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狄马加，男，彝族，1961年6月23日生于中国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现任青海省副省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一级作家。
吉狄马加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少数民族代表性诗人之一。已出版诗集《初恋的歌》（1985）、《一个彝人的梦想》（1990）、《罗马的太阳》（1991）、《吉狄马加诗选译》（1992）、《吉狄马加诗选》（1992）、《遗忘的词》（1998）。多次荣获中国国家文学奖，其中诗集《初恋的歌》获中国第三届诗歌（诗集）奖； 组诗《自画像及其他》获中国四川省文学奖； 诗集《一个彝人的梦想》获中国第四届民族文学诗歌奖； 1994年获庄重文学奖。他的诗作还被翻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文、罗马尼亚文等多国文字，引起国际诗坛的关注。以下内容根据吉狄马加在清华大学演讲整理而成。
中国的诗歌界正处于多元的状态
现在有的热心读者非常关注中国现代诗歌创作，尤其是朦胧诗之后，包括后朦胧诗，当然也包括现在的诗歌创作。我想通过我对目前一些诗的理解，谈一下我的一些感受。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在说起来，在中国关注诗的人不是很多，恐怕也是一个客观事实。因为在人类进入一个数字化时代、一个传媒时代之后，人的精神生活是比较多元的。我们所了解到的很多情况，无论从数字传媒还是图像，还是从其他的包括出版物来说是多种多样的。加上阅读范围的广泛，阅读者实际上被分散了。你要让很多人来关注诗，严格意义上是不可能的。现在在欧洲，包括在法国、意大利、英国，乃至美国，真正关注诗或者阅读诗的人不是太多。这部分人，一是喜欢诗，二是对诗的精神生活有很大需求。实际上有几个数字是可以提供给大家的。通过《诗刊》，通过中国诗歌学会，我们了解到，在中国进行新诗创作的人，大概有100多万人。这个数字当然对我们13亿人口来说，好像比例不是很大。但是全世界有100多万人在写诗的国家是很少的。
我开始写诗的时候，是朦胧诗兴起的时代。那时候像北岛、舒婷、顾城等，年纪都比我们大一些。他们那时候大多数人在北京，除了舒婷在福建，他们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作品。严格意义上说，那是一个诗的时代。
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时候刚粉碎“四人帮”，在整个大环境下，人能阅读到的作品、能看到的出版物是很少的。那时候如果哪个作家写出一本小说，大概相当于现在哪个明星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露两次面，全国人民都知道。比如说刘心武先生写出一个《班主任》的小说，在座的可能年龄还很小，有的可能不知道。他当时写的就是在“文革”过后的特定环境中，学生和老师的心灵世界的反映，包括精神世界被扭曲的东西。那时候一部小说可以一夜成名。当时的《人民文学》一本刊物的发行量可以达到150万份，《诗刊》的发行量可以到120万份。现在看起来是天文数字。一些欧美作家到中国来，我们说到《人民文学》曾经有过的发行量的时候，他们认为根本不可能。那时候《诗刊》登了一首很重要的诗，就是雷抒雁先生写的《小草在歌唱》，是写张志新烈士的。那首诗发在当时的《诗刊》上，那期刊物可以说是抢购一空，听说后来又加印了很多，同样也销售一空。
现在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从空间上来说。上次在河南郑州，我和王蒙同志出席一个小小说会议的时候，有很多人提出来一些问题，问关于“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终结”的问题，问小说可不可能继续延续下去，同样也问诗歌可不可能继续延续下去。其实这些问题不光是中国在讨论，世界许多国家也在讨论。但是最后无论是文化学家、文学理论家还是诗歌研究学者都认为，从世界和中国的情况来看，诗歌从来不可能消亡。因为它作为人类记录其精神生活的独特方式，这种独特方式对于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诗人。因为我们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愿意把自己精神世界的东西记下来。而记下来的东西只要在形式上接近于诗――甚至在形式上还可以进行更新更多的创造，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诗人，或者都经历了诗的创作过程。只不过这种作品是否发表，那是另一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人类存在，诗歌就将继续存在。
对于中国诗坛的现状，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继北岛他们之后，后来的这些后朦胧诗人（姑且这样称呼吧），包括后来的更年轻的诗人，他们创作的作品使得目前中国诗坛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状态。我认为目前中国诗歌状态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这不能简单来看，比如说刊物发行量没有过去那么大啦，有的诗人可能写一首诗发表在《诗刊》上，就能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历史也已经一去不复返啦。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目前的精神文化生活，尤其是很宽松的文化氛围，形成目前中国诗歌的良好的多元的状态，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认为目前中国诗歌状态非常好。
另外，也有很多问题。中国诗歌在21世纪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时代，客观地说，人的精神困境也进入一个悖论阶段。这个悖论是我们现在正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出现的（就像我们回顾20世纪的时候，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但是20世纪同样有很多伟大的思想，很多伟大的科技成就，包括人类上月球、信息革命，可以说都是20世纪的重大事件，它们甚至已经影响了人类在21世纪的生活），这是无可否认的，因为我们今天面临的精神困境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
前不久我带了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贝尔格莱德出席第42届国际作家会议，它讨论的一个主题是怎么消除人类日益加剧的精神困境，这恐怕是一个世界性的主题。我认为中国诗歌的状况比较好，理由有三个方面。一是刚才说的整个文化环境的宽松，无论怎么写，怎么表达精神愿望，都是非常自由的。你们注意到《诗刊》的上半月刊基本上是发中老年人的作品，比较传统的作品，下半月刊基本上是发年轻人的作品。更多的是想给广大年轻诗人提供一个广阔的自由创造的平台。第二是由于现在创作思想上的自由。现在创作的自由度是很大的。在今天无论世界上出现任何一个问题，第一时间都能在网上知道。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能的。实际上网络已经很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对我们诗歌创作来说，也提供了无限的可能，特别是对想象力解放的可能。第三是无论你用哪一种诗的方法，哪一种艺术方式进行写作，谁也没有认为你不好。现在形成了一个诗歌创作的好的艺术环境，彼此尊重的艺术空间。根据这几点看来，我认为现在中国诗歌状况是历史上最好的。但是这个最好不等于说马上就有很好的作品出现，最后还是要看结果，要看是否有好作品。
诗人是这个世界道德法庭上的最高法官
就我个人来说，我开始写诗也跟在座的同志年龄差不多。当时的阅读条件很差，我的出生地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当时“文化大革命”刚要结束，要找到一些很好的诗来读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时候我读到的第一个外国诗人的作品就是普希金的诗。很偶然得到这样一本诗集，诗集被很多人传看过，别人都拿去抄，传到我手上已经没有封皮了。当时读普希金的诗，我大概只有16岁，读后非常震惊。对于他所表达的对自由、对爱情、对伟大的自然的赞颂，完全引起了我心灵的共鸣。可以这样说，是读普希金的诗集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因为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立志当一个诗人。
对于我来说，诗是实现我梦想的很重要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诗人走上写作道路可能都有诱发点。我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是因为普希金，是普希金的作品点燃了我的心灵。看了普希金的作品，我认为它有一些普遍的人类价值。他表达的文化愿望，对自由、对人类的友爱，对世界人类命运的关注，反对专制，向往人类生活的和平，很多东西都充满着人类意识。
在我写诗的过程中，当时考虑得最多的就是怎么用全人类的优秀的文化来武装自己。我受的文化影响来自三个方面。一方面是自身民族的文化影响。彝族是很古老的民族。在西南，彝族是文化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彝族现在的人口有800多万，彝族历史上的神话创世史诗就有10余部。作为一个民族，这在全世界来说恐怕也是创世史诗最多的民族之一。藏族的《格萨尔王》是现在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其次恐怕才是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彝族还有许多抒情长诗、叙事长诗，其数量也非常惊人。比如说《阿诗玛》就是彝族一个支系的一首抒情长诗。完全可以说彝族是一个诗的民族。彝族是在中国创造原生文字的三个民族之一。这三种原生文字，一个是汉文，一个是彝文，另一个是纳西族的东巴文。我个人深受彝族原始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彝族的创世史诗和古老民歌。诗人需要从原始文化之中汲取营养，这对诗人来说很重要。同时还要汲取大自然的养分，并从中获得想象力和创造力。
对我的文学的影响，第二是来自于用汉文创作的文学经典。这个范围很广，包括《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到五四以来的所有的用汉文写出的优秀作品。尤其是闻一多、艾青等人的作品，对我影响非常大。
第三个是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对于改变我的整个诗歌观，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的创作一直受到非洲、拉丁美洲文学的影响。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就这样思考。说起来这个世界非常大，实际上从地球村的概念来说，这个世界并不大，为什么在世界上有很多民族人口并不多，甚至在所谓主流文化的边缘，而他们的民族为什么会养育世界性的作家。当时就此问题，我和一些同时代的少数民族作家进行了文化上的反思。
苏联有个少数民族作家艾特马托夫，他的故乡是原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现在已经独立了。在苏联是一个加盟共和国。人口并不多，只有400多万人口。但是出了这样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艾特马托夫在苏联基本上是继肖洛霍夫之后与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哈萨克作家艾玛埃佐夫等齐名的大作家。可以说他是苏联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在他不到40岁的时候，作品已经翻译成了全世界70几个国家的文字。这对苏联一个很小的加盟共和国，一个区域性作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他的作品影响了中国很多作家，这样的作家是我当时进行重点研究的作家。为什么他能成为世界性的作家？他的阅读范围是什么？他平时在思考什么问题？我怎么不能写出既具有民族的特点，又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真正写出人类的命运，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普遍的人类价值，这些问题都是我最初走上文学道路就开始思考的具有本质意义的重要问题。
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这样一个认识，一定要把自己的文学标杆的制定放在这个世界而不仅仅是在中国。马尔克斯引起中国文化界最为广泛的关注，还是在他的作品《百年孤独》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而我们对他的关注和热爱要远远早于这个时间。那时候我们阅读和涉猎的作家是非常广泛的。我的写作就是在阅读这些大师的作品并深受他们的影响开始的。在写作时，我更多的是想通过再现我的民族的生活，去表达我们对自身赖以生存的自然和文化的热爱。我坚信所有的人都是一个生命过程，不管你生活在哪个地方，是哪个民族，有很多有普遍价值的东西是人类必须共同遵从的。我想，优秀的诗歌之所以能成为永恒，恐怕还是因为这些东西是诗歌的真正本质。
诗人在创作作品的时候，必须具有一种人文意识和广阔的文化眼光。我相信如果没有拉丁美洲古老的印第安人的原生文化，没有伟大的拉丁美洲文学传统，就不可能有奥克塔维亚帕斯这样伟大的墨西哥诗人。一个诗人要真正成长起来，就必须接受多种文化的影响和养育。
我的思维方式常常徘徊在汉语与彝语之间，我的精神游移在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的兼容与冲突之间。我想，也正因为这样，才给人类很多优秀文化的创新开拓了无限空间。我在写作时，一直强调要写出我们民族生活中的人性光辉和美好的心灵世界。对太阳、土地、河流、森林、原野、群山等等这些养育了人类原生文化的母体的赞颂，从来就是我诗歌的主题。因为，这些对我们民族来说是赖以生存的一切，它们就像血肉一样成了我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一个诗人最重要的，是能不能从他们的生存环境和自身所处的环境中捕捉到人类心灵中最值得感动的、一碰即碎的、最柔软的部分。我认为这才是诗。我认为，对一个诗人来说，忠实于你的内心世界，从某种角度而言，比忠实于这个喧嚣的外部世界更为重要。诗人需要良知，诗人是这个世界道德法庭上的最高法官。
来源：《丰盈的寂寞》，胡显章 曹莉 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