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狄马加，一位对诗情有独钟的副省级高官，一位孜孜不倦的吟者，在即将莅临广州讲坛向广州听众讲述他的诗歌人生前，接受了广州日报的独家专访。

 

　　广州日报：您怎么看今天的中国诗人与世界文学关系？

　　吉狄马加：作为一个个体的诗人，我的看法不能代表其他诗人。不过在这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今天的中国诗人，都在一种更为开放的状态下写作。特别是随着中国文学翻译界近三十年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可以说当代世界的大部分代表性诗人的作品也都在近几年里被大量翻译成中文出版，许多当代中国诗人在写作中，无疑都受到了当代国际诗坛创作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在当代诗歌的实验写作方面，不少外国重要诗歌流派以及重要诗人的作品，可以说对中国大部分当代诗人在创作上的影响都是十分明显和深刻。他们所受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写作技巧上，有的甚至在写作风格和文体上，也留下明显的外来文学的影响的痕迹。

　　中国现当代诗歌主流是健康的。

 

　　广州日报：那么，中国诗在世界化的同时，有没有失去中国诗歌自身的特征？

　　吉狄马加：当然，中国文学传统，特别是中国诗歌的美学传统，依然是中国诗人在文学传承上所受影响的主要来源。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今天，中国现代诗人走过了一条中国新诗歌不断探索，甚至是历险的道路，这其中有抛开中国语言自身的特性，而一味全盘模仿外来诗歌的沉痛教训，同时也存在过完全在形式上和写作方法上沿袭中国古典诗歌，在整个创作思想上反对创新的做法。可喜的是，中国现当代诗歌的主流还是健康的。在近一百年的中国诗歌发展过程中，应该说有一些重要的诗人和作品，就是今天我们把他们放在当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代表性诗人中间进行比较，他们都是毫不逊色的。特别是这些诗人和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东方文化精神，尤其是诗歌中的哲学和美学意境，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广州日报：文化需要继承和交流，中国诗歌是怎样在与世界交流中走过来的？

　　吉狄马加：无论是过去的那一个世纪，还是今天在当代世界文学的语境下，中国诗人的写作或者说中国大多数人的写作，都在进行某一种所谓的“纵的继承”和“横的移植”。简言之，“纵的继承”就是对中国数千年来所形成的伟大文学传统或者说诗歌传统的继承，而“横的移植”就是对世界各国、各民族优秀文学作品，当然，包括经典诗歌作品的学习和借鉴。说到这里，我还想说的是，中国文化本身具有一种极大的包容性，也可以说在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

　　大量诗歌译作为中国诗创作注入活力。

 

　　广州日报：在当代世界文学语境下，中国诗人的写作受到了哪些具体的影响？

　　吉狄马加：这个问题，用一两句话是很难说清楚的。在上一个世纪五十年代，俄罗斯及前苏联诗人的作品对当代中国诗歌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比如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曼德斯尔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等。

　　从上一个世纪后半叶开始，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艾略特、佛洛斯特、肯明斯以及英国诗人塔·休斯等众多英语语系的诗人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中国。现在从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发展轨迹中可以看出，英语现代诗同样深刻地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诗人的创作。他们在诗歌意象的运用上，在诗歌深层次表现人类世俗生活以及用诗歌语言探索人类心灵世界方面，都为中国现代诗的创作注入了一种异样的活力。同时，我们不能忘记西班牙语系的诗人，如西班牙诗人洛尔迦、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秘鲁诗人巴列霍、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等等，他们就像夜晚天空中的群星，各自闪耀着迷人的光芒。某种意义上，是拉丁美洲诗人教会了我们应该怎样尊重自己的本土文化，应该怎样通过自己的创作去复活我们民族深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

　　让更多诗人来关注人类的命运。

　　

        广州日报：当代中国诗人应该持什么样的写作立场用什么样的写作姿态来面对这个世界呢？

　　吉狄马加：我以为，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诗人的文化自觉就尤为重要。无论他是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还是面对他的灵魂和内心世界，真诚和诚实，正直而富有良知仍然是今天诗人所应该具备的条件和要求。当前，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诗人来关注人类的命运，来共同思考在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人类所取得的进步以及人类所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异化和灾难。另外，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代言人，诗人们还应该为今天人类精神生活的重构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我想这恐怕是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一个有着责任和良知的中国诗人应持的写作立场和写作态度，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诗人应该共同努力的目标。就像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已被广泛认同一样，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同样应该被广泛认同。今天的中国诗人，应该为中国古老语言和文字进行新的诗意创造作出贡献，应该在自己的诗歌中充分展示中国文字的魅力，应该在中国文字神秘的音乐性中创造出更具民族性和东方精神的现代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