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史诗《勒俄》中清晰、生动地记录了大小凉山彝族诺苏人是如何经过痛苦的生死抉择后踏上长途迁徙、艰苦跋涉之路，最后在这片神秘、灵性、诗意的“理想的居住地”上落脚定居的全过程。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话正好是对彝族人与居住环境之间一种悠远而复杂的互动关系的深刻写照。彝族诺苏人对自己脚下这片土地进行长期征服、改造、互动、调适和磨合之后，逐步缔造出彝民族的人文文明成果，形成彝民族特有的历史生命和民族文化性格。
彝族诗人王国清
正是受这种地域文化根脉的潜在支配和诗歌抒情传统的深度影响，彝族诗歌写作一直延续着一个恒定的主题：地域自觉与族群自觉。即使是当代彝族汉语诗歌写作也保留了对这永恒主题倾情表达和强烈抒写的极大热情和坚定信念。彝族青年诗人王国清的汉语诗歌创作集中、浓烈地倾诉着他对大小凉山的热爱、对故土山水的依恋、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和对母语世界现实变迁的焦灼之情。
一、“母语就是我们的呼吸”
关于语言与诗歌的关系认知，《周易》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论，《庄子》有“得意忘言”之说，海德格尔认为：“诗首先使语言成为可能。诗是历史的人的原初语言。语言的本质必得通过诗的本质来理解。”维特根斯坦说：“思想即语言”等等。他们所谓“言”、“语言”在诗学层面上都应该是指“元语言”，诗歌是“元语言”通过诗人来敞亮自我、实现自我，获得灵魂形式的手段和途径。诗歌创作是诗人真正返回母语的内部世界，感悟母语的生命信息，获得母语原始光芒的照耀，释放母语创造精神的最直接、最有效的精神创造活动。
由于诗人王国清从小生长在彝族传统文化氛围十分浓厚的古老彝寨，并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彝语标准音地凉山州喜德县。通过学习，诗人熟悉和精通彝族毕摩、苏尼的信仰文化，彝族“德古”的格言、谚语、史诗传诵传统，彝族民间歌手的民歌演唱和器乐演奏，以及寨子里长老们讲述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母语文化。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在他的诗歌的言、象、意的构成中有着明显的母语文化诗意表达的自觉与自由。对母语世界的事、物、理、象、境等都有着信手拈来、随意取舍的优势和特点，这大概是精通母语并在母语文化中长期熏染的诗人在进行“第二语言诗歌”创作时，与那些已经丧失了母语能力的本民族“第二语言诗人”不可以相提并论的优势所在吧。
在王国清的诗歌中，很多时候将母语、大凉山、母亲、生命、自我等混同混用，似乎可以暗示出诗人在无意识里有着对母语世界诗意返回的渴望，对母语文化养育之恩予以反哺，对母语文化命运的自觉担当的使命和责任等精神觉悟：
大凉山，是谁默许
让我与你相遇
与万物相遇
在这里，感受爱认识爱付出爱
在这里，所有的万物
似乎都有灵
指引我方向
那座高高的高山，倔强的像我的头颅
那片冷冷的冷杉，忠贞的像我的爱情
那些攀延的藤蔓，长长的像我的家谱
我承认我的先祖们一路追寻选择栖居
在这里，是从一座座山峰开始的
或是一棵青松，或是
一次占卜或一束光亮
抑或一块虔诚的大石头
——《大凉山，我富有灵性的栖居地》
在诗人的记忆里、诗人的生活中、诗人的意识世界，大凉山、万物、身体、灵魂、仪式、山峦、森林、石头和光芒都是母语的根基，也是诗人的诗心、诗意和诗境的根基。除了对“物”的层面的母语的认知、把握、拥有与自省外，对母语的“灵”的理解、升华和预见也属诗人的天职和贡献：
夏商的记忆
早已停留在历史的云端
一种叫做石头的东西
在广场中央
醒目的刻满我的母语
……
毕竟你和我
和那些远去的人
从来都仅仅只是个过客
唯有刻在基因里的记忆
还在那里
穿过广场不停的燃烧
——《穿过刻满母语的广场》
其实，母语如同牧人不能拒绝牛羊
就像农夫离不开土地一样
其实，母语就是我们的呼吸
就是血液，就是空气，土豆，荞麦
——《走近母语空间》
在青年诗人王国清看来，大小凉山不仅是生命的诞生地，理想的居住地，以及灵魂的栖息地，而且是母语的天堂，是诗歌的天堂，是爱与美的天堂，是诗人获得生命、理解生命、释放生命能量、提升生命价值的不可选择并无怨无悔的精神居所。可以说诗人把灵魂的家安在了一行行一曲曲从大凉山山水之间喷涌而出的诗与歌之间。由执着、真挚、虔诚的艺术追求和富有特色的诗歌创作实践获得了身体与灵魂合一的艺术生命体验。
二、“用咒语对抗咒语”
信仰是诗歌的精神，没有信仰背景和内涵的诗歌是空洞、肤浅的语言材料或诗人的一般情绪的简单堆叠与铺排，而非经过严格的艺术创造过程提炼和熔铸而成的艺术品。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植被情况和气候条件等因素，自古以来，大小凉山就被外界想象或描绘成一片神秘诡谲、巫风盛行、蒙昧无知、迷信落后的荒山野地。然而，世居在这里的彝族人拥有数千年前创制的古彝文，拥有古老而坚韧的毕摩文化，拥有独特、卓异的天文智慧，拥有完整而健全的母语文化体系。面对这样的历史，诗人王国清敏感地感受到了自己诗歌的文化根基和信仰背景。彝族人敬畏自然、敬畏祖灵、崇尚万物有灵而且灵魂不灭，坚守自然崇拜、祖灵崇拜的民族传统信仰文化，对青年诗人王国清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应有的影响：
那些巫者
边击鼓边跳唱
直到全身战栗
声嘶力竭
走进自己虚拟的天堂
用咒语对抗咒语
那些巫者
始终踩着鼓点
踏动舞步
奔波于人鬼之间
进入恍惚
用邪念驱赶邪念
——《巫者》
在山与山之间
我似乎找到了可以安身的地方
在山的那边的那边
我似乎听到有我的祖灵在召唤
——《守望一座山》
由特有的自然宇宙观念、生命意识和历史道德观念决定，自古形成了大小凉山彝族诺苏人独特的人文景观和生命哲学。青年诗人王国清接受汉语诗歌艺术精神的洗礼，借助汉语诗歌现代艺术手法的启迪，十分明敏地找到了其当代汉语诗歌在母语人文脉络上的源头——神秘悠久的神巫祝咒体系及其口头传统。使他的诗歌能构重新唤起人们对神巫、祝咒词、灵肉、语言、真善美等与诗歌悠远的渊源关系的再次确认。这样，使其诗歌创作必然获得了文化史的深度和美学追求的人文价值和精神高度：
天庭
幻化祖灵
为火
火在烧
烧了九天九夜
火生烟
烟在飘
飘了九天九夜
烟生云
云在游
游了九天九夜
云生气
气在升
升了九天九夜
气生雪
雪在化
化了九天九夜
雪生我
冰是
我的骨
前世今生一身如雪
——《前世今生一身如雪》
那些播撒在
火葬地上的兰花烟
到了春天也不发芽
而沉睡多年的
火葬地
却长满了野蒿
——《野火》
这些诗句字里行间透示着诗人既可以深入彝族信仰文化的内部世界去感知、阐释和表达自己对母语文化独特的领悟能力，又基于这样的文化功底去发掘其中极具诗意和现代审美意义的文化符号和精神意象来创建自己的诗歌艺术风格。诗人不仅敬畏彝族信仰文化，而且敬畏山川河流，大小凉山在诗人的心目中已经不单单是个地名，而且是个信仰的精神实体和灵魂符号。从这点上说，王国清找到了自己一生进行艺术创作与生命历程相一致的深厚背景和高远目标。
三、“羊群已站立成诗句”
大小凉山又是一片灵性四溢、诗性充盈的土地。彝族是一个用诗来创造文明历史，用诗来树立族群尊严，用诗来彰显生命个性，用诗来构筑生活殿堂的诗性的民族。自古以来，大小凉山彝族祖先创造和传承了伟大的创世史诗《勒俄》，教育史诗《玛牧》，以及其他叙事、抒情诗歌经典文本和数以万计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口头遗产。新中国成立以来，彝族人文历史书写和文学叙事有了重大的转型，从原有的单一母语叙事形态过渡到了母语叙事和汉语叙事并行的形态，彝族文化生命历程进入严格意义的“双语时代”。在这一背景下，大量的彝族青年知识分子和文化书写者们，不论选择母语叙事还是选择汉语叙事，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也都是自由的。彝族文化史也由此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双语文化、双语文明共生共荣的新的历史时期。而在诗歌创作领域，有了独特深厚的彝族母语诗歌艺术传统，有了博大开放的汉语诗歌语言艺术的全面影响，大小凉山实际上早已经成为一座诗歌艺术的熔炉。
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单从语言方面来看，诗也是个独特的领域，为着要和日常语言有别，诗的表达方式就须比日常语言有较高的价值。”这是在强调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差异，诗人只有把握好这种差异，其诗歌艺术创作才会有可能获得独立的价值和永恒的生命力。诗歌评论家敬文东在《诗歌在解构的日子里》中说，“人在语言中行动，诗歌就是在这种行动中完成对人的灵魂的窥测。”这里非常深刻地道明诗歌是诗人为了探测生命的堂奥和灵魂的隐秘而采取的语言行动。因而，诗歌的本质、诗歌的功能、诗歌的境界、诗歌的目的都必须紧紧围绕着语言的本质、人性的本质、生命的本质及人的灵魂的本质来思考和实践。诗人王国清在这个诗歌熔炉里执著地进行着自己富有个性的艺术实践：
我请求
用我的骨头
点亮那盏史诗的灯
我请求
用我的血管
输送那瓶精神的溶液
——《把门打开》
故乡是一朵云搭建的村庄
不甘寂寞的羊群
越过栅栏
一棵冷杉干咳出几只鸟影
梦一样乱
一声迟来的布谷鸟叫
装点
山寨的清晨
——《一朵云搭建的村庄》
诗人周伦佑说：“不管是把诗比喻为梦、镜子、美的感性形式，世间万物的象征，或别的什么，所有的定义都指向阿波利奈尔轮子：一种新现实——超现实。诗人便是使这轮子转动的启动者、操纵者、玩轮子的人。”但我们可以肯定一点，这个所谓的“超现实”绝对不是什么神秘主义的空穴来风。王国清以“羊群站立成诗句”的洞察力用短短几行诗就把诗人所理解的自己的历史、现实、自我、族群、生命、精神、魂魄、胆识和豪情自我揭示得如此淋漓尽致。在彻澈、凝练、隽永、骨力中达到具象与抽象高度统一的气韵生动、诗意盎然的艺术效果，非神启般的语言艺术才能实难达到如此境界。
四、“我种在诗歌里的索玛花还会再开”
大小凉山彝族人关于生命来源于“雪子十二支”的传说历史悠久。这一生命起源神话成为彝族人特有的生命意识、生命价值观和生命哲学的根本，几千年来一直潜在地支配着彝族人文历史的创造、传承与发展。诗人王国清十分清楚，一个诗人的生命自觉必须从历史自觉和文化精神自觉中开始，对生命归宿的思考与确认也必须首先从生命的人文历史起点的确认开始。因为，人是一定文化历史关系的创造主体，同时又是一定文化历史关系的产物。在人的自我存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是不同的母语在告诉不同的人群生命的定义，是不同的母语在告诉不同的人群文化的价值，是不同的母语在告诉不同的人群诗歌创造与生命创造、文化属性与生命尊严之间的深层关系：
雪，在昨夜的征兆中
从遥远的远方
会同我的思绪悄然而至
瞬间给大地，披上
洁白的衣裳，多么安祥
雪，在临近年终的大门时
与我，再次邂逅
将我的冬天裹紧
随后便消融于整个大山
雪，来了又走，只稍作停留
在今朝的目送中
就在一次次轮回的季节里
——《雪，只稍作停留》
我们知道，“雪”是彝族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经过本民族文化创造主体在各个历史时期进行反复提炼出来的一个能给人以生命的姿态、生命的本质、生命的规律、生命的起点与归宿、生命的境界的原型意象和核心价值表征。诗人王国清在此再次过滤、演绎、展示了“雪”的风采与启示。
周所周知，诗人对语言与神话，语言与原型的悟性直接关系到诗歌创作中语言艺术运思方式、风格和内容。于坚说过：“‘诗’是动词——语言自身的运动，诗人操作与控制的过程。不是等待灵感，而是控制语言。”当然，诗人对语言的“操作”和“控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诗人自身对该语言背后悠久、复杂的母体文化的把握、熔铸、策动、反省、提炼，以及整合和超越的能力。
T·S·艾略特曾经在《荒原》中说过：“去年你种在你花园里的尸首，它发芽了吗？今年会开花吗？”。王国清想在自己的诗歌里种植心中的“索玛花”，我们期待着这以诗歌为土壤的“索玛花”开得鲜艳、夺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