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纪元汉语诗歌丛书：《中国新纪元汉语诗歌理论》出版
作者
彝诗馆
2016-05-23
原出处：新纪元汉语诗歌丛书
中国新纪元汉语诗歌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5新纪元诗人诗选及评论》
主 编： 罗 炜
副 主 编： 海 妮 孙晓娅 姜昕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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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主编： 苏 省 姜昕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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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海丹
时代、社会、政治与诗（代序）
谢 冕
谢 冕
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广西南宁，“南宁诗会”由几个高校联合召开，基本是民间状态。却是有史以来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的第一个盛会。那个会上开展了后来被称为朦胧诗的、关于新诗潮的大讨论，整整三十年过去了，中国诗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诗歌改变了原先停滞的、封闭的、单一的状态，开始了充满活力的多元发展的局面。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么多朋友在一起交流，讨论新诗存在的问题，发展的前景，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诗歌从未在中国文学艺术中缺席，而是充当了非常活跃的角色，在新时期以来的各个阶段都带动和促进了其他文学样式的发展。新时期如此，新世纪也是如此。
其一，在中国文艺的转型中，朦胧诗的出现，对新时期文艺的创新和探索，意义十分深远。其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诗歌始终坚持清贫的状态，诗人们始终坚持诗歌艺术的纯粹性。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艺术品质保持得最好的是诗歌。诗人当然也受到了物质的、物欲的引诱和干扰，但在所有艺术当中，比较而言，诗歌仍然是最清纯的。其三，诗歌的民间活动从未像现在这样蓬勃活跃。公开发行的诗歌刊物除了正式的上半月刊以外，都出版了下半月刊，甚至有一月三刊的。无数的诗歌民刊、诗歌选本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每年都有多家出版社在出年度诗选。杨克坚持编了十多年的“新诗年鉴”。各种各样的诗歌活动太多了。企业家和官员参与到诗歌的写作和出版中来，诗歌的写作和出版波及到身居官位的人，他们对诗歌做了非常多的贡献。这些都在证明，我们的诗歌充满了活力。在众多文学艺术形式中，诗歌是最有生机的一个部门。
但我们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当下诗歌众说纷纭，有迥然不同的评价，一个是“好得很”，一个是“糟得很”。
说“好得很”的大多是诗人自己和诗刊主编和编辑们，是写诗的和编诗的人，说“糟得很”的是广大读者。我的态度，既不是好得很，也不是糟得很。我自九十年代以来始终对诗歌状态不满意，是持批评的态度的，我强调，诗歌应“慎言繁荣”。在一次会议上，我讲：有些诗正在离我们远去。有人批评我的态度，说：不是一些诗离你远去，而是你离诗远去。我自省，我未曾远离诗歌，我从来都是诗歌创新的支持者，我从来都和诗歌的敬业者站在一起，我总是为诗歌的繁荣祈愿，我怎么就“离诗远去”了呢？后来我还有一篇短文：《奇迹没有发生》。在新的世纪，我期待着奇迹的发生，但是没有。
现在，我要转换以往的姿态，我不能一例地讲好听的话，我要讲一些我对当前诗歌的批评意见。
首先，新诗过于沉溺于私语状态，有些诗人们总是热衷于自说自话，新诗的多数写作者不关心自己以外的生活和社会，他们只沉溺于自我，抚摸自我，极端自恋。我们的时代是非常丰富的，甚至可以说是变幻莫测的，中国的社会正面临非常巨大的转型期，而诗歌写作几乎是与此相游离、相脱节的，有时甚至是对周围的事件无动于衷的。有人听说此语，立即坐不住了，他们要追问：你究竟要诗歌干什么？诗除了抒发性情之外还要它做什么？你是否要诗歌回到为政治服务的老路上去？言者无心，听者却有点“义愤填膺”的样子。我对此的回答是，我们过去讲文学为政治服务固然不对，那么文学与政治不发生关系就对吗？什么是政治？政治概而言之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情，诗歌不与它发生关系，就正常吗？
杰出的诗人都是站在他的时代前沿，用自己的诗歌高度概括时代的精神气象，让人们通过诗歌看到时代精神和精神所达到的高度。我常常慨叹唐人了不起，他们的诗有大气象，有大胸襟概括一个伟大的时代，都是寻常物事，在他们却别有另一法眼：“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1]，“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2]，这是何等胸襟！写的是眼前景，心中情，却“无意间”展示了一个伟大时代的气象。至于杜甫、白居易，至于陆游，辛弃疾，甚至是苏轼、李清照，他们的笔墨从来都没有忽略过稷安危、民生疾苦。诗人的心，从来都与社会、民生同脉搏，这一切，并不影响他们对于自身的个人的悲欢哀乐的表达。
到了近代中国，列强虎视，国势凌弱，诗歌中充满了救亡图存的呼声，从晚清到民国，诗歌成为时代精神的先导。郭沫若的“女神”概括了五四时代精神，他的《凤凰涅槃》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狂飙精神。艾青也是这样的诗人，他的“太阳”也好，“火把”也好，都是中国人追求光明，把黑暗抛在身后这种精神的象征，表达人民不断抗争、争取民族自由、民族独立的愿望，高度浓缩了时代精神。
我们可以说五十年代是特殊年代，即使是那些有点被放大、被虚夸的呼喊或“号召”的政治抒情诗，难道不也是那个时代非常夸张的“激情”的表达吗？贺敬之也好，郭小川也好，他们同样是不可替代的。八十年代的诗人，舒婷这一代诗人，用他们的诗歌概括了八十年代中国人的梦想与希望。批评舒婷的人说她写的是“小我”，颓废的、软弱的。但她所表达的美丽的忧伤，概括了一代青年的普遍的心理。这就是诗歌与时代的关系。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重大变革的时代，我们希望通过当代的诗能让人看到时代浓缩的影子，一个声称只为“未来”写作而拒绝”“现在”的诗人是可疑的。写个人情感的诗歌，必定要有一个渠道通往大众的心灵，引起大众共鸣。
其次：我关注诗和语言的关系。诗人滥用口语已经把现代诗中残存的诗意荡涤殆尽。语言的美丽以及它的音韵之美，降低到零点。诗是语言的精粹，最美的语言都在诗中，因此诗歌被称为文学的皇冠。写诗的人应该知道每个字、每个词都是要千思万虑考虑出来的。我从青年时代起就爱诗，但怕写诗，因为诗对于语言的要求近于苛刻，我深恐我达不到那个高度。而现在的诗歌怎么变得那么容易写了呢？对此我不理解。我们应该大呼一声：赶快停止诗歌语言的鄙俗化和游戏化，让诗歌回到精致、精炼、精美上来。诗绝对不是“到语言为止”，而应是到境界为止，到韵味、胸襟、精神为止。自由，自由，自由，我赞同杨克的意见，诗是最不自由的。
谈到诗歌标准。标准是很难建立的。目下的情况是诗失去了评判的标准。在没有主潮的时代谈主潮，在没有权威的时代谈权威，在没有标准的时代谈标准，怎么办呢？今天谈标准问题，是因为标准有重新提出的必要，这方面有焦虑。我们正处在焦虑当中。中国历代的诗话，都在试图建立标准，在古典诗歌中，客观的、好诗的标准是有的，例如：境界、性灵、韵味，等等。到了现代诗，因为语言的转换，因为格律的打破，因为彻底的提倡自由体，标准被无形地取消了，诗变成了谁都能写的“玩物”，遮挡是一种极大的误区。重建诗歌的尊严，应当从重新确立诗的标准开始。
我们今天是有好诗的。譬如史铁生《遗物》：“如果清点我的遗物／请别忘记我的老树/我的希望在那儿生长/又在那儿凋零/萌芽、落叶都是/如果清点我的遗物/请别忘记我的那片天空/我的生命从那儿来/又回到那儿去。”他是用生命来写这首诗的，个人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在诗中得到了深度的提炼。他的语言也是空灵的，在节奏、韵律上是考究的。这首诗就发表于《诗刊》2009年2月份下半月刊。可见，确实有好诗，但还未被发现。而评论家的任务是阅读、并且发现。
抚今追昔，感概万千。中国新诗自新文化运动起，一直在跌宕起伏中前进。今天的中国已然跨入世界经济总量排列第一的伟大国家，但是部分国民素质和道德精神情怀某些方面的确需要大幅提升和重建，但仅靠接近神性般的诗歌精神去救赎是远远不够的。是故，我认为罗炜（诗人野岛）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提出的《中国诗人宣言》有一定积极现实意义和客观的社会功能价值。
优秀的诗歌是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旗帜和号角，愿中华民族的汉语诗歌精神不朽！
2015年6月11日，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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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白：《子夜吴歌-秋歌》。
[2]贾岛：《忆江上吴处士》。
【作者简介：谢冕，福建福州人，1932年生，博士研究生导师，文艺评论家、诗人、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诗探索》杂志主编。先后出版了《文学的绿色革命》《中国现代诗人论》《新世纪的太阳》《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898：百年忧患》等专著十余种，另有散文随笔《世纪留言》《流向远方的水》、永远的校园》等多种。2012年5月，被推举为中华诗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被称作“诗坛泰斗”和“诗歌评论第一人”】
构建当代汉语诗歌精神（代后记）
◎孙晓娅
◎孙晓娅
不同时代具有进入历史的不同方式。相较其它文体，诗歌是最为敏锐集中地反映时代与历史的文学样式之一。近来，写诗、读诗再度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诗歌创作繁荣发展也好，诗歌变成文化领域的装饰品或媒体炒作的焦点也好，都需要我们自觉审视其被大众热潮遮蔽的问题盲区：泱泱诗歌大国以几千年的诗道精神为荣，而今置身全球化的时代语境和传播媒介日益多元的文化语境之中，诗人应秉持何种诗心？读者想从诗歌中汲取何种能量？传播者在以什么样的立场推广诗歌？评论者该把持怎样的批评尺度？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考量，提出构建当代汉语诗歌精神尤显必要。
培育诗人的主体精神
诗歌精神是诗人精神世界的产物，与创作主体的品性、修养密切相关。“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古人尊重诗歌，并强调诗艺的极致一定要以创作主体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崇高的道德追求、美好的品行为基石。一部中国古代诗歌史，不仅是诗歌艺术发展史，还是诗人精神铸造史。中国的诗歌批评也从未疏离对诗人思想境界与内涵情操的评价。诗品即人品、诗如其人的例证不胜枚举，屈原崇高的社会政治理想与高洁的人格，陶渊明崇尚自然与隐遁静谧的修为，李白豪迈不羁的人生追求、奔涌驰骋的想象力与卓然傲世的个性，王维圆融山水与禅悦澄明的境界，杜甫忧国忧民、普济天下的胸怀，苏东坡思致高远的艺术修养与儒释道乐观通达的情志……一方面，伟大诗人的人格魅力与精神感召力在诗歌中得到充分释放、展现；另一方面，高尚的人生价值观与诗歌境界又可以激荡出动人的诗情，滋养诗歌乃至人类的文化品格。如此，才有了蕴藉醇美、骨气端翔的佳作，可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中国古代诗人主体精神与诗歌的对应关系足以为当代汉语诗歌提供借鉴。构建当代汉语诗歌精神，首要的是培育和充实诗人的主体精神，使之不回避时代气象和日常生活，自觉于人类精神向度的深入挖掘，自觉于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追求，自觉于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超越。而今步入“微时代”，信息庞杂纷纭，泥沙俱下，商业娱乐日渐盛行，消费至上理念广受追捧，种种诱惑与压力之下，很多诗人渐离诗心轨道，失去了对诗歌精神和旷达志向的诉求，也失去了书写和表达的价值标杆。诗人主体精神的建构因而成为当下提振诗歌风气的关键。
发掘民族的精神内涵
诗歌精神也是一种民族精神。几千年来，杰出的诗人立志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熔铸，从问道自由到深入现实两个维度唤醒读者的内在生命感悟，彰显刚正不阿的独立意志、理性批判的现实关怀和为国利民的肝胆赤诚，这些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
伴随近现代中华民族的苦难历程，诗歌屡被推上历史舞台。在新诗史上，较早强调诗歌精神的是鲁迅，他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提炼出其心中诗人的形象是民族精神的代言者，也就是说，诗人是民族的发声者，具有呼唤民族内在主体性的特殊使命。鲁迅对民族诗歌的期待寄寓了文化启蒙者对诗歌精神的理解。他认为民主和科学均是诗，是发扬主体性的行为，他的杂文、散文亦是诗。鲁迅前瞻而富有问题意识的洞悉力深化了民族精神的含义。肩负启蒙与救亡的使命，从“五四”伊始，诗人们执着于民族精魂的发掘：如郭沫若对创造的、动的和力的反叛精神的高扬，闻一多以民主精神和民族道德感跋涉于中华复兴之路的赤子情怀，戴望舒在个体自救、民族自救中寻访生命价值的现代意志，艾青在觉醒与抗争中塑造中国记忆、追求光明的坚定信念；或如现代派诗人通过审美获得生存困境的化解、主体精神的超脱，或如九叶派诗人通过在历史内部的挣扎获得精神的敞开，或如七月派诗人拥抱生活的主观战斗精神……岁月如河，基于现代经验之上的民族精神，映射出个体担当历史的主体性行为。
随着社会的变迁，群体的社会意识日渐转向个体的生命意识，诗歌角色发生变化，民族精神的建构在历史化过程中流变延展。20世纪80年代，从对历史的书写，到对社会政治的反思，再到试图改写新诗的历史传统，恢复诗歌整体性文化功能的努力，诗人们的诗歌抱负丰富了当代诗歌的民族精神。90年代到新世纪初，个人化写作渗入了历史想象和当下经验，诗人以不同的途径与时代对话——知识分子写作中的批判立场、介入向度依然负载着先贤的民族精神，而口语写作、底层写作则关涉了在场的民生关怀。新世纪以来，网络诗歌喧嚣沉浮，平庸的气息弥散，在短视的利益机制和大众文化中，如何恪守诗歌信仰，创作出有气象、有骨气、抒发灵性和真诚、远离浮躁空洞的诗作？传承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高扬富有时代感、主体性的民族精神，应该是努力的方向。对诗歌创作而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矢志不渝的现实关怀，不该因时代的变迁而褪色。在追索和表达民族精神的过程中，中国当代文化的振兴与诗歌形态的多样化、诗歌创作的繁荣发展将互为促进，同表峥嵘。
立足世界的文化视野
诗歌精神还是世界视野和人类情怀的一种体现。民胞物与是中华民族究天人之际、追求天人和谐的思想核心。中华民族把人类的文化创造归结为对天地法象的观照，把在这种观照下生成的精神形态和物质形态称为文化，将文化的诗意抒发称为诗。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民族的天人和谐观念已经演化为世界性的天人和谐，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共同取向。作为跨语际、跨文化交流最便捷直通的桥梁，诗歌类似于上古先民崇拜的一种沟通天地人神的圣树“建木”，贴近世界存在的本相，接近人类心性的原初状态。诗性没有国界，这是诗歌独具的质素，也是它在世界文化中发挥先驱者使命的缘由。
近些年的文化交流现实表明，汉语诗歌愈来愈能融入东西方文化沟通、文明交汇的语境之中。立足世界诗歌版图，以开放的视野和魄力，审视并吸纳世界诗歌的精粹，传播和发扬当代汉语诗歌经验，这是推进诗歌精神建设的努力方向。以前，我们常说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丧失了活力，就诗歌而言，其实真正丧失的是我们的创造力与求索精神。时下，中国古代与西方的思想文化资源远远超越以往任何时期的储备，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吉狄马加等一批当代优秀诗人汲取古今中外诗歌的给养，已经跨入世界诗歌的轨道。可是，相对于庞大的诗人群体和诗歌产量来说，我们仍然缺少能传播到世界的卓越的大诗人，缺少震撼人心、经得住历史淘洗的经典诗作，这是最值得思索的。
综观那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诗歌，莫不植根于博大包容的精神境界和人类亘古延绵的母题，莫不凸显纯净的灵魂、坚定的信仰、充沛的生命力、真挚的情感经验和深刻的批判精神，尤其不缺的是人性之美，既有“为星球提供能源”的初心，也有“站在地狱的屋顶上，凝望着花朵”的超越。“灵魂如果没有确定的目标它就会丧失自己”，对于每一位当代诗人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修辞技艺，而是来自自我突破——面对影响的多元与焦虑，如何发出个性的声音，处理好现代性、当下时代和个体生命的关系，如何回应世界诗潮的波涌，在世界艺术的格局中完成对诗歌本体的提升？
在中华民族日新月异的发展中，诗歌精神已经播下传承不息的火种，而在今天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精神文明建设中，激活诗歌精神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如《周易》所言，人类文明总是“变易”与“不易”的统一。当今，汉语诗歌创作正处于“变易”的时代，我们需要审慎地思考在渐变中如何发挥和增进传统诗歌“不易”的优长，同时积极萃取世界诗歌的智慧，兼容中西诗艺的精彩。自《诗经》始，中国诗歌记录了多少烛照古今的历史瞬间，又投射了多少卓然不凡的崇高灵魂，一部中国诗歌史已经证明，诗歌的活力即一个时代的活力，诗歌的处境彰显人的处境。我们有理由相信，构建诗歌精神，激活汉语诗歌创作的潜力，将为诗歌发展以及文化发展打开无限深远的空间。
（作者简介：孙晓娅，女，1973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自2006年开始担任硕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中国诗歌研究动态》之“新诗卷”与“古诗卷”执行主编。）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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