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胡阿莎（1966~），出生于四川省雷波县，现居四川省西昌市。
（吉胡阿莎近照）
有人死了，我活了下来，我的生命必然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就因为那一条广播】
我当了警察，爸爸妈妈自然也很高兴，而且他们特别希望我能在公安系统待下去，也走一条从先进到入党，从普通公安到刑警队队长、再到公安局长的路子，但这种“顺理成章”不在我的计划之内。
分到西昌市公安局的时候，我也就18岁，因为单纯，所以也做出了不少令人觉得“幼稚”的事。公安人员不能烫头，可是我老是要烫，即使有明令禁止，我也要让自己的头发“洋气”起来。以前在警校生活的时候，我也是个让领导挠头的“反骨”，学校不准女生留长发、烫头、化妆、穿牛仔……可是我从来是我行我素。
我的做法确实有破坏纪律之嫌，但这种叛逆却防止了我像别人一样做“乖孩子”。对于我的天性没有被压抑，我真要谢谢当时还能看到我的优点从而容忍我任性的老师们。我喜欢画眉毛“臭美”，四川警校校长一次跟我偶遇后就微笑着对我说：“哎呀，这个阿莎，你看你的眉毛长得就好像画的一样。”其实它本来就是画过的。不管校长是讽刺还是夸赞，反正他没有恶狠狠地让我失去画眉的自由。不过，即使他恶狠狠，我也一样喜欢画眉、喜欢打口红、喜欢穿得漂亮……我是警校学生，我是刑警，但我也是一个女人，何况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又不影响工作。
从警校到公安局，我离不开统一的着装，我喜欢警服，也喜欢便装，但最喜欢的还是我自己综合了的“特警服装”——一件小号的上衣、一条特大号的掉裆男裤，配一双黑色的半高跟靴子、一副墨镜，骑在摩托车上。这难道不像特务阿兰吗？或者更像骑着马的真由美。到了工作单位，我非常卖力，可是作为女孩，怎么可能舍得放弃打扮呢？我喜欢骑着摩托在西昌的街道以及邛海边溜一圈，那时候的机动车本来就少，所以很多西昌朋友总是会发感叹说：“那个吉胡阿莎，那一身打扮，还戴一副墨镜，哇！”
生活的节奏在一个平常的清晨里被打破。随着每天六点准点播放的高音喇叭，我照常在操场中一边跑步一边听着喇叭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这时有条新闻吸引了我：“中国‘长漂’第一人尧茂书在通天河牺牲了，现在中科院四川分院准备组织一支漂流队，组委会已经在成都建立。”
就是这么一条消息，我心里一动：这个事真好，挺有刺激性的。也没搞清楚究竟人家要不要人，自己合不合适，对于“长江”这个概念，只是在地理书上学过，有个基本概念，但并没有具体的感觉。金沙江由于在家的附近，倒是很熟悉，虽然没有小河那样的“哗啦啦”，但给人的感觉却有移动山石的力量，船要划到对岸都很难——她没有瀑布的威风、没有溪水的喧闹，平静的表面下反而藏着更大的能量。
反正，一种坚信自己就应该属于这种活动的念头就树立了。于是我向自己的直接领导口头请示了一下：“头儿，我能不能请假去趟成都？”
领导说：“干什么去啊？”
“就是去办点事。”就这样，我就到了成都。
到了省会成都，也不管人生地不熟，一个人直接找到了中科院四川分院，一打听，漂流队刚开始进行集训和筛选工作。于是我赶紧要求报名，人家要求还挺严格：首先要你自愿，一切后果自负；其次需要得到单位的批准。
对着考核的人，我当然吹开了：“要漂流首先要会游泳，我游泳肯定不错啦，从小就在金沙江边长大的。我还能代表公安系统，代表彝族同胞，代表妇女群体，这些还不算优势么？而且，你去我单位打听打听，问问四川警校、问问西昌公安局，看看他们怎么评价阿莎的。而且你们不也有筛选吗，我要是不合格走人就是了。”就这样，人家对我这个“自来熟”的家伙点头同意了。
报名以后，还要进行基本的体检，由于我中途报名，又当过刑警，所以得以直接跟随筛选过的那批人进入培训阶段：高原训练与河上训练。
对我来说，高原不是问题，这得益于大凉山以及彝族祖先的赐予，到了高原，我身上一点异常都没有。有人说在高原身体特别沉，连运动都成问题，可对于我来说恰恰相反，越到高处，我越是兴奋，感觉身轻如燕，即使在海拔七千多米的高度。
高原反应和个人高矮壮弱无关，很多在平原待久了的健壮男人一上高原便蔫了下来。我还记得在当时有个美国队员就是因高原反应缺氧得了感冒而牺牲，而我们这边的一位领导也是因为没有及时下高原，得了重病。在高原，一旦患了感冒，如不及时下来，无异于自寻死路。
就在这样的高度面前，很大一批的应征者因为身体的不适应而放弃了，我相信这肯定不是畏惧——年轻人有的是勇气。
河上训练就在泸州的大渡河上，内容很多，主要还是掌舵技巧以及遇险救急之类，不过，在大渡河或许还能掌握方向，可是一到金沙江，你就知道什么叫渺小了。这样的训练，其意义也许就在于让将要参加漂流的队员懂得最基本的生存手段，最起码在心理层面能做到心中有底。
毫无疑问，训练与测试都成为我淘汰别人的关口。在雷波中学的时光，除了读书，最好玩的事情就是运动会，我曾代表雷波县参加凉山州举办的田径、排球、篮球比赛，还代表凉山州参加了省里的游泳、体操比赛。不过，我就像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里的一个龙套演员——随着紧密的锣鼓声，一窝蜂跟着主角举着旗子“呼呼呼”地翻腾或者小碎步跑上来，最后的定音锣一响，主角动作一定，来个“出场亮相”的Pose，而我们的任务就是等待主角耍够威风再转一圈，不明主题地又“呼呼呼”地跑下场。同一种服装，同一种面具，有哪个能记得我呢？混个脸熟，只不过从来没有得奖。或许那个时候，参加任何运动的动力就是好玩，能够和充满活力的同龄人在一起快乐，得不得奖又有什么关系呢？
参加了那么多的运动，却从未得奖的我成为一个江湖笑话，他们说：“十处打锣，九处有你还不要紧，可是那个阿莎跑步还要闭着眼睛从1道跑到5道去，真是个滥竽充数的家伙。”可是现在想一想，要不是各种运动我都积极参加，从而锻炼了自己的反应、耐力，到后来，能得到“长漂第一女勇士”的光荣称号么？这不是比几块金牌更值得让人回味么？
在孩子的时候，也许我们都拥有同样的梦想，但当一个人到了自己可以选择的时候还不敢于承担，走出一片天地，那就会失去神给你的“A计划”，如果继续畏首畏尾，接下来的“B计划”或者“C计划”都不会垂青你的命运。就好像这条广播，也许在别人的心目中不过是条新闻，而在我的眼中却拥有无限遐想的前景。如果我没有那种选择，那么就会像很多人一样，茶余饭后和朋友们谈笑风生：“你们知道吗？有这么一个人居然还要漂长江，死了真可惜……”
（会东县县长蒋学登和副县长梁建明一同和漂流队员吉胡阿莎亲切握手并热情的询问她漂流前的想法。）
【踏上征途】
早在1984年，美国著名的急流探险家肯·沃伦申请到我国首漂长江，他以85万美金向我国购买首漂权。但由于尧茂书抢在前面，特别是尧茂书遇难的消息报道出去后，肯·沃伦在香港的两个华人赞助者撤销了赞助，致使他1984年的“扬子江探险”没有实现。
1985年，肯·沃沦又召集了世界一流的急流探险家20人再次以35万美元向我国购买首漂权，并和国家体委组成“中美长江联合漂流探险队”，在美国集训了一年，雄心勃勃地要完成“地球上最后的征服”。
首漂长江应该由中国人自己完成！这是我们这群血气方刚者最坚定的信念，尽管我们从来没有急流探险的经验，经费也困难——当时只有攀枝花钢铁公司赞助的5万元钱，但是我们必须抢在技术、装备都胜于我们的外国人前面，只有抢在前面，才能实现首漂！
我所在的队伍包括科考与探险两支队伍。探险队自然是在水上漂流的人员，而科考队则依靠我们采集的标本进行研究。
《四川日报》的记者曾报道：“1986年4月21日，‘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在成都成立，并受到了四川省委、省政府强有力的支持。这是一支来自川、黔、鄂、京、津、沪、甘、吉、皖以及解放军共10方，包含藏、羌、彝、汉、回等5个民族，长者50岁、少者18岁的50余人的队伍。其中，漂流队员、公安武警人员、随队记者各10余名，科考队员6名，来自4所研究所。他们是全国数百报名者中的幸运儿。”
我现在还能记得当年的朋友们：《人民画报》的刘启俊，《川报》的奉友湘、赵坚，上海《文学报》的周桦，四川电视台的姚遥、秦军，贵州电影摄制组的沙颖，武警参谋余成，中坚队员杨斌、宋元清、许端祥、王琦、颜可、杨欣、冯春、王岩……
征途的起点还是比较惬意的，因为我们首先飞进西藏，那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一路上我就没有离开过窗户，外面的世界就像我的梦境。我想起小时候在雷波的山坡上和小伙伴们向天空的飞机打招呼，所以也试图向下张望，看看能否看到一两个人影，但能看到的除了雪山，就是云层。
西藏自然不同于内地，下了飞机，就会觉得空气特别的纯净，在这样的气息中，我不由得兴奋，不停地找别人说东谈西，可我的很多同伴们却昏昏欲睡。好在到了拉萨有很多印度风情的丝巾与饰品吸引着我，充满神秘的气氛冲淡了从盆地初上高原的陌生。对于布达拉宫，我也许只会感动于它前面的蓝天，人工的建筑物包括以后看到的金字塔或者巴黎埃菲尔铁塔，我会惊叹人的创造力，但却从没有从心底感动过。当然，为了给漂流讨一个好兆头，我们全体都进入了布达拉宫祈祷。
当我到了唐古拉山，到了高原的雪线，感受的就是彻底的震撼，心头只剩想哭的感觉，这种感受就和后来我走到希腊海边时候是一样的。在此行漂流的日子里，当我透过帐篷的窗口看到满天的星斗或者清泉洗过的月亮，也会深深地感动。
唐古拉山的跋涉并不如常人想象的那么危险，高原的难度在于海拔的递增和空气的稀薄，路面相对平缓的，远不是凉山地势那样的险峻。那时候，青藏公路已经到了唐古拉山兵站，而现在，我倒是很想坐着火车再去看看那里的风情。
（会东县县长蒋学登和副县长梁建明一同和漂流队员吉胡阿莎亲切握手并热情的询问她漂流前的想法。）
【从长从长江源头出发】
我们乘车，骑马，走路来到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在燕石坪，我们欢送洛阳8名队员上源头，同时我们雇了一批牦牛驮上物品，队员步行，10天后到达长江发源地——格拉丹冬雪山的姜吉迪茹冰川，在尧茂书遗留草帽之地立下了“长江之源”这块纪念牌。长江的源头我没有机会看到，也没有太想去看，因为冰川太多，任何一滴水都可能是长江的起源。从源头下来的水很浅，船根本不能漂流，只有到了通天河，万流汇集的长江才显出庞大的气势。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需要光着双脚拖着船只移动。
6月6日我们在沱沱河举行了正式漂流仪式。没有过多的语言，只是插上国旗，队员们做出自己的承诺，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直播，我们面对前方的征途，也没有那么多“作秀”的机会。
长江全长6300多公里，落差约6500米，金沙江段的落差高达600多米，特大甲等、乙等险滩700多个，只有将这些险滩一个个漂过才能打破日本著名探险家植村木一在世界第一大河——亚马孙河创造的世界纪录。
在沱沱河流经的区域，相当一部分是泥泽，我们从第一天起每天需要在冰雪中光脚拖船10多个小时。没有雨鞋，没有防冻霜，刺骨的疼痛融化在汗水的滋味之中，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脚指甲渐渐地被泡软、泡脱。
长江上游的气温变化很大，夹杂着冰雹的鹅毛大雪成了家常便饭。这个时候，人和船上的行李只有湿透的下场，没办法，为了保护队里的照相机，我们都不得不奉献出自己仅有的雨衣。
到了黄昏，终于能够靠岸搭起帐篷，一碗汤、一块压缩饼干就是一天唯一的食物，带的食品有限，给养一天天消耗，无法补充，要维持到下一站就得时刻算计。在800里无人区中，任何货币都成了废纸。其实，谁又在乎吃什么呢？边嚼饼干，心里已经边在忙着想睡觉了。把打湿的鸭绒被用力拧，等到基本上拧不出水来时，把雨衣盖在里层，鸭绒被搭在外面，混混沌沌地也就对付过去一晚上。
两天过去了，终于到了每一个队员的情绪都很高的一天，这是因为我们真正见识到长江源头的迷人风光，这种美丽，简直令人发狂：湛蓝得令人泪下的天空，雪山和冰川如同梦幻的境界。那成群的牦牛、野马、白唇鹿悄悄在河边吮吸，上万头羚羊奔跑不息。那种静谧，那种野性，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
漂流队里拍电影的、拍电视的、拍照片的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文人们更是动情，每天在船上划了一阵后，就拿出自己的得意作品朗诵一番，别人卖力气，他们就供大家消遣（也乘机偷懒）。业余歌手就更多了，大家最喜爱《伏尔加船歌》，那悠扬、深沉的旋律始终回荡在沱沱河的上空，惬意极了。
好景总不会太长，到了第四天，我们就陷进了被称为“死湖”的一片水域。其实地图上没有这个概念，河水本来的宽度是一定，可到了这样一个地方，人的眼前顿时出现了一大片水域，连应该往哪里去的感觉都找不到了。
这里根本不能划船，只能靠我们赤脚下船拖着走，“死湖”真大啊！整整拖了一天，我们的船才得以靠岸。“死湖”也真凶险，到了晚上，狼和熊就在帐篷周围从晚叫到天亮，害得我们时刻提防着，本来困乏的身体更加劳累。
从“死湖”出来，我们总算在第五天连拖带拽地“漂”到了长江第一滩“烟帐挂”。船队刚一拐弯，突然两只黑熊从山上跑下来向船直冲而来。我们大吃一惊，但随即却有了兴致，居然不怕死地纷纷拿起随身携带的照相机一顿猛拍。
四川电视台的记者姚遥一人驾一条橡皮船壮着胆子还朝老熊划去，正在独自拍摄时，透过相机镜头，眼看老熊就要扑过来了，“啊——”他吓得大吼一声，丢开相机划起船浆就想逃命，幸好，队里的武警三朗鸣响了手枪，关键时刻，还是武警战士比秀才管用，那两只知道了厉害的黑熊呆头呆脑地调过头向山上逃了。
我们正在互相取笑，“哗”，船突然下了滩，落差之大，我们连回过神来的时间都没有，一阵猛烈的倾斜，船上仅剩的四箱食品罐头全部倒入江中。等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把船靠岸后，一小时前还兴高采烈的我们就乐不起来了——口粮只有一小口袋白面了。
开饭了，清汤寡水的面糊糊一锅，半饥不饱的每人一瓢，再加上如狼似虎的队员们，没有一分钟，每一个人就吃完了自己的一份。队员们拿着空碗你望我、我望你，男人们特别希望我们几个女的能发扬一点风格，但这只能是一种幻想。在这里男女是绝对平等的，同样劳累，同样饥饿。就连平时最怕身体发胖的卫生员小田，她也舔着嘴巴不停地回味刚才面糊糊的滋味，还不断唠叨：“只要能吃一顿饱饭，长重50斤也不在乎了，还参加啥子健美比赛哦！”
“瞧，地主让老熊吓惨了。”为了转移肚子的注意力，我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壮如公牛又很有城府的肉头地主 ——姚遥，他正端着碗坐在河边发呆。听到这句话大吼一声：“是老子把老熊吓跑了。”说完将碗狠狠摔在河里，转身向帐篷走去。
没想到，这顿面糊糊竟是我们“最后的晚餐”。
（三位漂流勇士相互鼓励、迎接挑战）
【忍饥挨饿的岁月】
两天，两天没有吃什么东西，大家都感到恐慌了，到马场还有10天左右的路程，能活着回去吗？有些队员后悔地说：“早晓得是这个样子，连饭都吃不上，老子肯定不会来。”
然而，后悔也罢，抱怨也罢，都要漂下去，没有多余的选择。在这与世隔绝的无人区，没有人烟的另一个世界，什么高雅情趣、文明教养统统荡然无存，一个个变得粗鲁不堪，船上再听不到抒情诗，谁也无心欣赏高原奇景，吃饱饭、睡好觉就是最大的满足。
又是黄昏，大家再也没有前几天的兴奋，搭好帐篷，蒙头大睡。可我肚儿空空，饿得心慌实在难以入睡。我在半夜爬起来，围着帐篷转来转去，希望能找点吃的。到了河边，从船上拽出防水袋，翻遍了，只找到一点饼干渣渣，趴在河边喝一肚子水，又回去昏睡。好不容易蒙眬入睡，梦中出现的全是关于吃的场面，好多精美的食品，可老吃不到嘴，一急又醒了，想着梦境直吞口水，巴不得又赶快回到梦中去，可是再也睡不着，胃猛烈地抽动。
透过小小的帆布窗口，仰望寒冷的高原天空，无数的星星挂在天上好不自在，我的妈妈也会看到这些星星吧，她不会想到自己的女儿居然还饿肚子的，我好想家！
白天，永远是单调的，枯燥无味的漂流。队员们一边懒洋洋地划桨，一边兴致勃勃地谈论各自家乡的特产。成都的杨斌大吹他们成都名小吃如何香飘四海，重庆的李大放摆出山城的火锅，“京油子”王琦大肆宣扬北京烤鸭如何驰名中外，我就大吹而特吹凉山老彝胞实实在在的“砣砣肉”。大家听得直舔嘴巴，好像真的一碗“砣砣肉”吃下去了一样，画饼充饥，只能是越想越饿，越饿就越想，干脆睡在船上，骂骂咧咧地任其漂流。
抽烟，成了我们的安慰。武警参谋于诚心眼极小，什么东西都藏得很深。一天，和他一条船上的小田因为没分到一颗“大白兔”糖，向全体透露说，于诚还藏有一条“阿诗玛”，这一爆炸新闻使全队热情起来，尤其是烟民们。每个人一见到于诚就大声喊道：“阿诗玛，你在哪里？”
野生动物很多，却不敢轻易招惹，并非因为保护珍奇动物，而是枪法不准。幸而是这样，否则野牦牛发怒向我们扑来，我们是招架不住的。因此，和平共处，互不侵犯是维护安定局势的唯一办法，只能眼睁睁望着它们肥美的身躯，在心中动一动吃的念头。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6月21日，一早漂出去，河水好像干净多了，没有死牛烂马腐尸，远处传来声声鸟叫声，“啊！鸟！快看，是个鸟岛！”成千上万的鸟儿在上空盘旋，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全队立即亢奋起来，一个个涨红了脸，强烈的食欲驱动大家，“弱肉强食”的心理油然而生，心想野牛不敢碰，鸟儿总敢整几只来吃，于是士气大振，奋力划船赶到鸟岛上。我的天！整个岛上全是一层白花花的鸟蛋，一个个都有拳头那么大，所有的人都拿着能装东西的桶呀盆呀什么的，争先抢着向岛上冲去，个个埋头苦干，喘着粗气，手忙脚乱，拾蛋、拍照，疯了一般。
这群“疯子”当中，就有《人民画报》社的摄影记者刘老头，作为全国第一画报的大记者，他在国内外采访时候，每到一地都受到较高待遇，根本想不到在这个漂流队连饭都吃不上。对于一个老头，实在有点残忍。他很勤奋，心眼极好，大家都叫他“刘大叔”。他从不偷懒，也最爱发火，有一次和贵州摄制组徐老头为争抢一个镜头差点打起来。特别是他的唯一的一双雨鞋，在前一天晚上，因为臭气冲天，污染了帐篷里的空气，被杨斌于凌晨4点召开的“公判会”上判处“死刑”，由杨辉执行，甩在江中后，大叔就只有光脚套一双袜子当鞋穿，他能不发火吗？但他看到这么美的鸟岛，布满皱纹的脸上终于舒展了。他虽长得又矮又胖，腿又短，却跑得像鸭子一样飞快，在一窝鸟蛋旁一坐，调焦、定位准备拍照。那些鸟，有的已破壳而出，有的已将脑袋伸出蛋壳外睁着一双眼睛惊奇顾盼，这些鹅黄色的小鸟儿真是漂亮极了，刘老头等不得它们慢慢出来，就帮忙把蛋壳剥开，把小鸟儿一只只弄出来，选择每个角度，拍摄它们的憨态。
至于其他队员，不仅捡蛋，在过程中还不小心踩坏了很多蛋。上海《文学报》记者周桦，感情丰富、细腻，目睹这伙人的“暴行”，简直像强盗将鸟岛洗劫一空，眼泪都快流下来。他站在那里又跳又叫，大声抗议：“我一定要向国家生态平衡委员会控告你们残杀弱小动物的行为，特别要控告刘老头！”听他大喊大叫，大家只木然地望他一眼又埋头忙着拾蛋，再也没有理他。斑头雁声声凄厉的哀鸣，听来令人心碎，深深地打动丁我，心中悲楚无比，为了活下去，我们的理性没有了，同情心没有了，更没有想到什么一级珍奇保护动物，只知道要特级保护自己。
一大锅香喷喷的鸟蛋汤煮好后，大家都挤在灶边，争着和掌瓢的汉布攀谈着，要他注意到自己的存在，希望他给自己多分一点。哪知他居然不买账，算了，每人能分得一大碗，这也很不错了，端起来忘情地喝下去，绝了！没有什么比这更好吃的了！我用心看了一下周桦，他正吃得津津有味，还厚着脸皮找汉布希望再添一点。
把剩下的孵化过的鸟蛋煮好后，剥出壳内的小鸟，将身上绒毛扯掉就吃，就这样维持了接下来的生活。
曾记得父母、老师从小就教育要珍惜粮食，以前这一观点在头脑中仅仅是抽象的概念，而现在，短短的几天就让我尝尽了滋味，刻骨铭心地记住了。
到了下午，跟我同船的电影摄影师沙颖很诡秘地告诉我：“我还有一块巧克力……”“什么？你还有巧克力？”我简直高兴坏了，马上在他耳边说：“千万别告诉别人。”
哪知，不一会儿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平时队员们各漂各的，有的在前，有的落后，但这天大家的感情似乎很好，都不愿离开，相互“依偎”着一直漂到下午。沙颖见人多也就没有拿出来的意思，可有几个队员终于忍不住，高叫着让他把巧克力贡献出来。无奈，只好分了，不小心刀子把手也戳破了，由于大家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于巧克力，见分好了，每人抢一块就跑，我更是眼明手快，拣一块最大的就往嘴里塞。回头看看沙颖，他居然低头不语，“这个人也太小气了吧？”我顺手推了他一下，他却倒在船上，手在不停地流血。糟了！我赶快叫来卫生员杨一兰给他包扎，然后招呼别的队员：“哪个还没吃的把巧克力拿来还给他。”晚了，大家早已吞到肚子里。
沙颖是由于饥饿、低血糖又加上流血昏过去的。
（三位漂流勇士进仓时的情景）
【当一会儿“媳妇”吃一顿肉】
从开始漂流算起来，15天过去了。一路冰雹，一路风雨，漂流队艰难地前进着，两岸的雪山不断向后移动，狰狞的秃鹫总在头顶上盘旋，这些吃尸体腐肉的猛禽在寻觅着，等待着。15天的漂流在我的记忆中是那样的漫长，绝不像电视剧《长江第一漂》中朱时茂那么潇洒、那么浪漫，还配着动人的音乐，给人美的感受。
高原紫外线很强，把我们的脸晒得一层一层地脱皮、嘴唇翻裂，我们的眼睛也被晒得发红，布满血丝像红眼狼一样。第16天，突然，在眼前出现了青青的草坡，白色的羊群像一片云一样飘过来。
人！看到了人！我们惊喜若狂，尽管我们不是一个人单独漂流，但依然感到十分孤独，仿佛被隔绝于另一个世界。看到我们的同类，激动的泪花含在眼里，此时我才真正感到尧茂书的艰难，尧茂书的伟大。
我们这群蓬头垢面，分不清男女的队伍就像一群土匪那样背着、扛着东西，乱七八糟向藏民的帐篷跑去。在家的女人和小孩看见这群欢呼雀跃的“天外来客”，个个惊恐万状，女人把怀里的孩子抱得更紧。我们也顾不得这些了，跑进帐篷就四处搜寻，巴不得遍地都是吃的。
不管怎样，今天是能够饱餐一顿，我们也就放心地放下东西休息一下。突然，前面山上冲下来一群骏马，就像在放一部美国西部片，够味！其中一匹，浑身乌黑油光，一根杂毛也没有，如一匹黑缎子闪闪发亮，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漂亮的一匹马。
马上的藏民们更有特色，天下着雪，但他们半个膀子露在外面，每个人腰挎一把藏刀，威风极了，真帅！看得发呆，我却本能地马上把盘在帽子里的长发解下来——表明我是女的，我们不是强盗。
语言不通，就打手势，意思是换点吃的东西，我们继而拿出药品、首饰赠送他们。看到这样的诚意，好客的藏民们热情地拿出糌粑面，不客气的我们也敞开了肚子，每个人起码吃了半脸盆，有几个男队员吃的都站不起来了。
到了晚上，在这么温暖的帐篷里，我盖着藏民热乎乎的羊皮大褂，很快就睡着了，感觉仿佛到了天堂一样。半夜，男队员骚动起来，几个女队员睁眼一看，他们个个脱了衣服全神贯注地找虱子，掐得噼啪作响。上帝！虱子哪里找得完？我也不由得后背一阵发麻……
第17天，早上7点，开始收拾、上船。我们都舍不得离开，生怕在继续的旅程中遇不到人家而挨饿，可是不得不走，我们只得依依不舍地告别藏民，向前漂去。
我们船上的杨斌，曾是四川省队游泳运动员。此人风趣幽默而又油嘴滑舌，头天晚上他吃过糌粑后又把藏民家的一盆酸奶哄到手，还一人独吞。由于吃得太多，所以这时开始拉肚子，吃了几次药也止不住。才漂出几公里，他就恶声恶气命令我们赶快靠岸。
别的船都漂在前面，我们自然都不想落后，又不知道他要耍什么花招，一边划着向岸上靠拢，一边问他要干什么，只听他尖声叫道：“我要解手！”话音未落，就一个跟头翻进河里，原来他实在憋不住了，准备在水中方便。雪水浸骨头，冷水一激，他解不出来，肚子又痛，他只得又爬上船，刚上船还没有站稳就拉了一裤裆。大伙儿一见他这狼狈样，开心得哈哈大笑：“完了，杨斌，再也不会有女娃儿喜欢你了！”
大家七嘴八舌说笑，他已经顾不得一切，忙着脱裤子洗屁股，还恶狠狠地吼我和小田不准朝后看。
还好，从这以后，几乎每天都会遇到人家，填饱肚子没有问题。
提到肉，大伙都很馋。第18天的晚上，周桦和几个记者到帐篷里来约我一道去找肉吃，一听到“肉”，哪里还有拒绝的理由？我毫不犹豫地跟着他们一起去了。
我们来到一户带着两个儿子的老藏民家，在门口我们很有礼貌地将双手并在胸前说：“扎西德勒。”接着说：“老乡，你好。”
老藏民答：“不知道。”
“牛肉的有没有？”
老藏民答：“就是。”
这都是些什么乱八七糟的呀，我忍不住要笑了，周桦掐了我一下。老藏民很客气，把我们让进去，拿出酸奶酥油茶款待我们，拿来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一律不客气。
吃完了，我们几个仍赖在那里没有离去的意思，怎么表示要吃肉呢？周桦精灵得很，双手在头顶作牛角状，嘴里发一声牛叫，老藏民懂这个意思，但表情冷淡，没有反应。
几个记者东张西望，看看他的两个儿子又看我，眼睛一亮，马上开始打手势，比画了半天，老藏民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他的两个儿子却笑开了——他们懂了，意思是把我留下给他家当儿媳妇来换牛肉吃。
我心想：亏这些家伙想得出来，但只要能把肉哄到手，暂时当当“儿媳妇”也没关系。因此也配合默契，尽量跟老藏民嬉皮笑脸。老藏民高兴了，起身到后面拉帘布，啊呀！硬是有半边鲜牛肉挂在那里，顿时所有的眼光射在肉上，再也移不开。老藏民拿起刀子割下了几砣肉，撒上盐，在牛粪炭上烤了一下，我们就大口吃起来，也顾不得牛血顺着嘴角往下流。我上警校时，常听我们班上的藏族同学谈起生牛肉如何好吃，当时无法想象吃生肉，今日尝来，味道果然鲜极了。当刑警时落下的怕肉的毛病，在这一刻也早就忘了。
酒足饭饱，自然就是溜之大吉。我刚起身，老藏民一把抓住我的手，示意那几个男的可以走，但我得留下。糟糕，玩笑开大了，情况不妙，他的两个儿子把门堵住，门神一般。怎么办？靠着我们刚吃了饱饭而且人多力量大，对方也没什么准备，费了好大的劲儿我们这群吃“霸王餐”的才狼狈地逃回营地。
其他的队员见我们吃得满嘴油水，也不问一下我们是怎么搞到的，就一窝蜂地向藏民家冲去。人家藏民上当受骗还在气头，看到这一群人竟然厚着脸皮又杀了过来，于是放出10多条狗，把他们全轰了回来。
就这样，到了第19天，我们终于漂到马场——曲麻莱县。现在想来那日子像做梦一样，过的完全是非人的生活，历尽了艰辛，却有无穷的乐趣，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无人区的18天。
（征服“老君滩”时的吉胡阿莎）
【大战通天河】
从沱沱河漂过来，就到了通天河，这时候，雨季开始了。
通天河上洪水暴涨，漂流探险提前在这里拉开了序幕，整个队伍开始有了担忧的情绪。对我来说，危险是肯定的，没有危险那这次活动有什么意义呢？但我们这么多人，不同于尧茂书一个人单独作战，我只觉得就好像舞台的幕布刚刚拉起，轮到我表演的时候到了，这样反而还有了激情。
很多同伴在不同的危险面前选择了暂时的放弃，可我在整个过程中却没有退缩的念头，我相信越在关键的时刻才越能显出英雄本色。通天河以后，我在探险队中最喜欢的队友沙颍也选择了打包退出，这让我有些失望，他的乡村歌曲，他的绝妙英文，顿时失去了魅力。“长漂”中的男人们，尤其是沙颍，当他们选择放弃的时候，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的。尽管我很想敬仰他们，可是他们的表现却不配这样的敬仰。
只是负责摄影的沙颍并不是漂流队员，他没有义务坚持下来，这一点我是理解的。对于作为记者的人，我也能体谅、照顾他们的。周桦是一个白净的书生，但是摇船却没有我熟练，那时候我们把几只船绑在一起，就好像航空母舰一般，坐在中间船只上自然要安全得多。随着环境越来越恶劣，我就把自己在中间的位置让给了周桦，自己坐在了边上的小船上，这倒不是为了逞英雄，只是我觉得他的才华值得我付出关照。
顺便说一句，我很欣赏周桦这个“小生”，他不仅口琴吹得很棒，而且文笔异常的优美。虽然漂流过程中其他人都诟病于他没有作品，但他最后在《文学报》上发表的连载作品让全中国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优秀的上海男人——现在他已经是奔走于曼谷与上海之间的“大亨”了。
离开曲麻莱的第一天，有七八个人就连续翻船落水。平时有几个男队员老抢着一个人划条橡皮船，老想在电视、电影里多露几个光辉形象，这时也因水势凶猛，纷纷要求并船，增加船的浮力，以求一线的安全。
中午12点，大家在船上一边吃饼干，一边把船里的水往外淘。水的流速很快，只需艄公把舵掌好方向，船刚穿出一个峡谷，接着又是一个跌水。第一条船从一个险滩的边缘绕过去，回头一看，8米高的大浪和跌水太凶了。他们赶快靠岸，跑上山坡，向我们的后面的船队鸣枪警告。后面的船要靠岸已经来不及，我们只有做好自救的准备，刚抓紧保险绳，船就载着7个人“栽”进了浪谷，并连着的3只船挣扎着，大船两侧的小舟翻扣在它肚下，10多秒后才穿出水面。
睁开眼一看，船上只剩下了3人，沙颖居然还一手抓绳，一手举着摄像机，我和许瑞祥相互对喊：“王琦呢？周洪京呢？”当值的艄公刘辉也不在了！
船无人掌舵，横在江心差点翻掉，我赶紧抓一支备用桨把船打正，以尾作首，代替了艄公。举眼船边有一红色物体，我还当是自己脱下的羽绒裤，用力拉起一看，却是王琦！接着，周洪京被周桦拖上船。
就差刘辉了，他在哪里，水面上没看见。好一阵，刘辉才从一个大旋涡里旋出来，眼镜没有了——他是个高度近视眼，离了眼镜看什么都是模糊的。只见他无力挥动胳膊，绝望地喊道：“我不行了，救救我！”……
我迅速脱去羽绒服准备跳入江中，只觉一只大手抓住我的后腰，周桦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你下去不行！”我失声地喊：“刘辉，往左边！”
一个大浪将刘辉托到浪尖又狠狠地抛下浪谷，船无法减速，除了我手中的舵桨，其余的工具全飞了。船进入左岸回水，那里有一只准备救护的单船，杨帆等3人见刘辉出现在回水外100米处，解开绳子向他冲去，终于在下面两公里处把他救了起来。
这一天，漂流队损失了14部照相机，还有胶卷、行李包，折合人民币10多万元。更惨的是很多队员只剩下身上穿的短裤短衣。上岸后大家回头再看险滩，无不感到阵阵发怵，感到害怕，此时大家才真正意识到漂流的凶险、冷酷。
在这样的害怕中，有3个队员翻山越岭离开了。我们当即宿营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计划，向全队宣布：“要走，要留，取决自愿。”就在这次会上，表现突出的我第一次作为艄公，代表我船队员参加现场指挥部召开的会议。在会上，也有人提出了退出，一些有家的人当然必须要考虑自己的妻儿。愿意走的自然我们也不能勉强，不过我的态度依然坚定 ——你们爱走就走，我一定要漂完。
晚上，两个帐篷挤着20多人，根本没有地方躺下，我只得独自找一个角落坐上一夜。外面风雨交加，江对面的山上泥石流崩溃，声如闷雷，令人心惊胆战。雨水从四周流进帐篷，所有人就全身湿漉漉地熬到了天亮。
第二天，河水暴涨了4米，这哪里是水流，完全是泥浆夹杂着石块狂吼奔腾而过！到了中午1点，我们才终于决定大小7条船并联漂流——如航空母舰。坐小船最危险，但不能没有人，只有两侧小船不断与岩石撞击，保持平衡才能维护大船的安全，我和老戴坐上了右边的小船。
“航母”很有气势向泥石流形成的滑坡滩冲去。在跌水中，由4条大船组成长方形，船身一下成了90度直角，“压浪！”五个小伙子齐身向船头扑去。左边小船与岩石撞击，船破泄气，杨欣、许端祥翻身进了大船。右边小船上的老戴和我则被一个大浪连船带人反扣在大船上，我的脑袋和船上固定的备用桨相撞，顿觉火星四冒、头昏眼花。
转弯必有滩，滩中必翻船，这也是规律。每一个漂亮冲滩，绕礁石，过跌水，都会使我们狂喜兴奋不已。
在与队友的小舟共济中，我重新认识了他们。随行的很多记者不是漂流队员的队员，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去冒这种正式成员都不愿冒的风险。但始终坐在小橡皮舟上的他们，常常是无所畏惧。他们的勤奋、严己、公正以及人品赢得了我们的尊敬，他们不愧是最优秀的记者！
4公里长的阿霞滩非常危险，这一段因为没有太大的名气，即使不漂也不会有人报道。领导们也许考虑到保持队伍的战斗力，所以不太同意我们“老老实实”地漂完，但我们几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怎能就此罢休？如果没有把长江全部的征服，我们的到来有什么意义呢？我和杨斌作为最坚定的“主战派”向领导“发难”，许瑞祥也加入我们的“请愿”，好在周桦等人也表示了支持，我们总算上了船。
不过，豪言说得轻巧，壮举却是艰难的。有一次翻船，水急、浪高，始终没有机会将船翻正。我们的手就抓着船绳，在滩里冲了几十分钟，绳子深深勒进肉里，口中不断呛水，我真想把绳子甩了，然而这样，只有送命，所以我不断暗暗告诫自己，除非手断了，否则绝不可以弃船。又一个回水区，船在不停地打转，趁这个时机，强壮的小伙子们把船翻了过来，把我们一个个拖上岸倒着提起来，这才把肚里的黄汤吐出来。
从危险中“吐”过来之后也没什么可想的，只是觉得又过了一个险地，我全身放松，只想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地任由口鼻呼吸……
【死亡，就在身边】
“为什么要‘长漂’？”这是我常常要面对的问题。“爱国主义”，确实过于高调，虽然我确实要争当第一，而且我要代表中国战胜美国。但是，当每次回想起牺牲的那11个同伴，“爱国主义”就显得苍白了一点，毕竟，生命的脆弱可见一斑。
金沙江从我的家乡经过，从小就听到关于她奇丽而迷人的传说。而她的上游，更是诱惑人的。“长漂第一人”尧茂书，就在金沙江通加峡遇难。
通天河以后，因为人员的简编，我们开始分组漂流，比如这7个人漂这段，另8个人则坐车到下一段起点等待。因此，当我们到下一段起点之前，上一队就出事的情况时有发生。由于当时我们经过的地区充满着不可知性，随时而来的猛兽、险地，都能置体力、精神处于健康边缘的队员于死地。不仅是失事队员，寻找他们的队员也充满了危险，尤其是天黑之后。
我们的一支小分队和“洛阳队”再次相遇一路漂流时，在冲过通加峡、穿出直门抵达白玉县叶巴时再次翻船，除霍学义上岸，其余两队7名队员全部失踪……
在巴塘的下一队只截到一条红色橡皮船和几个防水袋，没有发现队友们的踪影。这一下，所有的人员手足无措，立刻，十几个寻找小组在当地军民的配合下开始沿江寻找他们。
当时的领导们考虑到环境的危险，所以要求剩下来的我们等天亮了再前去搜救。但是时间就是生命，要知道，遇难同伴正徘徊在生死的边缘，何况我们是战友！
救人，刻不容缓，这就是我当时的态度！
最危险的时候，人往往会想到自己的安危，可是每一个人都想着自己，谁还能依靠、相信别人呢？
我们这一组有4个队员，两名武警一路向着西藏方向逆江而上沿岸去找。山高路陡，沿江很少有路，走得趴下，累得我直想哭。我们彝家的凉山就是以山高山峻而著名，尤其是雷波，我以前经常出现场、侦破案子几乎就是爬大山，但和这里的山相比也差远了。
太阳很大，我走得鼻血直流，渐渐的，我落在后面，爬坡、下坡又到江边，我努力赶上时，他们捞到一件救生衣和一只木桨。看见这熟悉的东西，大家的脸色阴沉下来，他们究竟怎样了？如果活着，不及时找到他们，就完全可能被冻死和饿死。
3天过去了，我们顶着太阳爬大山、穿森林，差点迷路，吃完带的食品，就摘山下的野果充饥，老吃野果也会上吐下泻，3名队员都中毒了。
我们的周围，高山气候显著，天一黑就下雨，每人裹一件雨衣在岩洞边就可以睡一夜。4天后，远远看见绿油油的庄稼，几间土房和果园，我们连走带跑来到一家，门开着，静悄悄的，没人。到另一家，同样。
我们以为主人可能上山放牧，或出山驮货，也就独自烧水，摘了一堆核桃吃完喝尽，铺些草在房中倒头就睡了。
不一会儿，突然感到身上奇痒，闭着眼东抠西抓，实在受不了，翻身一看，我的天啦！铺天盖地的跳蚤在我们身上跳来串去，我怀疑这是跳蚤吗？怎么会有这么多。很快，咬过的地方就红肿了，抖也抖不完，赶也赶不走，“三十六计，走为上！”我们赶紧跳到附近的河里洗澡，好过一点就准备另找了地方住下，穿过一片核桃林时，发现一具小女孩风干的尸体——我们马上意识到：这地方可能是某种疾病的流行区，事情不妙！
果然，到了第二天，我们身上大片红肿，抠烂了流血、流黄水。吴涛说：“这样下去，不但找不到他们，连我们自己性命也难保。”我们只好从原路返回，可抬头一看那大山，我们都失去了信心，于是只好从西藏游过金沙江到四川——放心，这一段是金沙江的缓水区，很短，不过吴涛还是差点被冲下“拉瓦滩”。
5天后，我们满怀希望地回到巴塘。可是却得到了这样的消息：“老孔完了，阿莎。我们是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卷走没法救他！”杨斌说。
他真的死了吗？我小声对自己说，多么熟悉的一张脸，永远也见不到了吗？我的脑袋一片空白，死亡就在眼前，可因为尸体无踪，我还是觉得老孔会在某一天从某处冒出来。此时此刻，我却说不出一句话……
年轻的军官，常穿件挂满军功章的军服叫人给他拍照，喜欢吹牛说大话引得大家发笑的孔志毅，是漂长江发起人之一。他是全国二级英模称号的获得者，军委保送他上国防大学，通知书发到手上也被他放弃了。他参加了漂流队，用血凝结了金沙江的丰碑；他付出了生命，人们真正认识了他。
8月，肯·沃沦的队伍到了玉树。这对我们的压力更大了，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就为了要抢在他们的前面，因为我们代表着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一个民族，在自己国家的江面上与外国人奋争！
【落选“敢死队”】
虎跳峡 ——世界第一峡谷，当地人形容老虎可以跳涧而过，我们赶到一看，这一形容果然很适当。
虎跳峡全长约16公里，落差约200米，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对峙形成的深谷高出江面约3000米，最窄处不过30米，18个特大险滩散落在上、中、下虎跳。几公里外就能听到虎跳峡雷鸣般的吼声，对于我们每一个漂流队员都是一场严峻的挑战。近百名记者蜂拥而至，各种报道铺天盖地而来。
“洛阳队”人少精干，在迎接“魔鬼大峡”的挑战中，先于我们“科漂队”首先漂过中虎跳峡（最凶险地段），他们在虎跳峡的显赫战绩为中国人的“长江漂流”打上深深的烙印。
9月12日，“洛阳队”孙志岭和郎保洛钻进了密封船，金沙江以巨大的能量把密封船甩进“满天星”。岸上千百双眼睛盯着这个没有动力驱动的小小“球体”在大浪中沉浮着、翻滚着，被摔裂、被解体。
一个人头闪了一下，接着没影了，他是孙志岭。郎保洛抱住半边密封船被一股水冲到一块礁石上被卡住，只见他艰难地爬上岩石，就这样被困了整整四天四夜。直到成都军区派来一支特种部队，在当地老乡的配合下才把郎保洛救出。
《青年世界》记者万明采访这一新闻，晚上赶回发稿经过一个瀑布时，不幸被飞石击伤遇难，年仅23岁。当天，一个看热闹的老乡也从山上掉下摔死了。等下午回到桥头镇，就听说一辆载有人的货车翻进了虎跳峡，十多俱尸体被冲入金沙江，全进了虎跳峡。当地好心的老乡纷纷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有神，你们冒犯了神，给我们也带来了灾难，你们还是回去吧。”
“洛阳队”的创举使科漂队再也坐不住了，虎跳峡是我最想挑战的“敌人”，我不止一次地积极要求，申请不知道写了多少封，可惜都被领导们否定了。我想：也许是因为我以前提出了许多不服从他们的意见 ——既然我这么愿意“出风头”，这样的机会就越不让我去。直到现在，我还对领导们颇有微词，但如果他们是为了保护我这个女流之辈而拒绝我，那我也确实不厚道。
不管怎么说，落选了征服虎跳峡的“敢死队”成了我最大的遗憾，不过我也知道这不是我不够勇敢，而且我已经很努力，后来我被批准征服“老君滩”，也或多或少补偿了这一点遗憾吧。
9月24日，王岩、颜柯乘“中华勇士号”密封船从“两家人”下滩开漂，密封船上密密麻麻地捆着几十个防撞轮，一股水柱般的大浪袭来，它被冲到一块离江岸只3米的礁石上被卡住了。王岩在里面通过无线电对讲机，一次次发出呼救：“没有氧气，受不了了，赶快来人把船撑下去！”
此时，我站在离江边约200米高处的地方，看得清楚，听得明白，队友的呼救仿佛要自己的命一样，于是我拿起木杆和武警木呷直跑下去。这哪里叫路，我们连滚带爬，总算“跑”到了江边，接着我和木呷齐力用木杆把船撑了下去。
看着密封船又正常的漂流，我心里才一块石头落地，缓缓向山上爬去。草很深，我只感觉脚下一堆软绵绵的东西，定睛一看：妈呀！两条碗口粗的蛇，正受惊伸头向我的脚缠来！我吓得失声尖叫，拔开脚亡命地向山上冲，一口气跑上指挥点，趴在地上再也起不来。就在气喘吁吁的时候，只听我们头儿喊：“阿莎，快漂成功了，颜柯要给你讲话。”
我一听，就犹如被打了一剂强心针，从地上一跃而起，跑过去挤进人群，抢过对讲机说：“颜柯，祝贺你们！”
“感谢你了，阿莎！”
颜柯的声音使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虽然我落选了，但他俩的胜利，同样也是我的胜利！最关键的是，他们没有牺牲。
牺牲，这是我没有想过的事情，即使我站在长江源头看到尧茂书的遗物，我也不会对死亡发出什么感叹，因为我根本没有死的念头。虽然在我的冒险中，就在我的身边，我的战友、我的同志都被死神夺走生命，可我始终只把这种事看成与我擦边而过的问题，仿佛这个跟我并没有关系，我坚信自己永远不会死，如果我这么坚持，即使有那么一天，我也不会感觉到了，我又何必感叹呢？
如果真的要谈论到死亡，也许只有你怀着一种对死亡的畏惧才真正会遇到这样的情景，就好像在我的记忆中，牺牲的老孔就是心事重重、眉头不展，好像永远都有驱不散的乌云，而我则把冒险当作好玩的事来看，心里则一直想着鲜花与掌声，如果你自己不去感应，或许死亡真的能远离你。
这一点，也许真的应该学习郝思嘉的精神，“Tomorrow will be anotherday”，明天又是新的开始！
【我是“No .1”】
成功漂流虎跳峡的当晚，全队在下桥头镇痛狂饮，烂醉如泥。我却想哭，真想痛哭一场，哭我永远失去的这次机会，哭我的希望一次次破灭。作为一个漂流队员，不能漂流特大险滩还有什么意义？
金沙江，还留着一个“滩王”，如再失去这个机会，干脆回家……
想到这一切，我等不及了，连夜找了指挥部领导，最后一次请求漂“老君滩”。我恳切提出：“我们4个女队员是代表全国的妇女，而我又是公安干警又是少数民族，代表性强。”
攀登珠峰有妇女，到南极考察有妇女，漂长江既然有妇女参加，同样应该和男队员们一道施展自己的能力和体现当代妇女特有的风采。何况“老君滩”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我作为凉山唯一的代表，全州人民都在关注着我，我非漂不可！
在我坚决请求下，指挥部决定由我、宋元清、杨斌组成漂“老君滩”小分队。
9月中旬，“中美队”在叶巴受挫，队长肯·沃沦及4名队员失踪。4天后，他们回到巴塘，漂流队宣布解散。至此，我心里不免遗憾，当初激励我来漂长江的一半原因是那些有关“首漂权”的传说，此刻，我已经觉得这种激励有点动摇。
“老君滩”号称长江“滩王”，全长约4公里，落差40多米，两岸从山上滚下的600多块岩石阻碍在4公里的江中，形成巨大的旋涡。10多米高的岩石很锋利，密封船与它相撞很容易被划破。靠云南方向，“老君滩”的二道滩下有一个老君洞，洞口比密封船大5倍，三分之二的江水被它吸进，因此漂“老君滩”需要特别好的机遇：运气好，船没有进洞，漂流成功把握很大；万一进洞，那么搞接应的人只能看着我们进洞而无法采取任何救援措施。
我们3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每人带一把匕首，如果船进洞，只有用刀破门而出。然而就算是侥幸出了洞，躲过一个滩，4公里长的滩都能躲过吗？脑壳与岩石相碰，后果可想而知，所以一旦离船，生还的机会几乎为零。
北京夏令时14点整，我们在国旗下庄严地宣誓，喝了壮行酒。“风萧萧兮江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悲壮的气氛中，我们与领导、队友、记者们一告别，与两岸的老乡告别，我匆匆顾盼了一眼家乡的山水，大大地呼吸一口气，先钻进了密封船。
如果要说在“长漂”中最恐怖的时候，我可以说不是在水上，也不是在疫区，而是独自走进密封船的时候。密封船实际并不能完全密封，外面用5厘米粗的绳子将几十个防撞汽车内外胎加固在船身上，两个门窗外面用木板将内胎固定，用绳子挂死。整个空间较小，只能装两袋氧气，全身蜷在橡胶味道之中，让我感受到了什么叫最恐怖——以至于我以后的噩梦环境都是我被活埋在黑暗之中。
恐怖的感觉一寸一寸吞噬着身体，从脚袭向腰间，再漫到脖子上，就好像清醒地被活埋在土里，要是那个时候还要让我独自多忍耐10多秒，我肯定坚持不下去了。正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杨斌、老宋的及时下来，一下子驱散了我恐惧的念头，我紧紧握住他们的手，随着杨斌一句：“你怕啥子嘛？”和他们带来的诸如“今晚的《新闻联播》说不定要播我们哦。”的玩笑声，我的一颗心也安稳下来。这样的恐怖即使在漂流最危险之际也不能相比，直到我们漂完以后，为了做报告，在从上海去北京的火车包厢里，我才又有了那样的感受。从那以后，我对电梯、地铁等狭隘的空间也避而远之。
14点10分密封船“中华勇士号”载着我们摇摇晃晃地向长江的最后一个隘口滩王“老君滩”发起了最后的冲刺。
三个人挤在一起坐在里面无法伸直腰，我夹在两个膀大腰圆的壮汉中间，更是透不过气来。经过头道滩时，船和人都失去了平衡，像掉在空中一般。
紧接着就是二道滩，突然从10多米高的跌水上栽下来和岩石猛烈碰撞，船体急剧翻滚，水不断从窗门挤进来，一下就有齐腰深。我在中间把报话机保护在胸前，他们两人用背各堵一个窗口，水仍然不断地涌进来，一旦灌满船又不能排水，我们就有淹死在里面的危险。情况危急，而我们在里面完全失去控制，脸上挨一拳，身上被踢一脚，三人的“少林功夫”是施展完了。突然一股臭气扑面而来，脸上顿觉热乎乎的，用手一摸，黏糊的米饭、鸡肉、海椒吐了我一脸，这是宋元清干的。
一阵恶心，船里充满了恶臭，终于，三人忍不住相互乱吐起来。呕吐物浮在船内的水中，这些脏水加食物不时呛进鼻孔，喝进嘴里，相互都尝了对方吐出来的东西。耳边，全是雷鸣般的吼声，天崩地裂，仿佛世界末日来临一样。
黑暗中，水已淹到胸部，报话机湿透，我们和外面失去了联系。我们这时真正害怕了，内心充满了恐慌，胃不停地翻滚，吐、呛水，使我们晕头转向，搞不清东南西北。
完了！今天要在这里送命了！临死前巨大的恐怖使我们三人的手不自觉地紧紧握在一起。嘴上谁也不宣布自己害怕，但在这一瞬间，我感觉到大家死也死在一起的心理。真的要死了吗？这种死法？谁也看不见，连尸体都找不到，我可没有真正想过。起码应该有很多人看着我们是如何死去的，呵，那一份浪漫而悲剧的美！
正想得昏沉沉的，听老宋说道：“是在漂还是进洞了？”杨斌说：“乘现在还有点力气，破船出去吧，老子闷得很！”说着就摸出刀子准备划开船，我也很想出去，能够“见天死”总比闷死在里面好点。
“再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老宋说。三个人最后一次带着希望等待着。
“突突突”的声音，由远而近。“马达声！冲锋舟！”三人喊了起来。有救了，冲锋舟在虎跳峡的二次接应相当成功，我们毫不怀疑他同样会把我们安全接上岸，因此满怀希望。
可慢慢地，冲锋舟的声音消失了，希望落空，我们不由得在里面大骂起来：“这些小子，我们快要死了，难道不知道？是不是想试验一下我们命有多长？”又听到船顶上有说话声，有人用刀子把门窗外缠绕的绳子割断，我们一个个爬出来，一看，空空江面哪里还有冲锋舟的影子。一问才知道冲锋舟在滩尾接应我们时已被大浪打沉了，4个接应队员慌忙爬上我们的密封船，我们救他们还是他们救我们？
于是，7个人趴在船顶继续向下漂。船的重心不稳，一个大浪就底朝天，连续翻滚，我们不断掉在水里，马上又朝露出水面的部分爬去，累得筋疲力尽。密封船毕竟没有动力，所以始终无法靠岸，救援队长王岩在漂了20公里后决定：“大家准备好跳水游泳上岸！”
“不行，我们不会游泳。”木呷和拉雍急忙说。
“啥子？不会游泳为啥来搞接应？”大家吼了起来，心想这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要出没本事的风头也不是这种时候嘛！无奈只得放过一个又一个的上岸机会，尽管很冒火，但谁也不会丢下他俩独自逃命，在这种时候，我才真正领会了“同舟共济”这个词的含义。
天渐渐黑了下来，江面风很大，船上的我们毫无办法只得顺江而下。漂了30公里以后，两条乡亲的木船出现在江边，船上的人在打捞国家的木头，尽管是违法的，而对我们来讲他们就是救星，大家撕开嗓子齐声呼救。不明白怎么回事的老乡对我们指点着、说笑着，小孩挥舞着衣服向我们欢呼着什么。
船很快又漂下去，往前一看，数百米外接连几个大滩，只见白浪滔天，只听水声很大，凭我们以往经验，这不是一般的滩！正在这时，正好岸边又出现一条渡船，船上的人知道“漂流”，很快把船摇过来，可小船只能上3个人，大家让不会水的人上了船，小船载着他们向岸驶去。
剩下我们几个了，“跳！”王岩边命令边跳下水去，我和杨斌紧跟着跳入水中。一下水，糟啦！我的长裤滑到大腿，提不上，又脱不下，上身穿的充气救生衣没拴紧，从头顶一下冲跑，加上水的潜流把我往下扯，我顿时感到慌张，半天浮不出水面——先上岸的拉雍还以为我在这种时候还想露一手。
头刚露出来，王岩、杨斌已要靠岸，我蹬掉长裤，追赶着，再一望，他俩已上岸了。我绝望了，没有了信心，50米、30米、20米……我以同等的流速向滩冲去。我不想死，我太想活了，本能的求生欲望把绝望变为最后拼搏，10米，就这10米之差，我游进了滩前的最后一个回水，借助回水的力量，抓住这救命的机会我游上了岸，抱着水边一块石头，我说不出一句话。
抬头，岸边的人都张着嘴呆望着我，一股无名火往上冲，这些家伙不说丢根绳子来救我，哪怕就是几句鼓励的话，对我来说也实在太重要了！
遗憾，他们仿佛在等待一个奇迹的出现。当王岩和杨斌赶紧把跟老乡借的毛衣脱来巴结我时，我再也不想理他们了。“快看，老宋！”我随着陈庆福喊声朝滩中望去，密封船驮着宋元清被险滩玩耍着，很快连影子都看不见了，天啊！
打着光脚，跟着老乡回家，一路上我想着老宋。我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风趣幽默的人，而且开口没有门牙，过通天河时我们老拿他的门牙取乐——船上杨斌问：“老宋，你的门牙咋个没得的？”老宋认真地说：“我结婚那阵，当地兴抢亲，在抢亲那时被女方亲属打掉的。”
“哈哈哈……”
现在，我们沉默了。
【胜利归来】
“汪汪汪”，一阵狗叫声，到家了，这里是云南省东川区拖布卡乡。船老大介绍着，听说我们是从“百合滩”游出来的，老乡都出来热情接待我们，老乡们都说：“凡是进了（百合滩）的人没有一个是活着回来的。”后来洛阳队漂“老君滩”，接应失败，队员雷志就是在“百合滩”前没有游出来，尸体在下面20公里处的江面才漂出来。
我们被招呼进一位老乡的家里，首先就写了电报请老乡连夜拿到区上去发，这里的老乡比较贫困，主人家却把家里唯一只鸡都给我们吃了。女主人见我披散着长发，光脚还穿着湿透的运动短裤、短袖，打开木箱，拿出自己结婚时穿的绣花鞋，一件对襟绣花衣服和“的卡”蓝裤子，全给我换上。梳好头发用红毛线一扎，照着镜子上下打量，嘿，简直就像一个农村的新娘子，再加上几个男队员不着边际的吹捧，我更是飘飘然了，刚上岸时的恼怒烟消云散。可是，一想到老宋生死未卜，心情沉重下来。
第二天一早，又是一座高高的大山等着我们爬上去，我简直服了，这辈子也不愿再爬山。带路的老师打开小收音机，正好收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的吉胡阿莎、宋元清、杨斌等3名男女漂流队员一举征服老君滩，向国庆献了厚礼……”顿时，我的确认为自己了不起，我的爸爸妈妈也很骄傲吧！
经云南东川，昆明返回会东，沿途受到云南人民最热情的接待。
至于宋元清，虽然他失去了最后一个主动逃生的机会，却只身创造了夜间漂流100公里的纪录，他在云南的“巧家”，居然被机动船打捞上来，被发现时已昏迷不醒 ——他见江面灯光辉煌，还以为到了宜宾。谢天谢地，经过抢救，他脱险了！
自漂流完“老君滩”后，我的思想很放松，以为下面定是一帆风顺。沿岸的老乡放着火炮，我俨然一副英雄形象，好不得意：唱完了喜爱的歌曲，还朗诵起“北岛”“舒婷”。那两岸的青山秀水，山间高飞的鹰，想到它们都目睹了我漂流的英姿，惬意极了。
下午5点，终于漂到了家乡。岸边早已是人山人海，我的“帅哥”爸爸和“预言家”妈妈身穿着彝族节日的盛装，站在显眼的位置，可他们明显消瘦了好多，我再也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悲喜交加和父母拥在一起，我泪流满面，只为自己回来了！
我不曾想到，爸爸妈妈这时的痛哭也为着我的哥哥，他这时因为被人冤枉被关在了监狱，同时，我这个女儿却生死不明了这么久，他们能不消瘦吗？
作为“英雄”的我，必须为自己的哥哥、自己的父母打气，心情可想而知了。可惜的是，一年后我哥哥的冤案虽然得到昭雪，但这样的打击让他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长期的喝酒导致肝硬化从而夺取了他年轻的生命，好在现在他的孩子们在英国剑桥生活的非常健康，我觉得他在天之灵也能得到安慰了。
当时，看到家庭的这幅景象，我突然觉得自己真正成熟长大，我的所作所为不光为了自己，更是为了整个家庭。我是他们的希望，无论怎样恶劣的环境，我不能倒下，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回来的一天，就是我衣锦还乡的一天。
从雷波到宜宾——金沙江最后一段，危险已结束。尽管最后庆功会上全队人员猛增到107人。但作为15名主漂队员中唯一的女性，我感到非常自豪。宜宾以下江阔水宽，航运繁忙，对更多的人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旅游，只是两岸人民空前隆重地欢迎使我难忘。
1986年11月27日，漂流队进入黄浦江，最后抵达上海市。上海市公安局的彩船向我们驶来。彩船上话筒传来一个声音：“吉胡阿莎在哪里？”我听得明白，挥舞着“中国妇女号”的旗帜，示意我的存在。
“古胡阿莎，上海公安局向你致敬！”彩船绕我们一周，听到这句话，我骄傲到了极点。
北京，中国新闻社用许多种不同的文字和照片向世界各国报道：“中国第一个女探险家，22岁的吉胡阿莎成为征服长江的第一位女性。”我阅后得意的心情可以想象。
然而真正从内心感动我的，使我难忘的不是鲜花和赞誉，不是崇拜的热情，而是在我们最苦，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在我们面临死的时候遇见的那些老乡。是这些最普通，连名字都不知道的老乡，是他们救了我们的命，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就是我最亲爱的朋友。
漂流尽管获得了成功，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包括“中美队”一共有11人壮烈捐躯，这是何等高昂的代价！
在武汉，孔志毅白发苍苍的妈妈抱着我时，失去儿子的悲痛，使她大小便都失禁了；老孔两岁的女儿，从出生还没有见过爸爸的面，就永远没有了爸爸。在成都的庆功会上，尧茂书的爸爸及妻子以及所有的遇难者的亲属都到场了，望着一张张凄楚的脸，我深深感到，死难的队友们和尧茂书一样，是永远的漂流英雄，是长江的英魂，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从宜宾到上海的漂流，其实已经没有意思了，在我的心里，离开了金沙江，剩下的“冒险”也就仅仅是作秀而已。因为爸爸妈妈还等着我，漂流肯定要继续，我不仅要坚持下去，而且还要平安地回来。
完成漂流，我又要回到公安局，奖励、提拔，这些都是必然的。我突然觉得，要是这样的话，“长漂”仿佛失去了意义，尤其是我漂过了“老君滩”以后。
有人死了，我活下了来，我的生命必然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图片来源：百家号-封面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