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云南彝族作家中，米切若张的散文具有一定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事实真实、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贯穿其中，呈现出鲜明的“非虚构”色彩。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广阔的民族时空观念折射出作家散文厚重的民族文化内涵，对于文化景观的挖掘则展现出一派优美别致地域风光。诗化的语言和陌生化的方言，雅俗相融，报人身份又赋予散文简洁明了的语言风格。作家始终立足于真实的生活，以其彝族的身份背景，用诗意简朴的语言，彰显出与众不同的创作风格。
关键词：米切若张；散文；创作风格
米切若张，彝族作家，汉名张永祥，出生并成长于云南武定县的彝族乡村。以写诗步入文坛，出版诗集《痴情》之后，其文学创作主要朝着散文发展，凭借2001年出版的散文集《情感高原》，荣膺第七届骏马奖桂冠，另著有文化散文和报告文学多部，以其独特的创作个性成为云南颇有成就的彝族作家之一。
1. 鲜明的“非虚构”色彩
米切若张的散文立足于对真实事件的叙述，“真实性是散文的一种基本属性。真实，也是散文的力量之所在。散文之所以能感染读者，影响读者，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读者相信作者所写的内容是真实可信的，而不是编造杜撰虚构的。”[1]始终以“真实”贯穿，介入现实，观照“当下”，作家这种写实纪实的散文风格，正契合了“非虚构”的叙述策略和精神内核。
真人真事的捕捉，还原一个实在的生活现场，散文的回忆和经历真实几乎展现出作家大半部分的生活情况。散文集《情感高原》中，回忆故乡系列散文篇章再现了儿时的亲人事迹。《羊倌父亲》《父亲的烟缘》和《父亲的毡帽》三篇以父亲的放羊职业、抽烟习惯和贴身毡帽为情感线索层层展开，试图勾勒这位“农民父亲”一生艰难的生活状况和的质朴爱子的精神魅力。《倚门的母亲》中作家从“母亲”的出嫁开始写，到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和晚年的“苟延残喘”，将母亲一生的“光荣”事迹都囊括其中。游记散文依托作家亲身经历的见闻进行创作，对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的见而记之是对真实经历的再现。报告文学作品以云南多地农村为真实镜像，通过采访记录，透视出近年来云南农村的生活状态和发展建设状况。历史文化散文居于历史真实之上，对人物、事件、景观等，进行有力地分析组合，以散文的笔触复原了武定狮子山和大姚赵家店、桂花乡的历史人文，展现出文化散文独特魅力。
真情实感的流露，引发了读者强烈的共鸣，故乡亲人和民间同胞是作家的散文情感表达的真实来源。“《情感高原》其实隐喻着两层含义：红土高原上的男子面对母族的深情吟赞;高原般雄浑深厚的情感散发着濡染经久的力量。”[2]为农村的贫困而难过，也为他们的脱贫致富而喜悦，始终以一颗大爱之心，体察着民间生活。故土家园是作家在精神上的皈依之所，在散文中直接表现为对故乡人物的描写，“众多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之类的有名或无名的普通人，正以普通常见的方式和个性独具的手段默默劳动着。他们的劳动既是生命与物质世界相互流转的必然途径，也是日益丰富的人类精神文化的创造根源。”[3]在对亲人以及农村广大民众的辛劳进行细致记叙之下，表现的是作家隐藏其中的深厚情感，这种情感，在真诚平实的叙事中，激发着作家的散文创作。
生活体验的书写，蕴含作家真切的“苦难”情怀，映照心底的童年生活物质贫困和现实生活中所面对的母族生存境况，一度成为作家散文表达的倾向。童年时期物质贫困带来的肉体层面的疼痛，让父亲、母亲成为了最直接的承受对象。作家以“苦”为主题反复渲染，父亲放羊之苦、买烟之苦、育儿之苦和母亲的家务之苦，都成为作家挥之不去的记忆。透过生命个体，物质生活的贫困对母族同胞造成的肉体疼痛可见一斑。城乡差异造成作家在城市的“精神苦难”，作家以他“山里人”的立场对时代发展保持的清醒認识，城市生活的不适是作家“回归”淳朴温情的故乡的缘由。随着脱贫攻坚等政策的实施，母族同胞的物质贫困正在被作家改写成一页页抗争苦难的华章。“真正的苦难文学，并不是要把读者引向身临其境般的痛苦体验，它传达的是一种经感悟后对苦难的理解、超然与达观的态度”[4]，关注生存、张扬生命意识，正是在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贫乏的物质条件乃至精神条件时，散文作家该有的写作态度。
2. 厚重的民族、文化内涵
米切若张对其民族身份清晰而强烈的认同。《我的母族 我的故乡》《我从彝寨走来》等多篇散文中，作家都“不约而同”地肯定其民族身份，并通过史料追溯其民族及其身份源流。透过这样的行为，可以洞见“民族身份”在作家心中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在此基础之上，激发出来的是作家对于民族文化的发扬意识。彝族歌舞、嫁娶习俗、敬酒文化和祭祀文化有力地展现出其彝族同胞生活的文化环境，也从另一个侧面写出了他们敬畏自然、豪爽热情的民族心理。彝族山村和彝族同胞的赞美中蕴含作家深挚热烈的情感，也透露出自己身为彝族一员的自豪;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归属感促使作家为民族的发展而发声，散文中的身份认同则打通了本民族与外界的联系。
站在时代的高度上，在现实和历史的观照中，折射出作家广阔的民族时空观念。武定狮子山、大姚赵家店和桂花乡，便是作家立足于强烈的历史文化意识而进行的书写，利用丰富有趣的历史人文资料及超强的史料甄选能力，对相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再塑，通过历史文化追溯精神家园，在历史的组接之中完成对精神家园、生存和发展空间的探索。“怀古是为了更好地立足今天、展望明天，创造出一种超越古人的生活模式与完美人格。”[5]在社会发展的21世纪，作家回顾历史文化，谋求母族同胞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大量农村题材和扶贫题材的散文，展现出云南独特的地域生活景象，古迹胜景的描绘则从历史文化的层面上，将云南推介了出去，提升了文化品位，在一定意义上，为云南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西南地区的高山和秀景，让作家的散文浸透着一种来自大山的“力”之美，呈现出一派优美独特的地域文化景观。米切若张直观地对云南大地上性情、独特的人物画面和生活场景进行描写，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相互映衬，深入表现着彝乡大地上的个人命运、民俗传统和社会心理。作家立足于滇中楚雄，也不囿于这方故土，其散文创作形成了云南边地的人文风情和自然景色的地域文化散文格局，在对地方文化的洞悉和思考中，丰富了散文的文化内涵，更大限度地呈现出西南大地上的地域风情。
3. 诗意与写实相交织的语言风格
米切若张散文语言最突出的特点是简单真切，“诗性”与“土性”相交融。不假华丽铺陈的修辞，不用壮阔雄浑的气势，充盈着一股“泥土”之气，而文言词语和诗性词句的介入，为平实的语言增添了些许灵动之气。
诗人的身份为其散文增添了“诗歌”语言的跳跃凝练特征。惯于引用古人的诗句，引诗入文在形式上直观地拉近了诗与文的距离，造就了一种视觉上的诗的审美体验。除此之外，语言形式上文言性词句的使用，诸如“……哉”“……是也”“……之”“……然”等，增添了散文语句典雅凝练特征。“游湖只是看个大概……甚憾。……蓝衣蓝裤，裸脚套拖鞋，手粗脚糙，满脸沧桑，人削瘦，发花白……”[6]之类的诗性语句，让语言本身蕴含着的强大的情感隐遁于只言片语之中，这种直接加入诗词的句式、利用诗词语法的语言特色，将散文推上了一个新的审美高度。
方言口语的使用在作家散文中是常态现象。很多篇章中都有楚雄方言的影子。如：“拼死老命”“怪……”“差些乎”“啰里噜苏”等。“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是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虽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7]土生土长的语言，正切合了作家笔下的环境，将一个真实、乡野、古朴的乡土世界呈现了出来，充分描绘出乡村人物的性情内蕴。米切若张散文中方言的使用，情感词占有着极大的数量。如：……（好）得很、呵嗬、真等。这些方言词语简洁短小，却也能够直接爽快地表达滇中农村人民的情感态度。方言语境的置入，有力地提升了语言的表现能力，将读者带进作家的世界，更好地展现出作家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内涵。
报人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作家散文创作，新闻稿简洁明了的语言风格也融入其中。新闻稿行文结构、新闻要素在散文中一应具备，以一种近乎报道口吻进行散文写作，少用甚至不用修辞，大量的白话语言，直接构成了作家的散文，呈现出语言的质朴平淡之美。这种特征在报告文学作品中体现尤为明显，以记录的姿态，走进农村生活的场面，直接将新闻事实、素材加入散文之中。这种行文句式多以短句为主，是什么就写什么的语言形式，正是秉承了新闻稿的写作风格。
综上所述，米切若张三十多年的创作中，始終保持对生活的真诚和热情，描绘了一幅幅现实的生活场景，围绕事实和历史真实展开的回忆性和游记性散文，体现出散文写作的“非虚构”叙事风格。叙事视角始终不离他生长的母族故乡和云南农村，显示出其散文在民族和文化方向上厚重、内涵的选材风格。诗人、农村出身和报人三重身份赋予散文语言诗性与写实交织的风格。综观作家多年的文学创作，其勇于突破自己的精神，始终保持的“真实”、“简单”和对民族、对农村命运的关注和思考，还有对文学的痴迷，都是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
[1] 李朝全.试论散文的真实性[J].中国文艺评论，2018（08）：47.
[2] 杨荣昌.文化传统与民族情怀——米切若张散文创作浅论[J].金沙江文艺，2006（6）：63.
[3] 纳张元.民族性与地域性：云南文学永远的信念坚守与梦想超越[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10.
[4] 斯炎伟.当代文学苦难叙事的若干历史局限[J].浙江社会科学，2005（6）：198.
[5] 曾纪鑫.千秋家国梦[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185.
[6] 米切若张.情感高原[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16.
[7] 胡适.海上花列传·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