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人类纯粹精神追求的产物，因而，几千年来，抒情性是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而综观当下中国诗歌，在“及物”观念和写实思潮的影响下，对“叙事化”一边倒地“追捧”，对抒情性的重视和探索却“知音稀少”。笔者认为，这非但不是中国诗歌的“正道”、出路，而长此以往，将会把中国诗歌引入死胡同。
我觉得，中国新诗百年来，始终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探索进程之中，并没有真正地走向成熟。就拿抒情化和叙事化来说，过去是抒情化的天下，现在是叙事化的时代。在我看来，叙事化固然有利于回避“假大空”，回避空洞和滥情，但是，一旦叙事化泛滥以后也成灾了，它的直接后果就是诗歌缺失了“精神性”和“神性”。诗歌的首要任务是表情达意，表现人的精神感受，所以完全离开了精神性（升华一点就是神性），那怎么行呢？诗歌写作应该带有一点精神性，否则一味地“面无表情”、无动于衷地追求干巴巴的叙事，我认为不仅没有回归诗歌的本真性，反而是把诗歌拖向了“僵尸化”。诗歌应该是有情感温度的。这个“情感温度”，不一定非要在诗歌文本里“抒情”出来，但是创作者绝对要“有情”，创作时他的内心一定要有情感温度。诗歌之“美”，包括了文字之美、韵律之美、思想之美等多个方面。所以，中国新诗叙事化追求，不应该只是简单化的叙事，同时应该注意内在的抒情。
有学者这样给叙事诗下定义：“叙事诗的内容本质是抒情性。离开这一点，叙事诗的内容就会同其他不是诗的叙事作品划不清界限。”“叙事诗当然要叙事，要合适地处理好事与情的关系，要在抒情中叙事，叙事中抒情，具有分明的抒情气质。”“叙事诗的抒情性表现为它以诗的抒情原则统驭叙事而不是相反。”这些观点试图表明，即使是“叙事诗”，也应当包含一定的抒情性。可是，你看当下的一些诗人，他们还在对“叙事”和“抒情”采用一定的平衡术吗？他们玩的似乎只是“叙事”了，比的只是谁的叙事技术和手段要高明一些，至于抒情，对不起，那不是他们考虑的范围。甚至有人认为，抒情是陈旧、老套、过时的传统写法，是不及物的、凌空蹈虚的。可是，他们忘记了，离开“抒情”，叙事诗就会同其他不是诗的叙事作品划不清界限。难怪现在说到诗歌，有人会说：“诗歌嘛，就是分行文字。把随便一段话拿来用回车键分一下行就是诗了呗！”
对抒情的忽视是一个总体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中国诗人都完全舍弃了诗歌的抒情性。事实上，还是有不少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一直保持着极其浓厚的抒情色彩。另外，还有很多诗人，他们虽然也在自觉地向诗歌的叙事化靠拢，但是始终把抒情性作为诗歌的底色和基座。诗人安琪就对笔者坦言，她曾经写作过一段口语诗，“发现不行，自己还是比较擅长抒情诗，所以又回到了抒情的路子”。她说：“口语的现场感就有叙事的元素，就是截取生活的某件事入诗，但中间还得有巧妙的迂回，如果只是单纯把事情用口语形式写成诗，就显得浅白。我在迂回上不擅长，总觉得浅白了。”安琪的这段话，表明了“叙事”的难度，简单直白的罗列不是真正的“叙事”。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抒情”就比“叙事”容易，关键是适合诗人自己，而且两者之间是相互融合的关系，而非“非此即彼”。
我们欣喜地看到，当下的一些诗歌作品，虽然在题目里标明是“抒情”，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也是现代诗人不乐于见到的“大抒特抒”的“抒情”，而是在叙事化中达到叙事与抒情间的水乳交融。同时，它们也不是被我辈所诟病的干巴巴的“为了叙事而叙事”，而是在叙事的形式下，带着情感的温度，并且保持了诗歌的思想和语言追求，也保持了诗歌精神和诗歌的尊严。这些作品是及物的诗歌，又是从及物中升华至不及物之境，是既形而下又形而上、“物”“神”俱备的好诗作。这些可贵的尝试，为抒情与叙事的融合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们也乐于见到类似的作品，能够更好地处理时代的大题材，成为真正的时代性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