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多元构成的十七年民族作家群的形成，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建国初期民族文化生态诸因素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它标志着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重大启动，促成了建国后民族文学的骤然转变和首次繁荣崛起。因此，在经历了1957年以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十年“文革”冲击以及多年来文学评论界的忽视、轻视甚至漠视后，它显得弥足珍贵，需要广泛重视和深入研究。
关键词：十七年；民族作家群；基本形成；多元构成；必然结果；重大启动
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七年时间里，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地，涌现出一大批少数民族文学新人，他们和建国前就已然知名的老一辈民族作家汇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来源多样、构成复杂、成就卓著的少数民族作家群。这个民族作家群的形成，不仅与建国初期社会政治、文艺风尚、媒体催生和创作人才的发现培养以及域外相关文学影响等各种民族文化生态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也是这些因素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它标志着当代民族文学的重大启动，促成了建国后民族文学的首次繁荣崛起，打破了汉族作家垄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极端不均衡格局，推动了民族民间文学的快速广泛传播，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确实值得关注的民族文学作品。在经历了1957年以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的极大冲击，以及多年来被文学评论界的忽视、轻视甚至漠视之后，它显得弥足珍贵，需要广泛重视和深入研究。
一、 十七年民族作家群的迅速形成和基本一致的主题特色
解放前，除了蒙、藏、维、哈、朝等几个少数民族拥有本民族文字创作外，其余多数民族都还处于口头文学阶段，基本上没有产生正规的作家文学。能用汉文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为数也不多，更没有形成一支影响广泛的作家队伍。1949年以后，随着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建设热潮的推进，我国很多少数民族都有新诗人、新作家开始崭露头角。至五十年代末，我国多民族文学史上包含大批知名作家的第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群即已基本形成。仅据1959年统计，当时被纳入中国作协及其地方分会的民族作家就达二百人以上。除此，创作热情高涨的地方业余作者则更是不计其数。尽管1957年以后接连出现的政治运动给十七年民族文学带来了消极影响，尤其是所谓民族融合风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使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受到严重干扰，但十七年的民族作家文学创作气势依然高涨，以民族或地域分布的作家队伍继续壮大。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据不完全统计，从事文学创作的职业或半职业的民族作家、诗人超过千人。①至此，在当时全国范围内已经确认的54个少数民族中，②除了极个别外，基本上都有了本民族自己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代作家。有的少数民族如蒙、藏、维、壮、彝等，甚至还形成了属于本民族自己的区域性分支作家群。
解放较早的北方少数民族如蒙古族、满族、朝鲜族等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里率先形成本民族自己的作家群队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蒙古族，其作家文学发展最快，成绩也最为突出。蒙古族历史悠久，其书面文学在解放前已有数百年的厚实积累。建国后，一支达数十人的蒙古族作家队伍成长壮大起来，其代表性作家不仅有杰出诗人纳?赛音朝克图、著名小说家玛拉沁夫，而且还包括敖德斯尔、扎拉嘎胡、朋斯克、安柯钦夫、琶杰、毛依罕、云照光、肖乾以及剧作家超克图纳仁等。其次是影响重大的满族作家群体。满族作家文学自女真部族崛起到满清治中国，至少也有300年繁荣发展期。满族作家人才辈出，古代不仅有纳兰性德与曹雪芹等代表人物，而且历代满清皇帝都堪称满族名家。在十七年文坛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满族作家不仅有老一辈作家如老舍、董鲁安、端木蕻良、华粹深、关沫南等，而且还包括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大批满族青年作家，如宋春雨、安旗、李敬信、颜一烟、胡可、赵纪鑫、鄂允文、寒风、柯岩，等等。朝鲜族作家群自19世纪末开始酝酿，抗战时期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基本形成，其中有诗人李旭、金哲、任晓远，小说家李根全，戏剧家黄凤龙，等等。
西部民族地区地域生活独特，文化底蕴深厚，其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一直是中国获得外援的重要通道和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大本营，民族群众思想比较活跃，因此建国后很快形成了本民族自己的当代作家队伍。其中维、哈、回、藏等民族具有代表性。书面文学发展愈千年的维吾尔族，建国后大批作家迅速成长、成熟。如：赛福鼎?艾则孜、祖农?哈迪尔、艾合买提?孜牙依、阿不力孜?那孜尔、尼米希依提、克里木?霍加、艾里坎木?艾合坦木、铁依甫江、库尔班?伊明、买买提伊敏?托乎塔耶甫和女诗人吐尔逊娜依?玉塞音，等等。聚居于新疆西部的哈萨克族擅长叙事文学，十七年时期诞生了众多作家，如小说家赫斯力汗、哈吉乌买尔?夏布坦、热合迈土拉，著名诗人库尔班?阿里、乌玛尔哈孜和剧作家阿斯哈尔，等等。散居全国的回族以宁夏为聚居地，信仰伊斯兰教，人口众多，主要使用汉语。自唐代以降，回族各个时代皆有知名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回族感情丰富，擅长抒情，因此十七年期间形成了以诗人为主的作家群，其代表诗人有木斧、沙蕾和马瑞麟等。西南少数民族以信仰佛教的藏族为代表。藏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并有成熟的藏语言文字。自唐宋以来，藏族书面文学就比较发达。然而，由于农奴制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跨度很大，所以十七年前期藏族作家稀少，但在1957年以后，特别是1959年********率大批藏民流亡印度并建立伪藏政府后以及在中印边界冲突的过程中，藏族民众的民族感情骤然强烈，诗人、作家大批涌现。其代表有老活佛擦珠?阿旺罗桑和青年诗人饶阶巴桑、丹真贡布、伊丹才让、昂旺?斯丹，等等。他们继承了古藏文学的宏大、悲壮气魄，同时开拓出崭新的社会主义诗境，富有高原文化特色。
南方民族以壮、彝、苗、白、傣等为代表，主要分布于桂、滇、黔、湘等地。其中，广西是壮族的聚居地，而壮族又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作家文学有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传统，与汉族文学关系密切。十七年时期，壮族作家队伍颇有影响力，其重要代表有小说家陆地和诗人韦其麟，以及剧作家黄勇刹、周民震和诗人莎红等。彝族人口仅次于壮、满、回、维等四个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云贵川等高山河谷地带，其十七年代表作家有李乔、苏晓星、熊正国、普飞、李纳、戈隆阿弘、吴琪拉达和女作家李纳等。苗族主要分布于湘、黔等地，十七年时期苗族不仅有大陆作家群，如老作家沈从文、伍略和青年作家陈靖、石太瑞、潘俊龄、曾仕龙、秋阳等，而且还有台湾甚至海外的作家群体，其代表有台湾蓝星诗社的创始人、被誉为“台湾诗坛三老”之一的覃子豪和号称“文坛快手”的姜穆等。客家族散居于东南沿海和台湾等地，十七年大陆客族作家群文学成绩主要体现小戏、小说和诗歌上，代表作家有高宣兰、高歌、罗旋、赵洪波、李一痕等，台湾客族作家群在小说方面影响重大，代表有号称“台湾鲁迅”的吴浊流、“大河小说”开创者钟肇政以及小说家龙瑛宗、钟理和、李乔（与彝族李乔同名）等。在南方民族中，其他各民族作家群体也都十分引人注目。例如，土家族有诗人汪承栋、小说家孙健忠以及民间诗人田茂忠等；白族有诗人和评论家晓雪、诗人杨明、小说家杨苏、诗人兼散文家张长和那家伦等；布依族代表有王廷珍、汛河、弋良俊、韦廉舟、罗国凡等；纳西族有李寒谷、赵银棠、赵净修、木丽春、牛相奎、木沙龙、戈阿干、杨世光；等等。
其实，以上所介，远不能囊括十七年民族作家群的全部。由于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状况和人口数量存在巨大差异，所以这些民族的作家群体大小不一，各具特色，贡献有别，在整个十七年民族文学史上的影响力也有很大差别。特别是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作家群之间，存在的差别更为明显。一般说来，大陆的民族作家普遍接受社会主义思想，重视表现对新中国成立与领袖人物的颂扬、新旧社会的深刻对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热潮、民族平等与团结等思想主题，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和空前的时代特色，充满高涨的热情和翻身做主人的喜悦与建设美好祖国的自信心和责任感。台湾等地的民族作家群体长期不被大陆学界关注，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仍然比较陌生。十七年时期，台湾等地的民族作家群多表现对强盛祖国的向往与歌唱、对故土家乡的思念与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勾勒与梦想，其情感深沉，思想深刻。但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或港澳地区民族作家，由于都经历着二十世纪中期国内国际的风云变幻，经历着社会、思想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深刻变革，所以他们都普遍地负载着浓重的意识形态和理想主义的文艺倾向，并在表现对中华民族的无限热爱、对统一的伟大祖国繁荣富强的强烈渴望以及对民族家乡的深情怀念与极力颂扬等方面，却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与汉族作家相比，这些少数民族作家都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其作品中更是都能表现出各自特有的民族倾向性。因此，将该时期两岸之间相呼应的所有民族作家纳入同一个全国性群体即“十七年民族作家群”进行研究，是可行的。
二、十七年民族作家群的多样来源和复杂构成
“多元一体”的中国民族文化格局，决定了十七年民族作家群自形成发展伊始，就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统一体，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这个作家群的个体来源与整体构成十分复杂。
十七年民族作家群中成就最显著的，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祖国主权与统一运动”，特别是在蒙古分化、伪满建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疆三区革命、国民党败据台湾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经过历练，并在现代文学史上已然著名的老一代作家。例如满族的老舍、董鲁安、华粹深、关沫南、端木蕻良、舒群，蒙古族毛依罕、琶杰、纳?赛音朝克图、萧乾，苗族的沈从文和覃子豪，维吾尔族的尼米希依提、包尔汉、赛福鼎?艾则孜，等等。老一辈民族作家在建国前后都存在着一个剧烈的人生转变过程，但绝大多数都能很快适应建国后崭新的创作形势，展示出旺盛的创作精力和丰硕的创作成果，并成为十七年前期的民族作家主体。当然，也有建国后发生转变的。例如，曾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苗族作家沈从文，建国后就不再直接从事文学创作。也有思想观念和创作方向都重大改变的，如跟随国民党移居台湾的苗族作家覃子豪等。不过，这些民族作家十七年时期仍笔耕不辍，并没因其创作发生转向而失去其文学影响力。
十七年民族作家群复杂构成中的一个重大特色是，民间艺人出生的民族作家占有很大比例。我国少数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孕育了诸如藏族《格萨尔》、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玛纳斯》等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学，当然更造就了不同类别的民间艺人群体。这些民族民间艺人既是民族民间文艺的重要载体或传承人，又是建国后民族民间文化抢救发掘和保护活动中的重要实践者。由于有丰富的民间文学积累和深厚的社会生活阅历，这些民族民间艺人一旦获得了书写能力和结构文章的基本知识，就会成为如鱼得水的写作能手，而且与其他民族作家相比，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更能代表自己所在民族和地域的社会文化，因而更受民族大众欢迎。十七年期间，大批民族民间艺人在国家大力扶持和培训下，迅速转变成为有着杰出贡献的作家、诗人、剧作家。从傣族“赞哈”群体到蒙古族“好来宝”群体，再到各类民族民间说唱艺人纷纷加入中国作协及其地方分会的身份蜕变过程来看，可以充分说明民族民间艺人在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民族作家的巨大优势。特别是在十七年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热潮中，这些真正来自民族大众的艺人作家，在整个中国文坛上更是成为推动十七年民族作家群迅速形成的最强有的力量，造成了一股强劲的民族民间文学冲击波。
十七年民族作家群中来自民族宗教界的，为数不少。少数民族文化往往宗教气氛浓厚。实际上，有些民族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宗教为标志的，如回族和藏族等。因此，一些民族作家及其作品与宗教相联，是自然而然的事。十七年时期，几乎藏族的所有作家都出自藏传佛教系统。例如，曾任《西藏日报》副总编辑的擦珠?阿旺罗桑5岁入拉萨色拉寺为僧，6岁被定为第68任甘丹池巴罗桑格列大活佛的转世灵童，称“擦瓦池活佛”。以后他遍游西藏和印度，还曾在20世纪初随同十三世********游历北京并受到光绪帝召见。1951年西藏解放后，脱离寺院并还俗成家的擦珠?阿旺罗桑在古稀之龄，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西藏的革命斗争和文化建设中，不仅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而且还以其渊博的学识，出版了至今仍深受藏语读者喜爱的藏文《擦珠文法》等，从而成为十七年时期名副其实的藏族编译家、作家。其实，佛教不仅为藏族推崇，而且在西南很多民族中都颇为盛行。傣族就是其中之一。傣族“赞哈”源于土司封号“赞哈勐”，其实就是佛教的文化代表。傣民中，有文化的大都是佛爷还俗的“康朗”，而“康朗”一词本身，就是对在佛寺里得到学位者的尊称，意为知识最多的人。著名傣族“赞哈”康朗甩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他7岁出家学颂傣文和贝叶经，20岁即升为曼洒缅寺的“二佛爷”，22岁时带着一肚子学问还俗成家，并最终加入中国作协，成为十七年时期著名的傣族作家、诗人。建国后，从宗教人士变为作家的例子还有很多，他们不仅壮大了民族作家队伍，而且还带来了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
十七年民族作家群中很多都是扛过枪、打过仗的军人或战斗人员。这其中，既有曾投身于独立与解放事业的革命军人，也有曾服务于国民党政权的旧军人；既有人曾加入民族地方武装，也有人甚至还当过土匪。当代民族作家很多都长期生活在人民军队中。例如，曾任内蒙作协主席的阿?敖德斯尔，1946年参加内蒙古自卫军，参加过多次战斗并荣获解放勋章；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1945年加入蒙古骑兵11支队，成为一名剽悍的骑兵战士；藏族诗人饶阶巴桑1951 年参军，先后担任军事翻译和侦察等工作，转战怒江、金沙江等广大藏区；等等。当然，来自旧军人的民族作家也不少。台湾苗族作家姜穆就是来自国民党旧军人，他17岁弃学从军，达校官军阶，经历过最惨烈的战争，所以其作品总是带有军人“虎莽”气质。十七年民族作家即使没有参战也必然经历过战乱。有的曾经参加过地方民团武装，有的甚至自拉“杆子”，聚众习武。土家族小说家孙健忠目睹土匪战乱，曾长期躲在一个大山洞里练大刀，直到解放后才积极投身剿匪反霸斗争。所以孙健忠的作品里总有土匪的身影。③当然，也许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才恰恰给民族作家的创作带来了更多生活积累和情感支持。
十七年民族作家群构成的复杂性，也表现在这些作家出生于不同的民族社会阶层，表现在其接受文化教育的背景不同。这些民族作家有的出生于土司贵族，有的出生于地方军阀，然而更多的则是农牧民出生。例如，彝族作家李纳的祖父是当地著名乡绅，奉行男尊女卑和婚姻包办，所以李纳作品主人公多半是反抗意识强烈的革命者。有回族血统的台湾作家白先勇是桂系军阀、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1952年白先勇随父母从海南岛来到台湾，眼见的全是从荣华奢侈中突然转入凄清衰败的军人及其家庭，这种氛围对白先勇的影响极为深刻，以致其作品如《蓦然回首》和《孽子》等充满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十七年民族作家中更多的则是经历战火的奴隶、牧民或流民。例如，“好来宝”大师琶杰就曾是蒙古昭乌达盟扎鲁特王府的奴隶，其作品如《凶狠的哈日》、《在诺音庙上》等都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构想。当然，十七年民族作家不论是来自仍处于原始发展阶段的偏远山区，还是来自经济文化发达的平原城市，其绝大多数都是接受过中共领导的正规现代思想教育的新型知识分子，甚至不少人如藏族诗人伊丹才让、彝族诗人吴琪拉达、壮族作家韦其麟、纳西族作家戈阿干等还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这些接受过现代系统教育的文学新人，不仅为十七年民族文学带来了崭新的时代气息，而且还为“文革”后的新时期民族文学准备了骨干力量。总之，十七年民族作家的来源是多元化的。有的接受的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的接受的则是传统旧教育和宗教教育，而民间艺人则多半是自学成材。但除了迁居台湾和流落海外的部分民族作家外，绝大多数民族作家一旦走上创作道路，便都能迅速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并自觉成为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员，甚至绝大部分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十七年民族作家在表现类似的革命与建设主题的同时，其复杂的民族文化背景倾向却是肯定存在的。
三、十七年民族作家群的形成是建国初期民族文化生态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
十七年民族作家群的形成，有其必然性。它不仅与建国初期社会政治、文化风尚、媒体推动和创作人才的发现培养等各种民族文化生态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也是这些因素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
建国后，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54个少数民族的先后确认，是十七年民族作家群形成的首要的社会政治前提。历史上民族歧视与隔阂公然存在，严重滞阻了民族社会的发展和多民族的共同进步。尤其严重的是，解放前蒋介石及其政府甚至不承认在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这一客观事实。这种扭曲的政策给民族作家造成很大心理障碍。新中国建立后，民族压迫歧视政策被彻底废除。少数民族同汉族一样，享有全部公民权利，同时还依法享有少数民族特权。中国的民族平等政策不仅包括民族之间平等，而且还应包括民族内部平等。建国后，少数民族内部的人际关系都被纳入社会主义制度，法律强调人人平等，许多少数民族因此实现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直接转变。与此同时，国家还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确认工作。以前，由于缺乏科学的调查研究和正确的理论依据，我国历代政府都没能对境内的少数民族的族属进行过明确认定。历史上，我国民族支系繁多，他称与自称混淆，加上以往统治阶级奉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致使我国众多民族之间一直存在着族属不清甚至是严重混乱的局面。1953年我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登记的民族居然有400多个，仅云南一省就有260多个。为此，中央和有关民族事物机构组织专家和学者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到1966年“文革”爆发，先后分批确认了54个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的确认、正名，为民族平等团结的实现奠定了身份基础，也奠定了十七年民族作家群形成的类群识别基础，更使大批民族知识分子普遍地有了归属感和责任感，从而其族群意识也得以强化，区域性的集体意识得到张扬，并激发了他们平等参与社会积极性和进行文学创作以展示民族文化发展状况的热情。
其次，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保护，现代教育的普及与推广，以及针对民族青年系列培训项目的举办，发现和培养了大批掌握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系统知识的民族知识分子，从而为民族作家群的形成奠定了人才基础。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都享有传统文化被尊重的权利。民族平等政策体现民族文化传统上，则集中表现在对民族语文、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尊重。十七年时期，国家先后帮助藏、彝、傣、蒙、朝等少数民族改进或创制了13种民族文字，这对继承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和促进有民族文学创作十分有利。特别是1958年全国范围的新民歌运动开始后，搜集整理了大量倍受世人瞩目的民族民间文学范本，这对提高民族大众传统文化素质和发现培养大批有前途的民间艺人十分有利。在继承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国家还加大对少数民族现代教育的扶持力度，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且积极有效的措施，使建国初期各少数民族文盲率几乎都在95％以上的落后现状有了根本改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观念和社会主义思想深入民族群众心中，从而为十七年民族作家群的诞生准备了全新的思想观念与必要的文化知识。另外，为培养民族文艺人才，早在50年代初中国作协举办的中央文学讲习班，就开始吸收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并加以系统培养。之后，一些民族地区的高等院校和民族学院陆续开设了少数民族文学专业，特别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学生。有关协会、学会还相继举办文艺理论班、创作研究班、表演艺术班，对少数民族文艺人才进行专门培训。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一些高等院校，还专门为少数民族学生开设培训班、专业班、进修班，直接为培养民族文艺骨干人才服务。
第三，现代媒介特别是涉及少数民族的广播、报纸、杂志等强有力的号召和全面支持，及其对民族作家作品越来越大的文本需求，对于民族作家群的形成也有重大影响。十七年时期，中央和民族地方推出了中央电台民族语节目和各自治区大型日报、杂志《草原》、《天山》、《长白山》等一大批容纳民族文艺的现代媒体，直接服务于少数民族群众。同时在国家扶持下，民族出版社和新疆人民出版社等先后成立。这些出版机构不仅拓展了出版范围，逐步从翻译出版汉文政治读物、毛泽东著作转变为逐步增加出版民族文学作品、科普读物等方面，而且出版图书的文种增加到二十多种少数民族文字。所有这些新闻媒介和出版机构，其不仅为民族群众普及了广泛的现代文化知识，提供了大量的文学艺术范本，而且还为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大批民族青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表和交流的空间，同时也参与培养和直接造就了大批知名的民族作家，推出了大量民族作家作品。因此，其作用不可小觑。
第四，域外作家对中国民族地区的神化、启发和歪曲，也增强了民族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笔触展现民族家乡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中国少数民族多聚居于偏远边疆地区，其地域文化的独特与神秘，一直是吸引着域外探险家和旅游家的热土。解放前后，曾有大批视野开阔外国传教士、探险家和成群结队的“文化强盗”光顾那里，并创作出大量文学作品。例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亨廷顿体验塔克拉马干大漠风沙，成就隽永深邃的《亚洲的脉搏》；美国掘宝者兰登?华尔纳以所谓保护之名剥去敦煌壁画，其闻名中外的《在漫长的中国古道上》，充满对中国民族地区的嘲弄和蔑视；英国外交官夫人凯瑟琳?马噶特尼居留喀什噶尔长达17年之久，形成充满诗意的《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丹麦亨宁?哈士纶的《蒙古的人和神》，揭开蒙古部落土尔扈特人心灵世界；法国传奇女性大卫?尼尔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曾轰动欧洲；等等。④外国这些关于中国少数民族作品的传播，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包括持续整个民国时期的外蒙分化独立、新疆三区革命和解放后的达赖集团伪藏政权流亡印度，等等。对此，党和国家曾经高度重视和警惕。但同时，这些外国人推出的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也都展现出民族地区特别是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风情图景和人文精神，其不仅激发了世界各地对中国民族地区社会生活的广泛关注，而且激发了民族群众保卫和建设民族家乡的极大热情，激励着民族知识分子通过文学作品来展现家乡和民族的坚定决心，从而使一批民族知识分子自觉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当然，十七年民族作家群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综合结果，除了以上因素外，还包括国家“双百方针”等文艺政策的实施和极“左”思潮下的文学“大跃进”催生等各种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及其发展演进，促成了大批才华横溢的民族作家，带着独特的民族文化气息和地域特色，进入到十七年民族文学创作者队伍中。
四、十七年民族作家群的形成标志着当代民族文学的重大启动
十七年民族作家群的形成，是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历史事件。它标志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全国范围内的第一次重大启动，促成了建国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第一次繁荣与崛起，同时，也打破了汉族作家垄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极端不均衡格局，实现了民族文学在创作主体、发展状态、传播方式等一系列重要转变，推动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快速、广泛传播，带来了大量的值得关注的民族文学作品。因此，对于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来说，十七年民族作家群的形成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十七年民族作家群的形成，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实现繁荣崛起根本因素，它标志着中国少数当代民族文学在全国范围内的首次重大启动。以新中国建立为标志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开启，同时也宣布了中国民族文学有了新的开端。这个开端面临新的时代，统领新的思想，驾御新的主题，以全的文学形式，展现出其与历史的根本不同。特别是民族族属的辨别和作家身份的确认，使十七年时期的民族文学有了更加明确的发展方向。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应该说是从新中国建立后才正式全面启动的。而且这次启动来势凶猛，成果丰硕，体现了社会突进时期的所有特征。茅盾说过：翻天覆地的政治经济变革，使少数民族人民的“文学潜力”“有了惊人的发展”。⑤带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万丈豪情，大批民族作家跃跃欲试，并在大量的民族文学创作实践中成长、成熟。十七年民族作家群带来了愈万部（篇、首）值得关注的文学作品，其中，对整个中国文学史造成一定影响的有数百部，堪称经典的有几十部。例如，老舍的话剧《龙须沟》和《茶馆》，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和《正红旗下》；覃子豪的《海洋诗抄》、《向日葵》、《画廊》；李乔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陆地的长篇小说《瀑布》（第一部）等等。十七年的民族作家优秀作品，不论是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看，还是从民族学、文艺学的角度看，都具有民族文学史的开创性价值。
十七年民族作家群的形成，改变了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组成结构，打破了汉族作家垄断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极端不均衡局面，标志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革。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中处于被轻视、被忽视地位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其作家文学在书面文学发达的汉族文学面前显得过于弱小，而根本原因则是民族作家不成阵势，人数过少。这不仅不利于大量的知名文学作品的推出，而且也不利于在民族内外的相互影响中形成伟大的民族作家。只有在大批民族作家的出现和民族作家作品的大量涌现的特殊时期，民族文学才能以引起足够的重视。阵容强大的十七年民族作家群形成的意义正在于此。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促成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系列深刻变革。首先是创作主体的转变。民族文学绵延历史的民间形式，在十七年时期，因大批民族作家的出现，而实现了从民族群众的口头集体创作向民族作家的个体书面创作的转变。随着民族身份的确认，这种由集体到个体的创作转变又推动了民族作家自觉意识的加强，从而引起民族作家深刻的创作心态转变以及民族文学传播方式和传播范围的转变，即：面向全国范围的读者大众而非面向临近现场的少数听众或艺人个体的创作转变。
十七年民族作家群的出现，推动了民族民间文学的迅速广泛传播，扩大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民族民间文学曾经是我国各少数民族的主要形式，而且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就代表着中国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高尔基曾指出：“各国伟大诗人的优秀作品都是取材于民间创作的宝藏的，自古以来这个宝藏就曾提供了一切富于诗意的概括，一切有名的形象和典型。” ⑥民族民间文学是民族作家丰厚的文化背景和取之不尽的素材园地。但是，大量存在的民族民间文学遵循着口耳相传的古老传统，加上我国多数少数民族居处偏远，其地域交流和传播速度迟缓。如果不通过书面形式表现出来，再通过现代媒介传播出去，则很难在现代社会取得神速的文化传播效果。可以说，十七年时期在全国规模的“新民歌运动”热潮中，大量的民族民间文学之所以风行全国，就是因为有作家作品的强力推动作用。其间，负载各自民族文化背景的民族作家和走向书面创作的民间艺人更是功不可没。许多民族作家正是从民族民间文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文学创作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通过民族作家作品，然后又回到民族大众乃至全国人民大众中，实现依次螺旋式提升，既反哺和提升了民族大众及其文化，又扩大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因此，十七年民族作家群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实力，推动了民族民间文学迅速广泛高效的传播。
但是，1957年后出现了所谓“社会主义民族融合风”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等越来越严重的政治运动，给民族作家文学的个体创作造成了恶劣影响，特别是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更是给民族文学的发展带来深重灾难，以致使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变得极为缓慢，文盲率回升，民族文学人才培养出了断层，民族文学创作也几乎完全停滞不前。“文革”十年，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备受打击的年代。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得不到尊重，民族文化政策得不到贯彻执行。一切与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都受到极大的排斥，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的文学成就被全盘否定，一大批有才华、有成就的少数民族作家遭到残酷的斗争和无情打击。有的如老舍等人甚至被迫害至死；一些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优秀民族作家作品被当做“毒草”、“叛国文学”、“异国情调”遭到批判、禁毁。有鉴于此，十七年时期的中国民族作家群的形成及其文学创作的发展，对于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来说，更是弥足珍贵，需要重视和深入研究。
注释与参考：
①杨亮才、陶立、邓敏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8-298页
② 1979年6月，云南基诺族被正式确认为少数民族，自此，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才被确定下来
③彭继宽、姚纪彭：《土家族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09-513页
④丁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39～48页
⑤茅盾等：《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发言、报告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第423页
⑥高尔基：《个性的毁灭》，见《论文学》续集，冰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3～64页
On 17-Year Writer-group Formation of Minorities and its Impacts on Literary history
Zuo Shanghong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literature history of Chinese minorities, the formation of its 1949-1966 writer-group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that many factors of cultural ecology developed and evolved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New China’s building. It marks the significant startup of contemporary minority literature of China, urging that the sudden changes of minority literature and the first flourish appeared. Therefore, it looks very valuable and needs deep research after it went through continuously political sports, particularly through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nitpicking comment with ignorance and disregard.
Keywords: 17-Years；Writer-group of minority； Basic Formation；Multi-components；Inevitable result；Grant star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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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尚鸿：1972―，男，编辑职称，文化报人物周刊部主任、执行主编，中南民族大学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新闻业务、民族文学与文化。联系方式：430077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东亭小区干警楼2701室（家） faxue2000@sina.com QQ:709508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