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伟人，但我成长于一个伟大的时代！
1978年，随着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炎黄子孙们开启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复兴之门，阔步迈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迅速融入全球化经济之中。作为改革开放的同辈人，我既是改革开放的见证人，也是改革开放的参与人，更是改革开放的受益人。
1979年12月26日，一个大雪飘飘的深夜，伴随着母亲的阵阵疼痛，我呱呱地来到了昭觉县四开乡海拔3111米高的鸠里德山下一个叫瓦诺觉狄的彝家山寨里，四周连绵起伏的大山、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山路和那条奔腾不息的瓦诺觉狄河便构成了我整个童年世界。
儿时的故乡一年四季都远离一切文明的入侵，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村里人惟一能做的就是利用最原始的方式上山烧山垦荒，他们总是今天是昨天的重复，明天又是今天的模样。儿时的记忆中，村子里家家一年四季都有烧不完的柴垛，那些柴都是人们从山里砍来的。或许是上山的人多了，山上到山下又走出一条山路来，那时故乡的路也湿漉漉的载着那诉不尽的忧伤和辛酸。
也就在那一年，我恰好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年头的“风尖浪口”，也许是命中注定，或许是生辰八字巧逢的原因，后来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与改革结下了不解之缘，总是和改革紧密相联在一起，与其拼得“你死我伤”，让我坚定了人生信念和奋斗目标。
1988年9月金秋，在学校老师和村社干部们的再三登门造访、说服教育下，父母终于答应我上小学一年级。开学那天，我和父亲冒着秋雨，父亲还怀揣了一斤平时舍不得喝而节约下来的白酒，我们父子俩手里同拿着一小截木棒扑打着路边野草上的露珠儿，在父亲的边背边扶下，我赤着脚丫，翻过两座大山，跳过一条大河，穿过两片森林，走过一个平坝，两个多钟头后迈进一所只有两名（当时一名是代课的）老师、两个班级的乃拖村小学，经过短暂的寒暄之后，父亲怯生生地拿出了自己从家里带来的白酒请老师喝，老师在喝过父亲带来的酒后露出了舒心的笑容，我被安排在一年级新招班就读，还给我安排了最佳的座位，从此开始了我难忘的启蒙教育岁月，与高深莫测的汉语结下不解之缘。
至今我还犹新记得，我们乃拖村小学的模样：一排土墙瓦板屋，共两大间教室，一间教师寝室兼办公室，教室后面生长着三棵大白杨和五六棵大梨树。夏天，白杨和梨树的浓荫几乎遮蔽了整个校园，一到阴雨天，晦暗的教室里就几乎看不清老师黑板上的粉笔字，下暴雨的时候，瓦板屋顶檩条腐烂的地方雨水直往下滴，不一会儿便汇聚成了一条条小溪，在教室内哗哗地流。每每遇到这样的天气，老师一般都会早早的把我们放回家。就这样，读书的生活算是又溜走了一日。
那时的我无忧无虑，除了认真搞好自己的学业之外，似乎没有其他什么可担忧的。但是，那个时代的贫穷与艰难却在幼小的心灵上烙上了深深的印记，让我至今仍刻骨铭心。由于老家住在偏僻高山农村，父母每天起早贪黑也就勉强糊口，就连供我上中学、师范校也是靠东拼西凑、此挪彼借、撤东墙补西墙似的艰难地熬过来的，也许正是由于受到这种拮据状况和艰苦条件的刺激，迫使我不得不发奋读书，希望实现“书中自有黄金屋”，走出一条美好的康庄大道。用长辈们的话说，那就是要跳“农”门，要出人头地，要飞黄腾达……。虽然之后的现实表明，除了跳出了“农门”，其他的都跟当初的愿望和期盼相去甚远。
等到再大一丁点，也就是1991年7月，我以全区第五名的成绩考入昭觉县东方红小学民族重点班，但在意外中不幸落榜，与自己梦想中的东方红小学擦肩而过。翌年9月带着失落的心情，以全区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四开中心校民族班就读，第一次离开家乡真正超过了十多公里，从此在老家居住再也没有超过两个月。
1993年8月，我以四开全区第二名的小学毕业成绩考入四川省昭觉中学初96届1班民族重点班。1995年9月，习作《登鸠里德山》在实习老师曲比伍牛的指导下，有幸发表在《凉山文学》1995年第4期上，首次领到10元钱稿费，让我高兴的失眠了两夜；1996年6月又在《凉山文学》发表了5首诗歌，领到30元稿费，受到校长赵志贤的高度表扬和鼓励，“你是我校第一个领到稿费的彝族学生，望以后多努力，领到更多的稿费啊”！期间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团员”和“三好生”称号。
读中学时遇到第一批新的教育机制改革，到中学毕业时遇到并轨政策，经过自己三年的不懈努力和奋斗，考入凉山民族师范校99届6班，成了昭觉中学初96届民族重点1班唯一一个正考生；1998年8月因学校搬迁，分流到西昌师范96级7班继续学习；在学校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读了一本又一本的书，并真正开始了孤独寂寞的写作之路，作品首次在学校习作大赛中获得一等奖，从此真正与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9年前的1999年7月，参加工作时，我被分配到了一座远离故乡、海拔有3400多米高的宜牧地乡中心校任教，成了一名乡村教师，对数字原本没有特别概念的我，却对刚参加工作时的工资金额记得非常清楚——人民币三百柒十元整。听老校长跟我说，能够有这个数目，还要归功于今年加薪近百元的巨大进步，若跟六、七十年代比，那可是数以十倍记的差距了。虽然这个数字与我之前的预期大相径庭，但从纵向对比来看，其进步的的确确又是有目共睹。此时的农村已经比我读小学、初中时好了太多，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基础设施方面有了较大改善。破烂不堪的教室已经修葺一新，自行车、摩托车成了普遍的代步工具，彩电、冰箱等消费品也逐步“飞入寻常百姓家”……
转眼到了现在，我也一不小心就步入了“三十而立”，虽未能按照 “三十而立”的古训建功立业，不过也跟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朝八晚五地上下班，领着那不算丰厚的薪水，过着那还算惬意的小日子。惟有些美中不足，那就是未能在改革开放事业中做出突出而积极的贡献，即便也有勤奋努力的工作，却依然谈不上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创造者，有的只是平凡而不能再平凡的经历，2004年，我被组织上调进县委宣传部工作以后，曾先后加入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员、州作家协会会员、州彝学会会员、州摄影家协会会员，所写的文章和所拍的图片零零散散地发表于《人民摄影报》、《民族画报》、《中国民族报》、《诗神》、《中国民间故事选刊》、《西南商报》、《四川日报》、《成都商报》、《民族》、《凉山日报》、《凉山文学》、《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等报刊、电台，曾有散文《在乡村读书的日子》等五篇文章入选《凉山日报》丛书出版；小说《阿克阿普》入选《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出版；先后有65次获全国青少年作家奖、全国、省州好新闻奖、宣传凉山好新闻奖、宣传昭觉好新闻奖等奖项；我还有幸被当选为凉山州第五届文联代表。
近年来，特别是随着西部大开发、农业税免征、农业补贴等惠农政策的出台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动，城乡面貌真可谓日新月异、一日千里。上个月，我自己开车带上妻儿回了一趟老家去探望年迈的父母亲，原来那条羊肠小道已经变成了柏油公路，即便是下雨天，也不会有泥浆溅到裤腿上，我家的私车也可以开到父母亲的院坝里，再把大门一反锁，就用不着担心那些常见的小偷小摸了；原来上学的那条泥泞小路，已经变成了水泥路；原来的土墙屋变成了水泥砖房，干净而舒适；程控电话、移动电话、闭路电视也都进村入户……连一直跟我们生活的两岁的儿子都完全能适应父母家的生活，难怪乎父母亲死活不肯跟我们一起到城里生活。
逝者如斯，一转眼改革开放30年过去了，我的家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乡的教育面貌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感谢祖国，感谢我们生活的这个和谐美好时代，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接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享受幸福温暖的童年生活。真羡慕今天家乡的这帮孩子们，他们再也不会像父辈们那样过那种饥荒穷苦的读书生活了。
每当看着东方冉冉升起的太阳，我曾默默打定主意，将用后半生再亲身体验一个更加改革、更加开放的三十年甚至五十年，试想，只要沿着我们这条既定的道路前进，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那结果都必将更加振奋和激动人心！
一个彝人的三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