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沙辉
为了写这篇关于吉狄马加新近发表的长诗《应许之地》（《十月》2022年7月号第4期、吉狄马加的又一长诗力作）的读后感，我又一次找来手头吉狄马加的作品集特别是长诗以求全面检视，发现我当时买来并最早系统研究他作品（2015年）的那部《火焰与词语——吉狄马加诗集》扉页上，我用铅笔写着这么一句阅读感受：“连接起传统与现代的时代的歌者”，这与我反复阅读长诗《应许之地》的深切感受是非常吻合和一致的。的确，吉狄马加进行创作，无一不是踩住“现代”做两样事：回望历史与传统、思考并放眼未来。由此，他的作品不仅仅属于“文学”“诗歌”，也属于“文化”范畴，它的精神实质、它的内容和“卷起”的思想风暴，也是属于文化的范畴的。他是踩住“现代”、站立在“现代性”之上，放眼传统、放眼未来、放眼精神与文化，并对其进行审视的这么一个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歌情结、文学情结和民族情结、家国情结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是他的精神的一部分并且是重要组成部分，这从他的言行、从他的作品就可以感受得到。因为他的这样的“全域性”视角，他的胸怀民族、胸怀家国的人类性审视眼光，因为他的人类性眼光、作品的文化性特质，他的作品与一般人的作品因此而自然区别开来，他的作品的辨识度与全球性影响力因此而得到确立。林贤治说“真正的知识分子，需要具备一种公共立场，关注人类的重大事务，那些生死攸关的所在”“精神性的具备，首先得有精神生活和精神空间”，吉狄马加无疑是具备公共立场的，文化立场的，是关注人类精神传统和命运未来的，“他的作品是直接和人类命运相关的”。我曾经在评论他作品中指出他的作品是精神性写作。他不仅“有精神生活和精神空间”——更多地体现在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谙熟和深度认可、信任以及蜜蜂吸花粉般的不断吸取和“深挖”，他的作品就是精神性、文化性的直接映射和体现。试看我们当下许多人的作品，都是“顾此失彼”的、都是或瞻前或顾后或自我或他人或为了诗歌而诗歌或为了艺术而艺术的，都先天不足地缺乏了一种“全域性”视野、博大精深的胸怀和大的架构、文化性的眼光。面对纷繁多变的世界，面对纷繁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匆匆人间，再难顾及他人”，全球化与后工业时代，我们许多人的精神都自动化和适应性地矮小了、“现代化”了、自我化了，最多就剩下历史角落里的父亲或许还在空无对象地喃喃自语……在我们真实的精神世界，回望传统、回望我们的祖先与来路，在传统之外，在迷茫的当下，谁还可以作为我们的父亲带我们回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讨论吉狄马加的诗歌特别是长诗，以及其隐于文字背后的精神实质，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就像许多伟大的经典作品自身就是当时之文化的产物，也是人类文化的某种密码和承载体（理解当时的文化、理解人类文化，这些伟大的经典作品无疑是最“灵便有效”的钥匙），吉狄马加的诗歌同样是“当时之文化的产物”“人类文化的某种密码和承载体”，包括他的诗歌和他的其它作品（如评论、演讲稿）天然自带某种强有力的文化气息、文化魅力、文化底蕴即文化性。除了“博大精深”、“人类性眼光”“在连接起传统与现代的致敬传统中彰显现代性”是我一直以来对吉狄马加作品的总体印象和评价以外，吉狄马加作品所具有的“文化性”，是我这几天才“明了”起来并能有所简要说明的一个方面。——那些伟大的作品和作家，往往都因为体量太大、涵盖太广，是极不容易作出简单简要的概括的。而在我感觉到的他的博大精深、他的历史性人类性眼光和他的在传统中包蕴现代性之外，我一直以来阅读他作品时那种道不清说不明的感觉原来就是他的作品具有的“文化性”。就像他的作品具有其它那些特质而迷人、而具有了很强的个性和辨识度，我以为，他的作品的“文化性”，同样是他的深厚文化底蕴、精神大格局的产物，是他的作品之所以迷人和具有很强个性和辨识度的重要一个特征。
当我们阅读《圣经》，阅读歌德的《浮士德》之类的作品，其中不可掩盖、自然洋溢的浓郁“文化气息”（即它们的文化性）本身就是一道非常迷人的风景，里面的典故、里面的情节内容，无不是一种西方精神和思想的经典和经典的反映，特别是里面的注释，集中起来看，就相当于是一部非常吸引人的西方神话故事集、西方思想和精神史了。吉狄马加的诗歌同样不可掩盖、自然散发着一种浓郁的“文化气息”（文化性），非常突出地，他的诗歌特别是长诗里面的注释，同样相当于是在阐述彝族传统文化，是在介绍彝族文化传统背景——把这些注释连缀起来，就是一副波澜壮阔的民俗和民族文化画卷，也相当于是彝族文化精神传统精髓之一部分了。就像《圣经》与希腊神话是西方国家的精神文化底蕴之所在一样，应该说，深厚的彝族文化传统是包括吉狄马加的彝族人的精神底色和创作源泉。而我想，这多亏了吉狄马加出生于大凉山彝族地区的腹心地带——具有深厚的彝族文化精神传统的、原凉山州州府所在地昭觉，是这样的出生地孕育了一个世界级的、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代表性诗人的彝族诗人吉狄马加。
作为一个“文化气息浓郁”的诗人，吉狄马加的作品不仅天然自带文化的胚胎，是脱胎于“文化”的母腹，吉狄马加也善于自觉地去挖掘“文化”的富矿、善于恰如其分地将一些“文化元素”、自己的思想揉进作品中。在我看来，《应许之地》就是这方面的这样一个例子。
在彝族典籍，这样描述“理想国”：屋后有山是牧场，屋前有坝是秧田，牧场和秧田中间是村庄；草原上有坪能赛马，沼泽地带能放猪；寨中又有青年玩耍地，院里也有妇女闲谈处，门前还有待客歇息室；屋后砍柴松明附柴来，屋前背水鱼儿同水来。对于当时社会环境来说，已够“理想”的这样的“理想国”，不是乌托邦，它存在于被彝语称为“兹祖濮乌”的如今的云南昭通，它地处云、贵、川三结合部的乌蒙山区腹地，是彝族祖先的繁衍生息地。
彝族的“兹祖濮乌”，也类似于《旧约•创世纪》的应许之地：
以色列人祖先亚伯拉罕由于虔敬上帝，上帝与之立约，应许其后裔将拥有流牛奶与蜜之地。应许之地就在迦南（指的是约旦河以西地区，包括加利利海以南和死海以北地区）：“摩西五经”讲述，后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摩西死后，约书亚带领于大约前1405-前1350进入应许之地——迦南，成为后来的以色列王国。旧约中的“应许之地”就是今天的三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圣城耶路撒冷。
在彝族人的生活中，兹祖濮乌就是送灵归祖的地方，是他们犹如西方人心中的耶路撒冷一样的圣城。所不同的只是，作为创世神话，应许之地迦南是流牛奶与蜜之地，而兹祖濮乌相比之下就更有“烟火气息”，它只是一处非常适合于祖先们生产生活、繁衍生息的美好之地（当然，后来就演变成了可以送灵归祖的“神灵之聚集地”）。
吉狄马加的长诗《应许之地》，巧妙地借耶路撒冷喻兹祖濮乌，借古喻今，这同时也是借广为人知的“文化”、故事来描述和传扬影响范围相对小一些的（彝族）典故、文化、精神。——在彝族的传说中，作法之人可以让人神灵附体去“访问”已去世的祖先、去“访问”祖界，吉狄马加的作品，也是一种“文化附体”，能借“文化”以达通灵之境、灵通之境。
这是吉狄马加诗歌作品的“文化性”之又一个侧面的映现。
而加狄马加诗歌的“文化性”，在吉狄马加的诗歌，在他的其它作品，都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属性、共性和现象。不管是从他作品的总体性和内容、情怀以及一些细节和表达方式上去考量，都是如此。
在结束此篇小文之前，让我们再来简单谈几句吉狄马加的这部长诗《应许之地》的另外一些创作特点。《应许之地》精神架构宏伟，眼光悠远，同他的其它长诗一样，气韵与语词，具有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是又一部让人惊喜又意想不到的重要作品。它从彝人的现实和未来出发，以诗的语言，揭示人类所要面临的境遇，发人深省、引人深思。——我们可以在这里补充一句的是，那个上帝应许的流牛奶与蜜之地耶路撒冷，近千年来战事断断续续，圣城的和平并没有完全降临。诗人写作长诗，犹如小说家写作长篇小说，不仅需要足够的勇气，更需要的是足够大的体量——思想体量、精神体量，以及对此和对文字、建架结构、长诗的气韵等诸多方面的驾驭能力。长诗需要大的架构，需要“放空”原来的特别是世俗化的自己，又需要以一种气韵、思想和属于诗的、大诗的一些东西来“填满”自己，如此方可着手而作。当然，这对于吉狄马加来说，对于具有大诗人品质、当下公认的中国长诗健将吉狄马加来说，不成问题，他需要做的，是如何突破自我，在不重复自我的基本前提下，创作出另一层次的作品。事实也证明，每一次亮出作品，特别是长诗作品，他不仅没有重复自我，并且每一次都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非常让人惊讶和敬佩的作品——《应许之地》又是一部比之前之长诗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重要作品，让我们来看他之前的长诗——诸如《我，雪豹……》《致马雅可夫斯基》《不朽者》《火焰上的辩词》《大河》《迟到的挽歌》《裂开的星球》以及最新发表的《应许之地》（《十月》2022年7月号第4期）《与诗人谈语言和诗歌》（《诗刊》2022年8月号上半月刊），无一不是各有各的重大主题和自我“任务”及特征。
“过去的小路，/已隐没于漂泊者的颅底”“这不是/一个属于马的时代”“因为我们/失去了最后一个能够完整吟唱摇篮曲的人”“尽管这条路并不通往/我们消失的那个传统的世界”……我想提一下的是，《应许之地》将后工业时代与“那个传统的世界”对照、从彝人的现实和未来出发，从而深刻揭示出人类所要面临的境遇，进而引发人的思考。另外，根据“描述”现代性或者说后工业时代的需要，此篇长诗，作者直接让“传统”“现代性”“玻璃”“电站”“克隆”“网络”“电气”“升降机”“货币”“现代”“工具”“理性”“实用主义”等作者此前并未见使用的现代性词汇入诗，这或许也是一种有别于此前的写作风格上的变化（关于诸如“飞机”“大炮”“钢筋”“玻璃”之类的现代性词汇是否可以入诗，我记得历史上有过论争——当然现在已不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而是一个普遍被证明是可以的创作法——吉狄马加此诗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它并未因为用了这些现代性语词而在诗性上有所削弱，相反，这是非常契合我们的“现代性”生活和现实的）。然后，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认为这是作者的又一个有意思的独创写法——将一些约定俗成的写法恰当而新颖地变通了一下，例如将“诺苏”（彝族自称）写成“啊诺苏”（《应许之地》第八节），当然，结合本诗其它一些地方如“啊不同方言的词语”“啊每一个男孩”（均在《应许之地》第八节）来看，这些“啊”当然是属于单列的一个字的，不过我有些更喜欢将其误读成“一个词组”来理解，如“啊诺苏”之类——从彝语层面上来讲，“啊诺”“啊诺苏”这样的语词是本来就有的，如此误读之下语义并未产生所谓的完全相反的歧义——而这也算是我作为一千个哈姆雷特之一的一个读者的一点小小权利了吧。更何况，这样的有趣解读之处也并非孤此一处，在《与诗人谈语言和诗歌》（第一百二十八行）我还发现了作者的一个有意思的独创——“那里呼呼的象声词从天而降/嚯罗啵罗滚过大地的胸膛”，如果说上面的“啊诺苏”是我的曲解和有意误读的话，此句中的这个“嚯罗啵罗”，是确证的作者直接引用了彝语里的一个象声词，而语义上，也与所需要表达的意思是相互吻合的——“嚯罗啵罗”，彝语，象声词（也可用作形容词），用作象声词时相当于汉语的“轰隆隆”；用作形容词时常用来形容“蛮干”“用蛮力做事”；或用来表示“一股脑儿”或“鲁莽”地“推出”（乱石、滚木等）发出的声响（象声词）。在此诗里，我们用两种解读法解读它，好像也并未有大错；而用它代替“轰隆隆”，不仅有效达到了诗歌语言的“陌生化”处理，更重要的是让其更有韵味、生机，强化了语词的丰富性和张力，是一种激活了语词的另一番生机和生命的创造、创新。
当然，这不过是从“咬文嚼字”的细微处来解读这些长诗的另一种方法罢了。
而我不厌其烦地如此误读、解读这些细节，是想从另一个侧面指出这些长诗的另一种“风情”和其所包蕴的无限魅力。
（2022-08-27、28）
（本文发表于《四川日报》2022年10月14日第19版“天府周末·西岭雪”栏目头条，有所删减）
作者简介：沙辉，彝族，70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凉山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第18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获第八届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奖等奖项。在《民族文学》《当代文坛》《文艺报》《星星》《散文诗》《散文诗世界》等发表作品，文学作品收入十多个选本。著有“心三部曲”诗集《漫游心灵的蓝天》《心的方向》《高于山巅隐于心间》，评论集《给未来以历史的回音》、散文诗集《神灵的跨越》及人物访谈录等作品待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