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作家陇山创作的长篇小说《九层岩》，是一部植根于黔西北大地、为普通人生活世界立传的乡土文学作品，它试图在坚硬的自然与历史“岩石”中，开掘出人性温润而坚韧的泉水。这部作品最初在文学刊物《高原》上连载，后正式出版，曾荣获毕节地区首届文艺成果奖二等奖。这一奖项的认可，表明这部作品在地域文学创作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最近我认真读完珑山的《九层岩》和《望梅止渴》两部长篇小说，结合陇山其他作品多关注普通人的良善、教育问题及地域历史的创作特点，我推测，地域根基、核心叙事、主题开掘应该是《九层岩》值得文学界关注的核心内容：地域根基：“九层岩”作为一个极具贵州地理特征的坚硬意象，以乌蒙山区（毕节、赫章一带）为背景，描绘独特的自然风貌与人文生态；核心叙事：作品围绕一个家族、一个村寨或一项工程在“九层岩”下的数十年变迁展开。通过坚硬的自然环境与柔韧的人物命运之间的碰撞，去展现黔西北人民在时代洪流中的生存状态与坚韧品格；主题开掘：或许延续了作者对“普通人的良善、坚强、守节”等品格的关注，探讨在贫瘠而壮美的土地上，人们如何如岩上杜鹃一般，活出平凡却绚烂的生命力。
《九层岩》以黔西北高原上一个名为“九层岩”的偏僻村寨为叙事空间，将笔触深入到二十世纪中后期中国乡村社会的肌理之中。九层岩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个象征性的文化空间——层层叠叠的岩石既构成了物理意义上的生存屏障，也隐喻着历史沉积的沉重与复杂，它试图在坚硬的自然与历史“岩石”中，开掘出人性温润而坚韧的泉水。2023年10月文艺名刊《今古传奇》刊发了陇山创作的另一中篇小说《望梅止渴》。《今古传奇》杂志是中国邮政发行的畅销报刊，推出了许多优秀长篇小说，并产生了巨大影响。
小说的标题“九层岩”本身就是一个富有深意的意象。在黔西北的地貌中，喀斯特地貌形成的层叠岩壁随处可见，它们既是阻碍交通的天然屏障，也是涵养水源的生态根基。陇山借此暗示，苦难与希望、封闭与开放、传统与现代，往往如同岩层般相互交错、彼此依存。这种辩证思维方式贯穿全书，使得作品在描写乡村困境时不流于控诉，在呈现人性光辉时也不陷入廉价的乐观。
我是个创作多年的写作者，先后创作了《让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黑土地·红村歌》《红滇北》《楚雄哀牢生态记》等作品，珑山《九层岩》《望梅止渴》的写作风格让我得到不少启发借鉴：地域书写的厚重感：书名本身便奠定了坚实、质朴的基调，语言可能融入毕节地区的方言与民间叙事元素，具有浓厚的地方志色彩；现实主义的观照：作为获得贵州省作协认可的一位彝族作家，陇山的笔触应倾向于现实主义，通过扎实的细节和人物命运，折射改革开放以来毕节地区的历史变迁。
2008年我还在负责云贵川四地州《彝族文学报》的编务工作，因编务采风活动，我曾先后深入到贵州的许多山区，领略过多种激情或低沉的地域文化印象。“九层岩”那时有所耳闻，但一直未得以涉足，直到今天读完珑山的《九层岩》，心中才得到一种久违的慰藉释放。陇山笔下的九层岩，让我想起了那些在赫章、威宁、纳雍的山路上颠簸的日子：马车碾过碎石时发出的脆响，彝族毕摩诵经时抑扬顿挫的腔调，还有火塘边老人用方言讲述的家族往事。这些记忆碎片在《九层岩》中找到了呼应，仿佛一位迟来的故人，替我说出了当年未能成形的话语。
《望梅止渴》作为陇山的另一部长篇，呈现出与《九层岩》不同的叙事面向。如果说《九层岩》是纵向的、深入岩层的挖掘，那么《望梅止渴》则更像是横向的、跨越山水的漫游。
《望梅止渴》不是一部反腐或官场小说，它主要讲述了河西市国税局局长周江福和一众国税人的故事。他们潜心工作，却阴差阳错陷入了一场官商勾连的利益集团硝烟战中。小说通过两条明线和一条暗线展开，一条明线以周江福的经历为主线，展现了基层干部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另一条明线则以国税美女赵佳为主线，表达了一个再美的人也会遇上问题的主题。而暗线的主角则是腾龙集团和其董事长吴天，他们利用手段操控官员和集团，在利益大盘的驱动下运作各种不法行为。最终，在正义力量的作用下，周江福等人成功查处了偷骗税行为，让利益攸关人员受到了惩处。这部小说不仅是一部反映现实社会的小说，还蕴含了深刻的哲学命题。作者通过小人物生活中的偶发意外，寓示了世间无常苦痛的生命法则，探讨了人们面对困境时的心理调适方法。
作为同样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写作者，我深知贵州书写的难度。这里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视觉上的奇观，却也容易将作家引向风景化的陷阱；多民族杂居的文化生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却也考验着写作者能否真正进入他者的精神世界。陇山的实践表明，解决这些难题的关键或许在于“扎根”的彻底性——不是作为外来者的观察与采撷，而是作为内部人的记忆与承担。他的方言运用之所以不显突兀，是因为那些话语方式已经内化为叙事的呼吸节奏；他的民俗描写之所以免于猎奇，是因为那些仪式本身便是人物生命经验的有机组成。
陇山：真名陇震学，彝族，曾就职赫章县国家税务局局长。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协会员，先后在《人民日报》、《农民日报》、《中国税务报》、《商报》、《散文诗》、《中华散文》等报刊发表作品若干，创作出版中长篇小说《九层岩》《望梅止渴》，获得过省市文学作品、征文奖。
陇山的创作履历本身，便是一部微型的贵州当代文学发展史。从早期的散文随笔到后来的长篇叙事，他的写作轨迹清晰地呈现出一位地方作家如何在与全国文学潮流的对话中，逐步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那些发表于《人民日报》《农民日报》等中央报刊的短篇作品，为他积累了处理现实题材的敏感度和文字表达的精确性；而《散文诗》《中华散文》等刊物的历练，则培养了他对语言节奏与意象经营的能力。这些看似分散的写作训练，最终都汇聚为《九层岩》与《望梅止渴》中那种独特的叙事质感——既保持着新闻写作般的细节真实，又具备抒情散文的韵味余绪。
《望梅止渴》中关于税务系统的描写，显示出陇山处理当代题材的能力。这一领域在文学中较为罕见——税务工作因其专业性和体制性，往往被视为叙事的禁区。但陇山找到了进入的切口：他写的不是税收制度本身，而是制度运行中的人的处境。周江福等人的困境，本质上与《九层岩》中村民面对的困境并无不同：都是在既定的结构中寻找个人的能动空间，都在坚守与妥协之间艰难地维持平衡。这种跨越题材的一致性，揭示了陇山创作中更为深层 thematic concern——对普通人道德韧性的持续关注。
两部小说在形式上的差异，反映出陇山对长篇叙事可能性的探索。《九层岩》的家族史诗模式，要求作者具备驾驭宏大时空的能力；而《望梅止渴》的多线并进结构，则考验着情节编织的技巧。从阅读体验来看，前者更倾向于“沉浸”——读者被缓慢地带入一个自足的世界；后者则更强调"追踪"——多条线索的交织制造着悬疑与期待。这种形式上的多样性，表明陇山并非固守某种固定的风格，而是根据题材的特性灵活调整叙事策略。对于一位地方作家而言，这种自觉的形式意识尤为难得——它意味着对文学本体问题的持续思考，而非仅仅满足于内容的在地性。
需要提及的是陇山作品的生产与传播方式。《九层岩》最初连载于《高原》杂志，这一地方性文学刊物为贵州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发表平台；而《望梅止渴》进入《今古传奇》富有影响的畅销期刊，则显示出其作品逐渐获得更广泛市场认可的过程。从毕节地区文艺成果奖到贵州省作协的系统性支持，陇山的创作轨迹也映射出地方文学体制的运作逻辑——那些奖项、会员资格、发表渠道，既是认可的标志，也是约束的机制。如何在体制资源与创作自主性之间保持平衡，是每一位地方作家都必须面对的课题。陇山的实践表明，这种平衡是可能的：他既积极参与地方文学活动，又始终保持着对具体生活经验的忠诚；既重视作品的传播效果，又不为迎合市场而牺牲叙事的完整性。
珑山做了近二十年县、市基层国税部门管理者，将税收工作和常人密切结合的一面，将税收和经济学与常人生活联系的另一面，简单平实地展示给读者。用通俗的眼光去看每一个人的生活，在不俗的理解中，让人对自己和别人大大小小的烦恼及问题，感同身受间，跟着故事走花弄水，了然一笑。
这种从具体职业经验出发的写作，赋予了《望梅止渴》一种罕见的质地：它既非专业主义的自我封闭，也非外行想象的隔靴搔痒。税务工作在日常认知中往往与枯燥的数字、繁复的表格相连，但陇山将其还原为一系列充满张力的伦理情境——每一笔税款的核定都牵涉到人情与法度的博弈，每一次稽查行动都考验着执法者的分寸感。小说中最动人的场景往往不是戏剧性的冲突爆发，而是那些细微的权衡时刻：周江福面对老企业家的欠税申请时，如何在制度刚性与人情温度之间寻找平衡点；赵佳在发现同事违规操作后，如何独自承受举报与否的心理煎熬。这些情境之所以具有普遍意义，是因为它们超越了税务系统的特定语境，触及了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规则与例外、忠诚与背叛、个人良知与集体压力的永恒命题。
陇山对“小人物”的持续关注，构成了他创作伦理的基石。无论是《九层岩》中在岩层间刨食的农民，还是《望梅止渴》里在报表堆里度日的公务员，他笔下的人物都共享着某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卑微感——不是道德层面的卑下，而是面对庞大结构时的无力与坚韧。这种卑微感拒绝被浪漫化为底层苦难的崇高化，也拒绝被简化为社会批判的标本。陇山写他们，如同写自己：带着理解的同情，也带着清醒的审视。当小说结尾处，周江福在退休前的最后一次巡查中，独自站在空荡的办税大厅里，听着中央空调单调的运转声，这个场景与《九层岩》中老教师擦拭黑板擦的画面形成了跨越文本的呼应。两种截然不同的职业，两种看似无关的空间，却在“最后”与“孤独”的交汇点上，共同诉说着一种关于时间、劳作与意义的沉默寓言。
小说中的“梅”意象值得反复品读。它既是古典传统中精神超越的象征——“望梅止渴”的典故本身便蕴含着以想象战胜现实的智慧，也是当代生活中苦涩自嘲的载体。陇山笔下的税务干部们，何尝不是在以各自的“梅”来抵御职业倦怠与存在焦虑：有人寄情于戏曲，有人在收藏中寻找慰藉，有人在宗教信仰里获得安宁。这些“梅”的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作为心理防御机制功能——让人们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能够继续生活。这种对“幻觉”的肯定，并非犬儒主义的逃避，而是一种深刻的现实主义：它承认人性的脆弱，承认意义的稀缺，承认在有限的条件下，人只能以有限的方式自我救赎。
读完珑山两部作品，我有种站在“九层岩”上“望梅止渴”的渴望！珑山的“九层岩”是垂直的、沉重的，象征着历史的沉积与命运的不可逃逸；“望梅”则是水平的、轻盈的，代表着精神的超越与想象的自由。这两种姿态并非对立，而是构成了地方写作的张力结构——既扎根于具体的土地，又向无限的可能敞开。这种双重性在陇山的个人经历中同样清晰可见。从基层税务干部到地方作协主席，从毕节山区的农家子弟到贵州省文学界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身份转换本身就跨越了体制内外、城乡之间、专业与业余的多重边界。
《望梅止渴》的结尾处，珑山以第一人称的独白收束全篇：“暮年的时候，在路边的小树下晒太阳，或者像梅干一样在自己的梅园中唱戏，我们什么也不缺，其实什么也没有，也就什么也不必。”这段文字与小说整体的写实风格形成明显的断裂，却恰恰是全书的精神内核所在。它宣告了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和解——不是通过问题的解决，而是通过问题的内化；不是通过外部世界的改变，而是通过主观态度的调整。这种“望梅止渴”式的生存智慧，是中国传统中“随遇而安”的时代变奏。
陇山的文学世界具有一种“反史诗”的特质。他拒绝提供关于乡村变革或体制改革的宏大叙事，拒绝将人物命运嵌入时代进步的轨道，而是执着于那些无法被整合的碎片：一个老税务员对算盘的手感记忆，一次酒后失言造成的同事隔阂，一张泛黄的照片引发的短暂怀旧。这些碎片拒绝升华，拒绝象征，拒绝进入任何更大的意义结构，却正因如此而获得了某种本真的力量——它们是生活尚未被话语驯化的部分，是经验抵抗概念化的残余。
站在“九层岩”上“望梅止渴”，这是珑山创作两部长篇小说的“核基地”，两者缺一不可：没有根基的超越是空洞的，没有超越的根基是僵死的。陇山的创作实践，正是在这两极之间寻找平衡点的持续努力。他的成功与局限，都源于此；他的价值与意义，也在于此。
贵州的山水走不出去，也不必走出去。陇山的文学世界足够广阔，因为它足够深入；足够普遍，因为它足够具体。在这个意义上，“站在‘九层岩'上‘望梅止渴'”不仅是对一位地方作家的准确描述，更是对文学本身存在方式的深刻揭示——我们永远站在某个有限的岩层之上，却依然可以向无限的梅林眺望；我们深知止渴的渴望无法真正满足，却依然可以在眺望中获得继续前行的动力。
（作者：刘存荣）
作者简介：我老家在一个名叫“阿里的”的山村彝寨，自小在这里饮汲着牛屎堆堆的幽香、揉捏着银河系的梦呓长大，祖辈世代都与大山为伴，纯朴的农耕文化根植于家族血脉中。自幼在温暖的火塘边聆听着祖辈口口相传的古老传说，那些关于英雄、神灵与自然的故事，成为我童年的珍贵记忆。这些质朴真实的乡村元素，构筑了我对故乡与民族的深厚情感。参加工作后，先后在多个岗位历练，从基层法庭庭长、乡政党办主任做起，后转型从事新闻媒体工作，担任记者、编辑及广播电视局总编，随后进入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历任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并承担过610办公室主任等职。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诗歌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生态学会、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西部散文协会云南分会秘书长，历任州作家协会秘书长、州网络作家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