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我故乡和我民族的草鞋，它曾是我民族的一大产业。
我故乡叫边闷昂界（吹笙跳月的地方）大坝棉花土寨。它座落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哈鸡界（鸡场凤山镇）夜郎侯竹王城村与黔东南州凯里市麻江县的大足寨交界处，两地只相隔一条山岭。
我的民族自称阿孟东家人，史称濮人、僰人、百越人，他称夷蛮夷族。新中国成立民族登记时，登记员写不来“夷”字，被他们写成“一族人”。
我的山寨住的全是阿孟人，间杂有几户苗族人和绕家（瑶族）人。
老人们传说并记录在安葬在我的山寨后山洛昂处我的祖父阿养霭斯的墓碑上（墓碑落名吴芳顺）。说的是我们是从贵定县和开阳县交界的巴乡（现改为新巴）洗马河、高寨乡逃难来的。因那时，朝廷实行改土归流，即要我们少数民族改穿汉服、改说汉话，、改行汉族礼仪，老人们被按在地上脱去裙子一样的裤子（又叫大裤脚），受到人格的侮辱，住不下去，愤而逃难，才搬家到这里来的。
我的这支阿孟东家人，说自己的语言，着自己的服饰，行自己的礼仪，实行的是父子联名制。如麻江县隆昌村的阿孟东家人王学品家父子联名三代，祖名叫“算硬”，父名为“硬高”，子则为“高发”，即父名的后一个字或二字便是儿子的姓；又如麻江县隆昌镇阿孟东家人王永正家父子联名五代，高祖叫“八原”，曾祖叫“原亨”、祖叫“亨恩”、父叫“恩弟”、子叫“弟水”；又如贵定县云雾区阿孟东家人王氏父子联名达七辈之多。我在2009年《今日福泉》上发表一篇叫《阿孟东家人神娱活动放请腰箩神》的文章，在注译中，讲了我们阿孟东家夷族人实行的是父子联名制，如吴琪拉达，他的儿子就叫“达分”，孙就叫“分云”，重孙就叫“云贵”。
我小时。穿过的草鞋有五六种。都是阿妈和阿姐打（编织）的。计有稻草鞋，老人们在栽秧时，将糯米秧沿田坎插上三四行，成熟时，用套在手指上的“摘刀”将谷穗摘下吃新，而后割下草杆，捆成把晾干，用棒捶绒打成的鞋叫水草鞋；一种是我们放牛娃将牛撵到山中，钻到灌木林里，沿着沟坎寻找，将那些如指拇和刀把般大小的构皮树砍下，剥下皮，拿回漂洗，晾干，捶绒打成的鞋叫“构皮麻草鞋”；另一种是用破布襟混合大麻皮打成的鞋叫“布襟草鞋”；再一种是农历八九月间，凤尾竹的笋子成林，用竹竿夺（剥）下它的壳，用石板压伸，镶在草鞋的四周形成一种冬天穿的保暖鞋，叫“笋壳叶草鞋”；再一种，是农历八九月间，老人们到30多华里的羊昌河岸高岩陡坎处拨回的梭草打成的鞋叫“梭草鞋”。
那时每晚吃过晚饭，寨子里便此起被伏地响起乒乒乓乓的捶草声。随着寨前河风的吹动，河对岸建有的七八架抽水灌田的水车发出的咿咿呀呀地响声混合着，犹如一首首动听的乐曲，叫人心旷神怡，明月的晚上，巴尔老祖公一声喊：跳月罗！大家便齐聚跳月坪踩着芦笙的节拍，脚跟着脚，肩挨着肩地跳月到八九点钟，月亮当顶，尽兴了，才返回家。我阿妈、大姐、二姐，架上木头做的草鞋马，一边打（编织）草鞋，一边唱古歌、山歌，直打到半个多小时打了一二双才停下，到碓房舂米，准备第二天的吃食。我小时便随着这种水车声和捶草声甜甜地入睡。
我故乡是有名的包谷酒（又叫烧酒）、米酒，糯米酒、荞子酒、莿藜酒、洋桃（猕猴桃）酒、红薯酒等被称之为夜郎酒的出产地。赶场天来贬酒的马帮和客商成群结队，乡场的酒市摆满各种夜郎酒。它是我族人用百多种草药制成酒曲子发酵烤出的，又有营养又香又可口，行销省内外。凡赶场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在酒市上从这头品尝到那头，喝饱喝足喝醉了，才掏出钱来购买，人背马驮地运往湖南长沙、云南昆明等地。平日里，来人来客或路过我们山寨的人，不少受到寨人邀请到家中作客。无论到哪一户，都有酒招待，大家端着酒碗，边喝酒边唱酒歌。什么“酒杯斟酒酒杯白，你是远方远路客，因为赶路你才到，斟杯淡酒敬送客。酒杯斟酒酒杯青，这杯淡酒客要吞，客你喝下双杯酒，天长地久日月明。酒杯斟酒酒杯香，这杯淡酒客要尝，客你喝下情义酒，天长地久留心上......”因为我的民族十分好客，又必有酒招待，再多也喝不醉，被誉为好客的民族和酒的民族。那时，我的故乡还盛产麦芽糖，品质好，香味浓郁又叫夜郎糖。便有：“羊老鸡场、石板盖房（夜郎建筑）、老公烤酒、老妇熬糖”的美誉。又因历史上统称我们阿孟人为“苗子”（苗族），故有“先有羊老（我的故乡又叫羊老），后有平越（我故乡福泉市的前身）；先有苗子，后有汉人。”的说法。
因为来贬酒和贬麦芽糖的客商特别多，买草鞋到路上和回去穿的也特别多。每逢场天，几千双草鞋被买走，行市很好，打草鞋卖的人相继增多。我大姐二姐每场要用木棒挑着几十双草鞋出售，换回不少盐巴、针线、布匹的钱。所以促成了我族人们打草鞋出售的积极性。
我的故乡还有一种“送喜鞋”的规矩。古时姑娘出嫁，要找族人和寨邻中儿孙满堂、长寿的老人打草鞋带去男家分送给直亲的人，又叫带去福气和好运。每当这时姑娘的嫁妆上挂着的许多草鞋便叫喜鞋。这一规矩延伸到新中国成立后，鞋业发达，也就改变成送布质和皮质鞋了。这种送喜鞋的仪式十分热闹，围观的人挤满场地，看新郎陪着新娘，端着酒盘子，先向亲人敬酒后送鞋，授鞋人还得送上几十到百元以上的礼金，还（送）礼金的越多，越受人尊敬，被传名到四乡八寨，说这人大方豪爽。我曾见我的山寨几户人家娶媳妇，收到的礼鞋钱多达一二千元。
我的故乡是1949年底解放，打头的是刘邓大军。之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说共产党的部队，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抡了百姓的东西后还把房子烧光。吓的人们特别是老弱病残都躲（藏）到山中去。这天来的部队，全穿的百姓衣服，只是头上戴了顶缀有红五角星的遮阳帽。他们来时，先下（缴）了镇边香庐山保安队的抢，又逮到了镇长，吓的市人四处逃窜。有几个载五角星帽的人站到板凳上招呼大家不要跑，说我们不抢老百姓的东西。大家见押着的保安兵和镇长游街后又放了，看见街上的东西都没有被抢，大家才安静下来，重新买卖东西。这些部队还走到草鞋市，出高价将所有几千双草鞋买走。人们得了好价钱，无不高兴，个个喜笑颜开，都说共产党的部队全都是穿草鞋的队伍。这天赶场回来，人们也就把躲藏在山中的人全都接回来不再躲了。
过了两天，我们山寨来了解放军工作队，队长是个女兵，大家叫她赵队长。乡里也成立了农协会。赵队长来在我家串门，出来时见我正赶牛赶羊回到门口，便问我读过书没有？我见她对人和善，也就不害怕，老老实实地回答读过五年级（小学），读不起回家放牛放羊了。她又说想不想再读？我直点头。她便写了张条子叫我阿爸饭后去农协会盖章，早饭后，我阿爸去了农协会换得一张新条子回来。说是要送我进城读书。乡亲们无不高兴，就都说：这些共产党真好，一个个和和气气的，还看得起我们少数民族，还要送我们的孩子进城读书。不少人都到我家来祝贺，挤满火塘边和堂屋。阿妈便撮糯米打糍粑招待。刚要打糍粑时，有位阿爹喊：先烧点香纸供菩萨，我阿爸立即在香火脚、大门口、灶房、牛圈等处烧了香纸，又把打的糍粑捏了两砣敬供到香火上。这时又有位阿爹讲道：自从盘古开天地，哪有读书不要钱的道理呢？你们也不问问读这书要不要钱？说得大家都愣住不说话了。我的亲叔叔叫吴道明。曾在云南夷族王龙云的部下当过兵，见识广。他说：先去城里看看，反正打有糍粑，多带些去，饿了找个馆子烤来吃，夜里就睡街檐上，反正这种生活我们过惯了，又不花一分钱。若果读这书要钱，返回来便是。大家吃了打的糍粑，阿妈便一下子拿了一提共五双草鞋捆放到我的背包上，又放了二十来块糯米粑，我和阿爸穿上新草鞋，才上的路。出门时，有人拿了一串炮竹乒乒乓乓地放响，以示祝贺。乡亲们像送出嫁姑娘那样，默默地列队送我离家出走，直送了二华里到了教玉河（响水河）边才停下，看着我和阿爸过了河，登上岸边的五里坡，其中的一个阿爹又喊道：去了读得成书，要听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话，回来为我们办事。我回头去看时，太阳刚爬到对面的群山顶。它一重又一重地泛着绿光，就像似也在送我一样。我就这样离家出走，过了不少田坎、土坎，爬了许多匹山坡，淌过十多条溪水，来在县城南门下的沙河边，洗了鞋和脚，换上新草鞋，登上百来台石梯坎，进了城门洞，找到县政府，说明来意，便由一位解放军同志带领着，来到学校报道。老师接过条子，写了我的名字，又指了指侧边的一间房子说：你们就住那里，你们进的是政府专为你们少数民族办的学校，叫少数民族子弟文化补习班，吃、穿、住、用和送孩子来的大人都不用花钱，全由政府包了。我阿爸听了十分高兴，便领我进了那间房子。内里摆满的是床，被盖（被褥）全是白色的。放下背袋，又见铺下各放了一个洗脸盆，阿爸说：“见到没有？每天睡觉前，先拿盆打水洗足，将水移到床底下，再上床去睡，第二天起床，倒了水再洗脸。不要把铺盖弄脏了，要讲卫生。我便每天按阿爸的指点做，老师表扬我是爱卫生的学生。
阿爸在学校陪我住了一夜。他十分高兴地一再说：现在这里读书，老师都讲了是不用花钱的。这是毛主席共产党的政策好。你要好好听老师的话，用心读书才对得起毛主席和共产党。第二天，阿爸在学校吃了早饭，又把他脚上的新草鞋换成旧草鞋，将新草鞋搭在肩上，便向回家的路走了。我见他走时，眼里溢满热泪，一步一回头地向我挥手告别。
我转回学校住地，想着读这书不用花钱，我要好生读书，叫毛主席共产党放心，叫老师放心，叫我们山寨的老人们放心。又想到这书已经读成了，不知山寨里阿公阿奶阿爹阿妈大哥哥大姐姐们怎样地为我高兴，不竟倒在铺位上淌下泪来……。
这样过了几天后，同学们全都从王卡苗寨，陸坪花苗苗寨等地来的三十四位同学全都到齐了，学校为我们这个班每人发了一双黄布胶鞋，又叫解放胶鞋。因为我们这个班都是男生。因那时我们少数民族不让女孩读书，学校派了一个女老师来当我们班主任以便管理我们的生活。又给我们这个班每人发了牙刷、牙膏、洗脸帕等。我才得以将草鞋换下……
就此，我在城里读了不花一分钱的少数民族子弟文化补习班这些事还记录在《福泉县志》上，补习了半年文化，由于年龄小，又转入县中学民族班，也都由政府包吃、包穿、包用、包住。直到中学民族班毕业，西南民族民族学院派了一位姓白的老师来选学生，便将我和我们乡的彝族同学罗云章选中进西南民族学院彝文班学彝文。因我的族称是“一族”，现改写为“夷族”，毛主席建议将夷改写为彝时，我随之改成彝族，便由彝文老师依我的汉姓吴，便为我取彝族名字叫吴琪拉达（即吴琪家的一条山沟，吴琪家的一座金桥，吴琪家山中的一头豹子）。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昭觉县文教局工作，并下到竹核区瓦井乡工作队参加解放奴隶的伟大斗争。因我懂彝文彝语，在工作队走乡串户扎根串联时，担任的是翻译。因此，我和奴隶们一起站岗放哨，还和奴隶主的叛乱武装打过几次仗，差点被打死。由此，我学习着，记录着这些大事和小事，特别是奴隶们被解放时的无限欢乐，记了好几大本。在我被州委州政府选送再次入西南民族学院即第二次进入大学学习时，学校知道我带有不少解放奴隶的资料，便送我到四川文联学习开会，并由这里的作家老师们帮助，发表了一些出来。到了1957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将其中的一些编辑成册，并要我写了三言两语的“后记”，为我出版了第一本诗作《奴隶解放之歌》。那时，我不懂出书还有稿费，事隔二年才给我寄了一笔600多元的稿费来，我便在1961年回故乡过年时，正逢国家经济困难，我便把这笔稿费拿一些给我的父母各买了一盒棺材，为我的山寨二十多户人家每户买了一斤盐巴和十斤大米，为我的姑母买了两头小猪去喂。
之后，我又写了一系列的诗歌和散文，缉纳为《吴琪拉达诗集》（十二缉合为一册），《吴琪拉达文集》（五缉合为一卷）（均被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珍藏），于2005年出版。1979年打到“四人帮”时，国家将我的《奴隶解放之歌》拿到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我同时被邀前往北京参加建国三十周年庆典，受到华国峰、李先念、叶剑英、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之后，又与人合作出版了《贵州民族文化探秘—走进阿孟东家人》、搜集整理出版了《阿孟人山歌》、《乡愁如潮》等作品六部。
人老爱怀旧，我见到如今的乡村和城镇，再也没有人穿草鞋和卖草鞋了。想我自己，也都变成不再穿草鞋的簇人了，不竟百感交集，一次次地在心里说：草鞋啊，你的昨天，你的历史，你的泥土味，你的情和爱，如江浪滔滔，直击我的心灵，你没有离开我远去，叫我永不忘记……
（2019年 1月1日）
注：本文是作者在《纪念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而写》系列作品中的一篇，彝族人网将陆续发布。
作者简介：吴琪拉达,原名吴义兴，出生于1935年（身份证号错写成1937年）农历10月初八，生于贵州省福泉市哈鸡界凤山镇夜郎侯竹王城村边闷昂界寨。阿孟东苗东家夷（彝）族人。毕业于县少数民族文化补习班、中学民族班。两次进入西南民族学院（现为西南民族大学）深造。共产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历任四川省省政协常委，四川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凉山日报》副总编辑，州文联副主席，州作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出版有《奴隶解放之歌》、《吴琪拉达诗集》（十二集汇为一卷）、《吴琪拉达文集》（五集合为一册）、搜集整理《阿孟人山歌》、《贵州民族文化探秘——走进阿孟东家人》（合作）等百多万字，均被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珍藏。其作品被选辑到100多种图书出版发行。其生平事迹载入100多种典籍中留存历史。有20多篇作品荣获全国、省、州文学奖。打倒“四人帮”后，他的作品，被送到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他同时受到国务院的邀请，前往北京参加建国三十周年庆典，受到华国锋、李先念、叶剑英、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2018年4月由团结出版社正式出版《乡愁如潮》等六部。目前住址：贵州省福泉市金星职工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