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著名彝族学者型诗人阿库乌雾的新作《密西西比河的倾诉》
以文学人类学的视角，以现代意识回望古老的历史‘陈迹’和文明的‘碎片’，缅怀印第安民族、彝民族文化昔日的荣光，痛心于印第安民族、彝民族古老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没落，表达了一位文化救赎者强烈的人文关怀情结和焦灼的文化忧患意识。对小民族传统文化的扬弃、重构进行了深刻的思索。
【关键词】灿烂文明；历史遭际；人文关怀；文化救赎；文化重建
在社会发展不断加速的今天，国家和民族的一体化过程总要牵涉到小民族的前途问题。社会发展和国家民族的整合最终会触及到各个民族（特别是小民族）文化的保持。小民族大多数处在一种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急剧的同化过程中，由于小民族的传统文化特点以及历史、
地理等条件的限制，所以小民族现实发生的文化同化明显不同于一般民族实际上也在发生的文化同化。似乎他们走向衰亡的可能性更大，而实现长久稳定的自身重新调整的能力和条件则十分有限。正因为小民族处于社会发展的边缘，他们往往成为被遗忘的人群，他们的文化堪忧，因为遭到主流文化的冲击，他们的文化或被强势文化逐渐吞没，或遭遇着急剧变迁的命运。基于这种对小民族文化、小民族生存状况的清醒认识，再加之赴美访问时对北美印第安古文明及其衰落的切身体会，促使诗人阿库乌雾写下了72篇旅美日记体诗歌《密西西比河的倾诉》，正如书名中的“倾诉”一样，诗人在书中以深沉的历史意识，宏博的世界意识，广远的未来意识，对包括彝民族和印第安民族文化在内的小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失落“现状”倾诉了自己终极世界的强烈的人文关怀情感。在诗集中不仅可以看到对美国印第安人等小民族生存状态的关注，还透视出诗人对印第安古老文化文明在现代文明社会的种种遭际而忧心如焚的文化忧患意识、文化救赎意识，对全球化、文化多元时代的“发展”、“公平”、“平等”理念和人类可持续发展、小民族传统文化的扬弃、重构进行了深刻的思索。
一
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小民族的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厄斯认为，每一种文化及其组成部分能够保留下来，都有其价值或有用性，正是这种价值的存在才使其能够保留下来，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不同文化的传统和价值体系是无法比较的，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来看，小民族和主体民族却谈不上孰进步孰落后的问题，都共同构成人类文明。所以在诗集中的一篇《石头的文明》中，诗人盛赞古印第安人创造的悠久灿烂的石文化为人类文明做出的杰出贡献。《印第安“四姐妹”》更是叙写了印第安人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诗意追求，在劳动中开创并提升自己的丰富精神世界，爱情的花朵处处盛开，崇拜的心灵朵朵绽放，“向日葵是他们表达爱情的花朵/烟叶是他们与神灵对话的方式”，一切都富有浪漫气息，一切都闪耀着古印第安人智慧的光芒。斧头的设计更富有创意，集实用价值和精神享用价值于一体，“一头是锋利的斧刃/一头是精致的烟斗/斧刃就是特殊的烟杆/……/斧刃是保护肉身的利器/烟斗是释放精神的妙门”刚与柔的统一，张与驰的统一，神性与人性的统一，这便是古印第安人追求的生命价值准则。（《印第安斧头》）。《印第安蛇雕》则将古印第安人古老的神秘图腾崇拜意识加以艺术的表达，揭示了印第安民族深层文化心理和精神方式，让我们触摸到这个古老民族的“原型精神”， “古印第安人/借助蛇的威力拒绝外人/肆意骚扰祖先的灵地/而蛇又是河流的象征/古印第安文明/与北美大陆古老的河流/难以分割”，对蛇的顶礼膜拜在这里就成了印第安人死之宁静和生之繁盛的集体理想的曲折反映。而神人（兽）凯欧蒂（coyote）则更有传奇色彩，他有神的手段，又有神的智慧和力量，他创造一切奇迹，“他无所不晓无所不能/发明了捕鱼术/教会了女人受孕生子……”（《神人Coyote》），这种神话是“原始时代人类心理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复杂结晶，是万物有灵观念之下‘人类童年’无意识的集体信仰的产物。”[1]“神话是原始心理的综合表现和世界观体系的自然流露，因此，神话中还凝聚着文化命运中的种种积淀。”[2]正是这种神话赋予了印第安民族强烈的生存使命感和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字里行间透露出诗人对印第安民族古老灿烂文明的盛赞、仰慕之情。
二
可以说在人类遭受殖民侵蚀的过程中，作为受害者土著民族遭受的是一种难以名状的苦难，他们中很多被强者欺骗、愚弄、蹂躏，美国的孕育、形成和发展都是以对印第安人的杀戮、驱逐、隔离、歧视并掠夺和强占其土地为基础的。过去500年中原住民的境遇，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那就是“失去”，不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了人口、土地、法律地位、还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文化特征及族群认同。诗人对欧洲移民屠戮印第安人的滔天罪行大加挞伐，同时对印第安人多桀的命运加以同情，既有言辞激烈的控诉，也有间接的揭露；不仅反思印第安人的人性弱点和劣根性，而且还形象地暗示了“食人者终被食”的可耻下场，通过系列诗有逻辑、有层次地表达了人文关怀情感的历程及其最终旨归。以烘云托月、象征、暗示、隐喻之手法将印第安人被屠戮的惨烈场面加以表现“神驹嘶叫着狂奔/我看不到旗手/追踪者同样隐去/只留下铁蹄的印痕/画面悲壮甚至惨烈”（《被铁蹄追赶的神驹》）；就连那“传递噩耗、灾难的使者的乌鸦”也一反常态，同情起被追杀的无路可走的印第安人来了“快快渡过密西西比河吧/快祈求河神保佑你们/快去吧，朝着加拿大的方向/你们的敌人就要追来”（《吉祥的乌鸦》）；而黑马也在上帝打盹时变成“食人兽”祸害人间，它“肆意践踏Nez Perce人/恬静的梦乡/把一颗颗天真的灵魂/追逼到了太平洋西岸/让这个喜爱红色的族群/再度用鲜血和逃亡/灌溉海岸的草木/撰写这片土地/又一部血腥的史诗”（《黑马》）。欧洲移民的残暴、贪婪，在《毒蛇》中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一棵果实累累的苹果树/还是被一条白色的毒蛇/无端的把持”；而在《感恩节》中更将欧洲移民的后裔恩将仇报、残忍的本性做了赤裸裸的讽刺，原本“希望后世子孙/永远记住印第安人/曾经赐予他们的恩德”的感恩节，反倒成了具有讽刺意味的节日了，因为“在经过了19世纪/西部拓荒史以后/北美大陆于血雨腥风中/完成了真正的易主/感恩节，依然是/今天美国人/最重要的节日。”难道美国人就是这样对印第安人“感恩”的吗？面对残酷的历史，作者反思印第安人惨遭屠戮的自身原因：“印第安是一个由无数个酋长/各自为政的种族/印第安的部落/犹如一棵棵独笋/最易被吃笋人连根拔掉”（《酋长》）；“印第安人用鹰翎/完成了全身的装饰/却未能发现雄鹰/深邃而睿智的目光/还隐藏了天性的凶残”（《鹰翎》），由此可知各自为政、缺少民族凝聚力及缺少必要的“鹰的凶残”的民族性格缺陷是其惨遭屠戮的自身原因。并预言了“食人者终被食”的可耻下场“女妖为了追食/那些神奇的眼睛/来到鱼鹰死去的大海/海中游来一群小鱼/将女妖撕成了碎片”（《鱼鹰之死》）。
三
基于文化差异而引出的文化理解、文化冲突方面的问题确实存在，但是就小民族而言，他们的文化多是在特定的背景下，中断了自然地进化过程，往往是“与强势文化或与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接触时，在后者的影响下所发生的急剧变迁……”[3]也就是小民族的文化变迁或他们可能的未来生活已主要不取决于他们自身，而主要取决于外部社会文化环境。“失去知识和传统对于部落本身是最大的悲剧，他们常常并未消亡，但其文化的精髓丧失了。留下的往往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既是自身过去的影子，又是身在已开发世界中的我们的影子”[4]。在诗中，诗人以其无尽的忧患意识对印第安人古老悠久的文化文明在现代社会的日趋没落、异化唱出一曲无尽的挽歌，不仅反思印第安文化的现状、出路，而且深刻思考这些处于亚文化地位的小民族的文化如何在凤凰涅槃中获得新生的问题，文化关怀意识得以彰显。如在《死给鹿》中可以看出在现代文明的浸染下，处于亚文化地位的印第安文化的日趋边缘化和在现代化进程中做出的种种挣扎及其文化先行者在探索中付出的沉重代价。在写出“鹿“对文明的执着追求的同时也点出了追寻路向的错误而导致的惨烈景象，追求的目标竟是类似于“摇滚乐、同性恋”等被物欲社会严重异化的东西，而追寻的路向竟是“月光下始终泛白的高速路”，朦胧而又危险的高速公路是致命的杀手（“飞驰而过的汽车/会无一例外地/让他们如愿/清晨，高速路边的草地上/死鹿们用自己/血淋淋的冷尸/划出一幅上帝也看不见的图画”），文化再生、文化转型的难度可想而知！文化突围、文化救赎的良苦用心、焦灼心态在文中得到有力彰显，这也正是诗人自己“艺术终将尽可能自觉地和严格地为人类大业和世界大同效力”的文化策略的反映[5]。诗人又不惜笔墨描写了印第安文化脆弱、不堪一击的一面，“在印第安子孙看来/明尼苏达的月夜/犹如一个/永远含着泪水/入睡的婴儿”（《明尼苏达的月夜》），而且还“随时遭遇美丽的陷阱”（《俯瞰明尼苏达》）而被侵蚀，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造成“这个种族的生命/成为一场还在延续的噩梦”（《网不住的噩梦》）；诗人在《保密的葬礼》提出了印第安人应进行文化反思、文化取舍的必要性，“印第安人有几千年/不争的文明史/却找不到半个生命/用半刻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在蚕食鲸吞的过程中/该保留什么，能保留什么”，从而揭示出传统文化的原始性、滞后性、惰性是印第安文明式微的内部根本原因。在《祈祷》一文中更是一针见血点出问题本质所在，“而印第安文明/如雪崩般塌落的现实/残酷地告诉我们/一部用天真的祷告词/撰写的历史/在暗示自然宇宙恢宏与博大的同时/脆弱，是其不可自知/却能够致命的症结”，诗人针对这一症结，开出的药方是在凤凰涅槃中获得新生，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汲取新的营养获得永生，如在《复活》中“我的躯体依然躺在那里/四周的火石开始燃烧/我急切地问：/我的身体怎么办？那声音有些不耐烦/——这是复活不是复原！”深刻点出必须在反思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检讨自身的文化劣根性，以全新的生存观念和生命意识重塑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在《胡德雪山》中作者深情地寄希望于雪山，希望她能给印第安文明带来转机并获得永生。“一座母性的灵山/万物吸吮了你的光芒/就会死而复生/相信古印第安人/衰亡的文明/在你寒冷而纯净的/抚慰中/获得永生”这里的胡德雪山是母亲的化身，是印第安儿女汲取精神力量得以文化永生的源泉，更是希望古老文化能在现代困境下扎根于本民族文化沃土，锤炼内质，实现文化的自我救赎，实现文化的“安全着陆”。
相生相克，和谐共存人文关怀思想的深刻思考在诗集中也有突出表现。水火本不相容，但在《火山湖》中，二者达到了对立统一，这仿佛隐约地寄寓了诗人这样一种希望：印第安古老文明与美国现代文化相克相生、有机统一、和谐共赢。诗人用自然景观巧妙地表达了这一深刻的思想。“如果没有地下火/慷慨的赐予/世界上就找不到/如此圣洁的泉水”“水与火，在这里/借助自然的原水/和人类对灵异的依赖/完成了一次彼此真正的拥有”。由大自然的相生相克转到对 “混血”的深刻反思，“混血不是简单的占有/混血不能分出胜负/混血是用自然的原力/使那些超自然力/过分膨胀的人群/得以有力的遏制”，暗示了“混血”不仅指种族“混血”，还指文化“混血”，现代社会的加速发展“已经使得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变得空前剧烈与频繁，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与杂交成为当今世界文化的基本特色。”[6]正如马克思所说：“民族的片面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7]因此只有有分析、有批判地与异质文化“混血”，保持并发扬小民族文化精髓，弘扬其文化精神个性，方能在多元共存的世界文化语境中奏出自己独特的音符。
四
诗人扎根在彝民族母语文化的沃土中，为其母语文化而骄傲自豪，为其潜在的危机而忧虑，为其复兴而殚精竭虑，诗人在关照印第安人留下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历史性衰微时，不是单线索平铺直叙，而是将印第安人与彝人对照着写，在二者并举中突出社会工业文明对两个小民族的历史文化冲击，因此在民族情怀和人类关注的双重视野下，采用电影蒙太奇手法，将一些内心触动以彝印互闪、镜头切换的方式加以对照，共同揭示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古老灿烂的传统文化面临的文化传承、文化取舍、文化转型、文化再生、文化异质重构等重大问题。作为文化载体和主要表现之一的语言的消逝可以看作文化消逝的一个标志和先兆，印第安民族和彝民族当前都存在这种语言文字衰亡的情况。《电话里的母语》是这样描述一位旅居美国的彝族精英母语的衰退的，“意外地传来一声/亲切而又生硬的母语/……/美国的电话讲彝语特别清晰/我的同胞久居美国/母语能力开始渐弱”，面对本民族已经和正在“被埋葬”的最“隐秘的符号”，作为一名有责任感的少数民族诗人内心的隐痛、精神的痉挛、生命与灵魂的焦灼是难以言表的，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救赎意识是诗人发出这样的感慨：“一生为母语而奔突/语言森林的深处/哪一颗树上结着我的果子/一生用母语求活/生命世界的底部/谁是我的终结者。”通过“返观自我，沉思回应本民族文化正在面临的历史遭遇，并思考自我的精神生命与灵魂的归宿”[8]来表达人文关怀。
五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有民族特色，才能彰显民族魅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诗人扎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沃土，适应多元文化共生的语境，秉持母语创作，最终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实现多年夙愿——“用母语跟世界诗坛对话”，“你用人类的精神/证明物质的亮度/我以物质的起源/叩问人类的归宿”（《再见北美》）不仅揭示了诗集的主题，而且将终极世界的人文关怀再一次唱响。其实这也是诗人一贯的诗学立场，彝族女诗人巴莫曲布嫫在《边界写作：在多重复调的精神对话中永远迁徙》中曾经阐明：“在知识全球化的时代，作家和诗人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就是能否站在文学人类学的高度去创造性地提升自己的写作实践。阿库乌雾以诗人鹰隼般深邃的眼光去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关注世界共同面临的危机，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情态，从而使其‘边界写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彝族诗歌’，而深深地刻上了追求人性本真、关怀弱势群体的人文主义精神。”[9]而《密西西比河的倾诉》恰恰是验证巴莫曲布嫫这一论断的新的力作。由此可见人文关怀是其诗性的根本追求，“诗人只有带着个人的记忆、心灵、敏感和梦想进入此时此地的生活，并学习面对它，也许才能发现真正的诗性——一种来自生活深处，结结实实，充满人性气息的诗作，当个人面对世界的苦难和伤害，并承担词语的责任时，才有真实的诗歌可言。”[10]“最个人的就是最真实的，也是最人类和时代的，以个人的名义，主动承担时代给予他（她）的每一个生活细节和其中的责任，是诗人的真正使命之一。”[11]阿库乌雾及其诗作正是适合于这样的评价，正是这种源自本民族历史现实生活深处的灵魂痉挛、才有如此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如此强烈的责任意识。
参考文献
[1][2]谢选骏《空寂的神殿——中国文化之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P3-4.
[3]美国克来德.M.伍兹著，何瑞福译《文化变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P46.
[4]尤金.林登《失去部落，失去知识》[J]民族译丛，1993,(5)P18.
[5]莫里斯.布朗肖《艺术的前提及问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P330.
[6]阿帕杜莱：《全球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M]，北京：三联书店，1998.P521.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P255.
[8]阿库乌雾《密西西比河的倾诉》[M]后记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P132.
[9]《阿库乌雾诗歌选.代序》[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P20.
[10][11]谢有顺《诗歌与什么相关》[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P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