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对当代少数民族诗歌批评史上一个具有断代标识的文化事件的聚焦，概览新生代诗歌批评由理论高蹈、标新立异，到沉潜文本、回溯原型、直指本心的演进轨迹；凸现了罗庆春、栗原小获、马绍玺等新生代诗歌评论家勉力拓展少数民族诗人汉语诗歌写作的文化维度，探寻其异质生成之新锐思考。
关键词：少数民族 新生代 诗歌 批评史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彝族诗人罗庆春的《生命的突围与审美的重构——论中国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的文化策略》与白族诗人栗原小荻的《精神的觉悟与创造的突变——试评中国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的态势》等两篇诗论在《民族文学研究》的同时发表，不仅宣告了少数民族先锋诗的崛起；亦标示着某种“先锋评论”的萌生。
它既是民族诗坛的一个诗歌事件，亦是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研究的一个文化事件。如果说罗庆春的“文化策略”绵里藏针，于背叛——回归——超越母族传统文化的生命突围之余，暗含与汉族先锋诗人共同拓展汉语诗歌的文化维度，解构“传统的汉语‘意义体系’”，乃至探讨“汉语本身生命的全新出路”等思考；那么，栗原小荻的文化态势则棱角张扬、锋芒毕露，其放言无惮的气势，惊世骇俗的宣言，包括那“儒家文化为轴心的汉语诗歌”行将颓败的论断，包括“在旧有的诗歌式微和诗歌的观念解构之后”，少数民族诗人必将重新建构“一座人类众望欲归的精神家园”的畅想，对于那些自以为汉儒文化是唯一的文化标高的学者而言，无疑具有石破天惊般的效应。与其说这表现了某位狂傲自大的文化代言人的气吞寰宇，不如说折射出弱势民族文化守望者的反守为攻、以攻代守。唯有设身处地——亦受制于那相对更具“现代性”的汉文明与“全球化”的域外文化叠合的双重语境中，我们方有可能充分理解诗人的故出狂言。
先是“现代化”进程的感召，继而又是“全球化”浪潮的裹挟，当强势文明波叠浪涌般地向弱势文化扑面袭来时，诗人们的第一反应不是逃生，而是义无反顾地担当起了民族文化神圣的守护责任。诗歌——那响自民族灵魂最深处的声音，“人类文化上最具代表性，最崇高，最本真的形态，一种与生命流程、生命信号同一的语言生成”的文学体式，自然成为了他们的第一守护对象。
栗原小荻凭着诗人的直觉敏感到，较之那浸染了“现代性”色调的汉文明以及那充溢着“普遍性”、“物性”意味的“全球化”观念，边地少数民族的生命观、文化观更具独特的“诗性”：“诗歌的创造成了他们整个生命历程和生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此意义而言，自承天命地守护“诗”，既是诗人的自救，亦可放大为守护母族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故而他不屑于90年代以来将诗歌当作符号游戏的创作态度，也摈弃了在艺术的名义下抽空诗的“意义”的形形色色实验行径。在众声嘈杂中，他最看重的是对自身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命运动予以宗教般地关注和揭示”，“包括对每个个体生命、民族血统、国家安危以及各种物性的诗化超渡”。由是可见，上述所谓的“先锋诗人”、“先锋诗论”均有异于偏重形式意味上探索的“实验诗”。他们不仅勉力实验着在汉语诗歌写作中融入自身民族语言个性与审美个性的诸种艺术可能性；更执著探索着民族文化别一种存在的可能性。为此我们不妨把它们命名为少数民族新生代诗人、新生代诗歌批评，以示区别。 然而，栗原小荻多有诗的敏感、诗的想象，亦不乏新锐艺术不可或缺的野性与反叛，却略输诗歌批评应具的理论思辨能力与整合能力。平心而论，他是一位才情横溢的少数民族新生代诗人，却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诗思融会的诗评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选了他的诗论却未能收入他的《黄房子》、《羊们》或《河床》，那实在是一个误会。
益趋市场化的社会背景更加深了少数民族新生代诗及新生代诗歌批评的焦躁，以致于以“不事喧嚣”、“傲视喧嚣”自居的栗原小荻，亦不得不形诸喧嚣。他深感于“越来越少有人会沿着一条‘古典的线路’去追踪‘诗歌的足迹’了”，故不恰当地以所谓“主动出击”的方式回应时声：“比如运用自我推荐、专家评估，包括媒体的传介功能，进行全方位的扩张”，遂使“先锋评论”蜕变为某种“行为评论”。
也许，我们不应对栗原小荻的诗论过分地苛求，它的意义本在于振臂一呼、标新立异，从精神上震撼汉语诗歌汉文化中心主义的隐形结构。
同为诗人，彝族学人罗庆春(阿库乌雾)、回族学人马绍玺等诗歌评论家的姿态则沉潜得多。罗庆春曾以母语写下了彝族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彝语诗集《冬天的河流》，90年代中期又出版了汉语诗集《走出巫界》；马绍玺亦著有诗集《秋天要我面对它》，去年又出版了诗歌评论集《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借用他诗评中的说法，那是他在城市的喧嚣中所开启的窗，“帮助我们看见了朴素、宁静和美丽”。
与栗原小荻一样，他们是真正懂诗的，在栗原小荻那大而化之的诗歌宣言后，他们更其深沉地行游在新生代少数民族诗歌的诗行中。不但破解着一个个原始的文化梦魇，而且寻索着精神的“存在之家”。
他们充当了原初意象与现代言说间的“通灵者”，将那些散见于诗人笔端的蕴涵着原始生命力的灵异密码作了最贴切的破译。于是，“先王意识”、“根骨观念”、“英雄父亲”、“大地品质”等一个个不无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术语应运而生；于是，久为人忽视的多民族文学版图乃至它的文化地质层渐次凸现。正如马绍玺所言：诗歌“这种艺术的生成和发展只能是通过民族文化中民族精神和民旗隋感的凝结和升华来完成”，正是因着他们对于诗歌符码下先验的文化原型持之不懈的开掘与阐发，使我们有幸参透边地民族文化之“魂”。
在《穿越母语：论彝族口头传统对当代彝族文学的深层影响》一文中，罗庆春言之有据地考察、论证了在“当代彝族母语‘元叙事’全面受损、口头诗化叙事传统濒于中断之际”，彝族口头诗学传统如何“以新的方式甚至是新的语种(汉语)形式，通过作家诗人们‘书写与差异”’“穿越母语、穿越单一文化精神局限，对当代彝族文学创作乃至当代彝族文化建设产生着深层次影响”。作者回溯本源、揭示原始、逼近根本的秉赋令人不由地联想到文中提及的贯穿于彝族传统认知方式与思维结构中的“血缘根骨观念”的潜在支配；此外，无疑得力于民族学、文学、语言文化学等多学科融会的扎实功底，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立论的广延性与深刻性。
罗庆春在《生命的突围与审美的重构一一论中国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的文化策略》等著述中，还提出了少数民族新生代诗人“所运用的汉语，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汉语，而是一种由汉语派生出来的‘新的语种”’之见解。这一观点启示少数民族诗人，一切具有自己独异的文化个性、生命灵感的诗魂，都应拒绝被纳入传统的、惯性的汉语诗歌思维模式、表意方式中。换言之，唯有当那些充满了汉文化积淀的现成象喻、意境、格律、形式消解时，少数民族诗歌的语言生命方能“借尸还魂”。
马绍玺亦在栗原小荻的语焉不详处，对少数民族新生代诗歌的本质作了深入的研究。他别具慧心地发现，少数民族新生代诗歌“具有一种当前大多数诗人已丧失了的真正属于民间的创作品质”，即“用最直接的方式进入事物的核心，以最易感的艺术手段表现诗意”。这种天真的诗歌气质应是从自身民族文化中承继的最好的诗歌美德。它适成意象迷宫建构者们以营造与读者间的屏障而赢得“朦胧”境界的尝试以及语言自恋者们以梦呓取代陈述、以语言消解存在一类实验的有力反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汉族先锋诗人曾以高度自觉的形式主义实验，完成了诗歌形式的革命性转换。然而这场革命更多的停留于技术层面，而未能衍为“内心形式”。何谓本质意义上的“先锋”?形式如何被诗人的灵魂照亮?“先锋诗”如何接续断裂已久的民族语言文化传统?语言如何穿透事物本质直指心灵?罗庆春、马绍玺等新生代少数民族诗歌研究者的追问与思考，从边缘处回应了上述前沿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