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期以来，彝族文学批评的参与者主要是彝族身份的学者、诗人和作家，他们从自身创作结合民族性、地域性等对彝族文学展开批评和研究，在自己喜爱的领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界较有影响。
关键词：彝族身份；写作；文学批评；地域性；民族性
新时期以来，从事于彝族文学批评研究的彝族批评者在学习、借鉴和运用西方文艺理论的过程中，开始自觉地来关注、参与和研究彝族文学。彝族文学批评呈现出彝族学者或诗人、作家参与的特点，他们结合自身创作体会和感受，从现当代的作家、文学作品出发来研究彝族文学、文学的艺术特色、思想内容等等，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一、感与悟的共舞：写作与评论兼备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活跃在彝族文学批评界的批评者大多是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并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他们既是诗人、作家，又是评论家，他们往来穿梭于对生活的感受体验与对世界的思悟之间。在文学作品中，他们尽情地用诗性的语言建构自己的文学领域；在文学评论中，他们理性地用独具的慧眼来品评他人的文学作品。在双重的身份中，游刃有余地挥舞着时而感性、时而理性的笔书写着自己的感与悟。
黄玲，女，彝族，1959年出生。云南昭通人，1982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长期从事高校教学和文学创作。现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协会员，云南省写作学会副会长。其文学作品有长篇小说《孽红》（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年）、中篇小说《母性土地》、《男人辛苦》、《情之惑》、《逃离校园》、《寻访陇三娘》、《戏剧与场景》、《金蛇狂舞》、《鹤之舞》、《鹤影》、《姐妹痣》、《苍天有泪》、《纸房子》、《红尘恩怨》、《芙蓉花开》、《在假期飞翔》、《玫瑰芬芳》、《妖精女生》、《震殇》、《致命病毒》、《心魔》、《破茧成蝶》、《房子那些事儿》等。黄玲的小说创作大多从女性的视角来看待人生、社会，体现出女性作家创作的细腻、生活化的特点。除此之外，她还出版了3部文学研究的专著：《李乔评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2008年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09年荣获“第三届全国女性文学奖”；《妖娆异类——海男评传》（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这3部专著既有对个体作家的研究和评述，如对著名彝族老作家李乔一生的传记性书写，对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云南女作家海男的评论性研究，还有就是对云南各族女作家、诗人的研究和评述，其中包括纳西族、汉族、拉祜族、佤族、哈尼族、彝族、回族，还有就是对三代云南女作家的全局性关照。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研究性和评述性论文发表：《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昭通女作者散文综论》（《昭通学院学报 》 2013第1期），《底层写作的爱与痛——吕翼小说侧论》（《当代文坛》2012年第4期），《高原意识与女性意识的坚守者——论白族女作家景宜及其创作》（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1 期），《在率性与快意中升华——论李骞诗集《快意时空》的艺术追求》（《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 2010年第2期），《在文学天空下的向死而生——论海男写作中的死亡意识》（《思想战线》 2009年S2 期），《佤族作家文学的第一声木鼓——董秀英小说论》 （《职大学报 》 2008年第2期），《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创作与发展》（《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7年第6期） ；《高原放歌——论夏吟诗歌的艺术追求》（《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3期），《于坚散文的诗性精神》（《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当代彝族女性写作的价值和意义》（《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2期），《新散文的意义和所面临的处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林清玄散文的禅意》（《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等。
李骞，男，彝族，1963年出生，云南省昭通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云南省委委员，曾任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人文学院院长，现任教务处处长、教授、中国现代文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198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诗刊》、《文学评论》、《文艺报》、《十月》、《文学自由谈》、《西北军事文学》等报刊发学术论文近百篇及诗歌、散文、小说两百余首（篇）。出版有论著《作家的艺术世界》（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20世纪百年中国新诗流派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现象与文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立场与方法》（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文学作品专著《彝王传》、《快意时空》、《十朵刺玫瑰》等。除此之外，李骞还发表了许多论文：《存在的焦虑：论《野草》的生存哲学》（《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昭通作家群”探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1年第5期）， 《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宗教精神的比较分析》（《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2期），《文化的地理写作——论当代大凉山彝族诗群》 （《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6期），《平实的深刻：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6期），《情感：诗歌结构的符号艺术》（《文艺争鸣》2012年第10期），《大地悲歌：论雷平阳诗集《云南记》的死亡意识》（《当代文坛》 2011年第6期），《结构：诗歌的内外组合美学原则》（《当代文坛》2012年第3期），《崇高的美：论李瑛的西部诗歌》（《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诗心如火：论李瑛四十年代的诗歌》（《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4期），《论晓雪爱情诗的审美价值》（《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等等。
罗庆春，男，彝族，1964年出生于，四川省冕宁县人。其彝名为阿库乌雾，九三学社社员，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理事长，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秘书长，四川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1984年开始发表彝文作品，1986年后从事彝汉双语创作。文学作品有诗集《冬天的河流》（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是中国第一部彝文现代诗集，散文诗集《虎迹》（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是彝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彝语现代散文诗集，汉语诗集《走出巫界》（成都出版社1995年），汉语诗集《阿库乌雾诗歌选》（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诗集《密西西比河的倾诉》（作家出版社2008年），人类学散文集《神巫的祝咒》（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学术论著有《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论》（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参与编著《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彝脉：第二母语的诗性创造》（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等。发表了论文《论吉狄马加诗歌的文化品格》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5期），《寓言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当代形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生命的突围与审美的重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歌的文化策略》（《民族文学研究》1995年第4期），《贾瓦盘加双语小说叙述模式论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阐释：从意义的追寻到意义的消解——试论彝族女诗人巴莫曲布嫫诗歌的美学指向》（《民族文学》1996年第9期），《自我放逐与自我拯救——论阿苏越尔的诗歌精神》（《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现代迷狂与民族梦魇的精神独白——巴久乌嘎小说艺术文化心理透视》（《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灵界的爱情——论俄尼·牧莎斯加的诗歌创造》（《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从“文化混血”到“文学混血”——论彝族汉语文学的继承、创新、发展》（《天府新论》1998年第6期），《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诗歌创作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灵与灵的对话——倮伍拉且诗歌创作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情爱的历史与历史的情爱——马德清抒情诗创作述评》（《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魂系大山：时长日黑彝文小说创作评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转型与构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当代转向》（《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穿越母语：论彝族口头传统对当代彝族文学的深层影响》（《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4期），《“文化混血”：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文化构成论》（《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口头传统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以彝族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凉山彝族民间叙事中稻作文化的文学人类学解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历史使命与文化尊严——中国当代多民族母语文学发展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等等。
借助语言文字的魔力，这些彝族文学批评者们在感受中书写，在书写中抒情；在阅读中感受，在感受中点评，他们的创作与评论的双栖角色注定了他们对文学特殊的情感，对文学执着的追求，对文学文本的品悟。他们既在建构自己的文学大厦，也在营建别人的文学场域，实现着自我价值的同时，宣扬着他者的成就。在现在这个自媒体时代，自己作为媒源而写作，自己作为介桥而批评，两种生活统筹于文学这个大舞台上，共舞出自我与他者的文学风采。
二、血与缘的合唱：民族文学和地方文学并举
像如上的三位彝族文学批评者，他们血管里流淌着的雄健豪迈的彝族血脉奔涌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同时也表现在对自己本民族文学的时时关注当中。这是少数民族身份的文学工作者无法回避的。这是一种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相结合的结果。
彝族女文学批评者黄玲，从女性的视角来研究彝族女性文学的创作，曾写有论文《当代彝族女性写作的价值和意义》（《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2期）。在文中，黄玲梳理了新时期以来彝族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在文坛上相继出现了凉山写彝文小说的阿蕾、写诗歌的巴莫曲布嫫、写小说的冯良，贵州写诗的禄琴，包括作者自己，她们的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得到了充分的肯定。黄玲指出，在新时期要经历三重解放，即：第一重是政治的解放；第二重是文化和心理的解放；第三重是民族身份和性别意识的解放，作为彝族身份的女性文学创作者才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笔书写对世界的看法。除此之外，黄玲还对当代彝族文学的开拓者——李乔进行了传记性描述，从李乔的个人生活经历讲起，其中还对曾经创作过《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长篇小说的李乔的艺术个性进行了总结，并对其在彝族文学史上的重要作用给予了总结，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完全是一种文化上的自在行为，是潜意识里对民族文化的自觉认同。”[1]
彝族文学批评者李骞曾写过一篇论文《文化的地理写作——论当代大凉山彝族诗群》（《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6期），该文对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大凉山彝族诗群”（他们是出生于凉山的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巴莫曲布嫫、阿库乌雾、倮伍拉且、阿苏越尔、马查德清等20多位）进行了研究和评述，他指出“他们的诗歌写作行为，都深深地散发着彝族古老文明的文化芳香，他们用诗歌描述了大凉山彝族人民的物质生产习俗，记录了这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生动别致的生存方式。那些心旷神怡的传说，那些充满历史回忆的古老文明，都在这个写作群体中找到了美好的注释。阅读这个群体的诗歌，实际上就是聆听这个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播之音，就是接受这个民族诗意的民俗文化之美。”[2]李骞认为“大凉山彝族诗群”的诗人们的诗歌创作不仅汲取了凉山彝族传统文化资源，而且还记录了他们休养生息的凉山的自然地理环境的一切。他认为：“用现代诗歌技巧言说古老的文化传说，描写自然的神奇广大，是大凉山彝族诗群的共同艺术目标。”[2]由此可以看出，李骞作为生长于云南的彝族文学批评者对保留得较为完好的凉山彝族文化的认同，对在凉山坚守诗歌创作的彝族诗人同胞们的致敬和赞许。
彝族文学批评者罗庆春更是自觉地担负起品评和宣传介绍彝族诗人的责任，他先后针对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巴莫曲布嫫、倮伍拉且、马查德清、阿苏越尔、俄尼·牧沙斯加、霁虹、鲁娟的诗歌，彝族作家贾瓦盘加、巴久乌嘎、阿蕾、时长日黑、诺尔乌萨的小说和散文等写过相应的评述性文章。《论吉狄马加诗歌的文化品格》（《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5期）中指出“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不论从艺术风格还是从思想蕴含方面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艺术建构和创造性启示，成为当代彝族文学创作无可厚非的典范，并突出地表现出一代民族先觉者的文化心态和文化策略。”[3]同时，罗庆春还指出作为新时期彝族诗歌的代表——吉狄马加的诗歌具有“文化内视品格”、“文化溯源品格”、“文化批判品格”、“文化救赎品格”的特性，对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对这些具体个人的文学作品研究的基础上，罗庆春曾写过一篇文章《从“文化混血”到“文学混血”——论彝族汉语文学的继承、创新、发展》（《天府新论》1998年第6期）对用汉语书写的彝族文学的现状进行了梳理，从明朝的高奣映开始一直以来直到当代的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他们这些彝族作家诗人在接受了汉语文化后开始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他们对文学创作的语言文字有双重渴望（一方面是对彝语母语掌握的渴望，另一方面是对汉语表现的渴望），对用汉语创作文学的彝族作家和诗人们，罗庆春提出应该在题材内容的叙述层、文化意义的表现层、观念意识的超越同构层三个方面实现更新更高的超越，从而让彝族汉语文学从“文化混血”走向“文学混血”。
作为彝族文学批评者他们不仅有民族的血缘情怀，在他们身上还有对地缘的观照。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中国民众与生养地域的关系有过论述，“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关系的一种放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4]
黄玲除了对彝族女性文学的研究以外，还把目光投向了自己出生成长和工作的地方——云南，关注云南的女作家群如赵银棠、李纳（彝族）、岩香兰（布朗族）、景宜（白族）、董秀英（佤族）、玛波（景颇族）、司仙华（傈僳族）、方云琴（傣族）、李云华（彝族）、黄雁（哈尼族）、白山（回族）、和晓梅（纳西族）等等。云南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其多民族文学的发展也是必然的，但是黄玲搜集整理和研究了云南多民族的女性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并写下了专著《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和一系列与此相关的研究性论文。
李骞于2011年写过一篇文章《“昭通作家群”探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1年第5期），文中对出现在云南省昭通地区的“昭通作家群”文学现象进行了分析：分析了“昭通文学现象”形成的原因、现状、特点（创作人员多，涵盖文类广，成果多，创作队伍稳定，影响大）、存在的问题等等，客观地对其进行了总结和评述，并对其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殷切希望。
罗庆春常年致力于彝族文学研究和批评，特别是凉山彝族文学，在其发表的50多篇论文中有40多篇是关于凉山彝族文学的，在他的身上也明显体现出血缘与地缘的结合。他曾写过文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诗歌创作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把研究视野投向了四川省的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木斧（回族）、吴琪拉达（彝族）、冉庄（土家族）、栗原小荻（白族）、何小竹（苗族）、吉狄马加（彝族）、巴莫曲布嫫（彝族）等等，文中指出这些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实现了语言的超越、表达方式的超越、宗教精神的超越，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缺点和不足。
三、象与意的复调：个体研究和总体研究同步
在三位彝族文学批评者的身上，可以看到他们对文学、彝族文学、民族文学、地方文学研究的共同特点，同时也观察到了各自不同的研究旨趣：黄玲侧重于女性文学，李骞偏重于现代文学，罗庆春青睐于母语文学，在相关的领域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三者的文学批评是在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他们对文学的研究既有对个体作家或诗人、个体文学作品的研究，也有对总体文学现象、文学规律的归纳和总结。
黄玲对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诗人的研究和批评成果主要集中在她的专著《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综论》一书当中，书中“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扫描（一）（二）（三）”、“云南汉族女作家的散文创作”、“云南汉族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云南汉族女作家的诗歌创作”、“云南女作家群众的‘80后写作”等等章节是对云南各个时期、各个民族女性文学的个案式研究和批评，还有对各种文体（除了诗歌、散文、小说以外，还有就是纪实文学、儿童文学等）的女性创作情况进行了梳理，而且还总结归纳了云南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呈现出的一些共同的特点：她们的创作具有高原精神，她们的创作具有多元民族的特点。在对云南当代女性文学所取得的成果充分肯定的基础上，黄玲还指出云南女性文学的发展应该“立足于云南本土丰富的民族写作资源，探究女性以及少数民族女性的深层状态和追求，写出走向全国的优秀作品”[5]。
李骞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梳理是颇具特色的，他曾出版过专著《20世纪百年中国新诗流派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该专著梳理了20世纪在中国文坛上出现过的各种诗派：“放脚体”派、写实派、小诗派、浪漫派、湖畔派、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中国诗歌会”、七月诗派、晋察冀诗群、新民歌体、九叶诗派、台湾现代派、“蓝星”诗群、“创世纪”诗派、“葡萄园”诗社、“笠诗社”、台湾后生代诗、朦胧诗派、新“边塞诗”派、“新生代诗群”，对大陆以及台湾的各个时期出现的诗歌流派进行了介绍，对各流派的代表作家的作品进行了评述，是对中国20世纪百年诗歌史的一大贡献。除此之外，李骞还于2013年出版过专著《中国现代文学讲稿》，该书中以10年为一个时间节点，详细介绍了“五四运动”一直到1949年三十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潮、主张、文学成就，其中对著名作家诗人，如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茅盾、张恨水、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赵树理、艾青等等有详细的介绍和评述。除这两本现代文学的专著以外，李骞还发表过很多文章，比如《存在的焦虑：论〈野草〉的生存哲学》、《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宗教精神的比较分析》、《平实的深刻：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崇高的美：论李瑛的西部诗歌》、《诗心如火：论李瑛四十年代的诗歌》、《论晓雪爱情诗的审美价值》等，对中国现当代文坛的文学名家的作品进行研究和点评。
罗庆春作为双语诗人兼文学批评者，一直以来坚持双语（彝语、汉语）创作，在学术生涯中也坚持主张“第二母语”（汉语作为全国少数民族必须掌握的语言，全国通用语，成为了少数民族母语之外的第二母语）的观点，鼓励和宣扬母语文化和母语文学。2013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历史使命与文化尊严——中国当代多民族母语文学发展论》，该文中指出：多民族母语文学共同缔造了“中华多元一体”的文化形态，多民族母语文学是母语文明传承与创新的载体和方式，多民族母语文学是各民族主体性、尊严性生存与发展的保证和标志，多民族母语文学必须以各民族高度发达的母语教育为基础和前提，多民族母语文学的翻译影响了母语文学的创作水平和质量……最后，还郑重提出中国多民族母语文学的发展必须得到重视。另一篇论文《“第二母语”的诗性创造》中，明确界定了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就是利用汉语来进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语言问题，“由于‘第二母语具有更加广泛的使用空间和认知范围，也由于境内各少数民族母语文化发生历史性的演变，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在更深层次和空前意义上‘遭遇汉语，这一文化命运要求少数民族作家用‘第二母语去表现‘第一母语所积淀下来的精神文化遗产，同时还要处理好‘第一母语文化与‘第二母语文化碰撞产生的思想火花与时代精神的关系。”[6]罗庆春曾于2001年出版过专著《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论》，该专著对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形态、策略、宗教精神等等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少数民族汉语诗人必须以迥异的认知观念和独特的语感能力对所使用的汉语的表意体系和诗性要素进行深刻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上升到全面的反省与重构的努力。”[7]（P.7）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文化混血”与“文学混血”的命题，“文化混血”是时代的要求、是文明进步的要求，由此而来的“文学混血”也就在所难免，他认为“中外古今，任何成功的文学艺术创造，无一不是在艺术家们文化大综合，智慧大凝结，知识大汇集的基础上建构而成的。需要注意的是在具备这种总体观念意识之后，还应在具体的艺术实践当中，即‘混血过程中强调作家自己的主体性和主体观念，防止作品只有知识和观念的冰冷堆砌，没有本民族诗人所应特有的艺术创造的真实贡献。”[7]（P.58）
在对具体的作家文学作品的形而下研究过程中，他们逐步总结和提升，提出了各自形而上的观点，或是关于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特点，或是关于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进程，或是关于倡导母语文学，兼顾个体与总体，在文学批评领域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风格和成就。
四、存与续的焦虑：现实关怀与未来构想携手
彝族文学批评理论从举奢哲、阿买妮等开始已经逐渐形成了彝族文学创作者对文学创作和书写的经验性总结和指导性认识。《彝族诗文论》、《彝语诗律论》之后，举娄布佗《诗歌写作谈》、布独布举《纸笔与写作》、实乍苦木《彝诗九体论》、布塔厄筹《论诗的写作》、布阿洪《彝诗例话》、布麦阿钮《论彝诗体例》陆续问世，将彝族文学批评理论主要是诗学批评理论推向了顶峰。这些既是他们从自己的现实创作中来又指导着后学者的现实创作，他们从现实关怀出发为未来指引方向。从明代的彝族诗人、学者高奣映开始，彝族文学批评理论逐渐接受中原文学作品及相关文学批评及理论，因为这是受“中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影响而致的。到了清朝中叶，彝族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个奇才李云程，他写下了《古文笔法》一书用于现实应试的写作指导，一时畅销不衰、洛阳纸贵。其实这本书也是文学批评专集，其中详细例举并点评了古代名家的作品，明确指出各作品对于写作的模范作用，如点评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评解：随记随解，记体中千古创调也，亦千古绝调也。劈首用一“也”字，生出下二十“也”字。然首一“也”字，是拖起下文，尚应，与下众“也”字实然者不同。从来文中用“也”字之多，无过于此，故独出一奇。闻公初起稿时，从四方说来有数句，共二十余字，后尽例，作此五字。省而括，高而洁，于此可悟作文不责冗长。又朝暮四时等，赋记中皆成套语，此只六句了之，亦见其人详我略，故不落俗。至末始点明一法，后来古文时文多祖之。盖欧公作《秋声斌》及此首，于作小题法最宜，学者熟读可也。
与这些前辈相比，新时期的黄玲、李骞、罗庆春更是生活在文化大融合、大发展的时代，信息量庞杂，铺天盖地而来。他们走出彝区接受了高等教育，还都先后到北京汲取了最新的文学信息、文学理论的营养，在他们身上西方文学理论、中国传统文学理论、西方文学理论，甚或还有彝族的诗学理论相互交相辉映，共同影响着他们对文学、彝族文学、地方文学的创作和批评。
黄玲，从女性文学的角度，“女作家的作品，从艺术风格上把握，大都体现出阴柔、诗意、忧伤的情调——这是女性生命在历史的压抑中形成的，对苦难的承担和净化。她们以纤细敏感的心灵感受世界的丰富。”[8]（P.13）特别是从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角度对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现状进行了梳理，并指出这些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体现出一种自觉的历史责任意识，一种精神的突围、流浪和回归，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立足和超越等等特点。对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创作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肯定的前提下，黄玲也严肃地指出“面对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势头，这支写作队伍也需要不断地整合，需要对自己的写作进行认真思考，寻找创新超越的可能……立足云南本土丰富的民族写作资源，凸显高原立体、博大、厚重的特色，写出走向全国的优秀作品，这应该成为云南女作家们的共同追求。”[8]（P.44）
李骞，从黑格尔的美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波德莱尔的诗歌到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中借鉴其各自观照文学的方式来关注冰心、鲁迅、晓雪、李瑛、雷平阳甚至当代“大凉山彝族诗群”的诗歌创作，从这些诗人的作品中，他解读出了各自对现实的关怀：冰心的博爱、鲁迅的奋激、晓雪的爱意、李瑛的热烈、雷平阳的悲情、“大凉山彝族诗群”的故土情怀……他们各自在现实中书写，通过书写记录现实之思。通过对他们的研究，李骞认为只有立足现实，关注现实，反映人间疾苦、反映自我感受、反映自然生态和社会变迁等等，才能是比较好的文学作品。同样，他身为云南的彝族作家兼文学批评者，他也关注云南作家的文学创作现状和未来。为此，他在接受访谈时指出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年轻的一代作家有一种满足感，成为作家后，不善于思考，我觉得任何一种民族，如果他仅仅局限于本民族的东西，不把现在的东西，不把本民族以外的东西融合到他的民族中去，就写不出好作品来。”[9]
罗庆春，从少数民族母语及母语文学写作传承等现实方面给予了热情关注。他认为母语及母语文学是各民族母语文明的核心载体和精神遗产，语言的认同是祖国认同、故土认同、家园认同的基础，而在越来越全球化的背景下，语言的消亡速度令人震惊，因此尊重各民族的母语、保护各民族的母语、传承各民族母语是当务之急，为此他撰文大声疾呼“我国多民族母语的传承、传播与发展是关系到多民族现代国家历史、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和未来文化命运的文明根基和文化建设工程。无论从国家利益，还是从各民族人民的文化尊严以及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上看，都必须得到科学、合理、民主、和谐的重视与发展。”[10]
因此，新时期以来的这些彝族文学批评者面对多元文化的现实，他们的思考的复杂性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必须面对来自外国的文学作品，理解接受外国的文学理论，同时又结合本民族、本地区的特色来创作和批评；他们还得面对汉语文学的濡养，调整和融合自己的文学素养来与汉语的文学世界展开对话与交流。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包容的特点，女性文学、中外诗学、母语文学、彝族文学、地域文学等等这些是先贤举奢哲、高奣映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无法也不可能面对的问题。作为新时期的彝族文学批评者的他们，必须迎面而上，处理好文化多元与民族认同、文学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自觉担当起作为具有彝族身份的文学批评者的文学责任和历史使命。他们在对本民族文学关注，对各自领域内提出的理论和见解已经影响着年轻一代彝族学者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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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民族学刊》2016年1期；文字来源：范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