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代彝族汉语诗歌创作群体中，云、贵、川等地的彝族诗人们都不约而同的对“大凉山”这一地域意象进行了或热情歌颂、或充满忧思的抒写。诗人们用细腻和耐人寻味的符号化语言诉说着“大凉山”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与地域精神，同时“大凉山”也通过自然景观标识的形象与符号来独特地表达着彝族的文化魅力和精神内涵。“大凉山”这个具有汉语词义的地名，注定将通过彝族汉语诗人们的诗化命名和美学实践成为彝族历史生命叙述和现代文明创造的精神动脉之集中体现和地域徽标。
关键词：“大凉山” 山地文化；彝族汉语诗群；地域诗歌；文学地理学
为了系统梳理当代彝族汉语诗歌创作的历史与现状，进一步思考和讨论这一诗歌现象和创作群体的意义和价值，本文将围绕“地域诗歌”这一主题，从文学地理学、文学的地域使命与山地文化意象这三个层面，对“大凉山彝族汉语诗群”的研究与构建做较为深入的阐述。
一、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大凉山彝族汉语诗群”
从地域角度切入中国文学的研究，或者说对中国文学进行地理学的研究，是中国文学学科发展的自身需求，也是学术界的共识，并已积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杨义先生近年来所作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研究成果与理论思考，为这种路向提供了先导性的实例；梅新林教授的《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1]一文，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关注作家籍贯地理、活动地理、作品描写地理、传播地理等四个层序时，要特别关注文学地理学中“地理”之于‘文学’的‘价值内化’作用。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个互动关系，而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任务和方向主要有：一是对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文学要素（包括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读者）之间的各个层面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特点，并给予合理的解释；二是通过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等构成的影响，以及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对文学作品的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体裁、形式、语言、风格等等构成的影响；三是考察文学家以及由文学家所组成的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所完成的文学积累，所形成的文学传统，所营造的文学风气等等，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所构成的影响。[2]
在彝族历史文化地图上，大凉山自古以来就是一片独具特色的地域，拥有独特的人文风景和文化图式，形成了覆盖面非常广、文化意蕴极其丰富的地缘文化。由于它的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因而赋予不同的性质，显现出此文化有别于彼文化的特质。这些彝族文化特有的地域特征及在这以地理文化特征下长期形成的文化精神内涵不仅表现在独特的地方语言文化，独特的民风民俗，而且由于彝族诺苏人历经的特殊的历史遭际、特殊的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从而形成了富有地域个性的建筑艺术、服饰艺术和歌诗艺术，表现出特有的文化性格和生存智慧，铸造了属于“大凉山”的独特的美。这里山高谷深，层峦叠嶂，雪山巍峨，横断山脉纵横千里；其间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汹涌奔流。在某种意义上，大凉山是“彝山”，不仅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更是比较完整地保留传承了彝族传统文化、母语文明的地方，因此也被誉为“彝族文化圣地”。大凉山在彝语里称为“尼木”（nip mu），如今作为中国版图上的一个地理概念，“凉山”还有大小之区分：大凉山特指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小凉山一般指包括云南省的宁蒗县以及四川省其他地方的彝区，即阿坝州、甘孜州、攀枝花市以及乐山市的马边、峨边等彝族居住的地方。由于大小凉山彝区彝族文化内涵有较多的共性，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前，尤其在古代，彝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从内部来看比较统一，从外部来看也相对独立，构成了独特地域性的文化版图和人文体系。
“大凉山彝族汉语诗群”是起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现在已基本成型的一个以大凉山为地域背景、以彝族文化为精神特质、以现代汉语诗歌为表达方式的诗歌创作群体。在过去的文学批评研究中，“大凉山彝族汉语诗群”也常被称为 “大凉山彝族文化汉语诗群”、“大凉山彝族汉语诗人群体”、“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体”、“凉山彝族现代文化诗派”、“彝族凉山诗人群”等等。这个诗群，以彝族传承几千年不曾中断的母语文明，特别是古代母语诗学，以及在历史各个时期不同程度的对汉语文化的吸收与借鉴历史为人文背景，以云贵高原、横断山区、金沙江北岸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为依托，以对彝族当代文化命运和族群生存现实的深切关注和自觉担当为使命，以彝族审美传统与现代汉语新诗语言艺术探索的美学实践为精神内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辛勤耕耘和努力创造，进而跻身于中国当代诗坛，已经成为中国汉语现代诗歌创作与发展中的一支劲旅。可以说，“大凉山彝族汉语诗群”自1950年代凉山实行民主改革后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第一位彝族诗人吴琪拉达开始，几十年来的时间里一直保持到现在比较旺盛的状况，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少有的。而且是在大凉山这么小的一个地域里面，出现那么多达到一定水平的汉文写作是非常不容易的。从彝族文学史的角度看也好，从对中国文学史乃至对世界文学的冲击力和影响力看也好，这个群体的价值都是不可忽略也不可低估的。他们竞相以宣言式的、横空出世的方式出现在中国文坛上，特别是近年来相继发起成立了几个民间诗刊和诗社，构成了当代汉语诗坛极具规模的热闹景观。他们之中比较有影响的诗人包括“学院派”的巴莫曲布嫫、阿库乌雾，“非非主义”的吉木狼格，“山鹰魂”的阿苏越尔、晓夫，“独立”的周发星、鲁娟，“灵诗社”的吉狄兆林、的惹木呷、伊萨、孙阿木、罗洪木果、吉洛打则，以及属于“官方职业写作”的吴琪拉达、吉狄马加、马德清、倮伍拉且、俄尼•牧莎斯加等等。从1980年代起，这个群体的创作开始集体爆发，我们翻阅大量官方文学刊物和一些重要民刊，都有以上这些诗人的作品常出现在里面，并且大部分诗人相继出版了各自的诗集，如吴琪拉达《吴琪拉达诗集》、吉狄马加的《一个彝人的梦想》、巴莫曲布嫫《原始的图案》、吉木狼格的《静悄悄的左轮》、阿库乌雾的《走出巫界》、马德清的《三色鹰魂》、阿苏越尔的《留在雪地上的歌谣》、倮伍拉且的《诗歌图腾》、俄尼•牧莎斯加的《灵魂有约》、吉狄兆林的《梦中的女儿》和鲁娟的《五月的蓝》等等。另外，在当代彝族汉语诗歌推动、促进以及诗人间的交流探讨等方面，一些民间诗刊和诗社都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在此，先来对“灵诗社”进行简述，而关于周发星的民刊创办经历放在下文中重点论述。
记得2011年的某天，的惹木呷、罗洪木果等几个年轻诗人特意找到笔者，为他们诗社准备内部发行的《灵诗刊》写一点卷首语——灵语。由于时间繁忙只好推掉了他们的邀约，但“灵”这个诗社名称却留给了笔者特别的想象和思考：
你们一次次叩问宇宙的方式就是久久仰望天空。由此，你们获得了如数家珍般清点星星的能力；你们解开了逝去祖先都不曾居住在天空的秘密；你们懂得了如何使用神枝和祝咒词对应宇宙生命的智慧；你们凭借神性思维和灵魂学说，充分利用身边的山水木石象征化地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创造了独特的母语生命历史。[3]
直到后来笔者在新浪微博里写出这节断片时，无意中发觉“神性思维和灵魂学说”这一点，似乎已经在“灵诗社”这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应验。这些年轻的诗人们意识到“灵”既是诗歌艺术创作的源流与根性，又是彝人古老的族称和信仰崇拜的对象。从而以“走在通灵路上”的诗歌理念和创作方向进行自我提醒，自觉地肩负起守望苍茫群山之巅“祖先神灵”的使命，并用诗性灵光呼唤原始宗教体系中“彝人精神”。在当下出现很多彝族人“盲目追崇外来文化”、“茫然面对传统文化”的自我隐患和迷失状态日渐趋向严重的社会现实中，“灵诗社”成员们在文化自觉意识下的诗歌探索精神和深入彝族“万物有灵”宗教观的决心，或许能为重建彝族社会和复兴彝族文化带来一种文艺启蒙思想。而“灵”派诗人们也凭借一种自然而然的民间文化立场和个体诗歌抒情特质，正在跻身于这个在彝族当代文明进程和文化建设中具有特殊意义和独特精神造诣的“彝族汉语诗人”群体。正是受这种地域文化根脉的潜在支配和诗歌抒情传统的深度影响，彝族诗歌写作一直延续着一个恒定的主题：地域自觉与族群自觉。实质上，故土对于任何诗人来说都是拥有某些挥之不去的“情结”，古今中外的诗歌名篇往往充满了诗人对故土的那份眷恋和精神寄托，同时又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民族情感。每一位诗人都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写作的，大凉山彝族汉语诗群文本大多以特定地域——大凉山作为抒写对象，其倾诉点在于大凉山上的人、事和自然风情。诗人们总是把目光投向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为之而歌，为之而吟，致力于通过回忆、感悟、依恋、回望和怀想等方式来唤醒自己的内在创造力，将饱蘸情感的笔触深入到魂牵梦萦的乡土家园，企图去探寻一个民族的“精神圣域”。或者说将自己的诗歌精神扎根于彝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获取一种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丰富性的精神范式和文化命脉。
二、“地域诗歌”的诗学阐释
“地域”一词作为一个当代性的文化立场与美学范畴的提出，是1980年代以来的事情。地域的要素与特征一般表现为：自然环境标示、人文环境标示、人物心理和性格特性标示等。而对于人类这样一种物质和精神高度统一的存在物而言，地域既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理的、物质的存在，又是一种虚实相生的精神的存在，每一片地域都有自己独特的诗性、文学性的存在方式，从而使人类的宇宙生命变得可能。我们在此提出的“地域诗歌”，具体指同属于一个地区的诗人及其诗歌创作中注入地域文化和民族特性的诗歌。
在当代彝族汉语诗歌领域，周发星是最早的“地域诗歌”提倡者。而周发星的民族身份一直是彝族汉语诗界所争论的焦点，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本身是汉人却“自行彝化”（或者说是自觉认同彝族文化身份）的诗人时，必然遇到这样的问题：他算是彝族诗人吗？又怎样恰切到位地界定他复杂的身份呢？这是我们准确而深入地解读周发星其人及其成就的前提之一。作为民间诗人的发星所定义的“地域诗歌”是以中国各地域中有特色民族文化以诗意的呈现。在他所列数的“地域诗人”有阿库乌雾、鲁娟、阿索拉毅、沙马、马惹拉哈、胡应鹏、吉狄兆林等以及他本人。从中可以看出所谓的大凉山“地域诗人”不仅包括彝族诗人，也包含了生活在大凉山的各民族诗人，如胡应鹏。[4]也就是说，“地域诗人”的身份跟文化地缘性有关，而跟民族类别属性无关，正是从这点上，我们才能把周发星纳入到属于“地域诗歌”诗学概念范畴下的“大凉山彝族汉语诗群”，但在严格意义上还是不能归为以族群身份和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当代彝族汉语诗群”。
从2000年起，发星凭借着《独立》、《彝风》这两个民刊平台，有意识地把大小凉山现代诗人的作品集中编辑成册，即《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1980——2000）》，并公开出版发行。可以说，他对彝族汉语诗歌发展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在他出版于2006年4月的诗集、文论合为一集的《地域诗歌》里，“地域诗歌”一词作为诗学概念被他首次提出，并在前言中对大凉山的“地域诗歌”发出了这样的预言：“如果发展得当、顺利，会聚集与形成一个‘地域诗歌写作群体’，给中国诗坛以‘拉美文学’似的爆炸。”[5]杨远宏先生评价发星对当代中国诗歌至少有两项贡献：一是多年来几乎完全以一己之力，主持《彝风》和《独立》两份民刊的编辑和传播，为推进当代中国诗歌大器、深厚、精神性建构和发展，奉献了不遗余力的宝贵心血；二是在城市文明对根性乡村文明狂傲横蛮大规模入侵，在城市膨胀释放出来的灯红酒绿而又苍白鄙俗的精神/文化泡沫中，始终认定、保持一位诗人应有的辽阔深远的精神背景，和沉潜坚实的灵魂根基，深居、汲纳于大凉山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彝族灵魂和彝文化，以其“有根性的言说方式以及自由的语言之舞”，在言说、抒写大凉山、彝文化的同时，也言说、书写了世界和人类文明。[6]而诗人海上则认为，发星和一些同道者提出和提供的有关“地域诗歌写作”的资料，确实填补了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页理论空白。过去所研讨的“乡土诗歌”远不如“地域诗歌”的宽泛性和民族性及本土性。[7]
“乡土诗歌”是中国现当代诗歌发展的最重要的一脉，这种创作方向主要是基于诗人的心底对故乡的认同。而“乡土”的特性也可扩展至民族性、地域性和空间性三重性。“乡土诗歌”研究的关键也在于三重书写，即城乡文化及其他多种文化相互融汇中突出“乡土文化”的抒写；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原始乡村”自身变化、发展和被边缘化命运的思考写作；全球化背景下故土模糊、国家放大和地球缩小的空间转化中原始记忆想象和现实经历记录的诗意书写，从而延伸出文化视野中的乡土、故乡视野中的乡土和全球视野中的乡土。从这个层面上讲，“乡土”无疑也是当代彝族汉语诗人的生命之根和文化之源，是记忆空间和灵魂归宿，也是站在异端文化场域反观、回望并坚守自己的故乡。2013年5月，作为百座城市的“中国诗歌地理”丛书[8]之一，《中国诗歌地理：凉山九人诗选》一书由时代中国出版社推出，集中展示了倮伍拉且、俄尼•牧莎斯加、阿苏越尔、吉狄兆林、霁虹、鲁娟等近年来活跃在凉山诗坛乃至中国诗坛、不同年代的九位优秀诗人及其作品。书中还收录了朱叶、钱志富、阿库乌雾、罗定金、朱洁、庞培等诗评家的有关评述。该选集序文作者左春和认为大凉山“有他们（凉山诗人）的爱恨情仇，也有对于文化和语言秩序的诗意建构，他们在诗中传达的使命信息，表明他们并没有沉迷于审美之中。否则，一个族群的文化内核会被时代的强势文化所淹没，语言也将失去它的传统脐带，那将是文明的灾难。正是这种诗意的自由光辉，避免了现实权力高置于真理和价值之上的咄咄逼人，摆脱了低级秩序对于高级秩序的控制和奴役。”[9]不管怎么说，在祖国的大西南，彝文化潜隐在民间世界中，凝成了弥漫于这方水土上的氛围，并先在地渗入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精神血液，不自觉地规范着他们的文化行为和精神命运。对地域文明的自觉与坚守，也表现在诗人的恋土恋乡情结中，表现在对地域文明的深刻体验与认同上。这种对土地的眷恋一代代沉淀下来就形成了一种广大浓厚的乡恋情结，深深嵌进民族的血液和心理气质里，那并不是浮浮躁躁的大都市现代文明一天两天所能洗刷抹掉的。尤其对于身浸都市又在其中寻不到温情和归依的诗人来说，乡土故园就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概念，而往往升华为一种艺术生命至境和梦想中的精神家园 。特别是在新世纪全球化全面到来后的母族文化抒写中，族群意识得到了地域性的聚拢与扩散，诗人们在文化故园里找到了远离主流文化独享话语权和霸占文明空间的呼吸逻辑，生长成反中心主义专制、反权威意识形态的独善其身的自保姿态，同时也形成了空前包容、多元共生的博大胸怀和文化态势。
三、文学的“地域使命”
文学叙事，自古至今都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创造方式和创造成果。在一定意义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其文学叙事成就的高低，直接标志着其文明的程度和对人类社会贡献的大小。因而，文学叙事及其语言艺术创造从其诞生之日起，一直有着特殊的使命和责任。我们理解的文学的主要使命至少包含这几个方面：（一）文学的语言艺术创造使命；（二）文学的生命价值创造使命；（三）文学的历史和时代创造使命；（四）文学的民族精神创造使命；（五）文学的教育与文化传承使命；（六）文学的地域使命。
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资源，文学可以是对自然的创造性模仿，也是对人的创造性潜质的自我挖掘的最生动、最美妙的方式。每一种文学、每个民族的文学都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有特殊的联系，地域性是民族文学的重要特征和地域徽标，特别是河流，如多瑙河、泰晤士河、尼罗河、密西西比河、哥伦比亚河、顿河、长江、黄河等对世界文学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民族文学就是地域文学的集中体现，而地域性又可以深化和提升文学的民族性。中国西南地区有着丰富的、多元的自然生态及地域特性，是可以孕育重要地域特征的文学艺术成果的风水宝地。作为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上游的金沙江[10]，自古属于人类先民所选择的不多的早期理想的栖居之所和古文明的发祥之地，有着悠远而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已经受到历史各个时期全人类的关注，是对世界形成和人类生存有着特殊贡献和特殊影响力的河流。金沙江是彝族历史文化赓续不绝地得以传承和变迁的载体和见证，彝族先民很幸运的被天神撒向金沙江两岸，自古与金沙江结下不解之缘。在金沙江两岸繁衍生息中，缔造了源远流长的彝族母语文明，形成了古老而独特的彝族历史文化传统，彝族文学及其口头和书写传统便是金沙江流域最具核心地位的人文历史成果。在彝族人民的心目中金沙江一直被视为母亲河，是彝族文明的摇篮，是彝族母语文明、历史生命叙述的精神动脉和地域徽标。因此，彝人祖先用部落名称“阿伙”与金子“史”相加来命名的这条母亲河。彝族历史有着成熟的、独特的对人类与水的关系的认知。可以这么说，彝族关于对地域性的文学认知从古代史诗和神话时代就已经走向自觉，特别是在塑造、表述和彰显金沙江流域大凉山古老而独特的地域文明与民族文化性格方面，地域意象、地域形象、地域物候、地域记忆、地域灾难，以及地域荣辱都以诗化的方式被记录、反思和传播，从而形成一种特殊地域美学品格和人文地理。彝族历史叙事中，关于创造伟大史诗与祖先接受水的养育、战胜水的灾难、应对水的生死挑战中形成独特的水与文明智慧的深层关系等有着深远的认知。暗示出创造伟大的文明成果与对水的福祉和水的灾难的深入理解能力、承受能力及超越能力之间的深层联系。而彝族文学及其口头和书写传统是金沙江流域最具核心地位的人文历史成果主要包括：（一）拥有同一民族多部母语史诗；（二）拥有自成体系的古代母语诗学理论；（三）拥有独立的文字符号传承；（四）拥有独特的母语教育经典；（五）自觉担当并树立了这片土地文明的尊严。
在当代，金沙江由于其特殊的综合性的地位，不断突显出其在人文历史、地域文化、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独特价值而不断受到关注。而彝族文学也必将担负着金沙江流域未来人文创造、传承与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彝族文学从来没有如此开放的去接受中西方不同文明，不同语言文学的交汇影响；虽然目前彝族知识分子在民族总人口中比例严重失调，但是，彝族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众多的知识分子来从事文学创作。由此，彝族文学立于地域智慧，接受多元文化冲击中历史性地获得文学艺术创造的时代契机。彝族母语叙事未曾完全中断，彝族汉语叙事成就卓著，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融汇的历史时期，正是应该有伟大的作品来记录和体现这个伟大的时代。分别于2011年和2013年在金阳、盐边两地举行的“首届金沙江彝族文学笔会”和“第二届金沙江彝族文学笔会暨阿库乌雾诗歌研讨会”，确立将金沙江作为彝族母亲河纳入彝族文学书写后，系统探究了金沙江与彝族文学的人文地理渊源，丰富了彝族文学创作主题，为彝族文学提供了新的学术研究生长点，也对当代彝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强的现实意义。这些活动，也让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诗人们通过诗歌的方式、诗意的途径与这片山水同呼吸共命运的赤子情怀。在一个高度统一的多民族现代国家内，文学艺术应该是最有效的保护、保留和传承、创新本民族文化的方式和载体。彝族作为东亚地区人口上千万，并且母语文明不曾完全中断的古老民族，其民族的整体性、自主性生存与发展，首先表现或只能表现为文学艺术的方式得以实现。故彝族的历史文化贡献、地位及当代的文化命运决定了当代彝族汉语诗歌必须重新唤醒地域意识，自觉开掘地域智慧，充分发扬地域精神，努力实践地域使命。
由此，金沙江流域独特的自然历史地位必然呼唤和孕育着具有世界影响的彝族文学创造成果的出现。特别是优秀的彝族诗人必然担负着金沙江流域未来人文创造、传承与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从而再度完成大西南横断山脉、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悠古神秘的自然地理、动植物种、人文现象的创造性命名和历史性、民族性、人性化表述。实质上，金沙江早已进入彝族人面临生死抉择，理解历史灾难，启迪生存智慧的史诗表述及文化记忆，是彝族文化地质层中标志性的地域特征和原型意象，是彝族母语文明和汉语文明并行历史所共同拥有的精神脉搏。相信在未来彝族文化的开创与发展进程中，在彝族文学的创造与传播进程中，金沙江依然成为不可替代的地域标示和民族精神象征。
四、“山地文化”的诗意建构
“大凉山彝族汉语诗群”的作品中都有鲜明的“山地文化”意象。这一意象体系包含着地域环境与风土人情和由此而产生的山地民族生活方式、原始宗教信仰、传统道德礼仪和大山彝人个性等等。诗人们一般从“大山”、从最古老的彝乡山寨日常生活图景入手，对彝族历史文明、文化传统的传承发扬，风俗习惯的形成和人文景观以及民族性格特点进行诗意阐释，给我们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彝族文化原型意象。从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彝族文化传统的原始魅力，山地民族坚忍不拔、深沉忧郁的人格魅力，虽然现代文明以及外来文化对千里彝乡已经造成很大的冲击，彝族汉语诗歌这一文化载体却仍以最神圣的形式和生机勃勃的创造力塑造着“诺苏”这个古老的民族和诺苏彝人的大山母亲。
大凉山彝族汉语诗群的诗歌美学主张总体上主要体现为这几个方面，即历史性、地域性、民族性、现代性和探索性。彝族母语口头文明和书写文明，以及彝族文化发展史上各个时期对汉语文化的接受与借鉴的“文化混血”的人文历史成为该诗群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审美传统根基。作为彝族文化的发祥地和发光体，大凉山还保持着自古以来彝族最原生态、最纯粹的山地文化，而且在自身母语叙事传统的积累和凝固中呈现出彝族文化的原型状态，这就为诗人们的创作提供了极具文化价值的抒写对象。在“第二母语”（汉语）的诗性创造中，彝族诗人们努力强化大山意识、大山气质、大山品格、大山精神在个自诗作中的具体体现，逐渐形成以“大山”为抒情核心和精神主体的抒情风格，谱写出大量纯诚感人、沉厚飘逸的大山恋歌。并通过与自然环境休戚相关、深融合一的传统民族风情的细腻体察和诗意提炼，努力触及山地民族的内在心理、情感思维和精神世界，使彝族汉语诗呈现出较浓厚的山地文化背景下特有的审美旨趣和艺术品质。彝族诗人都不约而同地在创作中对“大凉山”进行文化抒写并对彝族文化传统形式进行全方位的诗化实践。笔者仅从《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上、下）[11]一书中作了粗略的统计，结果发现以“大凉山”作诗题，且诗歌中反复出现“大凉山”意象竟达87次之多，而“大山” 、“群山”、 “神山”和 “彝山”等这样的意象群更是密集存在，数不胜数，这足以表明“山”在彝族诗人精神世界中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诗人们不断将“大凉山”不断诗化、升华为具有精神原型意义的理想世界，积淀为具有精神原动力作用的“大山情结”。如倮伍拉且继出版了《烧山的游云》、《大自然与我们》和《大凉山抒情》等诗集之后，于2011年最新出版的诗集就直接取名为《大凉山》，其中的“大凉山的十二座山”系列组诗，就为我们提供了由地理上的“大凉山”诗化为“大山情结”的经典案例，诗人用“生长神话的山”、“歌唱爱情的山”、“传播火种的山”、“冰雪沉睡的山”、“云雾生根的山”、“神灵裁判的山”、“驱鬼辟邪的山”、“吟唱史诗的山”、“遥望家园的山”、“怀想祖先的山”、“居住日月的山”、“安放灵魂的山”等诗名来定义自身体悟的大凉山。其实，热衷于对“大山”以及“大凉山”的抒写不仅限于凉山地区的彝族诗人，还有一些云、贵的彝族诗人也写过不少与山有关的诗作，如李骞的《彝人的山》、《彝山》、《遥望西凉山》、《走上大凉山》；阿卓务林的《凉山》、《小凉山的风》、《在凉山》；普驰达岭的《走过凉山》；阿诺阿布的《大凉山》等等。
总体而言，彝族诗人对大凉山地理的抒写中比较突出的意象是群山。“群山”是矛盾的统一体，它们既相互联系又区分，既相似又有差异。这片既分离又统一结合的“群山意象”，既是各地彝族独特的离散居住情况和混杂的文化身份象征，也成为大凉山彝族诗人重构地域性、民族性和主体性的重要工具。由大山和群山构组成的自然景观不仅构成了彝族人的身份意识，也为建构“大凉山彝族汉语诗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根本上说，“大凉山彝族汉语诗群”是通过不断对山的抒写又不断对山地文化的表现中建构起来的。彝族人世居在祖国大西南，虽然如今流散于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等地的苍茫群山之间，但依然有着共同的文化体系和文化精神。金沙江是流动不止的族群变迁画卷，云贵高原是博大沉厚的历史明镜。历经自相残杀，历经羁縻政治，历经以夷制夷，拥有古老历史就会拥有古老危险，大西南自古险象环生，危机重重；拥有古老历史就会拥有古老文明，大西南自古多元共生，和谐包容。腾尼斯指出：“血缘共同体作为行为的统一体发展为和分离为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直接表现为居住在一起，而地缘共同体又发展为精神共同体，作为相同的方向上相同的意向上的纯粹的相互作用和支配。地缘共同体可以被理解为动物的生活的相互关系，犹如精神的共同体在同从前的各种共同体的结合中，可以被理解为真正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12]“大凉山”主题诗以及“山地文化意象”的抒写正是表现了彝族诗人们作为“共同体”的集体意识，而“山”作为一个特殊的诗歌母题和经典的原型意象已经成为彝民族的文化标识。
[1] 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刊《文艺报》，2006年6月1日。
[2] 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上下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3] 摘自阿库乌雾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2128010833），2012年12月19日。
[4] 参考发星：《地域诗歌》，香港：银河出版社，2006年，第10-17页。
[5] 同上，第26页。
[6] 杨远宏：《诗歌或者神灵的儿子——序发星诗文集》，同上，第9页。
[7] 海上：《纯粹地被诗歌带入人生——大凉山诗人发星印象》，同上，第7页。
[8] “中国诗歌地理”是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贵州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贵州省诗人协会“精神高地工程”小组联合出品，从2012年开始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出版包括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一百座城市在内的百部分区域合作的九人诗歌选集。目前已在遵义、长沙、贵阳、拉萨、香港、深圳等地方陆续出版了一地一册的“九人诗选”。
[9] 左春和：《族群认同中的自由保守——序《中国诗歌地理：凉山九人诗选》，参见祥子主编《中国诗歌地理：凉山九人诗选》，香港：时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第3页。
[10] 彝语称金沙江为“阿伙史依”（ax huo shy yy），意即金色的河。金沙江发源于青海境内唐古拉山脉的格拉丹冬雪山北麓，长江江源水系汇成通天河后，到青海玉树县境进入横断山区，开始称为金沙江；江水流经云南高原西北部、川西南山地，到四川盆地西南部的宜宾接纳岷江为止，全长2316公里，流域面积34万平方公里。
[11] 阿索拉毅主编《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1980-2012，上卷），民刊《此岸》2期，2012年。
[12] [美]斐迪南·腾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5页。
原载：《中外文化与文论（第35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
作者简介：罗庆春，文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教授，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吉洛打则，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