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
施袁喜,笔名司马、施工,男,彝族,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于云南南涧。毕业于云南大学新闻系,先后供职于北京经济观察报报社、中国妇女出版社、中央电视台等传媒机构,现居昆明。1991年开始写诗,已在《语文报》、《诗歌月刊》、《诗选刊》、《青年文学》、《滇池》等报刊发表作品若干。出版诗集《白乌鸦 黑乌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译作《梵高自传》入选高中语文选修课教程。
【访谈时间】
2008年5月16日
【访谈地点】
大理经济开发区荡山洲大酒店
【访谈人】
陈光业(大家诗歌论坛)/根据谈话录音整理
【访谈语录】
诗歌是个人内心里安静的力量。与你对我的定位恰恰相反,我一直在努力成为一个非著名诗人,或者说非著名诗歌写作者。 在我的诗歌观念里,没有地下和主流、知识和民间立场的偏见,我从不参与此类话题的争论,也不考虑我的诗歌是属于哪一个类别的。我只是写下它们。诗人本身应该是令人尊敬的群体,而现在却变成了不自重和相互践踏的群体。混乱带来的恶果是汉语诗歌的数量“井喷”,而质量下滑,数以万计的诗歌变得无病呻吟。诸多诗歌“山头”和“流派”下的写作,使诗歌和诗歌语言迅速失去应有的节制,严重破坏诗歌生态。狮子都是单独出动的,我很怀疑那种群体写作。
【对话】
陈光业(以下称“陈”):袁喜,你好。很高兴在大理与你相遇。作为你的朋友,我一直想和你喝一顿酒;作为大家诗歌论坛的负责人之一,我近期在策划做一个你的访谈。关于诗歌的访谈。那么,今天就“两场谷子一场打”算了,喝酒喝访谈一块做了。
施袁喜(以下称施):哈哈。好啊,“两场谷子一场打”,越打越快乐。
陈:好。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作为云南70后汉语诗坛杰出代表之一,2005年出版诗集《白乌鸦 黑乌鸦》后,你在“审视诗歌”和“I部落”等网络论坛上很少露面了,我很想知道你当下的诗歌写作情况。第一杯,走一个。
施:走一个。首先,我要纠正你的一个说法。我不是什么“云南汉语诗坛的杰出代表”,你这么说,我们云南的那些著名诗人们估计也不会答应。事实上,在写诗的向度上,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隐逸的诗人。“杰出”意味着“著名”,人要那么“著名”干嘛?有饭吃,有酒喝,有钱花,你还去追求那些花胡哨的东西干嘛?我又不是神经病。
诗坛不是名利场,诗人不一定要分出个一二三。毕竟,诗歌是个人内心里安静的力量。与你对我的定位恰恰相反,我一直在努力成为一个非著名诗人,或者说非著名诗歌写作者。这并不是说我就不热爱诗歌咋地,我对诗歌没有偏见,我对任何诗人也没有偏见。
如你所说,《白乌鸦 黑乌鸦》出版以后,我确实写得很少,这倒不是诗歌语言把握的问题,我对自己的汉语把控能力足够自信;也不是因为生存压力以及时间和精力的问题,我从来不找这个借口。本来嘛,诗歌对于散文,尤其是小说而言,本身就是一种“偷懒”的艺术。高中那会儿,面对巨大的高考压力,我不也写出了大量的作品吗?我还搞“顽石文学社”,《顽石十年》都已经出版了嘛,很多东西摆在那里;大学那会儿,我在云大搞银杏和《断简诗文》,也是牛逼轰轰的,真是上下求索啊,我们的阅读和写作,早就超越了大学生的视野。
我现在写得少,是因为不想写得太多。要知道,最可怕的作品是同义反复的作品,十年如一日的作品。写什么?怎么写?如果我找到一个非得表达的东西,我就会开始;如果找不到,那也就算球了嘛,为何非得写?不写又不会死人。是不是这个道理?
陈:我赞同你的说法,诗歌是诗人个人内心的东西。当下,现代汉语诗歌凭借便捷的互联网的传播,达到空前的繁荣。而繁荣的背后,却充满着浮躁,数以十万计的免费诗歌网络论坛如繁星闪耀,一时间,现代汉语诗坛“山头”林立、“流派”繁杂。诗人不是着重于写出好诗,而是热衷于拉大旗竖山头、相互攻击,甚至相互人身攻击;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孰是孰非争执不休,论战双方大动干戈,口诛笔伐。局面一度混乱异常。现代汉语诗坛进入“五代十国”时代。你怎么看?喝着啊。
施:所言极是。我说过,在我的诗歌观念里,没有地下和主流、知识和民间立场的偏见,我从不参与此类话题的争论,也不考虑我的诗歌是属于哪一个类别的,我只是写下它们。互联网对于诗歌的传播,是好事也是坏事。好的方面呢,主要是诗坛变得空前民主,传统纸媒的编辑把持诗歌话语权的时代一去不还。过去,传统纸媒的编辑凭借自己的审美,孤立地来决定一个诗人和一首诗歌的优劣,形成了坚固的诗歌官僚主义,往往埋没了一些优秀的诗人和诗歌。可以这样说,有些编辑的诗歌水准远远低于诗歌的写作者。
现在好了,由于互联网便捷的传播,使诗歌的“发表”成为诗人们的家常便饭,形成“不就发表一首诗吗?”的直观心态,如湖南卫视“超级女声”的选秀中“不就成为明星吗?”的心态一样。“发表”诗歌的便捷,促使很多人成为了诗人,或者说自认为成为了诗人。当然了,在浮躁的空气中太多的人想成为著名诗人,甚至是大师,于是论战接踵而至,混乱不可避免。扭曲的心态加剧了混乱。诗人本应是令人尊敬的群体,而现在却变成了不自重和相互践踏的群体。混乱带来的恶果是汉语诗歌的数量“井喷”,而质量下滑,数以万计的诗歌变得无病呻吟。我想,我们必须保持绝对的清醒,努力做一个非著名诗人,忠实于自己的心,而不要为那个所谓的“坛”服务。
诸多诗歌“山头”和“流派”下的写作,使诗歌和诗歌语言迅速失去应有的节制,严重破坏诗歌生态。狮子都是单独出动的,我很怀疑那种群体写作。拿你的诗歌来说,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看,很口语化的那些,一直展现着独特的光芒,我以为这就是你个人的诗歌特质,应该顽固地保留着。昭通诗人陈衍强正是因为保持着这种独特的东西,我才认为他比伊沙写得有力。但也需要节制,你看现在在网络上标榜著名或者大师的诗人们写出来的东西,只需把作者的名字盖住,你可以认为它是甲的作品,也可以认为它是乙、丙、丁的作品,这说明什么,这就是所谓的诗歌“山头”和“流派”大量复制导致的结果,诗歌成为群体机器写作,再也不是由心而生。还有些诗人,动辄向西方某某大师学习,写得像一些蹩脚的翻译作品。我个人认为,这些他妈的都是太想“著名”的结果,更是拉帮结派的结果。
我这么说,你可能会误解。事实上,我丝毫不怀疑诗歌写作所需要的氛围,或者说“场”。当年我们的“I部落”就是一个诗歌场,它因为彼此之间更强调友谊,而与那些诗歌“山头”和“流派”判若云泥。这个场因友谊与自信而存,它本身具有强大的包容性,此后巍山的你和漾濞的张金荣,乃至后来昆明的一些朋友也加盟进来,足以说明这一点。“I部落”的诗人们始终保持各自的写作风格,并且相互尊重和学习,这就保持了诗歌中贵如黄金的东西。
还要说一点,打个不十分恰当的比喻,譬如两个诗人:国王和乞丐。他们作为诗人的身份和地位是平等的。如果说人们更尊重国王,不是他的自然身份所致,只能是他的诗歌更值得人们尊重。
陈:刚才你说到“I部落”,现在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了。你能不能在此再作一些简单的介绍;“I部落”当年可以说是群星闪耀。我也想知道“I部落”的董小兆、张灵、吴云粒、杨训波、潘宏义、邹文斌等诗人的一些近况;而大部分诗人又是你缔造的南涧一中“顽石文学社”的骨干和主力军。据我所知,“顽石文学社”当年曾经获得“全国十佳文学社”的殊荣,那么“I部落”和“顽石文学社”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另外,你如何评介“I部落”的领军人物董桄福老师?据知,当年给你们推荐的一些书籍对你的影响很大,是什么样的影响?你从“I部落”学到或者得到了什么?呵呵,这是好几个问题了。这杯,干了。
施:“群星闪耀”,这个说法好啊。那些不可复制的时光,估计也是南涧文化史上风云际会的时刻。我刚才说过了,诗歌不能十年如一日地写,没有突破就是浪费键盘。但友谊相反,朋友可以十年如一日地处,就像这酒一样,越陈越香。“I部落”的人,哪怕我们十年不联系,见到了也不会陌生,这种感觉非常美好。而更美好的是,我们之间还始终保持着联系,我也就知道他们的行踪。董小兆现在是我们县一名很有前途的政府工作人员,他始终认为生活高于诗歌;张灵因为上怕了电力公司的班,一冲动就跑北京做总裁助理去了;吴云粒嘛你知道的嘛,做记者,现在在一家杂志做编辑,还做了我的老婆;杨训波还是安稳地在他的乡办中学山头上教书,写小说;潘宏义和沙钰玺就在这里,你问他们就是了,两个都在各自的领域干得不错;邹文斌退伍后在西安管理公司……还有很多人的,有的仍旧在写,有的不写了,这不奇怪。我们都没有什么一定要成为大师的野心,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比写作更重要的事情,有比成为大师更重要的事情,哈。
“部落”可以说直接催生了“顽石文学社”。1997年,我惊讶地发现,部落里起码有一半人,都是南涧一中的高中学生。后来很自然的嘛,我和邹文斌、吴云粒、杨训波我们几个就把顽石做起来了,后来的会员发展到三百多人,我们走后是潘宏义和沙钰玺他们负责,代代相传。我们都做过很多事情,青春嘛,谁的青春不牛逼?
董老师是个无法评价的人。我们始终把他当作老师,而他一直把我们当作朋友。这就是这个人的魅力所在。他是我所见过的才华最高的人,高到盖世的地步。我不是瞎吹牛,这与他的作品没有关系。才华高的人,不一定就要写出不朽的作品。这是两个概念。他的价值,有待时间。
你还问什么来着?董老师对我们的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因鼓励而产生的自信。他是最愿意表扬孩子的老师,最能够打开你的想象能力的法老。他对我们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来自他数量足够的藏书。你想,我十多岁就在他的书房里读到《百年孤独》,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有一个现象值得研究,那就是我们“I部落”的人写作风格各异,几乎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写作方式,我们的部落里都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部落是天才之家,而非“山头”,或者“帮派”。这要感谢我们那些性格各异的诗歌。
确实,因为诗歌,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包括你在内。我们1997年第一次在你们学校相遇,惺惺相惜,聊了一整天,成为了朋友。呵呵,还记得吗,下了一整天的雨。
陈:我注意到在你的诗歌作品和诗集中,有一些意象频频出现:比如黑哀牢、彝人、毕摩、刀、剑、虎、大洼子、火车、蝴蝶等,这些意象旗帜鲜明,但又不是刻意创造的。这些意象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这些意象是否体现你内心的某些强烈的表征呢?你展开谈一谈好吗?
施:你怎么越问越正式了啊。那些被西方人称为“意象”的东西,其实都是我的家乡司空见惯的事物,或者说,是曾经司空见惯的事物。那是一些古老的事物,我热爱它们,说明我是一个老派的男人呗。
陈:我读了你的《黑哀牢》的节选,是令我震撼的诗歌。你称这是“未完稿的长诗”,你对写完《黑哀牢》有什么样的计划?会不会单独出版本诗?也请你单独谈谈你的《黑哀牢》。
施:啊吧,这个问题我好像回答过乌蒙和邹波的提问了。它始终没有被完成,是因为写《黑哀牢》的感觉不经常出现噻,那种感觉很怪的,说玄点如神附体。我还真对它没有什么计划,想写就写,写得下去就继续,写不下去就拉倒。我没有资格勉强自己喜欢的东西呀。
《黑哀牢》嘛,没什么神秘的。我写于大学时代的《黑哀牢》获得汉族知识分子们的喜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见到过这样的诗:闪电般的思维,短刀一样快捷、有效,而且充满力量。他们误以为我在搞鬼画符,搞神秘。殊不知,我不过在以彝式思维数家珍般向外人讲述我少小置身的故乡世界。我承认,在写作的时候,我获得了自己作为异族的坚韧。我的忧伤,尽量隐藏在幽默和洒脱之中,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使《黑哀牢》成为最能表达彝族含蓄感的诗歌之一。其他的没什么嘛,去年我还应朋友之约,专门写过《黑哀牢》写作记的,一下子咋个说。
陈:你我都是彝族诗人,虽然我们都并不想使用这一标签,因为我们都一直在用汉语写作。你认为少数民族诗人用母语写作现不现实?你认为少数民族诗人用非母语(当然主要是汉语)写作有什么局限和优势?据我了解,音乐界对山鹰组合、彝人制造等彝族音乐组合要不要母语唱歌也有争论,是不是与彝族诗人要不要用母语写作的争论有众多的相似之处?另外,请你谈谈我们的民族以及你的故乡、童年对你和你的诗歌有什么样的影响?
施:不现实。语言只是工具。你会发现,无论我们怎么写,也与那些在城市里长大的汉族诗人的诗不同。这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心,以及我们感受世界的方式,仍旧是彝式的,母语的。而刻意去用母语写作,或者干脆用彝文写作,就刻意为之,成为了民族主义写作,实在无趣得紧。
山鹰组合和彝人制造也同样的道理,他们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整呗,瓦其依合就说,好的音乐也是没有界限的,像诗歌一样,打动自己的东西,才是好东西。
地球人都知道,我们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如果有谁不知道,我们就罚他喝酒。我的故乡,以及我在故乡度过的童年生活,其实也没必要刻意渲染。总之,它对我影响很大就是了。一个如果连家、父母亲戚都影响不了他的人,他一定是个机器人。这样的人,我们最好不要和他喝酒。
陈:诗坛也有“造神”运动,所造的“神”又在继过去传统纸媒的诗歌编辑之后把持了诗歌的话语权,颇有“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新诗歌官僚主义”的味道,这是不是可以看做是诗歌“山头”和“流派”的“余震”呢?方便谈谈么?
施:真有这么回事吗?都是谁呀,这么大胆!
陈:你怎样看待诗歌的抒情性和悲悯性,两者有没有存在着“伪”的成分?
施:我不能去抢大学诗歌教授的饭碗,理论性的东西留给他们去研究。我手写我心嘛,伪也只害着自己。
陈:有人说,云南是汉语诗歌的“桥头堡”,你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施:按道理应该是这样的,云南地方好,人们经常无所事事。诗歌正是一种无用的、虚无的美。这种美好,只配这些懂得虚无之美的人享受。
陈:你的时间也非常紧迫,我们谈最后一个问题。过去我们刚写诗歌那会儿,包括党报《大理日报》在内的副刊和包括具有“官方”性质的《大理文化》在内的其他传统纸媒曾经是我们发表诗歌的重要阵地。而现在,报纸的副刊几乎不刊登诗歌特别现代汉语诗歌了,很多文学刊物的诗歌版面也在严重缩水。我比较困惑的是,到底是传统纸媒在抛弃诗歌,还是诗歌在放弃传统纸媒?
施:花无百日红,他们显然是在相互抛弃。
陈:好!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先干了这杯吧,希望今后我们能够拥有更多的机会进行类似的谈话。
施:好,干了。
【附录1】
《黑哀牢》●施袁喜
活人拿冬青,
死人笑吟吟。
――彝族《指路经》
1
黑哀牢
藏在密林深处
三叶草在祭坛上跳舞
皮货郎在村头死声长叫
一只母虎
转眼消逝
2
一个彝人穿上黑布袍
一个彝人爬上大楼
找另一个彝人的剑
很多彝人在火堆边跳舞
3
青稞长在半山坡上
半山坡上有人 喝青稞酒
割青稞
镰刀是唯一的命
4
送你一件羊披
去放牛 放羊
和放马
你在羊披里长不大
5
一棵树在另一棵树下
躲过一次雷击
一个人在路上被雨淋
雨 天空和大地的补丁
零星地缀在夜幕上
闪闪发光
6
与我擦肩而过的人
是外省的远游客
他向我打听一只木桶的下落
7
一只白猫从暗处现身
飞翔:从一只鸟开始
在幻想的梦中
忧郁像一枚曲别针
在白猫和黑鸟之间
开合自如
8
月亮升起来
星星坠下去
疲倦的异乡人在树桩旁沉沉睡去
追山狗走近又走远
一杆猎枪始终不响
9
木匠在雨夜赶制一根中梁
油灯亮着
夜醒着
村长在说梦话
10
村子静
月亮白
刀子红
有人被杀
11
村长阴着脸
在月光下训话
“把后山围起来”
猎枪 猎狗 顶门
整装待发
12
猫头鹰叫了一夜,在墙角上方
看不见的棕树
棕皮里
藏着一箱子风
那叫声像锯齿,来回拉动
需要被雨水淹死的不止这些
13
磨刀人穿村过寨
大声吆喝
“镪菜刀哟――磨剪子哎――”
声音淹没声音
人在雨中变细
14
雨披变绿
雨披里,人的叫声变绿
冬天现出青苔、霉斑和墨迹
15
寂静早晨的忠实喊叫
钻进了白色的缅桂花香
摘花的人在梦中醒来
一场春梦 了无痕迹
16
一记闪电
扑在窗台上
雷声是你爹
吼着敲门
17
维特根施坦来了
抱着一捆词语
“小兄弟,是有很多东西
不能被说出。
――去!――拿酒来!”
18
山路上,他蹲了下来
仔细研究蹄印
头包布 字象形
人不如马
19
看见路边栀子开花
蜜蜂不理油花菜
看见背盐巴的人
在布带一样的山路上跑
看见我奶奶 詹红玉
眯着眼睛看太阳
维特根施坦走了
20
三生石上一碗水
淹不死也渴不死
哀牢山上一飞鹰
高不成低不就
裤裆里面一杆枪
剪不断理还乱
21
云雀躲在山背后
远方跑着白马
面前红狐闪现
你抓住的,是虚妄
22
面北正阳,花乱开
风拂门环
有人清早拜访,门环响
23
门洞开
“到堂屋里坐”
半斤烧刀子
一仰脖喝光
话多起来
“迟早要办”
24
造箱子的木匠来了
肩上扛着木锯
我们是各自的锯齿
25
来来回回,一年几次
你看路旁的灌木林
青 绿 黄 枯
你看山上的牧羊人
几天不见
胡茬一把长
26
好了,红花要戴正
出门抹眼泪
圆镜子要藏紧
27
东家养着癞蛤蟆
东家不能去
养蜂子的王天祥
酒疯子 药婆
恶棍和流氓
28
鸡叫头遍起床挑水
天亮水缸要满
青苔该铲就铲
姑姑是个好姑娘
29
在家要听老公话
三天两头地边忙
你不该把脚放在板凳上
咱们农村规矩多
出门不比在家头
你爸应该给你讲
30
床头针线箩
千头万绪
你爸应该给你讲
(1999年7月,云南)
【附录2】
高地上的咆哮与沉吟
―云南诗歌散论
文/施袁喜
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片怎样的土地上?这样的追问或者说这样一些终极性的思考,常常使我在一些漫长的夜晚里陷入尴尬的境地;也似乎这样一些“最愚蠢”的思考,使我坚信那些平凡岁月里的艰辛劳动变得饱满而意义非凡。哈哈,想到云南诗歌,就让我和一个朋友开个玩笑。像他笔下的诗人们一样,我也借用他的笔法,正经八百地谈一下我们那个地方的诗人。正如诗意的生活,充盈在每一个人的心尖一样,呈现在这里的8位诗人,是云南诗群的另一支“战略编队”,他们中的有些人凭借诗歌的力量,早已使自己声名显赫,而另外一些人,却除了十数年间的默默劳作之外,几乎无人所知。
杨青
近年来,杨青的诗歌写得少了,他把更多时光交给散文、影视等其它形式的有形或者无形的作品,结构着另外一种形态的诗意空间。就我读过的他的有限的作品中,诗意的疏朗和禅意的弥漫,构成了杨青诗歌的另一重颜色,因而,进入杨青的诗歌,除了保持着一份好心情之外,还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陈光业
陈光业有一副“魔鬼”般的好嗓子,且在多数情况下,由于酒精和香烟的作用,能够制造出一次次朋友们聚会的小高潮。作为一位享有盛誉的“民间歌手”,陈光业的诗歌近年来也更多地呈现出“素朴”的民间性,平民视角和民间立场,加之其特有的书写和抒情方式,使陈光业的诗歌在云南青年诗群中保持着少有的鲜明风格和先锋意味。
余地
多数情况下,余地拥有谈论他者的话资和天才。豪爽的情性和心直口快常常在无意中伤害了自己。余地还是一位最热衷于诗歌的先锋体验和话语优先权的人,他的目光始终追踪着国内外诗坛上最抢眼的话题和最活跃的版块,其旺盛的诗歌激情能够最为迅捷地占据网络上的某一话语权。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得余地几乎毫无顾虑地行走在诗歌的坦途上,他迷恋于“现代性”的表述,却又在自己的理论中愤怒地指责这个该死的概念,因而在清晰的背景下,余地诗歌行为中的迷乱特征是显而易见的,以致其诗行中最为尖利的疼痛常常被忽略,也常常被自己的脚步一不小心踢翻在地。
张灵
张灵的诗歌来自何处,那些毫无关联的诗句就这样分行排列着,她们自由地就像孪生的姐妹,细致的脸庞上泪花飞扬,却表达着另一些真实的喜悦。我注意到一些诗歌同志对张灵诗歌的剖析和解读,往往因为无法找到一些真实的依据而不得不被终止。就像张灵诗歌诞生的年代一样,生活中的张灵,隐匿在一句歌词里,她的诗歌常常能够随着音乐到来。
董桄福
今天看来,诗歌的董桄福,似乎还不能够完整地体现这个心灵励志大师的文学风貌。董桄福在激情喷射的诗歌写作缝隙,短短的几年间,以惊人的速度创作和出版了十数种名曰大文化的散文作品。他的书写速度表现出了其强悍的“生育”能力。事实上,独异于众多写作者之外的“局外人”角色,使董桄福的诗渐渐地升腾起一股“当代史诗”的品格。也许这样的命名还为时尚早,但我宁愿相信这样的事实,一个将自己的命同自己所处的时代声息相连的人,他甚至不需要借助这些地表上的标志物,而独自彰显出一个阅历者的身影来。
张金荣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张金荣的诗歌便拨动了自己最柔弱的丝弦,咏唱着其青春岁月里的激情和忧怨,他用自己那些数量可观的诗歌作品,过早地为自己累积了诗名,也在有意无意中为自己的诗歌写作“累积”了一道人为的篱笆。很长一个时期来,他在悠长而细腻的抒情中解读着人生的诸般境遇。我以为,正是这样一些被自己过于珍惜而缺少节制的诗句,损害或损伤了其诗歌中最为珍贵那一部分。因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张金荣转身做生意去了,我想这大概也是其转换和调整自己的一种努力吧。
吴云粒
就像所有能够被维护的往事一样,吴云粒谨小而慎微的诗歌,那样轻的飞翔,那样细微的目光,是女性在“今天”的处境里所能面临的最具体的“伤”。多么“轻”的生活,负载着那么“重”的内心之伤,如此方能照亮诗歌的梦境,却无法忍受人间的任何一次小小的“伤害”。我反复使用了“轻”和“伤害”这样的字眼来表述吴云粒的诗歌,是因为我所理解的吴云粒诗歌,更适合于表达这种在梦境中被照亮的瞬间。那些熟悉的瞬间,在艰难的往事中停留,而不愿意在如此琐碎的现实里,一点点地破碎。
黑鸟
同那些善于烹制“往日盛宴”的高手不同,黑鸟隐藏在文字下面的“险恶嘴脸”,时常能够给人一些出其不意的现实中的击打,他的诗歌,正是撕裂了一些过于注重甚或虚设的人生面具,而抵达了现实人生的另一重境界。不错的视力和迅捷的感悟能力,使黑鸟的作品不经意间附着上一层强烈的“时代感”,他周遭身世的一些个人化经验,对于变幻莫测的人生境遇的巨大承受力,正在悄俏地转为一种独特而稀有的诗歌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