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文学到底充当着什么角色呢？又发挥着什么作用呢？
是一朵浪花？
是一片涛声？
或是一股激流？
或是一阵呐喊？
也许，只有文学史家能够说出结论。我们只所以在此提出这个似乎吓唬人的话题，并不是故意虚张声势、狐假虎威，我们只想借用文学的一个小小的视角来说明一下文学本身在整个文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所充当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是的，毫无疑问，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文学从一开始产生就起着鼓动作用，这个作用有多大，历史事实早已说明一切。
文学需要热闹，同时也需要清静。该热闹的时候不热闹，文学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该清静的时候清静不下来，也只会沉没于空洞的虚无之中……
文学应该全面地发展，而不能只靠少数几个人或几个团体的奋斗求得繁荣与发展，无论城市或乡村，都应该有文学活动的空间和时间。我们不是文学理论者，对于文学，我们也是一知半解。下面我们只想以一孔之见，叙述一下地处滇中地区的峨山彝族自治县成立五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的文学活动及其艰难的发展历程。
峨山彝族文学史话
事实上，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才引起人们注意，才开始发掘、搜集、整理、翻译等工作的彝文经典著作，是包括了史诗、祭文、悼词、小说、故事、以及神话传说等，足以说明峨山县境内的民族文学（这里主要是指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彝族文学），其出现及发展是经历了漫长的年代的。也就是说，峨山彝族文学是随着古老彝文的产生而随之出现的。据目前所掌握的考稽资料表明，彝文产生的时代已经相当久远，彝族学者罗文笔同志在《帝王世纪?序》中说：“上帝差下一祭司密阿典者，他来兴奠祭，造文字，立典章，设律科，文化初开，礼仪始备。”这里所说的密阿典，不是专指某个人，而是乏指从事奠祭、礼仪等活动的祭司，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毕摩。在峨山县境内搜集到的彝文著作，都是由毕摩传承和保存下来的，毕摩不但是彝文著作的创作者和加工整理者，同时也是彝文著作的传播者和教授者，毕摩在峨山彝族文学的发展史上，既充当着创作者，也充当着保护者和宣传者，是峨山彝族文学的主要创始人。
那么，在众多的彝文著作当中，又有多少文学性呢？张庆芬同志在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彝文著作《指路经》一书前言中说：“《指路经》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它的写作充满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想象极为丰富。作品对亡人的描绘，形如活在世间的英杰……句式多以五言出现，音韵顿挫抑扬，表现了彝族文学作品的独特风格。”《指路经》是属于所有彝族人民的，是所有彝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我在这里说到它，并不是说它是由峨山境内的彝族毕摩创作的，只为说明一下彝文著作的文学性而已。
除了已写成文字流传民间的各类彝文作品外，峨山境内还流传着包括山歌、传说、神话等在内的大量口头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虽然没有统一的规律，但是思想内容健康，主题鲜明，形象生动，文学色彩浓厚，流传广泛，极大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逐步成长起来并且形成创作集体的峨山几代彝族文学创作者。
谈到真正意义上的峨山彝族文学创作现象的出现，是二十世纪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这些作者的特点是使用汉语言文字进行创作，并且署有姓名，拥有版权。而一说到峨山当代彝族文学创作，我们自然就会想起普飞。彝族史家陇贤君在《中国彝族通史纲要》一书中说：“彝族农民作家普飞，云南峨山县人。从1956年起，作者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辣椒》、《镜湖》、《门板》、《洗衣》等。其中《门板》和《辣椒》引起了好评。此外，作者还陆续发表了《老人和枪》、《摔跤》等几十篇散文、特写和小说。同时，还创作了一些反映彝族少年儿童学习与生活的作品。”如今，经过四十余年的艰苦创作，普飞已先后有多本文学作品集流行于世，同时，大量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等作品入选几十种选集出版，少数作品已介绍到国外，并多次在国家级和省级获奖。并于1980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著名白族作家凝溪先生在谈到当代云南作家及其作品的时候说：“普飞同志自五十年代中期走进文学大门之后，先后创作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散文、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贴近生活，充满浓郁的民族特色，为云南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接着，凝溪先生曾当面对几位年轻的彝族文学创作者说：“在当今社会，严肃文学的发展，遇到了一定的困难，这是有各方面原因的，然而要相信严肃文学始终是整个文学创作发展的主流，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逆转的。时下真假作家、诗人并例，一般人难于区分；一些缺乏文学创作才能的人，为了显示自己的高贵，也为了求得某个方面的利益，到处吹嘘自己，甚至出钱买名利，这是要不得的，退一步说，这些人的做法严重地侵犯了文学的尊严性与纯洁性。因此，我们的每一位作者，不管年老的和年轻的，在坦白自己创作成绩时，一定要实事求是地肯定自己的作品，要用作品来说话，切忌天女撒花似地到处吹嘘自己，假的东西永远是假的，虽然一时辨认不清，但时间能够证明真假。”
在普飞的影响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至七十年代后期，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峨山县内先后出现了十几位酷爱文学的年轻人，他们在艰苦的工作和劳动之余，满怀热情地投入到业余文学创作活动之中，虽然受到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环境与气候的影响而使作品本身在质量上参差不齐，有些甚至是一味地追随政治需要而陷入了模形式的创作框架，但是，他们的创作热情与激动人心的创作精神，是为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峨山彝族文学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的，尽管他们当中没有出现影响全省及全国文学界的人士，然而他们的成绩是不容抹杀的，因为历史证明他们的出现和奋斗精神，在一定的范围内，激励和鼓舞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更为年轻更具创作潜力的作家和诗人。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文学界曾陷入了一场政治动乱之中，很多作家都消失了。然而就在这段时期，普飞没有因为政治气候的影响而停止文学创作，他的笔一直没有离开社会最底层的农村群众，特别是彝族农村群众。他在这段时期创作出来的包括小说、散文和特写作品，虽然受到了一些当时的社会气候的影响，但所有的作品，总的来看，其主题思想都是激励着广大农村群众积极向上，作品主人公大多数都是彝族农民和基层干部，在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精神与思想意识都是与农村群众的喜怒哀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那时候，普飞的生活状况也是很艰苦，他的很多作品是在放牛的路上和上山劳作的时候完成构思，然后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创作出来。也因为对文学始终抱有希望及梦想，在普飞创作生活最艰苦的时期，文学这个曾被他比喻为新婚恋人的东西，给了他鼓舞，给了他无穷的力量，给了他激情与勇气。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八0年，总的来说，除了被借调到地区编辑《玉溪文迅》的几年外，普飞一直都在农村民办教师的岗位上工作着，他任教的学校就在本村―――万和小学。那时，他与外界的接触不是很多，除了外出参加文学创作培训学习或教学方面的会议外，主要是各级报刊杂志的编辑和文艺界的一些年青人慕名前来拜访他，和他谈文学、谈体验生活的经验。
普飞在不同场合多次谈起过五六十年代的创作经历，他甚至这样告诉文学青年们：“你们今天搞创作比我那时候的条件好得多，那时候，整个西南地区就那么几家报刊杂志，可想而知，就说用稿率吧，远比现在少得多，根本不可能象今天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国家级不行再投省市级，省市级不行再投地州级，而且可以反复投寄十几家，有个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条件。”接着，他还神情激扬地用手比划着说：“由于蚊虫多，我在夜间创作的时候，总是用塑料袋把双脚严严实实地包扎起来才能避免蚊虫的叮咬，而你们，虽然也在农村，但根本不必要实行我的‘武装’，创作条件是艰苦些，这也只能说和那些有正式工作的人比起来条件差些，是无法与我那时的创作条件相比的。就是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我也没有一天终止过创作行为，我相信，只要你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文学的多彩世界里去，文学的美妙之境自然会把你牢牢吸引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普飞已正式招收为国家干部，在县文化馆主编《峨山文化》文艺小报。这期间，峨山本土出现了几位颇具实力的彝族文学青年，虽然年龄上有些差别，有的十八九岁，有的二十八九岁，但他们的起点都很不错，有一定的生活基础和文学功底，且十分酷爱文学。一两年的时间内，他们都在省级报刊上发表了文学作品，并获得了一定的好评。在此之前的六七十年代，应该说峨山彝族文学创作还是搞得很活跃的，一批年轻人在许多村寨或乡镇一级的油印小报、墙报上经常发表诗歌、散文，他们创作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民歌特点，爱憎分明，讲究阶级立场，多采用传统的创作手法，起着鼓动人心、歌颂时代的作用。然而，由于创作手法的单一，又过多地讲究阶级立场，反映人性的东西少，许多作品的艺术质量很差，很难在文学史上占得住脚。因此，峨山彝族文学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当时的情况是表面繁荣，内心空洞。
当然了，如此文学创作，是出不了人才也出不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更形成不了繁荣的局面。在那个时期出现的众多彝族文学青年中，多数是农民，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是小学，有的是初高中，有的甚至是文盲，只因背诵了别人的诗歌，又产生一点点感想才糊乱编出几句而已，而且还得由别人代笔写出来。有的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但也只会东拼西凑地创作出一些打油诗来，顶多就发表在本村寨的墙报上。很显然，这样的作品是很难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的，这样的诗人、作家，其艺术生命是很短暂的，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而己。
然而，他们毕竟在峨山文坛上出现过，说他们昙花一现也好，说他们是文学过度时期的产物也好，总之他们是出现过的，凡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会肯定他们曾经存在过。那时候，他们那种高昂的创作热情，坚持不懈的创作精神，曾感动了许多人，也深深地感动了自己，同时也为社会的不断变革鼓足了勇气。
那时候，普飞在全省甚至在全国都有了一定的影响，他的创作热情始终保持着旺盛状况，就在打油诗大出风头的时候，普飞没有脱离文学的宗旨―――艺术性与社会性相结合的道路，尽管在他的某些创作于这段时期的作品当中，或多或少地掺合着极左路线的东西，然而，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任何人，是无法完全地脱离现实而生活在幻想之中的。因此，普飞创作上出现这类情况也是情有可原的。值得肯定的是，普飞保持了贴近生活基层的本色！在他所塑造的众多人物中，无论小学教师、大学生、青年农民、男人或女人，都血肉丰满，栩栩如生，毫无胡编乱造的痕迹。特别是在小说细节的描写上很出色，曾得到过文学大师茅盾及十几位省内外知名文学评论家的充分肯定，有些评论家甚至认为普飞在文学上的成功主要在于文学细节的描写上。在谈到文学细节的描写时，普飞总是激动地从座位上弹跳起来，习惯性地不时挥舞着双手，用带有浓重彝音的汉语向文学爱好者们说：“文学创作的细节描写，看起来并不重要，但是，如果在一篇小说中没有几处精彩的细节描写，这篇小说就将失去韵味感和整体美，就将影响到整篇小说的艺术质量。”
普飞精神效应
普飞，1934年出生于峨山县万和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两届省政协委员，曾任原玉溪地区文联副主席，曾任峨山县人大副主任，峨山县政协副主席。
在这段被标题为”普飞精神效应”的文字里，我们想用特写的手法回顾一下发生在普飞与峨山彝族文学青年身上的故事。
我们想首选说说李长明，这不是因为李长明已去逝多年，而是因为不同时期出现的众多峨山彝族文学青年当中，李长明是接受普飞精神较深，取得成绩较大的彝族青年作者。李长明生命虽然短暂，仅仅在人世间留下了三十八个生命的春秋。可是，据他去逝之后的统计，他在十余年来的创作生涯中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19篇，散文26篇，剧本6个，还有尚未发表出来的作品34篇。这些作品数目不算多，艺术质量也一般，然而，对于一个仅为初小毕业生的彝族青年来说，经过不懈的努力，创作出这么多作品来，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了。
普飞在李长明去逝后所写的纪念文章里追忆道：“李长明，一个长得标致的彝族大伙子。那时我还没来文化馆，他在岔河小学教书也还没转公办。那天，我们相约去大西赶花街。他正在暑假，能去，我是由县委支付我的差旅费让我跑遍全县，更是能去。我坐在由县城开往富良棚的客车上，一路紧张地想着：李长明会不会如约在路边等候呢？到了岔河的岔路口，李长明果然站在公路边，他一手护着肩后的马桶包，一手向我高高举起―――我的一只手已伸出车窗外朝他招手。”
那是一九八O年的事，也就是在那一年，李长明也从民办教师转成了公办教师。就在这次俩人相约赶大西花街的时候，普飞向李长明交谈了许多文学创作经验。他语重心长地对刚刚在文学之路上起步的李长明说：“对于妇女，我们应该多接近多了解，许多女作家是专写妇女而取得文学成就的，有的男作家也是写妇女而取得文学成就。我不是专门写妇女，但我的作品相当一部份也是以妇女为主人公。”普飞的话对李长明的创作起了作用，之后创作的作品中，无论是小说、散文、彝剧剧本，李长明都塑造出了十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彝族妇女形象，比如在《照片背面有红颜色》、《腊依嫫》、《爱的力量》、《山箐小场变迁》等短篇小说中的桑其妹、腊依嫫、艳艳、罗吉等妇女形象都是塑造得很成功的，从中可以看出李长明对生存环境不同的各类妇女的了解与认识很深。在他执笔创作出来的彝剧《荞花又开》中，主人公娜诺、花妹等就是他长期观察生活、体验生活后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由于此剧的成功，在文化部、国家民委共同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剧本创作评奖中，荣获了“团结奖”，为峨山人民争了光，为彝族人民赢得了荣誉。
也可以说，李长明创作思想的主线条是基层农村，其作品反映出来的主题思想，始终是农民群众的喜怒哀乐。这一点，是和普飞的长期创作思想相一致的，也是受到普飞创作思想的影响后形成的。李长明生前曾多次对稍后于他成长起来的峨山彝族青年文学创作者说过：“一个作者的创作活动，一旦离开了自己熟悉的东西，有再大的本事，其作品的思想内容也是空洞的。”他还深有体会地说：“大家都知道，在普飞老师那么多的作品当中，所有的主人公都是他所熟悉和了解的。我也是或多或少受了普飞创作思想影响后，才取得一点点成绩的人，我虽然不敢说从农村出来的每个作者在作品中只能塑造基层农村的农民群众形象，但我一直认为那种脱离现实，追求虚无的创作手法是不可取的。”李长明还是个很谦虚的人，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他是这样说的：“我的作品都是些习作，很幼稚，不成熟，值不得向大家介绍。”
与李长明同时起步的其他几位作者，主要是彝族，也有少数几个是汉族。他们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峨山文坛上冒出来的，他们的出现，给长期处于普飞一个人孤军奋战中的峨山文坛带来了新的生机，他们的创作与六七十年代出现的那种口号似的创作手法裁然不同，他们的创作是以追求文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为主的。
新涌现的这批作者，其特点是文化素质高，在开始学习创作之前就已阅读过较多的文学名著，对严肃文学了解较深，能够区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文学，什么是假冒劣质文学。因此，他们在开始学习创作的时候，就能自觉接受自身所处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在继承传统创作手法的基础上，能够大胆接受一些新生的艺术创作手法，脱离口号似的创作模式，把手中的笔触及到优美的文学语言当中，在保证作品思想内容健康向上的前提下，不懈探索，刻苦创作，力争提高作品质量。
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李长明、徐明昌、吴丙恒、杨旌践等几位代表性的作者先后在《云南日报》、《边疆文艺》、《云南群众文艺》等省级报刊上发表了小说、散文多篇。这对当时的整个玉溪地区来说，无疑也是很突出的表现了。这几位有一定培养前途的青年作者的出现，使普飞感到了欣慰，并为此跑上跑下，筹资金，召开文学创作会议，同时积极地与地区和省里取得联系，在发表作品、交流创作经验等方面提供有利条件。
那时候，几位作者的生活环境并不好，有的是乡村小学教师，有的是农民，有的是机关办事员，就创作条件来说，也不是很好。然而，他们的生活环境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观察生活，贴近基层群众的创作条件，这些千变万化的原始生活素材成了他们创作的丰富多彩的源泉。就在那几年创作出来的作品当中，思想内容都是反映普通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和追求。
在这批为数不多的文学青年当中，李长明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也是从小吃尽了苦头的一个。可以说他的童年是没有享受过多少快乐的，他出生几个月后，母亲就领着他与父亲分开生活了。上小学的时候，他也没有得到过多少温暖，尽管他学习成绩很好，但常常受到身强力壮的同学打骂，使他的身心受到很多创伤。这也使他长大后形成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性格打下了基础。
李长明是在任民办教师后期开始文学创作的，他在公开出版发行的报刊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散文，发表在《云南日报》副刊上，还显得不那么成熟。那时，他还在本村任民办教师。从他后来的言谈中得知，在发表第一篇作品前，他已经默不作声地创作过几十篇包括小说、散文在内的习作了。因此，第一篇作品的发表，给他带来了莫大的鼓舞，也使他激动得彻夜难眠。有了作品，又是彝族青年，这自然引起了长期以来密切关注着峨山彝族文学新人的普飞的注意。
李长明此后参加了几次县里或地区举办的文学创作会，结识了一些作家、诗人，打开了创作视野，也在暗中下定了追求文学创作事业的决心。他在谈起第一次面见普飞的感受时说：“当时我根本不相信站在面前，比手划脚，眉飞色舞地大声说话的中年人就是普飞，无论从外貌、衣着、举手投足各方面来看，普飞都象个正统的彝族农民，而不像是个作家。”接着他又说：“但接触几次后，我发现他的作品只所以朴素无华、深切感人、带有浓厚的泥土气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普飞从本质上就是个把彝族农村那种古朴、诚实的情感融入到了自身的创作当中的人。”
受到普飞的鼓励后，李长明的创作热情更高了。1980年至1985年，他先后在《金沙江文艺》、《凉山文学》、《云南群众文艺》、《云南日报》、《玉溪文化》等报刊上连续发表了好几篇小说、散文，用实实在在的作品走进了玉溪文坛的重点作者行列。
1984年，李长明因工作需要从岔河中心小学调入县文工队。那时，县文工队没有专业编剧人才，由于李长明文学基础较好，在做好副队长工作的前提下，他开始了戏剧剧本创作。从1984年至1992年他去逝前，李长明先后创作了《荞花又开》、《荒古情斗》、《山林枪声》、《春风吹过田野》、《结婚登记》、《峡谷情悠悠》、《外乡人》、《情牵小寨》、《茶花吐蕊》、《半路赶街》等十几个包括彝剧、小品等在内的剧本，有的剧目在上演后还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有些还获了奖。
在他一边不停地构思、创作演出剧本，一边挤时间自修云南大学党政管理干部专业课程的时候，他并没有停止过小说、散文的创作，就在那几年间，他还发表了多篇文学作品。然而，就在他终于自修完云南成人大学十一门课程，把毕业证书拿到手，几个剧本正待排演，同时打好几篇小说腹稿的时候，却撒手西去了。
李长明的突然去逝，对峨山彝族文学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他那种在文学创作上锲而不舍的精神，给众多的文学青年和所有熟识他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普飞在纪念李长明的文章《快步李长明》中，是这样评价他的：“……李长明一有时间便拼命写作，既写小说、散文、诗歌，也写剧本和评论。他在文工队有繁重的本职工作，创作只在业余时间进行，但也写出了相当可观的一批作品。”
李长明辞世后，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和积极支持下，县文化局和市群艺馆的崎松老师为他编印了一本《李长明作品集》，峨山县原县长李树华在此书的序言中说：“李长明同志的作品……现在汇编成书，不仅可以防止这些作品散失，也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尽管李长明同志的作品，在艺术上还不算十分完美和成熟，但它确实是地地道道的乡土文学，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这是值得初学写作的青年们学习的。”
事实就是如此，李树华同志对李长明的评价是很中肯恰当的。
话又说回来，在后来的峨山文坛上逐步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彝族年轻作者，除了受普飞的影响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了李长明的影响。李长明作品不算多，质量不算高，甚至可以说他的影响范围仅限于玉溪市内。然而，李长明自爱上文学那天起就一直全心全意鼓吹它、宣传它，同时拼命追求它，这种带有持之以恒的精神风范，极大地带动和鼓舞了一批比较年轻的彝族青年，这批青年作者在一定时期内相对集中活跃在李长明工作和学习过的地方―――岔河乡。
然而，与李长明同时起步的几位文学青年，包括在他之前起步的几个老作者，由于种种原因，创作积极性慢慢减弱了，作品越来越少，在不时召开的创作会议上也见不到他们的身影了。这些老作者虽然没有像李长明那样一直坚持不懈地努力创作，但他们的内心深处还是有着文学的神圣地位的，在地市级报刊上还不时可以看到他们零星发表出来，有感而发的随笔或散文等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可以发现他们的文学梦并没有完全消失，他们还在时刻关注着峨山文学事业的发展，把满腔热情与殷切希望寄托在了在他们之后出现的一批文学新人身上。
岔河文学社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岔河乡几个十七八岁的彝族青年就已经萌动了文学之梦。当时，他们当中有人还在学校读书，有的初中毕业后刚升入“农业大学”学习。
他们不断地把自己认为最满意的习作寄到有限的几家报刊杂志编辑部。
他们不断地收到充满殷切期望的回信和退稿。
此后一两年间，《峨山文化》、《玉溪文化》上都先后刊出了他们很不成熟的习作。
他们的作品很不成熟，但基础不错，想象丰富，思维敏捷。这与六七十年代出现的那种模型似的创作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普飞也认为在岔河乡出现的几个彝族小青年具备一定文学素质。于是，1982年的某一天，在李长明的引领下，普飞来到了岔河。他准备看望两位青年习作者，一位是进宝村的李仕学，一位是齐云村的柏叶。
柏叶早在小学的时候就听老师讲起过彝族农民作家普飞，那一天普飞突然出现在家门口的时候，全家人都欣喜万分，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然而，由于生活困难，本想好好款待一顿贵客，也无法办到了，只好用几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青菜萝卜招待了两位贵客。
他俩吃得很香，一直有说有笑，毫无一点旅途带来的疲劳。
他们是从岔河一路步行前来的，路程足有十余公里。李长明已经到过齐云村，柏叶一家的生活状况他是一清二楚的，早在路上他就跟普飞谈起过。
也许，清贫的日子对文学来说是无所谓的，文学早就把清贫视作了自己的温床。
也许，清贫与富裕跟文学没有任何关系，真正的文学，犹如野草与松柏，只要有阳光，只要有泥土与春风，它就能生长。
也许，普飞和李长明花费那么大的精力跋山涉水来到这高耸入云的山寨，并不是为了吃上一顿青菜萝卜——他们在找寻着文学的希望。
吃完饭，普飞和李长明坐在草墩上，围在火塘边，和柏叶的父亲谈起了家常，他们的谈话很投机，他们从如何支持和关心子女自学成材谈到了各自的属相年龄，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普飞属狗，柏叶父亲属猪，按理说，普飞年长一岁应为大，可是，他们不管这个理儿，都相称对方“阿哥”―――这是彝族的规矩。
临走时，普飞大声地说：“你家娃娃有志气，要好好支持他写文章，不要听信别人的那些风凉话。”接着他又说：“我们写文章也象你们干农活一样，光把种子撒到地里还不行，要浇水、培土、施肥才会长得好，收获大。”
柏叶把他俩送到了公路边。李长明说：“我们已去过李仕学的家，他的家庭也很清贫，写作用的桌子、椅子都和你的差不多，都是用几块木板糊乱搭起来的。”他又接着说：“据我了解，我们岔河乡几个酷爱文学的青年，家庭都是很困难的，但文学创作热情很高，因此县里乡里都很重视，我们要加倍努力，用实实在在的作品来回报关心支持我们的人。”
由于普飞的重视，岔河乡党委和政府也对正在本乡崛起的一批有一定希望的彝族文学青年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和支持，无论在精神或者物质上都用实际行动给予了支持。在精神上，他们对这批文学青年的成长与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并积极宣传、鼓励；在物质上，由乡文化站出面，拿出经费召开创作会议，邀请普飞讲授文学创作经验。
当时，李长明已发表了一些散文、小说，在他的带动下，几位青年作者也先后在四川的《凉山文学》和省内的《金沙江文艺》、《玉溪文化》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习作，柏叶的诗歌甚至登上了北京中国作协主办的《民族文学》。
于是，峨山县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文学社―――岔河文学社，在孕育了两三年之后，终于1985年在岔河乡文化站诞生了。在岔河文学社成立大会上，民主选举产生了名誉社长、社长、副社长、秘书长等人选，同时决定出版油印社刊《山路》。《山路》以发表三十余位社员习作为办刊宗旨，由工作和生活在乡文化站附近的社员利用业余时间来完成编辑印刷任务。
岔河文学社的成立，为分散在全乡各村寨的文学青年互相交流经验、座谈创作得失、集中召开创作会议等方面提供了方便。在一定程度上，为早出作品、早出人材，结交省、地、县文学知音创造了客观条件，也为提高峨山全县民族文学创作水平打下了基础。
岔河文学社成立不久，社员逐步遍及了全县各乡镇，有的社员甚至是从外县慕名前来参加的。
几位文学基础较好的彝族青年作者，创作积极性更高昂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在地州级以上报刊发表了一定数量的作品，作品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文学社成立后，连续召开了几次文学创作会议，会议上，普飞来了，地区文联的老师们来了，社员们纷纷把自己的习作交到了编辑手里，当面让编辑提出批评意见，然后修改，反复修改。终于，一些还从未发表过作品的作者，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名字挤进了《玉溪》、《玉溪群众文化》、《玉溪职工》、《峨山文化》等报刊杂志的作者行列当中；一些老作者也不甘落后，纷纷亮相在省级报刊杂志的珍贵版面上。
从1985年岔河文学社成立至1990年，先后有32人次在县级报刊发表作品，25人次在地市级报刊发表作品，5人次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作品。在这段时间里，岔河文学社社员的创作活动无意间充当着全县业余文学创作的主流，他们的作品质量也较以前成熟得多了，无形中，岔河文学社的声望与影响冲出了峨山，在地区也引起了一定的重视。
《峨山文化》以专刊形式推出了他们的作品，且配有普飞亲自动笔写下的编者按语。
《玉溪》杂志以专辑形式推出了他们的作品，编辑部配发了编后语。
其它一些地市级部门主办的小报小刊也为他们推出了专版或专号。
然而，岔河文学社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几年来，它同样经历了坎坎坷坷，风风雨雨，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几经磨难。由于文学社的成员多数来自农村，经济上还处在困难阶段，虽说乡政府和县文化局不时拨点经费给予扶持，然而，要想做些大的举措，比如举办文学讲习班或者时间长点的创作笔会，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社员当中除了少数几位经常到地区或省里参加创作会议的人接触过一些编辑作家外，多数是从没走出过峨山县境，更无缘与那些编辑作家们相识相交了。这无疑给一些具有一定质量的作品的发表面世带来了困难，给一些社员的创作产生了消极情绪。
不过，无论劳动多么艰苦，无论经费多么困难，有毅力的社员们仍然勤奋地进行着文学创作，并且把作品不断推上了更高的档次。对于普飞来说，岔河文学社的成长是尽了最大努力的，自从文学社成立以后，每召开一次创作会议，只要他在家，无论手头工作多忙他都要挤时间前来参加，每次在创作会议上讲课，他都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创作经验讲授给与会社员，同时针对多数社员来自农村的这一实际，结合自己当年在农村进行艰苦创作的历程，生动、活泼地讲述如何珍惜时间读书，如何积累素材，如何挤时间创作……普飞的课总是讲得轻松愉快、生动风趣，每次听他讲课，社员们都受益匪浅，都能激发起一股创作热情。
普飞不但在精神上激励彝族文学青年，他还经常利用《峨山文化》这一阵地，为他们发表习作，然后把《峨山文化》寄到更多的编辑作家手里，让这些作者的作品和名字传出峨山，传出玉溪，传到昆明、上海、湖南等大地方，这样做，一方面宣传了峨山，同时也为青年作者扬了名。
据不完全统计，岔河文学社从成立至1990年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在《峨山文化》上发表了习作，有的社员的文学之梦就是首先从《峨山文化》燃起的。
文学社有些社员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在《峨山文化》起步后未能把自己的作品推向更高一级的报刊杂志，然而，他们对此毫无怨言，每次谈到《峨山文化》，总是激动不已，言语中带有深深的怀念和敬意，认为他们虽然未能跨入作家诗人的行列，但通过几年的练笔，写作水平提高了，为农村群众写点什么提供了方便。
李长明生前在谈到岔河文学社的成长与其在峨山文坛上的地位时说：“应该说，岔河文学社是峨山文学创作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它的出现，给峨山文坛带来了新的生机，给一直盼望着文学苗子的普飞带来了新的希望。可以说，在一两年内，全县较有实力的文学青年都集中在了岔河文学社的周围，全县文学青年发表的作品也多数出自文学社社员之手。因此，岔河文学社无疑为推动全县文学创作事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决不能因为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文学社无法正常发挥以前的作用而诋毁它在全县文坛上所起到过的地位，我们每个已经成名成家的作家诗人都应该铭记文学社的作用才对。”
早在1982年，文学社尚未成立的时候，在李长明的影响下，岔河乡就出现了几位酷爱文学的青年，从那时候起，普飞就认定了岔河乡会出现文学苗子，因此，几次动员过李长明和乡政府领导在岔河乡成立一个文学社，这样，一来可以集中文学青年交流创作甘苦，二来可以系统讲授创作知识。就在文学社成立典礼上，普飞就当着二三十位来自不同村寨的文学社社员说出了自己的殷切期望：“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文学这个神秘的天使召集起来的，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你们当中，有的已经发表过不少作品，有的还没有发表过作品；发表过作品的千万不能骄傲，要不断努力，才能在创作上有所突破，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慢慢成熟起来；还没有发表过作品的也不必悲观失望，只要刻苦努力，打好扎实的基础，总有一天是会发表出来的，而且还会发表得越来越多，作品质量越来越好。总之，我希望你们当中多出现几位作家诗人，为繁荣我县文学创作事业而作出更大的贡献。”接着，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就全国来说，我们彝族人口在少数民族中占第五位，有五百多万，可是，彝族作家诗人在全国少数民族作家诗人中是最少的，白族人口还没有彝族的三分之一，但白族作家诗人却比彝族的作家诗人多得多。因此，我们再不努力，人家就要笑话了。你们一定要刻苦努力改变彝族文学的落后面貌。”
新的崛起
峨山彝族文学的崛起，始于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期，就在这个时期里，经过几年勤奋苦练的文学青年们，文学功底越来越扎实了，创作出来的作品，无论从思想到内容都有了新的突破。
这一时期的峨山彝族文学，其最主要的特点有两个方面：一是作者群仍然以年青人为主，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作者仍然是几个年青的来自岔河文学社的社员；二是彝族文学的鲜花开遍全县各地，不象以前那样只局限于某几个地方，几个县属中学(包括市民族中学在内)的校园内欣起一股充满清新空气的文学热潮，几个在文学这条山道上苦苦追索了多年的彝族年轻教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一边辅导学生，一边创作发表了一定数量的作品。
然而，这个时期，曾一度引起全县乃至市文学界关注的岔河文学社，由于缺乏活动资金，加之社员逐步呈现分散状态，已经处在名存实亡的边缘了。当然了，文学社的消亡不意味着文学作者的消亡；在文学社成立之初就作为主要成员的彝族青年作者们，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们在艰苦的劳动之余，仍然勤奋地创作着，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李仕学，这个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引起普飞注意并加以重点培养的彝族青年作者，就是这些青年作者当中比较出色的一位。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李仕学创作了大量的习作，然而发表的廖廖无几，且都是在地县一级报刊杂志上，然而，进入九十年代后，他的作品被一些高一级的报刊编辑认可，上海的《萌芽》、云南的《滇池》等都推出了他的小说，此后，他的作品不断地在省市级乃至国家级报刊杂志上纷纷露面了。如今李仕学已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集《最近的远山》，并于2003年加入了云南省作家协会。当然，李仕学也和多数出身农村的业余作者一样，仅仅是个初中文化水平，文学素质有待提高。然而，由于置身于得天独厚，千变万化的生活的海洋当中，他的作品具有独到的一面，就是具有浓烈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这一点是城市青年作者望尘莫及的。因此，农村作者虽然存在着无法在短时期内在创作上有个突破性的进展，但也具有其他作者无法相比的一面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柏叶的创作情况。柏叶和李仕学是同时起步的，也同为岔河乡土生土长的彝族人，二十一岁参加工作前一直生活和学习在农村和学校。柏叶自1982年发表处女作以来，至今已在国内八十多家报刊杂志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五百多篇(首)，现已出版《飞翔的天空》、《彝山恋歌》、《梦的眼睛》等三部诗集和长篇小说《魂归沉寂》，另有一部长篇小说也将于年底出版问世。柏叶的作品曾多次荣获过省、市级奖励，并于1992年加入云南省作家协会，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在这一期间，十几位彝族作者创作热情异常高涨，李红明、矣晓阳、普之文、吴从贵、柏之伟、龙心灵、包学良、 施凤春 、施贵金、普丽军、李文明等新老作者先后冲出本县，冲向了省缄，冲向了北京，李红明、矣晓阳两位的作品甚至出现在了北京的《民族文学》杂志上。他们当中，老作者包学良最值得一提，这位老先生年已届知天命，但创作积极性很高，以文学批评理论文章为主，先后在好多家地市级报刊杂志发表了文章，同时还创作发表了几篇较有时代气息的报告文学和小说作品，其中有的篇章还登上了省级报刊杂志。与此同时，一批具有较好创作基础的青年女作者，在社会和有关职能部门的热情扶持下，破土而出，冲上了峨山文坛，接着，冲向地区，冲向省城……在这群彝族女作者当中，有的年仅十七八岁，但创作出来的东西很成熟，同时具有女性的细腻与真情。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年纪轻，起点高，酷爱文学。她们的不足是：追求时代潮流，不注重吸收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之精华。总之，从客观上来说，这群女作者的出现不仅填补了峨山没有女性文学创作者的空白，同时也给峨山彝族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血液，新的动力，她们用一篇篇清秀明丽的作品，仿佛刚刚学步的孩子，歪歪倒倒地步入了峨山文学的大门。当然了，从他们已相继发表出来的作品不难看出，这些作品还显得相当幼稚，用真正的文学作品的标准来衡量，它们还只能算是大孩子的作文。因此，还必须不断地用心地阅读包括历史、哲学等在内的大量文学作品，从中感悟文学创作的奥秘，提高文学修养，进一步完善和充实文学功底。不过，话又说回来，任何事物都是相辅相成的，文学创作活动也一样，女作者遇到的困难要比男作者要多些，比如结婚生育后的女作者在文学活动中将面临很大的困境，特别是身处农村的女性作者。文学是活的东西，它需要不断地进取、交流、提高，需要随时输入新的观念新的创作热情，只有这样，文学这棵大树才会四季常绿，人见人爱，给人类和世界酿造出更多更淳的精神美酒，输送出更浓更鲜的绿荫。
农村生活是复杂多变的，文学活动亦如此。笔者认为，农村女性作者在文学活动上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热情，不被困难所压倒，首先必须从精神上战胜困难，同时从一些成功的女作家身上吸取经验教训，取长补短，发展自己的优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并且取得亲人的支持。无论男女作者，要想取得亲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别人如何挖苦讽刺你可以无所谓，走自己的路，但得不到亲人的支持和理解，你是无法走自己的路。对文学青年来说，一开始创作就获得成功，取得成绩，那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也是极少数的。在这方面，峨山几位彝族青年男女作者是做得比较好的，比如李仕学、柏子伟、矣晓阳、 施凤春 及普利军、柏雄香筹女性作者。他们不但在艰苦的生活和工作中进行努力创作，而且追求一种大气势，立争创作出有一定艺术质量的作品，这种追求可以从矣晓阳先生最近两三年发表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一些迹象，其它几位如李士学、李红明、李文明等也在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有个新的突破。矣晓阳这位已在北京、新疆等地的文学杂志发表不少诗歌作品的彝族青年作者，在文学上有个新的主张，即严肃文学无论如何受到来自风暴似的通俗文学的冲击，也永远不可能失去它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因此，我们的纯文学创作不要一味地当心和议论不景气不流行，而是要不懈地追求一种能使它更具历史精华更具人类进步文明的文学大气。他的这个主张并没有和全国文学主流的发展超势相违背，在一定程度上是紧扣着时代动脉的。
新的希望
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峨山彝族文学创作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最突出的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以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为办刊宗旨的《峨山》杂志得以恢复正常的出版发行；二是一批起点较高的彝族作者大手笔大气势走进了峨山文坛。
1996年9月峨山县文联成立后，创办了内部资料性质的《峨山》杂志，此后在县委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发表了新老作者很多有一定艺术质量和思想内客健康向上的文学作品，同时也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新作者，为团结和激励作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客观方面的原因，《峨山》杂志后来没能正常出版发行，只能不定期出版。到了2003年，在县委和政府的支持下，在有关单位的积极帮助下，《峨山》杂志终于又恢复了正常的出版发行，给振兴峨山文学创造了有力的条件。据不完全统计，从2003年至2005年上半年，《峨山》杂志共出版发行九期刊物，发表80多位新老作者作品300多篇(首)，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彝族文学新人，给相对沉寂的峨山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现了新的希望。
在这一段时期，新出现了几个引人注目彝族文学新人，其特点是起点高，文化水平高，基础扎实。他们是南北（李海明）、筱佳（柏佳佳）、倮罗（李文明）、方思新、鲁大东、施平贵、柏云飞、柏雄香、李绍林、方亮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南北（李海明）。南北是个年仅27岁的彝族青年作者，大学时代即开始文学创作，并有部份作品发表。自2003年以来，创作热情不断增强，创作水平明显提高，先后在《玉溪》、《峨山》等杂志发表了六七篇有一定艺术质量和内容健康向上的中、短篇小说，引起了玉溪文坛的注意。云南省作协主办的《边疆文学》2004年第十期，在“民族新星”栏目以本期打头位置一次性重点推出了他的《荒河清清》、《工钱》、《白云》等三个短篇小说，并附有作者简介和一篇对其作品进行深入浅出的评析，充分肯定南北的创作热情和扎实的生活基础的评论文章。《边疆文学》编辑部在卷首语中这样评价南北的作品：“彝族青年作家南北还从没有在省级以上文学刊物发表过作品，但是当我们拿到他的几个短篇时，顿时爱不释手，惊叹不已。作品的纯粹、干净，语言的老道、洗练，使人难于想象它们是出自于一个文学新人之手，其实这正是我们所盼望的文学奇迹。”其他几位作者也出手不凡，筱佳的散文精致而洗练，语言优美，构思奇巧；倮罗、鲁大东等人的诗作出污泥而不染，朴拙中不乏精美的表达；施平贵、方思新、柏云飞、李绍林、柏雄香、方亮等人的作品生活气息浓郁，可读性强，很有发展潜力。
据2004年底的不完全统计资料表明，峨山现已拥有包括专业作者在内的文学艺术创作者140多人，其中比较活跃的有30多人，除彝族作者外，张学顺、橄榄林(瓦庆超)、柏建新、柏存龙、杨建平、雨滴等新老作者也很活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峨山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在县委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使用汉语言文字进行创作的彝族文学经过老中青三代作者的不懈努力，取得了应有的成绩。当中也走过了几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历史时期，主要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可以说是普飞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到了七十年代，虽然有些作者也加入到了创作队伍当中，然而，他们的作品由于饱受当时特殊政治因素的影响，大多是些打油诗、纯粹的政治颂歌之类的东西，还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到了八九十年代，峨山的彝族文学才真正出现了争奇斗艳的喜人景象，到了二十一世纪，峨山彝族文学已全面走出低谷区，正在以成群的形式向着前景更加壮阔的明天进发。还值得肯定的一点是，今天的峨山彝族文学，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来说，都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的。当然了，就文学作品来说，似乎作品数量的多少是说明不了作品质量的高低的，作品多不一定质量高，作品少不一定质量就低。因此，一概地认为发表多少作品就取得多少成绩是不对的，首先要看到所发表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否能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这是衡量一件文学作品质量最起码的条件。从历史上来看，大凡伟大作家的不朽作品，首先是经受了时间的检验的，时间是审判每一件文学作品最公正无私的判官，一些人为地被冠于伟大的作品，终将被时间所淘汰。而那些暂时还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作品，只要是真正的好作品，总有一天还是会在文学史上找到应有的地位。
现在，峨山彝族文学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已拥有2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3个云南作家协会会员，6个玉溪作家协会会员，老中青三代彝族作者，在不同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里，用不同形式的创作方法，正在为繁荣和发展峨山彝族文学事业努力奋斗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峨山彝族文学一定会在党的文艺“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的指引下，在县委和政府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特持下，经过全县老、中、青三代作者的共同努力，必将出现一个新人辈出，作品到处开花的喜人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