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杨荣昌）
彝族诗歌有着深厚的生态精神传统，从远古流传下来的民间史诗《梅葛》《查姆》，到当代重要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倮伍拉且、阿库乌雾、普驰达岭等人的诗歌，均表现出鲜明的生态意识。主要体现为呼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批判屠杀动物的野蛮行径和破坏家园的愚昧行为。这充分证明了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学的写作伦理。因特殊的历史和地理背景，彝族诗人多半自小生活在高山峡谷，大自然中的花草树木、虫鱼鸟兽是其成长过程中的重要陪伴，他们天生就与这些蓬勃葳蕤的生命有着密切联系，是典型的“自然之子”，对自然的敬畏感，对万物有灵的坚信，无意识地转化为一种与自然求和谐的审美理想。柏叶是彝族诗人群体中坚持生态书写最决绝的一位，他的诗歌敏锐地捕捉并呈现出时代发展带来的人心嬗变，切中了这个时代的某些症候，传递出鲜明的生态批判精神和建构意识。
一、从对立到共存：相融共生的生态之链
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代，山林中的动物是人们生活的重要来源，他们的狩猎、放牧首先要满足生存的必需。时间进入现代，当生产力极大提高，物质已能满足日常生活之后，人们自觉地反过来思考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于是，对自然之神的崇拜感在心中愈益沉重起来，常常为过去对动物的捕杀，对植物的砍伐而感到不安。强烈的负罪感促使人们猎枪入库，腰刀封存，重新寻找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长久之道。在柏叶的诗歌中，有多首表现出对人类疯狂杀戮动物的愤慨。如《捕鸟者》[注1]：“捕鸟者把自己伪装成了一棵树然后静静地站在一片草地上/身上的树枝是真实的/树枝上的绿叶是真实的/隐藏绿叶里的丝网是真实的/丝网底下鸟笼里的鸟儿是真实的/因为一切都太真实，笼里的鸟儿/开始啼唤笼外自由飞翔的鸟儿/它们是同类，虚伪的友谊/轻易就欺骗了自由的翅膀/直到它们争先恐后钻进那张/看不见的丝网，才猛然发现/里面埋伏着一双屠戮成性的手/这时候，挣扎已经无济于事/自由的天空，已经永远离去/飞翔的翅膀，再也无法展开”。面对大自然的精灵，人类没有丝毫怜悯之心，反而以种种欺骗的手段捕杀它们，以满足个人私欲。诗歌用“树枝”“绿叶”“丝网”等的“真实”反衬人类的虚伪，对人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自私自利给予强烈抨击。在《我梦见过那只豹子》中，这种紧张的对立感稍稍有所缓解。与人类残忍杀戮动物相比，动物对人类却无伤害之意，诗中的这只豹子，在与猎人的对峙中，本可以“一口咬断他的咽喉”，但它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却是“一片暖洋洋的友谊”。最终，猎人“我爷爷”良心发现，决绝地退出狩猎者队伍，实现了从屠杀者到生态环境保护者的转变，并以自身经历现身说法，教育引导更多的人放下猎枪，加入到保护动物的阵营中来。无论诗歌中的场景是否可在现实中找到原型，但它传递出来的价值理念却是值得珍视的，人类在动物面前，确实应该低下高贵的头颅，以平视的身份去面对一切有生命的个体。
《周氏立崖公记》在柏叶诗歌中有点“另类”，它并非叙写自然毁灭，也不是人与动物的紧张对立，但它写的仍然是故乡的另一种“生态”。只不过这种“生态”是远比自然界的失衡更为可怕的人性扭曲。周立崖是从诗人故乡走出去的一位重要政治家和艺术家，他一生勤政进取，在仕途上官居高位，政声显赫，在艺术领域也取得了不凡的书法成就。病逝于京师后，后人为完成其归乡遗愿，不远万里扶灵回到故乡安葬。不料两百余年后，在一场举国疯狂的政治运动中，后世乡邻以“破四旧”为名，将其坟茔毁灭殆尽。周公生前的清廉政声与身后的零落成泥，形成了鲜明反差，由此昭示出故乡人心对文化的基本敬畏感已是荡然无存。这是最彻底而无救的堕落。诗人在周公碑刻被毁数十年后重访凭吊，面对故乡历史上曾有过的人性耻辱，他内心激荡起的愤怒，惊悸和哀痛，久久难以平复。作为诗人，他只能以笔为剑，雕刻下这人性史上极为丑陋的一页，以此告诫后人，毁灭文化的后果是自毁。从故乡人性的沦落可表征，要想重建一种从自然和谐到崇文尚礼，再到伦理有序的生态，注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诗歌可以反映一个民族独特的心理意识和精神质素，从众多彝族诗人有意无意地关注并书写生态主题的诗歌中，我们可以触摸到这个民族饱含忧患的内在情绪。这是一个懂得感恩的民族，感恩大自然赐予的一切神奇美好的事物。当他们面对族人的无知和愚昧时，内心的愤慨才会如此的激烈。甚至就我阅读视野而言，少数民族作家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和书写热情，似乎总体上比汉族作家要强烈得多，这与其所处的环境特点以及自然对其生存和生活的极端重要性有关。而身兼民族歌者和智者双重角色的少数民族诗人，一方面倾情歌颂聚居地秀美的山河与绚丽的文化，一方面又对本民族愚昧落后的生存世相发出痛苦的疾呼，以一个在场者的敏锐直觉，对社会文化生态做出深刻思考与理性批判。在柏叶的诗歌中，一直表达人与自然——包括自然界中的动物与植物——从对立到共存和谐发展的渴望，指出人类应该建立起与自然融合共生的生态链条。
二、从怨天到内省：人心觉醒的生态反思
云南素以植物王国著称，滇中更是以丰富的物产和优越的自然条件成为全省重要的经济带。但是2010年以后连续五六年的时间里，滇中地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重大旱灾，草木枯死，万物萎顿，人们挣扎在与旱灾搏斗的生死边缘。敏感的诗人注定不会漠视这些与生民有着切肤之痛的灾难，他们固然无法从科学的角度去探究灾难的根源，但能以文字来记录下灾难给人们带来的巨大伤痛，铭记下那些或哀痛或感动或发人深思的瞬间。诗歌无力改变世界，这也不是它的责任，但诗歌能够呈示生活的真相，能够软化人心，引导人的精神走向另一种可能。柏叶写了多首反映滇中干旱的诗歌，如《渴死的禾苗》《背水的母亲》和《面对一眼枯井》等，每首诗歌的立意和选材角度都不同，指向的却是相似的主题，即人在灾难面前的艰难生存和茫然无助，流露出诗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满腔悲悯。诗人作为普通民众的写作立场，传递的是来自最底层的真实生存境遇，在巨大的旱灾面前，他甚至发出这样的呼号：“老天爷呀，听说你每天/都要触摸三次人心的善恶/现在，你为何还感觉不到/这么多快要枯碎的心在哭泣”（《渴死的禾苗》）。这是对自然天道的直接叩问，愤怒之情溢于言表。这样的诗歌写作，往往能够接通现实生活的粗壮血管，继承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怀的文学传统，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
“站在黄昏，面对一眼枯井/我感到无话可说/是的，我应该还能听见流水的声音/还能看见倒映在水里浣纱的村妇/然而枯井里已经没有一滴残留的水/那些荒草像疯子的头发/搅乱了作为井的形象/我仿佛觉得心里也出现了一眼枯井/并且同样长满了荒草/并且改变了作为井的形象/那些哗哗流淌的水，那些倒映在/井水里的村妇优美的身影/到哪里去了呢，难道就没有人看见/它们消失时流下的泪水/然而，面对着一眼枯井/我无话可说，我已经感觉到/在我心里疯狂生长的荒草/我还感觉到了枯井后面/那些枯死的树，那些断翅的鸟/正在向我泣诉着悲惨的命运/也许，今天我面对的是一眼枯井/明天我面对的将是一大片枯海”（《面对一眼枯井》）井水的枯竭与内心长满荒草形成一种艺术的同构关系，面对具象化的被遗弃的家园环境，诗人显然想得更远，从一眼枯竭的井水，他似乎看到了“枯死的树”“断翅的鸟”，这是自然遭到彻底毁灭的前奏，是提前发出的警示之音，因为人类再不爱护自然，再不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地保护水资源，那么即将面对的“将是一大片枯海”，人类将失去最后的生存资源。泉水干涸——心里长满荒草——面对一片枯海，这是层级递进的悲伤与恐慌。诗歌没有多么深的隐喻，也无繁复的表达技巧，而是以饱蘸情感的笔墨，将生存的真相毫不留情地裸呈出来，透露出思虑深远的忧患意识。这是那些漠视民间疾苦、凌空蹈虚的诗歌玩家所无法写出的。《背水的母亲》和《疼痛故乡》可作互文解读。前者以白描般的笔法，写了七十一岁的母亲跟随村里人一同到数公里外的取水点背水，面对一路上背水者的诅咒老天，母亲非但没搭腔，反而对诅咒者发出这样的反诘：“谁叫你们把山上的树都砍光了/光秃秃的山箐淌得出水来吗”。这个情节在《疼痛故乡》中再次出现，诗人自小受到的祖先教育是这样的：“千百年来，祖先总是告诫我们/山上的每一棵树都有着/神灵保护，森林，就像是/我们山里人的救命恩人/山上没有了树，没有了森林/山箐里哪来潺潺流水/自古以来，山寨的幸福和快乐/靠的就是，从树根里一滴一滴/挤出来的山泉水，那些山泉水/犹如流淌在我们身体里的血液”。祖先的告诫有如神启，可后人却不知泉水断流的根源是自己对森林不知节制的砍伐，反而怪罪于老天爷把地上的水收回去了。只有母亲洞悉了人类愚蠢行径产生的严重后果：“你们把山上的树砍光了/水从哪里来，不要怪罪老天爷/要怪罪的，永远是你们自己”。这在立意上更深了一层。母亲“一边用毛巾擦净脸上的汗水/一边虔诚地祈求老天下点雨/然后，她总是自责地说上一句/我们做错了什么今后一定改正”。从之前懂得困境的造成是人们的疯狂掠夺所致，这是现实层面的，到后来母亲的赎罪，以自责的态度去祈求上天的宽恕，这就有了更深的意指，标志着诗歌思想从物质向灵魂的层面提升。这不仅体现了一位七十一岁的农家妇女的善良、隐忍，甚至为苦难民众的殉难精神，也留给后人更多思考的空间。母亲的明理忧患与世人的粗俗无知，形成了鲜明对比，诗人显然深受其感染，面对故乡的荒凉与破败，他有一种无言的疼痛，亦满怀憧憬和希冀：“我要告诫那些，只知道/整天诅咒老天爷的人们/再不能闭着眼睛说瞎话/请赶快放下手里的屠刀/哪怕已经无法立地成佛/为自己的今天，为故乡的明天/为永远的后代子孙，快醒醒吧”。这种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虽然少了蕴藉、含蓄的味道，但它的表达的直接性，具有简洁、明快的特点，读来感觉清新、舒畅，生活气息浓郁。
三、从破坏到建构：和谐家园的必由之路
《父亲的森林梦》体现了一种生态意识的正面建构：“父亲喜欢坐在森林里唱山歌/那些山歌全是鸟儿教会他的/他的森林总是用松涛来应和/他每天都诗意地生活在一个/梦想与现实交融在一起的/世界里，他习惯了和石头对话/和风雨交谈，和花草私语/他说，他的生命永远属于森林”。但是后来家乡的山林却遭到了极大地破坏，“一座座原本众鸟欢唱/枝繁叶茂，山泉淙淙/禽兽出没的高山和深箐/已经被伐木者的锯齿/挖矿者的铁牙，还有/烧炭者的火焰，摧毁殆尽”。于是，父亲义无反顾踏上了绿化山林的道路，十五年如一日，与青山作伴，与百鸟为邻，“每年早晨/他让鸟儿带着梦想飞翔/他让青松满怀自由生长/他让鲜花盛开在明媚的阳光下”，直到暮年仍怀有强烈的愿望：“父亲说，他死后，要把骨灰/埋在他的森林里，他相信/他的梦想会带着他的灵魂/像母亲守护婴儿一样/像绿叶守护花朵一样/永远守护他的大森林”。父亲对荒山变绿洲的倾情付出，表现出猎人之子对大自然的深沉感念，也是一代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的情怀，它喻示着疯狂毁灭自然以谋求生存的年代已走进历史，父亲的行为，不仅是对过去人们所犯错误的赎罪和自救，也是一种积极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少数民族诗人自幼多承续悠久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对本民族历史的熟谙超过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吮吸，在面对现实困境时，他们寻求释惑或化解危机的方法，多半选择回归传统，从祖先神话、传奇、经文中找到参照，以期成为应对现实难题的有力武器。彝族是一个典籍文化繁盛、口传文学发达的民族，有着丰富的关于创世的史诗和民间信仰，这些哲理深刻、内涵丰盈的民间文学，成为彝族诗人精神成长期最重要的文化滋养，影响了他们后来诗歌写作的抒情路径和意义探索。在《送魂的毕摩》中可看出，彝族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对祖先的崇拜，能从其传统中寻找灵魂的依托，从而返回族源之地认清自己的来路，进而学会节制、隐忍和感恩。诗人面对现实中人与动物的紧张对立关系，似乎无力解释这些危机的根源，更无法化解这种敌对的状态，只好回到祖先的世界中，如在《做客彝族山寨矣莫拉》这首诗中，从那些口耳相传的神话里，重新恢复一种“猛兽与人类互不侵犯”的审美理想，其指向现实的目的性不言而喻。这既反映了彝族诗人对祖先传统的崇敬与膜拜，也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忧伤与怅惋，同时侧证了彝族传统典籍、礼仪以及由此体现出的鲜明独特的哲学意识和生态观念之强大。彝族崇拜老虎，认为自然万物都是虎变来的，人与虎是相依为命的，从祖先流传下来的经文典籍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集体无意识里，就呼唤一种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状态。因此在《听毕摩诵经》中，诗人写到毕摩经书上关于猛虎的记载，是彝族人心中最温暖而神秘的图腾。诗人对自然生态的坚守，根源于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濡染，重视本民族神话传说中的这些因素，是现代人寻找到心灵救赎的有效通道。
学术界普遍认为，“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并从事和表现独特的生态审美的文学。生态责任、文化批判、生态理想、生态预警和生态审美是其突出特点。”[注2]在柏叶笔下，这种抒情路向被自觉地承传，他诗歌中的生态意识，主要表现为对祖先狩猎的反思，对森林砍伐造成严重后果的内省，以及对远古传说中人与野兽、神灵和谐共处的隐秘渴望。只是应该指出的是，彝族诗人的生态书写，普遍是自发的，随性而为，有感而发，还很少有人能够站在生态主义的高度却进行历史性反思和整体性建构。除了像吉狄马加等少数诗人能从世界主义的高度上来认识并书写生态的价值，其他多数诗人，都是从具象化的个人村庄被破坏而引发感慨。由此可见，彝族诗人的生态书写，依然有着漫长的道路需要走。
注释：
[注1]文中所引柏叶诗歌均引自其诗集《大地星光》，文汇出版社2016年11月版。
[注2]王诺：《欧美生态文学》，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2版。
原载：《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7年第11期
项目金基：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2017年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彝族当代诗歌的生态意识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7ZZX013）
杨荣昌：系楚雄师范学院讲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云南省首批文艺特约评论员，现供职于楚雄师范学院党委办公室，兼任楚雄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楚雄师范学院《彝诗鉴》副主编。
文字来源：彝学微信公众号；主编：巫达；推文编辑：吉差小明
