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民族之一，彝族文学形成了体裁多样、内容多元等特点，是中国多民族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书面及口头文学中，女性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彝族文学中女性形象根植于彝族社会历史的土壤之中，在历史文化的变迁中形成了丰富的文学形象，其反映了彝族文化中更深层次的思想、审美以及其民族文化内涵，对彝族文学中女性角色塑造的研究能够更好地探索其文化空间中历史、民间信仰等信息的演变发展。
（索玛花 作者：张国忠）
在彝族女性的诸多文学创作中，女性作家对女性角色的创作是从女性的角度描述女性情感、生活以及思想的文学创作，从幕后到台前，从逆来顺受到觉醒反抗，我们在彝族女性作家的笔下看到了彝族女性千年来走过的漫长觉醒之路。当文学作品的作者为女性时，由女性自身表达其主体意识以及性别意识，在女性写作的过程中，她们能够体会和表达出作为女性的独特性别体验。“女性告别由‘他者’代言的时代，进入一个自我言说、自我表述的新的历史阶段。”[1]在早已形成的传统文学典范的基础上，伴随着社会结构、地域、政治、教育等方面因素的变化以及多民族融合的发展，彝族女性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愈加突显，大胆地为传统社会中她们悲剧的命运、所承受的痛苦和不幸发声，展现出属于彝族女作家们的文学风貌。“对于少数民族女作家而言，民族身份与性别身份无疑是构成其身份认同的重要两极，这两重身份之间时而分裂、时而融合，其间构成的张力可以使她们的作品成为一个多重话语纠缠与协商的场域。”[2]本文试图理清彝族文学史上女性形象的演变，在此基础上，以彝族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女性形象塑造为中心来分析彝族女作家创作过程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女性形象塑造的整体取向及其与彝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
一、女神与鬼怪——隐于幕后的彝族传统女性
彝族传统文学中所描绘的女性形象类型丰富，从人物的背景、外貌、情感以及行为都有较为全面和深刻的描写，女性形象既有正面的充满智慧和爱的“女神”，也有反面的狡黠害人的“鬼”，既有顺从屈服受尽磨难的传统女子，也有不堪忍受压迫追求自由的新思想女性。不同时期的书面及口传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变化，展现了彝族女性地位由尊转卑，再到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的社会文化变迁，由此可以看到彝族社会历史的前进、社会结构的演变和各个历史时期多样化的审美以及道德范式。
在彝族起源神话中，虽然不同地区或不同作品有所区别，但诸多神话都对于起源母神进行了描写，例如《勒俄特依》中，神人们在为混沌的宇宙开辟了天地之后，九位女性神扫天地。《阿黑西尼摩》则是塑造了一位“原始母圣”，“阿黑西尼摩”本意便为“天地万物之娘”，宇宙混沌之时，她诞下了天地日月、山川雷电。[3]并哺育了她所孕育的一切，就如同一位母亲一样。《人类的起源》中也说明了动植物起源于“雪母”俄者氏，在动物的起源故事中，凉山地区有“六畜来历”的说法，即女英雄兹子瓦沙历经千难万险从野外赶回了禽兽饲养，才有了六畜。《耕种的起源》、《医药的起源》等等都描述了女性的作为。由此可见，在彝族早期的神话文学作品中非常强调“母性”的重要性，是世间万物之始，而原始神话中女神的形象大多是美丽、智慧、英勇无畏的。因为在原始社会，随着种植业和家畜饲养的出现，男女分工较为明显，男子负责狩猎等活动，而女性负责耕种、采集等产出较为稳定的生产性活动，在原始社会有着更重要的主导地位，因此彝族神话充分体现了对女性的尊崇。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彝族社会是长时间以男权制度为轴心的社会，两性不平等的现象长期存在在彝族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与此同时，彝族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也呈现出褒贬不一的矛盾特征。一方面既有将女性与作恶多端的鬼怪联系起来的传说，也有对女性表现出歧视的“尔比”流传，女神的描绘逐渐转变为“女祸”[4]。在早期彝族文学中，并没有“鬼”，而后来“鬼”的出现就是从美女姿姿里扎开始的，自此女性由神成为了“鬼”。在“尔比”中，有“母贱子不大。”“三百女兵，不如一个伤鼻男人。”“耕地母牛行，母牛不能劈坎坎；说话女人行，女人不能断案子。”[5]。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文学中，女性形象要么阴险狡诈要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并且对女人的行为进行了当时道德上的规范，要求女性以夫家为天，否则便是德行有亏；另一方面在叙事长诗和神话故事中，也有不少女性角色并不愿忍受压迫，她们奋起反抗，亦有劝导尊重女性尤其是母亲的“尔比”口口相传。例如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流传着咪依鲁的故事，她为民除害，与意图抢占民女的恶霸同归于尽。彝族被人们称之为“诗的民族”，除了叙事长诗之外，彝族的女性在歌谣的创作中尤其能够展现女性创作者的情怀和才情。许多彝族的歌谣是由千千万万彝族劳动妇女创作的，她们或许没有像阿买妮或是安履贞一样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但她们留下的歌谣，都是彝族女性劳动生活的血泪史。她们或许没有受过教育，但她们吟唱的歌谣都倾注了她们的悲喜苦乐。歌谣中的女性形象缺少艺术的雕琢，更多的是创作者的心声，也更加贴近生活。“乡村妇女歌谣中所吟唱的是受传统家族制度压迫的悲惨生活，歌谣是妇女的‘家庭鸣冤录’‘茹痛记’。”[6]彝族歌谣中的女性形象与其说是文学塑造，不如说是当时彝族女性生活的真实反映。在彝族“尔比”中，亦不乏勤劳、勇敢、善良的女性，例如“母女皆勤能，粪堆堆九重，五谷堆尖尖。”“贤女待重客，勇女杀敌人。”“庄稼苦荞大，人间母亲大。”[7]等等。
除了歌谣创作者，彝族女性中也亦有青史留名的作家、诗人。彝族古代女诗人阿买妮写作《彝语诗律论》构建了彝族诗文理论体系。清朝才女安履贞，丧父后在母亲的抚养下长大成人，擅诗文，其诗语言平淡易懂，却又富有新意，感人肺腑，著有《园灵阁遗草》流传于世。然而，在这一时期，对女性的偏见与压迫使得彝族女性权利话语逐渐被压抑和掩盖，彝族传统文学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从尊崇女性到“污名化”女性逐渐转变，并且大多数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都是从女儿、妻子、母亲这三个角色进行塑造的，这也是当时彝族社会对女性态度以及道德行为要求的反映。
二、悲歌与呐喊——走向觉醒的彝族女性
彝族女性参与到文学创作中时，大多仍是将女性群体的身份隐于幕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对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全国范围的妇女解放运动兴起，促使一部分女性意识得到觉醒的彝族女作家走上了文学的舞台，她们用语言文字打破了彝族传统女性的沉默，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语言来书写女性的话语。“这些当代女作家，表现出的不再仅仅是简单的颂歌式的咏叹或者寓言式的赞美，而是以充满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心智，以强烈的人文关怀，面对复杂多变的大世界，探讨现代文明对红土地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思考进退，检索得失，辨析美丑。”[8]李纳、阿蕾、黄玲等等现当代小说家以时代为背景，结合自身的生活体验，通过展示女性受到的压迫、困境，书写了女性的觉醒和反抗，从歌谣中直白的语言和故事上升到文学艺术层面，以此来建构现当代彝族女性的话语体系，让女性形象能够通过公正的书写得以展现。
李纳是新中国第一位彝族女性作家。1948年，她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煤》，长篇小说《刺绣者的花》是李纳的代表作。《刺绣者的花》故事背景设置在抗日战争时期，文中塑造的女性性格迥异，人物形象塑造丰满，女主人公五巧的性格也随着故事的发展而逐渐变化，从一个普通的刺绣工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从文中可以看到一个普通女性在时代的洪流中精神的觉醒和升华。五巧女儿的经历有作者自己的影子，读书写字、投奔革命、主动报名去彝区、远赴延安，作者不仅将她自己的故事和思想融入了笔下的女性角色中，擅于写出女性的心理活动，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对浓郁民族地方色彩的语言运用。
凉山女作家阿蕾的第一篇习作《山茶花》是用母语写作，这标明彝族女性写作另一种可能的出现，即对母语的继承和发扬。阿蕾非常了解彝族山寨的风土人情，也深切体会到彝族农村妇女生活的苦难，并在她的小说中得以展现。《嫂子》一文描写了作为农村女性的嫂子悲剧的一生，从任劳任怨的劳动女性到为爱殉情的女子。她并没有像五巧一样奋起反抗命运，而是选择了用死亡来对传统包办婚姻制度表达抗争。虽然文中并没有明确地表达“我”的思想观念，但字里行间都透着“我”对嫂子的喜爱和思念，对不公制度的愤怒与不甘。虽然嫂子的“反抗”是令人悲痛的，但文化和心灵的解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正是女性在重重压迫下逐渐觉醒的反映，作者将农村彝族妇女生活的最残酷悲哀的一面展示给读者，为无法发声的她们发出呐喊。
黄玲的《母性土地》与前面分析的两篇小说不同，《母性土地》选择了农村与城市三代女性的不同命运交织描写，给人一种女性无论何时何地何种身份都被压迫束缚的窒息沉重之感。在黄玲的小说中，无论城里还是农村，无论经济如何发展，人们的思想不改变，女性的生存环境就依然得不到改变。但文章和《嫂子》的绝望不同，文中的“我”通过兰婶的死认清了男权思想对女性的残害，在告别母亲后走向新的生活，兰婶的女儿翠叶也挣脱了家庭的束缚，选择逃离。作者将希望放在了新一代的独立女性身上，从“我”的身上看到作者作为女性可能面临的困境和面对千百年来彝族女性受到的压迫而带来的责任感，女性从觉醒到做出反抗的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我”并不是完全一往无前，而是不断地质疑甚至逃避，可以感受到作者也不断地在质问自己选择的道路是否正确。
通过分析李纳、阿蕾、黄玲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彝族女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可以看到她们所构建的女性形象深受彝族传统文学女性形象塑造的影响，但也有现当代彝族女性社会角色定位的折射。她们写作中的女性角色并不只有单一的勇敢善良这样的品质，而是根据现实生活构建了更加多元化的性格特色。彝族女性作家以本民族女性的角度，利用更加丰富饱满不带偏见的女性形象来建构彝族族群记忆、文化传统以及彝族女性话语，她们的创作并不仅仅只是为女性发声，而是有着无法磨灭的民族痕迹，她们的作品中有过去的歌谣、“尔比”、神话，也有彝族人勇敢热情善良的群体形象，这种将传统文学与现当代小说结合的写作方式也不断促使彝族文学新的发展，而她们孜孜不倦的写作与创新让女性作家在彝族文学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强大力量。
三、觉醒与转变——理性反思的现当代彝族女性
现当代彝族女作家的创作融合了女性与民族的元素，她们描绘了彝族女性生活经历并对其进行了理性的反思。女性角色在她们的创作中大致能被分为三类，一是如《刺绣者的花》中的巧儿，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普及带来的思想进步，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她们意识到了自己的生活价值，并坚定地迈向了自己的梦想之路。这样的女性角色不仅仅是传统文学中的母亲、妻子、女儿，更是独立的人，她们将女性的角色和价值重新界定，赋予她们民族乃至国家的责任，依靠自己创造更加光明的未来。
二是如《嫂子》中的嫂子，在传统思想的压迫下，许许多多妇女尤其是农村女性发声的权利遭到了扼杀，她们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默默承受压迫也没有意识去谋求新的出路。她们就像生活在暗无天日的监牢之中，唯有死亡才能给她们带来一点解脱。落后的婚姻制度、陈腐的思想传统、鲜明的人物性格在作者的书写中环环相扣，最终带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悲剧，也是彝族女性作家以民族和女性双重身份为那些无法发声的女性所发出的悲鸣与呐喊。
三是如《母性的土地》中的六婆，传统文化中的男尊女卑思想已经深深根植于多数妇女心中，其所表现出的传统思想、风俗习惯等等都在潜移默化中让女人自觉遵守，要求她们必须服从于男权，成为生育的工具，她们曾经备受折磨，自身却又成为男权思想的代言人。她们都曾经是男尊女卑思想的受害人，却转身成为了压迫者，用曾经捆绑住她们的铁链来束缚下一代女性。彝族女性作家以此来反思女性的生存现状、传统社会定位以及对男尊女卑思想的深切忧虑。
回顾彝族女性写作的历程，她们的作品深受彝族历史与传统文学的影响，故事中的女性美丽善良，勤劳坚韧，她们和千百年来的彝族女子一样在彝族传统的男权思想中觉醒、反抗与斗争，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跌跌撞撞前进。她们关注的焦点既有个人的悲欢离愁、喜怒哀乐，也有民族和国家命运。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她们为传统彝族女性的悲剧命运发出呐喊，希望能打破陈旧的枷锁。彝族女作家们通过塑造的女性形象记录了彝族女性的生活劳作、思想和人生，也书写了女性从逆来顺受到觉醒反抗的艰难历程，她们的写作是艺术创作也是纪实文学，是彝族女性主动参与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主动肩负起传播积极价值观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黄玲.当代彝族女性写作的价值和意义[J]民族文学研究，2006（02）：143—146.
[2] 王冰冰.全球化时代的女性经验与民族意识——论当下少数民族女性写作[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5）：123—127.
[3] 罗曲，李文华.彝族民间文艺概论[M]成都：巴蜀书社，2001：20.
[4] 赵锐.女性人类学视野下苗族女性社会角色变迁研究——以苗族口传文学为例[J] 贵州民族研究. 2017,(10)：145.
[5] 王昌富.彝族妇女文学概说[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173—206.
[6] 王均霞. 眼光向下的性别回应：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中的歌谣与妇女[J]. 民俗研究，2020（04）：117-124.
[7] 同[5].
[8] 吉狄马加，阿索拉毅.当代彝族女性小说选[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8：2.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西昌学院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