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吉狄马加是一位优秀的彝族诗人，他用汉语写作并言说彝族的文化传统。他的创作受到聂鲁达诗歌的影响，本文以《马楚·比楚高峰》和《吉狄马加的诗》文本为例，对两人诗歌的意象、主题、世界性、民族性、文化语境等进行比较，从而分析聂鲁达对吉狄马加创作的影响和两者诗歌的异同。

 

　　关键词：吉狄马加，聂鲁达，彝族，影响

 

 

　　吉狄马加是彝族汉语诗人的杰出代表，他的诗歌始终在探求一种本民族文化重构的路径，并且杂糅了在民族文化重构困境中的疼痛、变化与感慨。很多研究者从彝族诗人的民族经验这个角度来评论他的诗歌。吉狄马加同其他少数民族汉语诗人一样，创作的来源并不仅仅是民族经验，他是将彝族的原始传统、原初神话、集体无意识，与两个世纪以来的世界诗歌传统通过巧妙的艺术重构的方式，纳入当代中国转型期多重文化语境之中。在这些因素中，吉狄马加创作是和第三世界诗歌传统紧密相关的，并且他的创作受了拉美诗歌的影响。关于这点，研究者们有所提及但很少有深入的研究，本文就吉狄马加的诗歌与第三世界诗歌传统作比较，尤其是探讨聂鲁达诗歌对吉狄马加创作的影响，并由此彰显两者诗歌创作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一  影响的源流：吉狄马加与《马楚·比楚高峰》

 

　　吉狄马加是一位民族诗人，在创作中吸收了世界诗歌传统，他本人曾经说过： “我们不能忘记西班牙语系的诗人……某种意义上，是拉丁美洲诗人教会了我们应该怎样尊重自己的本土文化，应该怎样通过自己的创作去复活我们民族深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一种文化心理基本同构的原因……我最喜爱的有：智利的米斯特拉尔，巴波罗·聂鲁达……” 而且，吉狄马加以艾青为师，认为艾青 “对于人民与历史的深切关怀，直到现在都影响着我的诗歌创作。”而艾青本人也极其推崇和喜爱拉丁美洲的诗歌。因此，吉狄马加在艾青的间接影响下，对第三世界的诗歌自然会多加关注。本文并不是全面探讨拉美诗人对吉狄马加创作的影响，而是以聂鲁达的诗歌《马楚·比楚高峰》为例，来看拉美诗歌是如何影响了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以及影响接受者所做出的改造性转换。

 

　　《马楚·比楚高峰》是聂鲁达最有影响、发表次数最多的诗作之一， 1946年发表在委内瑞拉《全国文化杂志》上，1950年收入《诗歌总集》第二版。此诗在中国出版物中有两个译本，其一为1964年蔡其矫、林一安的译本《马楚·比楚高峰》，文革期间，蔡其矫曾把《马楚·比楚高峰》的译诗手稿，拿给北岛、杨炼和江河传抄。1983年，此译本收入《聂鲁达诗选》并改译名为《马丘·比丘高处》；其二是王央乐翻译的《马克丘·毕克丘之巅》，收入1984年出版的《诗歌总集》中。吉狄马加曾在演讲辞中化用此诗：“我们来自神秘的马丘·比丘和须弥圣山之巅，口中唱着光辉的颂歌。”他自述在“1982年之前，和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就开始关注拉丁美洲文学。”这样，就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吉狄马加当时研读的就是蔡其矫的译本。

 

　　二 想象的多重含义：意象和主题之异同

 

　　《马楚·比楚高峰》原为聂鲁达长篇史诗《一般之歌》中的第二章。马楚·比楚高峰位于安第斯山东南部，是古印第安人的城堡，由216座建筑物的废墟组成。聂鲁达于1943年10月22日登临此处，两年后创作了这首长诗。在诗中，聂鲁达对拉丁美洲的历史勾勒出了古老的想象，对建造古印加帝国的劳工、其民族的覆灭都进行了缅怀式的思考。

 

　　吉狄马加认为，“伟大的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使我从自己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找到了历史、神话和传说的来源。它使我相信我的彝民族万物有灵的哲学思想是根植于我们的古老的历史的。”在对民族的想象上，吉狄马加采用了同样的维度，歌唱彝族的古老文化和日渐衰落的民族传统。不仅如此，从诗歌意象和词语的相近性来说，吉狄马加对聂鲁达诗歌的借鉴是有迹可循的。

 

　　在《马楚·比楚高峰》中，聂鲁达写道：“我只看见那古老的生灵、那奴隶、那田野中/的死者，我看见一具尸体，一千具尸体/一个男人，一千个女人/为雨和夜弄得黝黑，在黑风的下面/在沉重的石头雕像的旁边：/采石人胡安，雷电的儿子/冷食者胡安，绿星的儿子/光脚的胡安，绿松石的孙子。”

 

　　这一节的几个意象值得关注，“一千个”、“男人”、“女人”、“沉重”，“儿子”、“孙子”，聂鲁达将自己民族的神话用诗歌语言呈现出来，而这些意象正位于神话的核心位置。

 

　　再来看吉狄马加的诗歌《自画像》中：“我是这片土地上用彝文写下的历史/我是一千次死去/永远朝着左睡的男人/我是一千次死去/永远朝着右睡的女人……/其实我是千百年来/正义和邪恶的抗争/其实我是千百年来/爱情和梦幻的儿孙……” 

 

　　不难发现，两节诗歌有相似之处，尤其是数量词的使用最为明显。聂鲁达诗歌中的“一千具尸体”和“一千个女人”，与吉狄马加的“一千次死去”的男人和女人似乎是同样表达着“死亡”的主旨，这种死亡是惨烈的、具有时间性和不言而喻的空间性的，并且死亡都发生在“古老的”、“田野”和“这片土地”上。下一个重合的节点是“子孙”，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人类学特质造就了诗中所说的传承与递进关系。虽然死亡是一种真实，但是前者用“雕像”来呈现，后者使用动态的词汇来呈现，如“抗争”、“梦幻”等词汇。聂鲁达向“采石人胡安”、“冷食者胡安”、“光脚的胡安”致敬，他们是贫穷、勤劳亦不幸的人，他们在为建立这个王国而付出自己的体力，经历了饥饿、寒冷、黑暗直至死亡。而后者（吉狄马加的诗）中，“向右睡的女人”亦有寓意。在彝族传统的葬礼中，女人通常是向右睡的，因为“她还要用自己的左手，到神灵世界去纺线。”

 

　　在聂鲁达的《马楚·比楚高峰》里写道：“赶牲畜的人，海港的儿子，皮肤黝黑的船长/或者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的噬齿动物/他们都一个个全身瘫软等待着死亡，他们短促的/每天的死亡：他们凄惨的痛苦的日子犹如/他们从其中战栗地啜饮的黑色的酒杯”

 

　　关于死亡的场景在吉狄马加的《死去的斗牛——大凉山斗牛的故事之二》中同样能够看到：“在一个人们/熟睡的深夜/它有气无力地躺在牛栏里/等待着那死亡的来临/一双微睁着的眼/充满了哀伤和绝望”

 

　　吉狄马加同聂鲁达一样，都在言说某种死亡的动态过程。聂鲁达笔下的“全身瘫软”与“等待死亡”，而吉狄马加笔下则是“有气无力”和“等待死亡”，死亡的主体在诗中是一种隐喻，不仅仅是一头牛和一群动物，而是喻示着整个族群。不管是“牲畜”、“海港”还是“黝黑”，无不体现出一种生命的野性，这种野性被当权者无偿地拿来使用，直至他们生命的尽头。在吉狄马加的诗中，“斗牛”是属于大凉山的，古老的原初的生命，正在走向死亡。

 

　　聂鲁达在《马楚·比楚高峰》里写道：“告诉我是否每一条石板/都压在他的睡眠上，是否他倒在下面/就像沉睡在月光底下？/古老的美洲，淹没了的新娘/你的手指是不是也曾从森林中出现/向着太虚幻境/在光明与庄严的婚礼的旗帜下/配合着枪矛和鼓的雷鸣”

 

　　吉狄马加在《母亲们的手》一诗中这样写道：“就这样向右悄悄睡去/多么像一条美人鱼/多么像一弯纯洁的月牙/多么像一块沉默的礁石/她睡在土地和天空之间/她睡在死亡和生命的高处/因此江河才在她身下照样流着/因此森林才在她身下照样长着/因此山岩才在她身下照样站着”

 

　　在这两节诗中，“睡”喻示了消亡，二人对“葬礼”的描写也极为相似，“月光”都以诗化的语境出现，但是二者依然具有差异性。聂鲁达将“石板”和“睡眠”并置，仿佛他就是一个民族神话、抑或是神话般的往昔时代的讲述者，虽然有枪矛和战鼓，有抗争和暴力，但是战争本身被聂鲁达诗化成了一场出乎意料的美洲森林中的婚礼。而吉狄马加则是用感伤的语调来摹写民族的葬礼，他营造了一个古老的神话般的幻境，即“母亲”向右睡去，“森林”、“江河”、“山岩”等自然景观都集中在“她”的身下，继续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从词语和意象的相似性能够看出吉狄马加受到了聂鲁达的影响，两者所作的都是对古老民族的缅怀和对古老文化传统消失的悲伤。然而，吉狄马加对聂鲁达的诗作并不是简单的接受和借鉴，而是一种基于自身文化语境的再造，这点从两者诗作的风格上可以看出差异。

 

　　聂鲁达在诗歌中书写了死亡、葬礼、覆灭、古老、神话、工人阶级等主题，其中蕴含着的不是简单、粗暴的愤怒，也不是一味的感伤，而是多重语义下的矛盾修辞。例如聂鲁达用闪光的梦境，月光照耀在死亡（以及石板）之上来渲染死亡的暴力。这里的死亡是正是指劳工的死亡，前文的“葬礼”——“石板和睡眠”，形成生存和死亡的二元对立，其诗歌的主题是多重的：“石板”喻指着劳工死亡的沉重感，而“月光”来修饰葬礼就是对这个民族的缅怀，一个民族在月光下生生不息（在月光下睡眠），却被迫消亡在“石板”之下（在石板下长眠）。这个矛盾修辞体现出聂鲁达诗歌的张力。在他的诗作中，常见尖锐和反抗意义指向的修辞和意象，比如“闪电”、“月光”、“树叶宛如坚挺的硬币”、“钢铁千姿百态”、“深沉的波浪”、“钻穿那在他手中颤动的金属”等等，通过这些修辞和意象的运用，他既规避了简单的愤怒，又将愤怒包含在多重语义（对工人阶级的同情与呼唤、对古老民族传统的缅怀、对殖民者的愤怒等等）之中，已经超越了表面的意义指向。

 

　　与聂鲁达相比，吉狄马加的诗中少了对死亡的愤慨，更多的是质朴的回忆和感伤。他从民族诗人的角度将自己的民族、神话、葬礼、消逝等要素融入在诗歌当中。诗中“纯洁的月牙”、“沉默的礁石”，不仅和聂鲁达喻指的反抗的意象有着截然不同的修辞意义，更倾向于彝族的自然观——自然与人同一，将人与山川河流并置的意象证明了这一点。他将葬礼的意境诗化，这个葬礼中的“母亲”并非个体形象，而是一个民族的身影。自然景观的固化和民族内在精神的衰落之间有着无法化解的冲突，吉狄马加看着自己的民族传统正在走向没落，但是又无力去将其逆转，只能通过歌者的方式去表述传统——“睡在死亡和生命的高处。”他的诗歌常以本民族的传统和习俗为表征(如斗牛、口弦、纺织、葬礼等)，进而渗透民族的内在精神和社会伦理，以表达对古老民族传统的依恋以及渴望回归的诉求。他的《死去的斗牛——大凉山斗牛的故事之二》便是一个例子，“牛”在牛栏里充满了哀伤和绝望，但是抗争的能动性和合法性已经被抹去了。从这种对回归的诉求当中，能看到诗人的忧伤以及对文化传统流失的痛惜。

 

　　三 族群经验与文化语境：书写的差异性

 

　　为什么聂鲁达与吉狄马加同样是国家诗人，二者对族群经验的书写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呢？同其它拉丁美洲诗人一样，聂鲁达感受到的是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历史断裂、自我认同和精神困境，而吉狄马加作为三重身份的诗人（民族诗人，国家诗人和世界诗人），其诗歌话语生成于现代性和民族传统的双重矛盾中。可以说，两人诗歌的差异性归因于诗歌传统和文化语境的差异。

 

　　吉狄马加的汉语写作是内置于中国新诗传统之中的，而汉诗一向缺乏愤慨尖锐的诗歌传统。向上追溯，中国古代诗歌具有哀怨、感伤的诗歌传统，并且这种感伤性渗透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当中，新诗传统也是以感伤、浪漫为主调的，如艾青的诗歌，充满了内敛和感伤，郭沫若的诗歌虽然具有青春的反叛性，但是依然具有感伤的特质。到了后来的朦胧诗派，感伤几乎成了一种主要基调。在朦胧诗人中，除了北岛、杨炼等少数诗人以尖锐性的诗歌形式去言说以外，大多数诗人选择了温和与浪漫色彩的书写。在这个语境下，吉狄马加亦符合主流诗歌的感伤性而非尖锐性。

 

　　其次，吉狄马加的写作又是民族诗歌，他是彝族诗歌感伤性的开启者，如果我们研究新时期以来彝族的汉语诗歌，很多彝族诗人流露出对本族传统文化的想象和今昔对比的感伤，正如学者姚新勇所言，“彝诗正是通过现代与传统的相互渗透,才形成了自己苦难而甜蜜的民族品性,才拥有了忧伤而温暖的诗歌品质。” 吉狄马加在本族的场域内书写和言说，很明显，吉狄马加的感伤与聂鲁达诗歌中的愤怒与反抗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差异性不单是诗歌传统的不同，更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差异性相关。

 

　　在聂鲁达的笔下，体现更多的还是对暴力和强权的抗争，拉美诗人用西班牙语或者葡萄牙语阅读、写作和言说，而自身又处于非宗主国的南美土地之上，他们的身份认同的困境正在于此。另外，从诗人的立场出发，他们保留着对古老拉美传统的美好想象和对暴力本能的厌恶，这是一种诗人特有的唯美主义立场，此类复杂的心理在聂鲁达的《马楚·比楚高峰》里有着显著的体现。他登高怀古、回望古印加帝国的历史，而这个民族是已经从时间性上消亡的民族，是不复存在的，仅存的是一座空城和一个地理符号。聂鲁达置身其外而回望拉美的历史，这不仅仅是前面提及的身份认同的问题，还由于其遭到的政治驱逐，使得他变成了一位无国界的诗人。他是用一种去国感咏唱已经不存在的民族，而吉狄马加则是站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回望本族群日益衰落的民族性，他无疑承担了一个惠特曼式的民族“歌者”的角色，在彝族文化的立场上回望本民族的古老的过去和荣光。

 

　　聂鲁达对中国诗人的影响是多重维度的。如果说其他汉族诗人（如艾青）是基于第三世界国家心理同构的基础之上（更恰当地说是基于共同的民族政治命运的基础之上）,抑或如北岛（由于其强烈的历史感和怀疑、决裂、抗争的诗歌特征），对聂鲁达的诗歌的接受又集中在反抗性上，那么，吉狄马加对聂鲁达的接受是和本民族心理相通的对古老民族传统的咏唱和缅怀。他作为一个汉语写作的彝族诗人，很容易从西班牙语写作的拉美诗人那里获得共鸣。他将彝族传统日渐消失的痛楚与聂鲁达为弱势、原古民族的咏唱关联在一起。吉狄马加对聂鲁达的接受既是当下的，也是渺远的、怀旧的，如死亡和葬礼的主题。吉狄马加笔下的时空是有着双重维度的，折射出了当下性、远古性和感伤性。

 

　　与后殖民理论语境下的拉丁美洲种族与文化的消亡不同，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人的写作主要面向缅怀日渐淡薄的群体记忆，与少数民族一样，汉文化集体记忆的消逝问题同样存在，在转型期中国的现代性冲击下，民族传统的淡薄并非属于单一的种族。因此，吉狄马加的写作是怀旧与感伤的。他置身于双重语境之中，既是彝族诗人，同时也是一个中国诗人，他对现代性的反抗和反观自己民族文化的日渐消逝是同时进行的。与聂鲁达式的曾经有着流亡经验的诗人（例如北岛和顾城）相比，他并没有去国感。

 

　　对民族文化的“重构”不仅仅是诗人自身民族性的诉求，更是一种文化性的反思，是诗人群体产生的犹疑的呼声。学者姚新勇认为，由于“少数族裔作家的汉文化连带性，又造成了他们与本族文化传统的异质性错位关系”，因此吉狄马加笔下有着“那些被他们发掘出来并加以重新文学想象而呈现的传统文化。”彝族诗人阿库乌雾认为，吉狄马加笔下的“斗牛”是“新的文化冲突带来的伤痕，累累、残破不全的彝族文化传统的真实写照，是已经和正在老去的彝族文化的古昔的光荣”。阿库乌雾认为，吉狄马加写这首诗的意图是背叛自己的民族传统，至少是一种“生命的突围”。其实吉狄马加对古老民族传统的诗化言说里夹杂更多的是无可名状的痛楚和矛盾，他虽然用汉语阅读和写作，但是对于和整个主流文化的互动而言，他恰恰感知到了自己处于一个特殊的边缘群体，在彝族的符号之下获得自我认同。于是两种文明、语言与传统的天然冲突显现出来，这个因素也正是当下的很多少数民族汉语诗人所遭受的心理困境。

 

　　就社会环境而言，聂鲁达在不断的政变和驱逐之间来回转换自己的身份和物理空间。1942年，他加入共产党此后被选为议员，因反对总统魏德拉被驱逐出国，1949年逃往墨西哥。期间前往苏联和意大利。魏德拉下台后他得以回国。1957年，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曾经被捕。此后他去了古巴和美国。在不断的颠沛流离之中，聂鲁达具有民族诗人和流亡诗人的双重身份，并且由此具有愤怒的合法性。

 

　　与此相比，吉狄马加显然不具有聂鲁达的尖锐性，这是有迹可循的：他80年代开始创作，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先是有先锋诗人的出场，其后是朦胧诗的登场，虽然吉狄马加既不属于朦胧诗之列，也不具有先锋诗人的抗争的姿态，但是可以这样理解，他的诗歌同时具有朦胧诗派的感伤和先锋诗人的觉醒方式，他在本质上是国家语境下的民族诗人，因此在他身上很难看到强烈的抗争姿态，更没有后期的北岛等朦胧诗人的去国怀乡之愁思，他是一位为民族歌唱的中国汉语诗人。

 

　　四 世界性的异同——从“民族”走向“世界”

 

　　聂鲁达对吉狄马加的影响显示了全球化语境下的世界对中国诗人的启迪，在这种启迪下，让中国的彝族诗人重新“发现”了本民族，走进了本民族，形成了与第三世界诗歌的回响，但是被启发了的中国彝族诗人，并不局限于对本族民族传统的咏唱，而是再次从本民族出发，从中国走向世界。

 

　　吉狄马加借鉴了拉美诗人的世界性表达。他作为一位少数族裔诗人，不仅用诗歌的方式言说彝族的集体记忆，而且由此延伸到整个世界的古老民族记忆，在他的诗歌《鹿回头》中有这样的诗句：“对于这个世界，对于所有的种族，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在《古老的土地》中：“世上不知有多少这样古老的土地。我仿佛看见成群的印第安人，在南美的草原上追逐鹿群……”紧随其后的是“黑人兄弟”、“埃塞俄比亚”、“顿河”和“哥萨克人”，诗人几乎涉及到了所有古老的原著民族，对种族、土地、集体经验、生存方式各种因素都做出了详细的关照，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民族，而是顺着文化共通性的原则将聂鲁达诗歌中所表达的悲悯、博爱、崇高的精神同样发挥出来，在这种诗性的建构中显示出超越种族和国家的人文关怀。

 

　　分析吉狄马加诗作中的世界性，不难发现，他是承继了十七年诗歌中的普世价值观以及政治色彩的，当时的文学界译介的诗歌亦是政治、民族色彩浓厚的诗作，例如袁水拍的译作《聂鲁达诗文集》，选译的聂鲁达诗歌（诸如《伐木者，醒来吧》一类），都是表达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同情与歌颂，而这些译本同中国当代汉语诗歌一样进入了彝族诗人的阅读视野。正如论者所言，彝族诗人将对亚非拉土著民族的情意与具体的彝文化相关的诗歌意象相嫁接,使其世界情怀更富于诗性，而这也是当代汉语诗歌曾经高扬过的世界胸怀、亚非拉人民兄弟情义的回响。 

 

　　吉狄马加诗歌中的世界性既有受到域外影响的因素，也与其身份处境不无相关。由于他从政的经历、兼任官员和诗人的双重身份，又是汉语写作的彝族诗人，所以他的身份既属于彝族也属于中国，他对世界性的理解是基于这种多重身份的基础之上，在他的诗歌和发言当中，常见他关于世界性的言说：“作为世界人的诗人应该是跨越国界、种族、政治甚至地域文化。诗人们的思考应该有一些更大的主题。譬如人的精神信仰的缺失，人类的精神困境、人和生存环境的关系等此类世界性的命题，诗人要以自己的诗作承担起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可以说，吉狄马加不仅受了聂鲁达等拉美诗人诗作中世界性的影响，承继了十七年文学及当代中国汉语诗作的修辞方式（尤其是对亚非拉民族的歌颂），而且他将彝族诗人的生命体验注入写作中，超越了十七年文学中过于浓厚的政治色彩，并且对狭隘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国家意识进行了成功的改造。吉狄马加诗歌中的世界性在转型期中国当代诗歌中具有重大的意义：他对聂鲁达诗歌中的世界性并不是简单的承继，他既是将十七年文学中的政治性与世界性注入族裔文学的先驱者，又是对狭隘的族裔性、国族性进行改造的践行者。

 

　　当然，他对于世界性的彰显既有文化包容的成分，但是也不乏文化的游移以及多样性，例如，在他的诗歌《古老的土地》中，对世界上古老民族的描述和抒写是直接以语言的方式而不是修辞介入的。同时，更加深厚的痛楚感并未显现在他的诗歌当中，这种缺陷是他与聂鲁达创作的差异和不对等性造成的，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吉狄马加在中国转型期诗歌中的地位和意义。

 

参考文献：

 

[1]吉狄马加.吉狄马加的诗[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

[2]何香久 选编.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歌金库[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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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姚新勇. “家园”的重构与突围（下）——转型期彝族现代诗派论之一[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5]耿占春 .一个族群的诗歌记忆——论吉狄马加的诗[J].文学评论，2008（2）

[6]Sara L. M. Davis. Song and silence：Ethic revival on China’s southwest border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