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分析解读禄琴、巴莫曲布嫫、鲁娟三位代表性作家的诗歌创作，从当代彝族女性诗歌民族审美下的女性书写这一总体特征出发，剖析阐述其内部女性意识表现渐趋强化的发展趋势。此外，提炼归纳相较于主流女性主义文学，当代彝族女性诗歌所表现的独特艺术气质。从以上几个维度对当代彝族女性诗歌进行初步阐释，深刻体悟这一被忽视的文学创作领域所提供的独特审美内涵与文化价值。
关键词：当代彝族女性诗歌；禄琴；巴莫曲布嫫；鲁娟
一、总体特征：民族审美下的女性书写
纵观三位代表人物之创作，女性主体与民族审美两大特征相互依存，交织缠绕在彝族当代女性诗歌的诗行中。
（一）民族审美
无论是禄琴、巴莫曲布嫫还是鲁娟，彝族女性诗人在创作中往往带有其本民族高度的文化自觉。这种“自觉”是诗人们在彝族文化的长久熏陶下自然形成的民族情感、民族记忆，投入诗歌创作中，则被转化成一种“民族审美”的总体视野。如禄琴诗中对彝族红黄黑三色的运用，对彝族自然崇拜物太阳、鹰、高原等意象几近偏爱的书写；巴莫曲布嫫在组诗《图案的原始》中运用彝族毕摩绘画中的水纹、日纹、羽纹等抒发情感，大量使用彝族古典文献和神话史诗中的元素；鲁娟的诗歌则更是将彝乡印象、族群记忆融汇在了生命表达的字里行间中。可以看出，无论何种题材，诗人们总不约而同地表现着彝人原始而充满生命力的姿态，带着强烈的族系身份认同，传达出对民族文化的深情。
从表面上看，女性主体在民族情感维度上的差异性似乎被取消了，女性诗人们所传递出的民族审美是族群共情而未有明确女性色彩。然而，我们更需要认识到，彝族女性诗歌中彰显出的民族审美，代替了长期以来男性是族群情感唯一代言人、发声者的局面，表现出当代彝族女性的身份意识从封建家庭走向社会族群这一更广阔的历史空间，体现出她们从社会边缘“附属物”走向群体思考的主体位置，开始与男性并肩，站上了更深邃、广远的历史舞台。
（二）女性主体
作为边缘民族的边缘群体，彝族女性在诗歌史上的主体位置往往模糊难觅，仅有的彝族女性主题诗歌，如《哭嫁歌》《阿诗玛》等，也往往是民间化、群体化的作品。彝族当代女性诗人们的出现，使得彝族女性主题的诗歌发声终于出现了独立的、个性化的主体角色。禄琴《梦中玛玮》中表现出自由独立、自尊自爱的当代彝族女性对自身女性身份的认同与美感发掘；巴莫曲布嫫《晨》中展现出彝族女性独特的生活情态与生命体验；鲁娟《一个人的战争》中体现了打破男权中心为传统的彝族文化，崛起的女性主体历史观、世界观……彝族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得长期以来被“他者化”了的女性主题诗歌回到了女性自己的手上，所传达出的独特女性生命体验、思想观念、价值追求都是男性作者所无法“代笔”的，这为彝族诗歌领域带来了全新的审美内容。除此之外，就诗歌艺术风格来看，女性作家情感的纤细、笔触的柔美也同样彰显出女性主体创作的别样价值。
民族审美与女性主体意识在当代彝族女性诗歌作品中虽可以从各自侧面进行专题研读，但在完整的作品阅读中，二者浑然一体，很难一分为二。更多时候，当代彝族女性诗人对民族符号的书写正是运用了女性主体的眼光，而表现女性主体意识的作品也往往托载于彝族独特的民族文化审美之上。也正是这样“族性+女性”的诗意描写，既包含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风韵，又展现出女性生命的别致体验及崭新视点，双重边缘的重叠使当代彝族女性诗歌作品显得尤为珍贵，充满特殊韵味。
（巴莫曲布嫫）
二、内部发展：女性意识从若隐若现到清晰展露
正如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强调的一样，“任何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的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对他和以往诗人和艺术家的关系。”[1]艾略特认为，诗人始终隶属于诗的传统，而诗的传统处于不断生成、发展及被调整的过程中。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禄琴、巴莫曲布嫫到九十年代以后的鲁娟，当代彝族女性诗歌内部也有明显的演化和发展，其中最为瞩目的是女性意识在诗歌表现中的不断强化和深入。
禄琴自1987年开始文学创作，以诗歌成就最高，著有诗集《三色梦境》《面向阳光》。作为第一个受到关注的当代彝族女性诗歌作家，其作品可以说是女性主体意识在彝族当代诗歌中的初现。然而，与其说禄琴的创作意在表现女性意识，倒不如说她是在表现个人的思考与情感的过程中，携带传递出了一种彝族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如西苏所说：“妇女必须参与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2]在西苏眼中，女性应当自己拿起笔书写自己，这才是真实的、无可替代的女性感受，女性主体才能真正逃离男性代言下的噤声时代。诗人禄琴正是这样一位书写自我的女性诗人。女性意识往往不是其诗歌的主旨，但她以女性身份关注自我、表现自我、欣赏自我，女性专属的声音就隐隐约约地从不同主旨的诗歌中飘扬出来。诗歌《梦中玛玮》中写道“沿着风走一次次感觉/自己寂静的花香/在山野弥漫/而我浪漫的语言/只对泥土作长时间的交谈。”诗人描绘出孤芳自赏，寂寞惆怅的自我精神世界，强烈的自我关注中也折射出彝族女性日渐唤醒的自我意识。《独语雪人》一诗中，“我却不知道/谁是我寻找的恋人”，苦苦寻觅爱人的“我”，既是诗人的“自我”，也是情感世界孤独寂寞的女性“共我”。此外，其真纯自然、含蓄隽永的笔触，也展示了女性诗歌独特的纤细与柔美。“那箫声/是天空下一片很亮的光。”（禄琴《远处箫声》）然而，禄琴诗歌中的女性意识往往是主旋律的伴奏，读者往往是透过其诗歌原有的主旨提取出女性意识的成分。抛开女性身份下的自我关注及女性笔触纤细的特点，禄琴多数诗歌中的女性色彩并不凸显，无论是《古船》《牧童归晚》还是《彝山》《铃铛舞》《举奢哲》等，我们都无法找到鲜明的女性意识的书写。
巴莫曲布嫫是民俗学领域著名学者，也是中国当代彝族女性诗人。她将女性特征融入民族文化的书写，将“女性意识同民族意识、族属意识，大致同步地强化、增长”[3]。相比较于禄琴诗歌创作的自我表现，巴莫曲布嫫更为注重在诗歌中深刻发掘彝族文化。在其最著名的作品，组诗《图案的原始》中，作者用象征彝族文化的图腾纹路为叙事线索，赞美原始而独特、充满旺盛生机的民族生命姿态，其中包含了《羽纹》《水纹》《蕨子纹》等作品，这部作品洋溢着古老民族浓郁的根性文化气息，女性特征较为微弱。但巴莫曲布嫫也不乏有对彝族女性的特别关注与书写。《彝女》组诗中，“在没有路的山里/你织成了路”用深沉的语调诉说着彝族女性的无声奉献，流露出传统女性使命的悲壮之美；诗人打破“山与男性”的一般化固定联系，其笔下的彝族女性勤劳而坚韧，如“大凉山”一般伟大而博爱，“山的女人呐/衔着你乳头的孩子/长大后也山一般 像博达松挺立。”此外，现代女性的独立个性在巴莫曲布嫫的诗歌中已有了明确的表现。“女人的森林/也生长 山风/生长 林涛/生长横扫整个男性的飞瀑。”（《女人的森林——写给大凉山猎人的妻子》）诗人眼中的彝女拥有独立自强的能力与个性，不仅站到与男性平等的位置上，甚至还能“生长出横扫男性的飞瀑”，这无疑是对女性自身价值的正面肯定与强调，女性意识彰显得强烈而清晰。然而，就巴莫曲布嫫的总体诗歌创作而言，始终还是以对彝族古老民俗文化、彝人传统精神风貌的追寻与赞美为主流，其在女性题材上的贡献，主要是发现与肯定——用现代女性眼光，发掘被忽视了的彝族女性之美，这种美既包含传统彝女形象的俏丽温良，勤劳伟大，又充满力量，闪烁着独立自由的现代光芒。至此，巴莫曲布嫫让彝族女性的形象正式从男性身后踱步而出，在彝族诗歌史上拥有了清晰而独立的身影。
到了新世纪的鲁娟，其诗歌中的女性意识就更为凸显。诗人阿库乌雾曾这样为鲁娟诗集《五月的蓝》作序：“女性、民族性与诗性合一的努力。”[4]“女性”一词被置于首位，显然是十分贴合的评价。延续前辈巴莫曲布嫫的创作，鲁娟笔下同样出现了“大写的女人”，但显然更强悍，更反叛。我们见到了指挥自己情人前来抢亲的彝族女孩，她要求她的情人，“在落日之前，带我奔赴幽会的远方”（鲁娟《情人》），自由而勇敢的灵魂，甚至凌驾于作为其情人的男性之上。关注女性命运，鲁娟显然进行了更为集中化的“深描”。不再只停留于对彝女气质形象、生活体验等的“发现”式的描述，而是深入到彝族女性精神世界，进行一种“暴露”式的自我解剖。她这样写出彝族女性内心深处的寂寞与欲望的倾泻：“如此一个美丽的女人/孤独而咆哮/像一只发情的母狼。”（《夤夜》）如果说女性主体在禄琴笔下觉醒了自我，在巴莫曲布嫫笔下走向社会男女关系，并肩站立于男性身旁，那么，在鲁娟这里，女性主体开始走向民族和历史。在其诗歌《哑奴》中，就写下了作者对彝族女性在历史中话语权的叩问，“连记忆也要剥夺的残忍，让女人成为空白……永远守住谶语沉默/永远做守口如瓶的女人。”可见，鲁娟笔下的女性经验与生命情态的体现、女性地位与命运的思考，都使读者走入一个更聚焦的女性世界。然而，除了关注和表现的深入，更明显的超越在于，“女性意识”甚至成为了鲁娟的一种思维方式。女性不再只是诗歌表现的某种对象，围绕这一关键词，鲁娟构建了一种既能回溯历史，又能呐喊未来的女性世界观。在这一世界观里，女性代替男性，成为真正的中心。同样是述古，巴莫曲布嫫在其诗歌集《图案的原始》里多提到“支格阿鲁”“爷爷”等詞语，这就显现出其以父系话语回溯历史的思维方式，而鲁娟则尝试把历史的追溯也转化为女性世界的叙述，多使用“阿玛（奶奶）”“祖母的祖母”等词语来表现女性的群体历史记忆，如诗歌《一个人的战争》中写道：“至今仍在继续，从祖母的祖母到/祖母的母亲到我/这场旷日持久的黑暗从未消除。”诗的末尾，作者站在彝族女性历史命运的黑暗深渊中发出对未来的呐喊，“我从未忘记背负的记忆/只是现在我要换副盔甲瓦解黑暗。”这是现代彝族女性与过去被压抑、被消解的历史地位的彻底告别，只有透过具象悲剧的肌理，走向社会历史的深层思考，才会真正得到精神的彻悟，开启真正的救赎。
至此，当代彝族女性诗歌中的女性意识从若隐若现到清晰展露，折射出现代女性意识在彝族女性心灵世界中得到逐步强化的历史轨迹。
（鲁娟）
三、外部比较：相较主流女性文学创作的独特气质
相较于主要潮流，当代彝族女性诗歌无疑处于边缘位置，但也正因为未被主流裹挟，才闪烁出特异的光芒，具有民族性、和谐性、隐喻性等独特气质，为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提供了独特的审美内容。
（一）民族性
参照前文，彝族女性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带有强烈的族群意识与身份认同，诗歌往往选取带有浓烈彝族色彩的意象，民族自然崇拜物、宗教色彩及图腾在她们的作品中应接不暇，又往往热衷于“述古”，由此构造出古老而神秘、自然而原始的诗歌意境。在题材选取上，创作内容往往从彝族历史、彝乡印象、彝女精神等出发，扎根民族文化与记忆，“山的女人”“女人的森林”“梦中玛玮”……所展现的女性生命体验、思维方式、历史觉醒都标记上彝族的特殊记号。原汁原味的民族风既是彝族内部民族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延续，也与彝族女性诗人自身大量彝乡生活素材、彝人生命经验积累有关，更体现着她们作为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与自觉。无论是艺术风格还是思想主旨，独特的民族性使她们的女性主义诗歌永远带有不可被“兼容”的异质魅力，所传递出的女性意识更具族群观、历史观的人文视野，承载着无法被替代的独特文化内涵。
（二）和谐性
诚如研究者倪秀维所言：“如果西方女性主义是犀利的，中国女性主义是咄咄逼人的话，那么中国少数民族女性诗人诗歌中的女性主义则是中庸、温和却不乏刚硬的。”[5]相较于西方女性主义尖锐张扬的批判，中国女性主义露骨乖张的反叛，彝族女性主义诗歌呈现出的“温和的刚硬”带有古老而传统的含蓄与克制。彝族女性诗人们将女性意识的展现揉入自我精神的觉醒，在自我观照下刻画彝族女性的美与力量，并不急于对抗，而是以自我建构代替了二元对立。“搭建一个温暖的巢/这是我久而久之的愿望。”（鲁娟《独语》）正是专注于搭建女性自己的空间，她们变得平静而柔软，即使存在对男权历史的反省与批判，也较少出现激烈直露的对抗，而往往以深沉克制的决裂替代。又不得不提到那句“我从未忘记背负的记忆/只是现在我要换副盔甲瓦解黑暗。”（鲁娟《一个人的战争》）当代彝族女性穿上坚硬的盔甲，却从未拿起锐利的尖刀，她们只是建构自己本该拥有的园地，并温柔而坚定地守护。“而如今我以一个女人的身影站立/挺立着乳头 环抱温软的子宫/美丽不可言及/若你以陌生人的方式/误解并攻击我时/我将沉默如水/坚强如石。”（鲁娟《独语》）这是柔美而刚硬的彝族女性的真实写照，也体现着彝族女性主义诗歌和谐与力量共存的总体风貌。
（三）隐秘性
彝族女性主义诗歌之所以带有隐秘性，其实可以追根到民族性、和谐性之中。其一，由于彝族女性诗人往往将女性主义书写掩藏或熔铸于民族的书写之中，相较于其他纯粹的女性主义作品来说，有着与民族文化交杂后生成的神秘隐约的别样美感。其二，由于其女性主义呈现的和谐性特质，彝族女性诗歌往往不直截刻露地传递女性主义观念，而是回归自身的发现与关注，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禄琴一代的彝族女性诗人上。乍读之时，很难直接看到诗人个人的主体觉醒背后所代表的性别符号，直到反复品味后，才在专属女性的柔情的发现与赞美中感受到若隐若现的女性意识。即便是在鲁娟这样已经明确以女性主义诉求为主旨的诗人笔下，也常常是用隐喻、象征等手法制造含蓄隐秘之美。例如她的诗歌《古陶罐》中对女性器官崇拜与身体意识题材的书写，“沿古老的唇沿/溯时光上流/前世/一段美丽绝伦的恋情/藏在一枚小小的钩子上……谁将说出我以新月为上唇/鱼尾为下唇之谜/我就成为谁的妻。”以古陶罐隐喻女性身体与性爱，既带有民族化色彩，又将肉感的主题掩饰得唯美而神秘。身体意识与器官崇拜是主流女权主义常常书写的对象，但经过彝族女性诗人隐秘性的诗意加工，仍能带给读者全新的审美体验。
四、结语
玛玮，是杜鹃花的彝语名，诗人往往以它比喻美好明丽的彝族女性。而彝族女性诗歌也恰同这玛玮一般，长在大地的边缘，散发寂静的花香。它们等待着对话，等待着被欣赏，但它们并不寂寞。因为它们有其自在的生命，那样兀自美丽。
参考文献：
[1]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M].卞之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11.
[2] 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转引自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88.
[3] 姚新勇.多样的女性话语：转型期少数民族文学写作中的女性话语[J].南方文坛，2007（6）：33.
[4] 转引自潘五呷木.女性意识的多重内蕴——鲁娟《五月的蓝》解读[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3（4）：51-54.
[5] 倪秀维.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创作中的女性主义影响研究[D].成都：西南民族大学，2010.
作者简介：华紫瑾（1999-），女，汉族，四川成都人，本科在读，四川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代彝族女性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