞耻、伤心,情感被裂了。李纳在讴歌真善美的时,用她的笔鞭挞了怯儒和卑贱的灵魂。篇小说显示了作为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
经过十年浩劫,李纳对各种人物的嘴脸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写于七十年代末的《温暖的心》、《战友之间》对现实人生的思考更加深沉,作为文学对生活的批判性更强烈了。作品也从单线式结构发展为复线结构,强化了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对比。作家借作品中人物之口提醒人们“十年惨痛教训要接受,空有一个善良的愿望是不行的！” 她在揭示如陆韵、康云、李植、林慧、黄耀华、范平等革命干部美好心灵的同时,把笔指向马百变、赵因等蛀虫,尽情地鞭挞那肮脏而邪恶的灵魂。批判的笔力是无情的,同时又掩映着生活的光彩。
真诚而善良的女作家,就象她自己那真诚而善良的民族,从单纯走向复杂。但她还是渴望现实人生充满温暖,希望人间充满爱。她总认为“作品的作用,在于提高人的精神世界,它应该是引人向上的,应该鼓舞人们为美好的理想而战斗。” ⑧与此同时她献给读者一篇描写延安时期革命战士的佳作《涓涓流水》,她以水彩般明亮的色调,饱含诗意的抒情,优美而质朴的语言塑造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女教师于凡的光辉形象,写得真切感人,是一篇优秀之作。
作家应当有自己的艺术个性。李纳就是一位艺术性十分鲜明的作家。
如果我们用一个固定的框架,凭着一个一成不变的评价体系去衡量作家作品,那么艺术个性越是鲜明的作家作品往往越会暗然失色。列宁说“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上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⑩评论界已经意识到并且注意从多角度多层面对作家作品作全面审视。一些过去不为看重的作家作品在新的评价体系中不断升值。例如沈从文的抒情小说就是这种情况。如果按照小说一定要发掘和表现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矛盾冲突的评价标准,李纳的短篇小说就有较少触及现实生活中尖锐的矛盾冲突的不足,但我们全面评价李纳短篇小说,注意到她的艺术个性和审美追求时,她的作品显然要大大地升值。
那么李纳的短篇小说有什么艺术特色？其艺术个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人们常说：真正的艺术家善于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挖掘美。李纳就是这样,她把自己的艺术眼光集中到平凡岗位的普通人身上,注意到发掘他们心灵深处的美质。典型或表现为性格塑造,或表现为意境创造,都是一种凝聚、溶化在富有个性色彩的艺术晶体中普遍性的生活。李纳短篇小说中意境创造往往胜于性格塑造。她在追求作品的思想认识内容的同时，更注意追求感觉形式的愉悦因素,强调个人感情和审美理想的表达。所以,她的小说让你既感到象生活本身那样朴实、自然,又象生活本身那样复杂、严峻。没有曲折的故事和离奇的情节,只是生活,流畅得象河流般的生活。有些篇章暗合了情节溶化、结构散化、主题多义、追求纪实等新观念,但又没有打破时空限制的大的跳跃,只是按照时空顺序娓娓道来,婉约清丽。虽然难免微弱纤巧,却能拨动读者的心弦,激起他们的心底的陈阵情感的涟漪。
著名评论家黄秋耘认为“她的艺术风格有点象《二十四诗品》中所说的‘娟娟群松,下有漪流……如月之曙,如气之秋,。使人读起来有明快清新之感,而精致的描绘和委婉的笔致,亦足以显示女性作家的特长。” ⑩的确,文字质朴,着色雅淡,婉约细腻,活静温馨,正是李纳短篇小说的风格。
还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李纳塑造了多采多姿的女性形象。李纳说：“我有幸接触许多平凡岗位上的人,在众多人物中,除少数外,都各自带着优美的素质走进我的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女性,在旧社会,他们受着比男人更沉重的压迫,一旦觉醒,对于旧生活的抛弃,义无反顾,对新生活的执着,舍死忘生。她们最高的道德准则,就是人民的利益。有时,她们表现得比男人更勇敢,思想比男人单纯。我爱这些人。”正是出自这样的认识,这深深的感情,李纳笔下的女性个个性格鲜明,她们那单纯、温厚、善良的美好心性总是反射着生活之光。
长篇小说《刺绣者的花》是跨文化的艺术结晶,描写了在滇南民族文化的摇篮里,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一位革命母亲的成长历程,展示了彝族人民绚丽多彩的生活画卷。
说《刺绣者的花》有作家生活经历的直接投影,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李纳曾经卷入当时历史斗争的波涛,沉浮在生活漩流的底层,从而对现实生活获取强烈的印象,深刻的认识,并葆有充沛的激情和卓异的见解,使自己心灵的触角,跟人民火热的斗争息息相通。但就其反映的社会政治背景而言这部长篇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的写实。作品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写到四十年代,包括了从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么长时期的历史跨度。这三十年间,处于西南边睡的滇南社会急剧演变,各种力量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这里作家不仅仅让各社会阶层的不同人面对社会政治的急剧变动作出反应,而且让作品的主人公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历程走完她人生的道路。“给我们展示出一个中国母亲的灵魂,一个默默地承受着人生的重担,平凡而又高贵的中国母亲的灵魂。” ⑩应该说《刺绣者的花》献给我们又一个可以立于中外文学作品革命母亲画师中的光辉形象。
首先,作家写出了五巧这一母亲形象的复杂性和真实性。高尔基笔下的母亲出身于血统工人世家,生活在无产阶级队伍之中,冯德英《苦菜花》中的母亲出身赤贫,生活在苦难深重的农民中,五巧则复杂得多。她出身固然是劳动者绣花女工却也是小家碧玉,后来又成为封建士绅家庭的媳妇。一方面过着较安定的生活,一方面又受着封建家庭的思想桎梏；一方面是门第不对的婚姻,潜伏着悲剧结局,一方面又有体贴自己的丈夫,令她一往情深。后来政治的急剧变动使她的丈夫杜天鸿从大革命中的热血青年堕落为国民党右派,并且公开遗弃了她,这使她受到巨大的打击。生活的急剧变化是造成人物性格变化的主要依据。作家不但写出了五巧平凡而曲折的经厉,而且深刻地揭示了她所受的催残、压迫的沉重、苦痛。这是她反抗性格发展的根本原因。在出身于剥削家庭的中国革命者队伍中，固然有不少如陈永直式的叛逆者,但也有不少如小仪这样有一个生活在封建家庭中而受苦受难的母亲哺育的革命者。正由于此,五巧和小仪的形象才是真实可信的。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一个小家碧玉贤妻良母,走上革命道路,却又是那样刚毅绝断。如果仅仅从她所受的苦难,她的不幸命运来认识,势必感到她的思想发展过于迅速,性格缺乏相应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从产生五巧这一艺术形象的文化背景来认识,我们就会看到五巧性格刚毅绝断的合理性及其性格形成的深邃性。
作家从小说的开始到结束一直贯穿着对滇南这个县城文化背景的描写。全书二十四章民族风情,民俗文化的描写占不少篇幅,特别处在开头的第二章和结尾前的第二十三章,都详细地写了火把节。作家是用这些描写来揭示人物的性格形成的文化氛围。要知道文化心理是民族性格的深层因素,又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体现。民族风情、民俗是最能展示社会文化心理的。火把节,就是一个反抗强暴的精神象征。五巧不但从陈永直那里正面接受革命道理的教育,还从这一渗透反抗精神的文化氛围中感受到人民的精神火花。作家很注意描写五巧在这典型环境中的民族文化因素的性格影响。这样来看,我们就感到五巧在还没有一定政治觉悟的情况下支持女儿到延安的行动是真实的,而且对后来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刚毅顽强也觉得是可信的。五巧这一革命母亲的形象之所以成功而又颇具特色,就因为她不但受到时代精神的感召,而且产生于特殊的文化背景。
作家所描写的这一滇南县城的文化特征是不同于其他地域的,就是它的跨文化性质。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历史上各民族间的文化关系有过对抗、隔阂,也有融合、沟通,但总的来说虽有相互影响但又都是相对独立存在的。汉、彝文化之间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在具体的地域,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也会产生这种跨文化性质的地域文化。作家笔下的航远县正是具有这种汉彝文化在不断冲突中互相融合互相吸收而形成的特殊的文化氛围。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造成民族间的对抗、隔阂劳动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又形成民族间的理解沟通。这里汉、彝文化既有差异,又有认同。例如火把节本来是彝族的一个节日,在这个县城已象端午、春节一样变成全民族的节日了,既有彝族的歌舞、摔跤等活动,又有汉族的唱戏。同样,这里的汉族节日习俗中也增添了一些彝民族色彩。作家正是这样通过文化心理的描写展示人物性格的深层因素,同时又是为了更进一步体现民族文化精神。
作家李纳是彝族,出身的血统使她具有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民族气质,而作家生活的环境又使她更多的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并受到先进思想的哺育,这样她以自己的真诚和勇气,凭着丰富的文化层次,从全新的角度来观照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价值,对民族精神进行内在省思。她从民族的落后与灾难中,感到振兴民族精神还在于发扬民族精神文化的优质,所以她满怀激情地赞美彝族的真诚、质朴、强悍,更赞美那勇于追求真理,敢于反抗强暴的精神。所以我们说作为民族文学作品的《刺绣者的花》是跨文化的艺术结晶。
正是出自对彝族人民的尊敬与挚爱,李纳特别详细地写了彝族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这是有历史依据的。在黑暗统治下的云南,是彝族人民首先在圭山（即小说中的凤凰山）树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大旗的,并且诞生了由地下党领导的滇南第一支游击队。李纳还塑造了绿林英雄老普,革命青年小普,善良、刚毅、质朴的普大嫂,热情乐观的金毕江等彝族人民的形象。五巧和普大嫂的友情是作品情节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揭示了主人公从彝族人民那里吸收了一定的精神力量。小仪等革命青年深入凤凰山彝区的描写真切而感人。《刺绣者的花》展示彝族人民绚丽多彩的生活画卷。
当然,《刺绣者的花 》的成功不但在于塑造了一个革命母亲的形象和彝族人民的群象,还在于围绕五巧写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李纳摆脱了“左”的思想羁绊,正面写了一个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的知识分子中的坚定的革命者陈永直,这是小说中一个重要人物,作家对这一叛逆者的形象的塑造是有一定深度的。他的刚毅、顽强、胆略,以及忠于革命的赤诚之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写得真实而可信。群众领袖老董,写得富于传奇色彩而不一般化。磨面大嫂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形象,不但把五巧的性格烘托得更加鲜明,而且是一个独具风采的女性典型。另外如五巧的父母叶信和叶老妈,同样承受着黑暗势力因袭的重担,他们的性格是有差异的,作家把这一对老人写得很有分寸感。还有杜天鸿,以及杜云辉、杜老太婆、大儿媳钱玉英,狗腿子刘二这一系列反面人物也写出了他们特定身份的特定性格,没有给人脸谱化和漫画化的感觉。
最后,谈一谈语言运用问题。文学语言不仅仅是创作中的一种技巧和手段,而且是作为艺术生命渊源之一的本质。李纳在文学创作中语体和文体的个性是十分鲜明的。叶圣陶在推荐《煤》的时候就赞赏她“能够运用活的语言”。⑩李纳在她那特定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的构成中,形成了自己特殊的语域和语体,并自觉地运用这一特长,显现出个人的独特风格。她的富于民族特色的语言不但具备一种内在的自身的美,还富于生力和活力,融进艺术创造之中就能发扬自己的艺术生命力和创造力。这在《刺绣者的花》中是特别突出的。她以清新明丽的语言,描绘出鲜灵活脱的乡土风情和人物,在诗情画意中写出人物内心的细腻变化,浓淡相宜,美不胜收。
《刺绣者的花》获首届人民文学长篇奖,是当之无愧的。
前面说过,越是反映本民族文化特点的文学作品,越具有世界性。所以我坚信李纳和她的作品不但为彝族文学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对彝族文学的发展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会象她的《煤》一样走向世界的。将会有更多的人知道彝族当代第一位女作家李纳。李纳已经是六十又几的人了,虽然年近古稀还在辛勤地从事写作,我们期望着她的新作问世。
注释：
①②⑧《李纳小说选·自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一版。
⑥⑩⑩ 转引自度修明《彝族女作家李纳》,载1986年第3期《民族文学》。
⑤⑦刘梦溪《李纳小说偶谈》,载《文学的思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8月第1版。
⑧致何白涛,见《鲁迅全集》第12卷317页。
⑨致陈烟桥,见《鲁迅全集》第12卷391页。
确蔡特金：《回忆列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二）,第9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⑩《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论文学与艺木》,第68—69页,1963年版。
⑩《人性、人道主义和我们》,载《文艺报》1984年第6期。
李纳简介：云南路南人。中共党员。1943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1943年后历任延安中学语文教员兼年级主任，《东北日报》副刊编辑，作家协会作家支部驻会作家，安徽文联专业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作家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五届名誉委员，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常务理事。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作者简介：
安尚育,男，1938年3月生，彝族。中共党员。1957年毕业于毕节师范学校，后在家乡织金担任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师范学校教师，1980年8月调贵州省地质局第二水文地质队子弟学校任高中教师，1982年8月调贵州民族学院任教，曾任预科副主任、艺术系副主任、民族语言文学系副主任，现为贵州民族学院教授，贵州省政协委员，兼任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贵州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贵州省作家协会民族文学委员会委员。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学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写作学会会员。发表过诗歌、小说、散文、影视文学剧本。作品入选各种集子。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计100余万字。论文《关于民族性、现代意识和彝族文学的思考》获国家民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李纳论》获首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优秀论文奖；当代彝族作家系列论文获首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评价奖。另有多篇论文在省内获各种奖。论文《贵州民族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生态》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精品文库》（评论卷）。参加编写《彝族文学史》、《彝族文学概论》、《贵州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选讲》等专著。《20世纪贵州诗歌史》是其潜心研究贵州百年诗歌创作的一部专著。传略录入各种传集、辞典、名人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