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92年的春天，阿呷的父亲死了。那一年我八岁，阿呷的父亲穿上了寿衣，安安静静地躺在那个临时搭建的灵床上，像是睡着了，我第一次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原来死就是睡着了。阿呷的母亲嘶叫般凄历的哭声时断时续，还有几个村里的女人为了陪伴她所发出的哭声随着晚风扫荡着整个村庄，甚至飘到了远处的小镇上。阿呷和她的弟弟们也跟着哇哇大哭起来，但是他们并不是因为父亲的死而哭的，而是被他们的母亲有气无力的哭声和披头散发的模样吓哭的。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父亲为什么会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躺着，他们也并不知道他们的母亲为什么会这样悲痛欲绝地哭喊着，他们更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他们家的屋子里会挤满了人。
阿呷家是从她爷爷那一辈从另外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搬到这里来的，因此在这个小山村里他们家并没有什么亲戚。阿呷的父亲死的时候，按照彝族古老的葬礼习俗宰了一头牛和一头猪，都是村里人凑钱买来的，阿呷的父亲最后终于在一场倾盆大雨中化成一缕青烟消失在离村不远处的乱葬岗上。年幼的我坐在村口的那块大石板上，模模糊糊地想起了几个月前那个初冬的早晨所发生的事儿。
那一天清晨，天灰蒙蒙的，还没有完全放亮。透过玻璃窗向外望去，窗外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白茫茫的一片雪。我和母亲，还有哥哥们都还藏在温暖的被窝里没有起来，父亲却早早地起来生了一堆火，并坐在火塘边大口大口地抽着兰花烟。这时候，我突然听见有人在敲我家的门，父亲便起身去开门，我却在猜想这么厚的雪，会是谁一大早来敲我家的门呢？然后我清晰地听见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他叔，我家孩子他爸昨天半夜里一直咳嗽，还说头痛得厉害，我心里非常着急，却一时也想不出什么法子，只好跑到你们家来问一下，家里还有没有钱可以借我一点，我明天带他去镇上的医院看一看。” “你先不要着急，外面天冷，先进来坐一会儿再说吧。前些日子卖了几袋包谷，家里应该还有几十块钱，我问一下孩子他娘。”我的父亲招呼着，阿呷的母亲走了进来。这时候，我母亲也起来了，三个人坐在火塘边，阿呷的母亲流着泪哭诉着他家的境况：“我们家现在一分钱也没有，几个孩子也都还小，万一我家孩子他爸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活下去呀？” 说完又抽抽搭搭地哭起来，我的母亲安慰道：“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这世上哪有那么多万一，就算真有什么不测，这不还有我们吗？” 我的母亲一边说着，一边从那个她自己用粗布缝制的钱袋里摸出几张纸钱来。 “来，这几十块钱你拿着，这是前些日子，我们家卖了几袋包谷换来的钱，搁在家里暂时也没有什么用处，你先拿去给你家孩子他爸治病，我们家不急着用，你们什么时候还都可以。” 说着把那几十块钱递给阿呷的母亲，阿呷的母亲一只手紧紧地握着我母亲的手，另一只手捏紧了我母亲递给她的那几张破旧的纸钱，就生怕别人又从她手里夺走似的，然后只顾着流泪，激动地说不出话来。这时候，我父亲开口说话了：“这几天雪一直在下，估计大雪把路都封死了。要不，你们过几天等太阳出来雪化了再去吧。”
过了几天，太阳终于出来了，土地上，瓦板屋上厚厚的雪在一点一点地化去。阿呷父亲的病却一直不见好，反而在一天一天地愈加严重。
这天一大早，阿呷的母亲就来我家把阿呷和她的弟弟们托我母亲照看，然后借着我家的马车带着她的丈夫到镇上的医院看病去了。走了几个小时，终于到达了人们经常赶集的小镇上。小镇离家其实并不遥远，只是因为这一路都是山路，弯弯曲曲地并不好走。阿呷的父母到了小镇上，并没有急着直接去镇上的医院，而是先去找了一家熟人开的私人诊所。这其中的道理不用说，我们也都明白，乡下人家好不容易到镇上来一趟，总是希望把兜里的钱能少花一点是一点。在他们看来，私人诊所里的医疗费用要比镇上的县属医院少很多，而且私人诊所里没有那么多的手续要办理，不像镇上的正规医院又要挂号，又要签字，又要排队交医药费用等。你想啊！像他们这样穿得破破烂烂的，像乞丐又不是乞丐的模样，不仅不懂多少汉语而且目不识丁的老实本分的乡下人哪会知道该怎么去挂号，怎么去找主治医生看病，又哪会知道在哪儿缴费，在哪儿拿药。或许，还会有一种更糟糕的情况发生——当那些穿着白衣大褂，打着救死扶伤的旗号的人接到这样“穿戴整齐”的患者后，就会提高嗓门像审犯人一样进行一番无心的恐吓或是戏弄。不过，还是让我们虔诚地祈祷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在这样可怜的人身上吧，毕竟他们不是犯人，是老实巴交的，渴望生命的病人。
阿呷父母的这位熟人姓张，是一位年近六旬，满头银发的老中医。张医生是十多年前从成都来到这个小镇周围十里八乡当赤脚医生的，后来就在这个小镇上娶了一个彝族女子落了户，并开了这家私人诊所，专门为这十里八乡的乡亲们看一些小病小痛。张医生膝下无儿无女，这么多年来，老两口就这么过着，曾经是有过一个儿子，不过后来夭折了，这是张医生这辈子心里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听我父亲说张医生以前经常到我们寨子里来给乡亲们看病送药，因此和阿呷的父母也成了熟人。由于张医生经常在彝区各个山寨里行走，和彝族老乡接触得多，所以学得了一口流利的彝语，甚至还会说两三种方言。张医生虽然谈不上是妙手回春，药到病除的名医，但是多年来一直恪守着医者仁心的崇高的职业道德理念。也因此在十里八乡获得了很好的群众口碑，除非是那些医疗费用过高，而且很难治疗的病症，其他的一些小病小痛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总是往张医生这里送，就当是照顾张医生的生意。事实上，张医生开这个诊所也挣不了几个钱，因为张医生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贫民的经济能力。所以，有时候像那些感冒打针之类的不需要花多少钱的小病小痛，张医生就当作是做善事不收取任何费用，也许，对他来说选择做一位医生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吧！
阿呷的母亲把马拴在诊所对面的空地上，然后搀扶着病恹恹的丈夫一步一步地走进诊所里。阿呷的父母进来的时候，张医生正忙着给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打针。那孩子大概是感冒了，他的父母紧紧地按住他的手脚使他丝毫动弹不得，他只顾着嚎啕大哭，哭得有些叫人揪心，然后张医生便用针头迅速地插进那孩子的屁股，再把针管里的药水挤了进去。阿呷的父母就坐在诊所里的长椅子上，一直等到张医生给那孩子打完针。阿呷的母亲还没来得及跟张医生打声招呼，张医生就在一个转身中无意间发现了坐在椅子上的阿呷的父母。阿呷的父亲脸色苍白，头斜靠在妻子的肩膀上，并缓慢地呼吸着气，就好像出去做了很多农活，刚回到家里，感觉特别劳累的样子。张医生一眼就认出了他们，然后就用彝语说：“哎呀!是木呷兄弟啊！你们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了，你看你们来之前也不跟我说一声，还没有吃饭吧？今天我老婆子回乡下娘家去了，我这里忙不过来，也都还没有吃呐!” 说着便哈哈哈哈地笑起来，就感觉是见到了自己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阿呷的母亲缓慢起身：“太阳都快要落山了，您怎么还不吃中午饭呢？再忙也不能忘了吃饭呀！我们刚刚才吃了过来的。” 张医生瘦小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哈哈哈，早就习惯了，有时候忙着忙着就忘了吃饭的时间了，特别是老婆子不在家的时候，随便吃几个煮好了的洋芋，就是这样的。对了，是不是木呷兄弟身体又不舒服了？” “是啊，都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本来打算前些日子就带他来您这里看看的，但是山上一直在下雪，都把路给封了。这不，这两天太阳出来了，我估摸着路上的雪也该化了，所以就带他来您这里看看。” 阿呷的母亲说着说着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了出来。这时候阿呷的父亲抬起头来对妻子说：“你哭什么呀？我这不还没死吗？”然后又笑着转向张医生：“女人家都是这个样子的，让您见笑了。” “哈哈哈哈，不说了，你先坐过来我给你看看。” 张医生指着诊所里的一把椅子说。阿呷的母亲便把丈夫搀扶过来坐在椅子上。张医生给阿呷的父亲检查了一下后，面部上的表情突然变了：“木呷兄弟，你这病得尽快治疗，比上次我给你检查的时候严重得多了，但是你也不用太担心。我这里设备简陋，不能够给你好好地做个全身检查。这样吧，你们现在就去镇上的医院挂个号，让那里的医生给你们好好地查一查。” 阿呷的母亲一听这话，又开始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就好像她的丈夫就要死了，整片天都要塌下来了的样子：“张医生，那您知道这是什么病吗？我孩子他爸是不是没救了？您可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呀！我求求您了！” 接着双膝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张医生面前，两眼泪汪汪地看着张医生的脸。张医生赶紧把阿呷的母亲扶起来说：“哎呀！五支，你看你这是要干嘛呀？木呷兄弟的病其实没那么严重，还是可以治好的，你先起来再说吧。” 阿呷的父亲看着眼前这一幕，心里五味杂陈，不知道该如何去形容，就在这一刻他似乎才真正明白了这个和他生活了十年的女人是这样的对他情深似海，难分难舍。想到这里不知不觉地抬起手臂用大拇指擦了擦自己的眼角。最后他铿锵有力地对妻子说了一句：“好了，你别哭了，我这不还没有死吗？等我死的那天就让你哭个够。走吧！我们到镇上的医院看看。” 阿呷的母亲听了丈夫带有训斥语气的命令后，好像刚从一场梦里醒过来似的，伸手抹了抹眼角上的泪水，踉踉跄跄地搀扶着同样踉踉跄跄的丈夫走出了张医生的诊所。张医生看着两个左摇右晃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他的视线范围内，摇着头叹了一口气。
阿呷的父母走出张医生的诊所后，并没有直接去镇上的医院挂号，而是在诊所对面的空地上找个水泥板坐了下来，这个时候已经接近下午三点了，但是他们俩都还没有吃午饭。阿呷的母亲迈着沉重的步子穿过车辆横行的马路，到对面的一家餐馆里买回了两个冷冰冰的包子。阿呷的父亲因为身体虚弱，已经吃不下任何东西，所以那两个包子都被阿呷的母亲吃了。阿呷的母亲一边吃着包子，一边担忧起来：“去镇上的医院看病，那得花多少钱呐！而且，我们俩都不懂汉语，不识字，怎么跟医生交流呀？” 阿呷的父亲叹了一口气说道：“都是命啊！” 然后，阿呷的母亲说：“要不，我们先去医院看看吧，说不定就会遇上一些熟人或者是好心人。” 他们来到医院后，恰巧遇上了我们邻村的小伙子马海约哈，约哈是在县城里高中毕业后，因为家里经济困难，而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家务农的落魄书生。尽管如此，在大家眼里约哈依然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秀才。因为他爷爷的关节炎又发作了，所以约哈几天前就带着他爷爷到医院治疗来了。阿呷的父母见到约哈以后，喜从天降，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然后，约哈就带着他们把医院的所有看病流程都走了一遍。因为医院的化验结果第二天才能出来，所以阿呷的父母当晚没能回去，他们俩在约哈和他爷爷住的那家宾馆里找了一个最便宜的单人间度过了一夜。那一晚，阿呷和他的弟弟们是借宿在我家的，我母亲去给他们家的猪喂了食以后，回来给我们做了晚餐。
第二天一早，阿呷的父母就来到了医院门口，焦急地等待着那张化验结果报告单。到上午大概九点钟左右的时候，报告单出来了。他们迫不及待地叫上约哈，去找了那个昨天接待他们的主治医生，医生看了化验结果后，很平静地说：“老乡，你这个病有点难治哦，要想治好就得动手术，最起码也要花上十万块钱左右。你们要早点做决定，要不然拖的时间长了，就没法治了。” 阿呷的父母并没有完全听懂医生的话，然后转过头去问约哈，约哈给他们翻译了之后，阿呷的父亲张大了嘴巴，半天不说话。阿呷的母亲眼泪夺眶而出，什么也说不出来。他们谢过医生后，默默地走出了诊室，回到了医院门口。约哈安慰他们说：“你们也不要太担心了，一切都会变好的。” 他们谢过约哈之后，来到了张医生诊所对面的空地上，驾着马车回到了村里。村里人都围过来向他们询问情况时，阿呷的母亲总是一句话：“医生说，我孩子他爸没什么大事，回家吃点药，多休息休息就会好起来的。医生还给他开了不少的药。” 说着，把以前开的那些没有吃完的药都拿出来给大家看了看。
两个月后，阿呷的父亲掉入了一场无梦之眠中，再也没有苏醒过来。
（本文由蒋志聪荐稿，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